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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创建之初，西方世界对红军既不了解，也不重视。长征让世界认识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战场上，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军队——“在中国已经证明了奋斗的精神与武器结合起来，就是最大的力量。”“八路军是真正和人民结合的军队。”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被对手认为具有“谜一样的东方精神”。回顾历史，中国军人始终是中国精神的重要创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中国军人的样子很多时候就是中国精神的名片。特别是在那些永载史册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在那些备受瞩目的重大考验面前，中国军人所展现的价值理想、精神境界和英雄壮举，让全世界更加理解到底什么是中国精神，中国精神对于中华民族乃至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军人既是中国历史的重要书写者，也是中国精神的重要创造者。
责任编辑/兰嘉娜、杨思琪
红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这是一支在世界军事史上堪称奇特的部队
英国籍传教士R·A·勃沙特在贵州境内曾经路遇长征中的红军，他这样描绘第一眼遭遇的场景：“这些人都戴着相同的帽子，佩戴着红色标志。帽子的顶很大，有点像西方赛马骑师帽。他们穿的衣服则很杂乱，简直一人一个样儿。他们来自乡下的小村，衣服是随手弄来的，根本不注意布料颜色，其中有蓝、灰、紫、绿、黄、黑色等等。”
那时是1935年，其时的红军已经历了无数磨难，几乎不成队形。人员伤亡，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这是一支在世界军事史上堪称奇特的部队。从出发前到最后建立新的根据地，红军的人数、打扮、装备在行进途中不断发生变化。
红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领导武装起义时，武装部队沿用了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这一番号。“八七”会议后，秋收起义的部队始称为工农革命军。而同年11月在湖北黄麻的起义，部队则称为农民自卫军。12月，广州起义的部队出现了工农红军的旗帜。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民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立了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工农武装，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而红军的正式名字，在一个月后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的《军事工作大纲》明确做了“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命名为红军”的规定。毛泽东、朱德正式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是最早的一支正式命名为红军的队伍。“工农”两字具体显示了红军战士的主要政治成分。接着，全国各地的工农革命军先后奉命改称为红军。
当时的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相比，军事力量处于绝对的弱势。美国《时代》杂志1935年4月22日报道《蒋介石以屠杀对付共产党》：
上个星期，凶猛的蒋介石委员长在苗寨继续对共产党穷追猛赶，让他们无处藏身，接着成百上千地进行屠杀——尽管他是位温和儒雅的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徒。
委员长的美国轰炸机所过之处，片甲不留，令贵州的當地人又新奇，又惊恐。随着屠杀速度加快，每天死亡人数都在上升，从500人、2000人到5000人，在最后4天的屠杀中，一共死了7000中国人。委员长领导的南京政府毫不在乎地指出：“歼灭人数远远少于一个省死于饥荒的人数。这是对付共产党的唯一方法。
1934年11月9日，《纽约时报》在一篇不起眼的报道中说，有四万共产党军队撤离了被封锁数月的江西和福建，此时正在西行途中，“他们沿着粤汉铁路两边的湖南边界行进，在一个一百英里长、十二英里宽的地区‘大肆抢劫’”。
全文仅四行，登在第六版。西方世界对红军并不重视。
长征让世界认识了红军。
综观当年国际上对于红军长征的报道，都对长征给予了高度评价。首先，盛赞长征精神。苏联的《真理报》载文说，长征是“真正革命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大无畏气概的卓越范例”。斯诺认为红军“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海伦·斯诺认为红军有两个特点：年轻和勇于牺牲。她还试图将中国传统的为国家民族牺牲精神和共产党掌握的有革命理想的军队结合起来，探讨中央红军“用光脚板走了二万五千里，靠吃草皮和口号生活之后，还能保持旺盛意志”的原因。王安娜说，红军之所以战胜长征路上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恶劣的自然条件，是因为具有“坚定不移的勇敢精神”和“一往无前的精神”。红军“都是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不屈不挠精神的人”。她曾自豪地说：“这是我的战场，我与中国红军一起浴血奋战！”
其次，称颂红军是新型军队。斯诺认为，红军的优越性是“在战斗中相信自己是为一定目的而作战的”，红军在建军的教育工作方面取得相当大的成功。他在《西行漫记》详细介绍了红军的政治学习制度，认为革命觉悟是维系红军斗志的支柱。在红军队伍中，连普通的战士都知道“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为无产阶级打仗，为解放人民打仗”。海伦·斯诺也认为，红军优越于国民党军队主要表现在：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广大士兵有阶级觉悟;政治工作好，教育好;党员干部是全军的模范战士;军中有完全的民主;官兵一致;战术灵活等。
第三，肯定长征锻炼了红军，保留了骨干，共产党和红军的领袖是中国最优秀的人才。王安娜认为，长征保留下来的部队，在激烈的战火中锤炼成钢铁战士。海伦·斯诺在《续西行漫记》中写道：“长征是个熔炉，它把各种元素都熔在一起了。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有理由把自己看成是优质钢铸成的革命精华，而不是身披铁甲的武夫。”“长征改变了红军的特点，使它从土地革命的战士和保卫者变成新革命阶段有觉悟的先锋战士。”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说：在经历了长达两年多的长征后，红军成为“历史上一支无与伦比的坚强队伍。”
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把共产党称为“赤匪”，甚至有些刊物把红军画成是青面獠牙的怪物。然而，一些外国友人，见证了红军的成长并真实记录下了他们眼中的红军。斯诺认为毛泽东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朱德是少数真正的时代伟人之一。并认为红军“是我在中国十年以来所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他们用自己的笔，向世界展示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一群为了救国救民的中国精英，认为这些人是长征胜利之所在，也是中国希望之所在。 1937年，美国著名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前往陕北苏区，亲身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她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及其他红军将领，并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史沫特莱说：“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更不能描绘出参加长征的红军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受的苦难。”她认为，“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而且不仅于此”，她满怀信心地预言：“长征已经完成，红军正在继续创造历史。”
“在中国已经证明了奋斗的精神与武器结合起来，就是最大的力量”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全国抗日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物质条件最困难。国民党虽丧失半壁江山还毕竟是全国性政权，保持400万以上军队，得到过20亿美元的外援包括大量武器。抗战之初共产党只有5万多人的军队（八路军4.5万人，新四军1万人），武器只有少量枪支，几乎没有火炮，此后又一直得不到外援而要靠战场缴获来获取装备。在只有“小米加步枪”的简陋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没有本钱打大规模正规战，除了“百团大战”这样少有的集中作战外，正确的指导方针便是发动群众打分散的游击战。
侵华日军总头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对八路军的评价是“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
日本战史刊物《历史群像》2002年第10期回忆录：“我和国民党军打过仗，也和八路军打过仗，论武器装备是国民党军好得多，但八路军极善运动，也就是说对战场的控制力极强，随时随地都会向你发动进攻。和他们作战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中。作为战士我们更不愿和八路军交手。……和国民党军打仗，敌人败了就一跑了之，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追击，和八路军打仗，即使撤退，他们也会设下各种陷阱，我们决不敢掉以轻心。”
旅日學者、作家萨苏在北京举行专题讲座“日本兵眼中的八路军”中时给大家讲了两个抗战中的小故事。
一个故事是一个日本士兵在战争中不知所措，天天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看着看着便被洗脑了。
另一个故事是一个日本军官曾经和一个中国土匪头子对话，日本军官说：“凡是外国人在中国都不长。如果我们日本人走了，中国人谁能得天下？” 土匪头子说：“八路军能得天下。中国自古以来有句话叫‘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但八路军是好男当兵，所以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能得天下。”
1941年，日本记者、“中国通”波多野乾一写了本书，把当时中国共产党高层文官武将编成了108将来评价。这本书叫做《延安水浒传——中共高级领袖解明》，是当年日军高级将领进入中国战场前的必读读物。作为了解共产党抵抗力量的重要参考资料，还在日军内部广泛使用。
比如写到中国军队的领导人朱德说他“可媲美玉麒麟卢俊义”：朱德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比如，以游击战术而论，1913年开始的两年间，朱德作为营长驻扎在法属印中边界，在那里积累了和当地地方武装作战的经验，并因此总结出了他独特的战术思想。这就是后来的“朱德游击战术”。另外，他是个温和而有教养的人，在这一点上，与卢俊义也颇为相似。
波多野乾一从日本角度所写出的《延安水浒传》，无论从对中共情况的了解，还是从对人物的评价、史实的描述等方面，都颇有不足乃至荒诞之处。然而，在那个年代，日本为作为对手的红色武装竟然撰写了这样的文字，正说明了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战，让日本方面产生了真正的恐惧和重视。
史沫特莱与八路军相处不到半年，便深深地爱上了这支部队。用她的话说：“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史沫特莱曾对百团大战作了这样的描述：“从晋西高山，到东海海岸，从黄河畔到长城边，都成了战场，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
1939年的冬季攻势是武汉会战后，我国军队进行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主动出击作战，史沫特莱也亲历了这两场十分惨烈的攻坚战。当攻击擂台墩和滚山的战事开始，道路上不断见有伤员送下来，显然战斗十分激烈。
史沫特莱说：“走在每一支担架队前面的牛车或马车，都挤满了面容憔悴、强忍着颠簸的伤员，而跟在担架队后面的车里则堆放着在途中死去伤员的尸体。他们脚上的鞋已被脱去，因为活着的急需鞋穿，而死去的已不再需要。死者的脚是粗糙的、结满厚茧的农民的脚。有些带有已干的血迹，有些血肉模糊。”
美国合众社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历经了中国抗日战争回国后在《北行漫记》一书中写道：“当人们想起共产党军队以云泥之差的劣势对抗敌人时，他们的成就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我在延安听他们讲的时候，我也不相信，但是后来我到了沦陷区，与在敌后活动的八路军共处了两个多月，我亲眼看见了他们攻取并破坏敌人据点与碉堡，因此，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共产党的发言是绝没有虚张声势的地方的。中国的八路军队伍视死如归、顽强战斗的精神令人敬畏。”
1944年夏，延安迎来了抗战期间唯一踏上敌后根据地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在八路军晋绥汾阳前线欢送记者团的大会上，美国记者福尔曼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捉住俘虏，这里的人民害怕并仇恨八路军。现在我们亲眼看见，八路军是打仗的，是有伤兵的，捉住了日军俘虏，人民是爱护和拥护八路军的……在中国已经证明了奋斗的精神与武器结合起来，就是最大的力量。”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爱波斯坦说：“八路军是真正和人民结合的军队，在延安和八分区听到见到的一切，都完全证实是千真万确的。”
“他们永远是向前作战，奋不顾身的”
20世纪的历史证明，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华儿女免除了亡国的恐惧，却未能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才使中华民族真正骄傲地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被包括美苏在内的世界各国所尊重。回顾中华崛起的历史进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之无愧地成为我们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心理支撑点。这场战争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军队的信仰和强大力量，同时给美国人树立下不可磨灭的形象。 长期以来，在美国民众心目中，朝鲜战争是不受欢迎的。一些学者以“鲜为人知的战争”、“被遗忘的战争”为研究著作的标题。美国学者约瑟夫·格登在其很有影响的著作《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一书中说：“在美国不愉快的经历中，朝鲜战争算是其中一个。当它结束之后，大多数美国人都急于把它从记忆的罅隙中轻轻抹掉。出于某一原因，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美国使朝鲜处于僵持状态，同中国共产党这个庞大而落后的亚洲国家打成了平手。尽管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武器，中国则以人海战术和对国际政治巧妙的纵横捭阖，制服了美国的现代化军事力量。”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总司令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志愿军入朝一个月后，击碎了麦克阿瑟“回家过圣诞节”的叫嚣，“联合国军”伤亡达3.4万余人，被迫从鸭绿江撤至三八线附近。
美国有舆论称，美军向“三八线”以南的大溃退，是美国陆军史上一次“最大的失败”。美国《时代周刊》指出：“140000名南撤的美军，是美国军队的精华——他们是我们陆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这次失败——是美国有史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失败……在朝鲜的这次失败是不能补救的。”与中国军队交手的美国将领更是对其刻骨铭心。
美第八军军长泰勒在朝战中这样评论中国军队：“敌人长于数量和勇气，在战术方面受过配合地形的良好训练，但其装备却极为原始化，其中大部分都是我们早已送入军事博物馆的古董。”
时任美国防部长马歇尔这样形容中国军队，“中国共军是一个幽灵，连个影子也没有。他们的主要秘密（实力，位置和意图）保守得非常完善，所以他们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共军没有机械化部队，只好巧妙地实施徒步渗透，迂回包抄行动。敌人的行动比我们的行动意图更隐蔽。”
美国名将麦克阿瑟在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美国是“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并认为中国人具有“谜一样的东方精神”。
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对志愿军的评论是：“以个人而论，中国士兵是一个顽强的敌人。他们没有防弹背心，没有钢盔。他们只穿上军服，戴上军帽，踏着一双帆布鞋。他们携着步枪，腰上皮带配有二百粒子弹。他们携带数枚制造粗劣的手榴弹，粮食是用米和杂粮磨成粉状而成的，装在一条长管形布袋里，必要时可维持十几天。中国军队医疗设备简陋，万不能和我们的医疗队、前线救护站，以及完善的后方医院相比拟。但是，他们永远是向前作战，奋不顾身的，有时甚至渗透到我们防线后方，令我们束手无策。”
迫使美军最终认输的经典一战是上甘岭战役。仅1952年10月14日这一天，美军就发射炮弹3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余枚，创下了朝鲜战争中单位面积火力密度的最高纪录。从14日至20日，双方不断增加兵力，志愿军表面阵地昼失夜返，反复争夺。
从10月21日至29日，双方展开激烈的坑道争夺战。联合国军用尽了各种毒辣手段，企图把志愿军封死在坑道里：用飞机、大炮对主要坑道进行狂轰滥炸;在坑道口上面挖掘深沟，用炸药爆破;向坑道口内投掷炸弹、炸药包、爆破筒、手榴弹、汽油弹、硫磺弹、毒气弹，或用火焰喷射器喷;用石土、麻袋、成捆铁丝、铁丝网封堵坑道口;在坑道外建碉堡、设障碍，断绝坑道内外交通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志愿军坚守坑道作战极其艰苦：有的坑道被炸塌，坑道空间缩小，人员行动极为困难;坑道内空气极度污浊，硝烟、毒气、血腥、粪便和汗臭充满坑道，常引起人员窒息;粮弹缺乏，特别是饮水困难，有时要饮尿止渴，甚至连尿都没有……即使如此，坚守坑道的志愿军部队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在炮兵的支援下频频出击，歼敌2000余人。
10月30日，坑道内外部队相互配合，志愿军开始实施决定性反击，激战至11月25日，表面阵地全部恢复并得到巩固。至此，联合国军的摊牌作战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在上甘岭这块仅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联合国军先后投入了3个多师6万余人、300余門火炮、近200辆坦克，出动飞机3000余架次，发射炮弹190多万发，投掷炸弹5000多枚，山石被炸成1米多厚的粉末，其兵力火力之密集，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罕见的。然而，志愿军的阵地岿然未动。这次战役，共毙伤敌2.5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274架。参与策划这次进攻的美国军事专家哀叹：即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把上甘岭的志愿军部队全部消灭。
抗美援朝最后一战——金城战役——于1953年7月13日黄昏拉开帷幕。1100多门炮列阵齐射，在28分钟的时间里，将1900多吨炮弹倾泻到金城以南南朝鲜4个师正面宽25公里的阵地上，摧毁了敌人阵地上的主要工事。随之，志愿军数十路突击分队分头冲向敌阵，在一个小时内全部突破敌防御前沿阵地。战至16日，志愿军完成了全部进攻任务，向敌纵深推进，最远达18公里，占领了战略要地金城地区的全部，兵锋直指汉城。
志愿军的攻势震惊了联合国军。联合国军第三任司令官克拉克亲自飞临前线督战，并调集了8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支援下全力反攻，企图夺回失地。志愿军遂转入防御，与敌展开了反复的阵地争夺战，共击退敌军反扑1000余次。到停战协定签字为止，志愿军共歼敌5.3万人，收复阵地160余平方公里。
金城战役之后的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联合国军爱尔兰装甲旅准将在其装甲部队受到重创后说：“最令我吃惊的一幕：那些志愿军！前面的士兵就此倒地翻滚！平扑！为后面攻击的战友挡住烈火！上帝！我是在说他们竟然用人当防火板，这样的部队，天下谁见过？”“这不是军队！战神获拉迪斯也不会这样！”
法军第14师希尔将军说：“我从我的士兵眼神中看到的不是怒火！而是恐惧……这次他们害怕了！我也开始胆怯！”
北约北欧军队总司令霍利克说：“我当了一辈子步兵，同德国步兵、中国步兵打仗，也看过美国步兵、苏联步兵打仗……但最优秀的我认为还是中国步兵。”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称中国志愿军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他认为崇高的信仰是人的精神支柱，也是无比巨大的精神动力。这种精神支柱，顶天立地，这种精神动力，无坚不摧，超越一切物质、私欲、苦难和生死。中国志愿军正是拥有这种强大的信仰支撑，才能克服一切艰难阻碍，最终打胜了这不可思议的一战。
对于朝鲜战争的胜负，世界上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胜了。美国从南朝鲜东南角底端釜山，打到中国鸭绿江边，最后把战线维持在“三八线”。一种认为中国胜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用落后美军几代的武器装备，从鸭绿江边打到南朝鲜首都汉城，最后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美军从鸭绿江边退到“三八线”以南。一种认为交战双方打了个平手。朝鲜战争从“三八线”开始到“三八线”结束。
美国西点军校评论：中美两军的战斗接触是在中朝边境地区展开的，单从地理上讲，始于鸭绿江而终于“三八线”，胜负之势是不言自明的，没有必要歪曲和掩盖。中国军队在毛泽东的统率之下竟成了一群狮子。中国军队在朝战中表现出来的战胜困难的勇气、视死如归的气概和精明有效的战术，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作为美方军人，我们自然是希望己方能获得胜利。但是作为学者，我们以为无论从战役指挥和战场表现来评判，中国军队获胜都是合理的。不堪设想，假如有一天不得不打的话，我只能祈望那时的中国军队不再有太多的毛泽东色彩。
“他们的这些表现，让人真正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军队被称为‘人民的军队’”
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加强，中国军队的各方面形象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相比于战争时期的中国士兵，如今的中国军人以更加自信、更加全能优质的形象面对世界。
美国权威媒体曾发表长篇评论文章，称：“新一代中国军人素质更高，中国军队在过去10年有了很大变化。在上世纪90年代，就像中国人爱说的那样，军队是‘农民军’。军官和士兵都没有经历过战争，也没有什么文化知识。那时，中国军队基本上没有实现机械化，武器简陋、装备老化。在过去10年，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如今，大多数士兵受过更好的教育，经历更多，各方面条件更优秀。他们身怀各种技能（计算机、驾驶和快速学习新东西的能力）进入军队。这些新一代军人能力更强，学东西也更快。10年前，中国军队有240万人。如今，人数为210万。中国军队的选拔制度也越来越严格，军队对应征者的身体、心理和受教育程度、文化素质等方面有着严格的要求。”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日的早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海军舰艇大队十艘船只驶入香港海域。不少外国记者纷纷用照片记录下现场珍贵画面，发文称中国军队入驻香港是中国国家主权的体现。
2008年汶川地震时，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这样描述地震灾区的中国军人：“他们坚韧投身于救灾的形象清晰呈现于公众视野和新闻媒体，也给分析家们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来评估中国军队在危机中的表现。”
菲律宾军队领导人则把中国军队所展示的能力，概括为“一流的反应能力、机动能力、情报搜集能力、工程救援能力和后勤补给能力”。
“在和平时期，如何保持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是世界各国军队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法国三军参谋部外联局长阿巴尔上校说，“中国人应对自己的军队感到自豪。”
2008年5月14日11时，空降兵15名官兵在无气象资料、无地面引导、无地貌资料的情况下，在与外界隔绝的茂县4999米高空实施伞降。这一创造了中国空军历史上高空盲降奇迹的壮举，感动了世界。
香港《太阳报》评论说：“解放军的精神不但弥补了直升机的不足，更做出了其他国家军队难以复制的奇迹。”
香港电视台记者访问一个满头大汗的年轻战士，问：“你们辛不辛苦？”战士回答：“我们是军人，不怕累。”
美国CNN的电视新闻中，展示了废墟上的中国军人带血的双手。在德国电视一台，中国炮兵在唐家山堰塞湖的排障行动，一度成为最吸引观众的画面。《朝鲜日报》则把中国军队的救灾行动，称为“第二次大長征”。
“他们身上，展现了中国军队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和无私奉献的顽强作风。”法国驻阿尔及利亚武官科林·多米尼克上校，注意到了许多动人的细节：在山体滑坡道路不通、重型机械无法到达的情况下，救援官兵用手挖掘救人;很多战士在受伤后仍坚持不下“火线”;一些来自四川灾区的官兵，在痛失亲人的情况下，仍然战斗在救灾一线……
无私与无畏，并非中国军队在汶川大地震中所特有。墨西哥海军研究和发展部长、前驻华武官苏亚雷斯少将说：“中国军队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全力以赴投入救灾所体现的意志和士气令人震撼，但对了解中国军队的人来说，则在情理之中。”
世界不会忘记，1998年的抗洪救灾，30万迷彩大军用血肉之躯挡住滔滔江水;2003年的抗击非典，身着国防绿的白衣战士义无反顾奔向疫情最严重的地方;2008年初的抗击冰雪灾害，仍然是解放军和武警将士，第一时间开赴千里冰封的中国南方。
原因很简单：从建立之日起，中国军队就是一支一切为了人民的军队。正如法新社所言：“这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幕：中国人民遭受自然灾害，解放军赶来救援。”
英国《卫报》说，中国军队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中国政府倡导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指导思想。哈萨克斯坦国防部国际合作局局长库斯穆金则称赞说，他们的这些表现，让人真正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军队被称为“人民的军队”。
“这些50后的将军将比之前的领导更加强硬”
2013年“八一”前夕，解放军高层十年未有的大调整结束，涉及三个总部五个军区，20余位高级将领。此次履新的将领不少出身于集团军，清一色“50后”，不仅有着丰富的基层带兵经验，也不乏对越战争的亲历者，这在和平年代尤为珍贵。
“鹰派崛起？”《华尔街日报》以此概括中国军方高级将领的调整，并猜测说，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可能会改变，“这些50后的将军将比之前的领导更加强硬”。 “马晓天上将特别直言不讳。”谈及新任空军司令员马晓天，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查斯·弗里曼如此直言。《纽约时报》报道说，马晓天在2010年曾指责美國试图复活冷战思维。稍早前，马晓天还警告说，“南海问题不关美国的事”。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安东尼·科德斯曼认为，马晓天担任空军司令员后，中国空军可能会加快“发展足以抗衡美国的力量，创造出同样的隐形、精确打击和远程打击能力”。
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挺也被西方媒体冠以“鹰派”头衔。2012年8月，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蔡英挺率团访美时，坚决反对美国将钓鱼岛列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对象。
以往，解放军总是习惯性地减少与外界的接触，以避免泄露作战能力、战略意图和指挥体系。有迹象表明，中国军队保持神秘性的想法正在改变。五角大楼2011年发布中国军力报告说。“随着军力的提升，解放军领袖也越来越倾向于就国际事务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新鲜血液的注入，使解放军的性格趋于“外向”。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注意到，“自2012年10月以来，解放军将领一直用热情和坦率的态度对待美国同行”。在私下，五角大楼的官员把这种情况描述为“情人节”。
“中国军力给周边国家带来巨大震慑力”
虽然中国一直秉持不称霸的原则，但伴随着“辽宁号”航母下水，以及歼-20的试飞，中国军力给周边国家带来巨大的震慑力。外媒也在不断猜测中国军事力量真相。
俄罗斯对中国军队近年来持续强大的感觉相当复杂，一方面中国军队不断更新的步伐和规模值得尊重，另一方面，周边地区存在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不能不令俄罗斯担忧。
俄罗斯《剖面》杂志2015年5月21日报道，中国军队只能以人数众多和上千万民兵自夸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现在中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而且军事预算仅次于美国。中国不仅能使数量相当于半个欧洲的青年扛枪入伍，而且还配备最新科技装备。
“俄罗斯之声”刊文称，中国到2020年完成目前的武装力量改革和重新装备后，完全有可能在局部军事冲突中，迅速摧毁美国盟友以及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力，切断或延缓美军力量从全球其他地区向该地区的投送。
美国《纽约时报》2014年5月24日刊文称，中国领导人对于“中国的军事预算已经增长到世界第二的水平，并获得一些先进的武器系统”仍感“不够”，而要加强编制体制的改革，打算加强过去在地位上不如人民解放军地面部队的中国海军和空军，并让各军兵种能像先进的西方国家军队那样开展密切协作。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014年11月3日发文罗列出了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国家军队排名前五的国家。其中，拥有160万现役地面部队和9000辆坦克的中国排名第一。
“有些人说中国军队是一只没牙的纸老虎，但是如果这只纸老虎重达800磅，碾碎你也是轻而易举。据预测，中国拥有160万现役地面部队和9000辆坦克，人民解放军地面部队仍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武装部队。
“对于中国周边国家及潜在对手而言不幸的是，中国军队不但有数量，还有质量。”
自2000年始至今，美国国防部每年发布《中国军力报告》对中国军力进行“披露”。2000年的第一份《中国军力报告》首次提出“中国威胁论”，此后，每年新报告出台都会将这个问题再次带到风口浪尖。
《中国2011年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中，尽管强调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和巩固国际规范、增进全球安全与和平的中国，承认中国更多地参与国际维和、反海盗、人道主义救助等行动，但对中国的现代化军队“可能被用来增加中国获取外交优势或有利于其解决争端的能力”表示担忧。中国持续军事投入的速度和范围，令美国认为中国寻求的能力可能破坏地区军事平衡，增加误解和误判的风险，并可能造成地区紧张局势和焦虑情绪。
2012年报告指出，中国正致力于长期的全面军事现代化，并希望通过改善军力来赢得“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2015年美方发表的《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态势报告》继续渲染“中国军事威胁”的陈词滥调，在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战略意图、军兵种发展、太空、网络、军事透明度、台湾等问题上进行无端指责，特别是无视中方对维护国际和地区局势和平稳定与发展中美两国两军关系所做的积极努力，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对外政策、东海和南海维权行动肆意歪曲。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这种论调表明了外界对中国军队的日益强大持担忧状态。他们担心，中国军队完成从武器装备到组织形态的现代化的嬗变，就能够和西方强大的军队分庭抗礼。因此，往往怀着失衡心态观察中国军队的改革，或贬低或拔高或猜疑，但这显然不会打乱中国军队进行改革的步伐。
在世界新军事变革飞速发展、国家安全局势日趋复杂、强军兴军面临众多挑战的今天，中国军人只有继续弘扬中国精神，以强军力量夯实中国力量，才能在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伟大征程上肩负起时代使命、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参考资料：新华网、人民网、《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中国党史网、《环球军事》、《中国军力报告》等;作者：师永刚、刘琼雄、林海等）
“九七”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的“一秒之争”
香港回归交接仪式上，英方要将降英国国旗和演奏英国国歌持续至6月30日最后一秒，要求中方推迟一秒。而中方态度坚决，要求必须在1997年7月1日0时0分0秒准时奏响中国国歌。
十八年前，举世瞩目的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背后，曾有一秒之争。作为当事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指挥于建芳大校接受专访时，讲述了这段至今仍令他激动不已的故事。
1997年4月的一天，解放军军乐团接到一项任务，要组成一支35人的乐队，参加香港回归仪式，由于建芳担任指挥。
经过两个月的精心排练，于建芳带领乐队赴港。“我们大概是在6月25号左右到达香港的，当时还有三军仪仗队的队员。”于建芳回忆说，“我们到香港后没有穿军装，但还是有香港市民通过腰间的皮带认出我们是解放军。” 到香港后，解放军军乐团和准备参加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英國皇家乐团进行了几次合练。这时候，中英双方在关于政权交接仪式上的“一秒钟”进行了激烈的争夺。英方要将降英国国旗和演奏英国国歌持续至6月30日最后一秒才结束，要求中方推迟一秒，即在7月1日0时0分1秒才开始升中国国旗和演奏中国国歌。
“我们的态度很坚决，必须在1997年7月1日0时0分0秒准时奏响中国国歌。我们已经等了一百多年了，一秒钟都不能再等了。”于建芳回忆说，“军乐团当时接到的是死命令，不能早一秒，也不能晚一秒。如果英方故意拖延时间，我们也要准时奏响国歌，即使是我们和他们的国歌音乐叠在一起也在所不惜。”
历史性的时刻逼近了。6月30日23点10分左右，军乐团进入交接仪式的现场——香港会展中心。“进入会场后，鸦雀无声。气氛非常凝重。”于建芳说，这时候他心里就更紧张了。
按照事前的约定，在交接仪式开始20分钟前，双方的乐队轮流各演奏四首乐曲，为会场营造气氛。“我们演奏的第一首曲子是《茉莉花》。舒缓的音乐声响起后不久，会场的紧张气氛开始融化，嘉宾们开始窃窃私语。音乐是一种无国界的语言，在这个时候起到了奇妙的作用。”
激动人心的政权交接仪式开始了。23点59分，英国乐队开始演奏《上帝保佑女王》，降英国国旗。“正常情况下，英国国歌需要50多秒，可是他们一演奏我就觉得不对劲，节奏比平时还快了不少。结果，他们只用了30多秒就演奏完了。我们只做了英方拖延时间的准备，没想到他们会加速演奏。”
这等于给中方军乐团留出了20秒的空白时间。“这是令人窒息的20秒钟。我看见李鹏总理抬起手腕仔细地看了看表。我的心也顿时提到了嗓子眼。”于建芳小声问身边的联络官张景山：“怎么办？”张景山回答：“不管它，按原计划走。”
51、52、53…张景山精确地读着秒表。在23点59分58秒半的时候，于建芳果断地举起指挥棒。0时0分0秒，指挥棒准时起拍，《义勇军进行曲》响彻维多利亚港，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
交接仪式结束后，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张业遂第一个跑过来，紧紧抱住于建芳说：“建芳，太准了！”于建芳回忆说：“可能我当时太紧张了，耳朵充血，一直觉得国歌的声音有点小。其他人告诉我，那天的国歌格外嘹亮。”
（责任编辑：黄梦怡;参考资料：中国新闻网;作者：周兆军）
责任编辑/兰嘉娜、杨思琪
红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这是一支在世界军事史上堪称奇特的部队
英国籍传教士R·A·勃沙特在贵州境内曾经路遇长征中的红军，他这样描绘第一眼遭遇的场景：“这些人都戴着相同的帽子，佩戴着红色标志。帽子的顶很大，有点像西方赛马骑师帽。他们穿的衣服则很杂乱，简直一人一个样儿。他们来自乡下的小村，衣服是随手弄来的，根本不注意布料颜色，其中有蓝、灰、紫、绿、黄、黑色等等。”
那时是1935年，其时的红军已经历了无数磨难，几乎不成队形。人员伤亡，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这是一支在世界军事史上堪称奇特的部队。从出发前到最后建立新的根据地，红军的人数、打扮、装备在行进途中不断发生变化。
红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领导武装起义时，武装部队沿用了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这一番号。“八七”会议后，秋收起义的部队始称为工农革命军。而同年11月在湖北黄麻的起义，部队则称为农民自卫军。12月，广州起义的部队出现了工农红军的旗帜。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民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立了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工农武装，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而红军的正式名字，在一个月后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的《军事工作大纲》明确做了“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命名为红军”的规定。毛泽东、朱德正式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是最早的一支正式命名为红军的队伍。“工农”两字具体显示了红军战士的主要政治成分。接着，全国各地的工农革命军先后奉命改称为红军。
当时的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相比，军事力量处于绝对的弱势。美国《时代》杂志1935年4月22日报道《蒋介石以屠杀对付共产党》：
上个星期，凶猛的蒋介石委员长在苗寨继续对共产党穷追猛赶，让他们无处藏身，接着成百上千地进行屠杀——尽管他是位温和儒雅的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徒。
委员长的美国轰炸机所过之处，片甲不留，令贵州的當地人又新奇，又惊恐。随着屠杀速度加快，每天死亡人数都在上升，从500人、2000人到5000人，在最后4天的屠杀中，一共死了7000中国人。委员长领导的南京政府毫不在乎地指出：“歼灭人数远远少于一个省死于饥荒的人数。这是对付共产党的唯一方法。
1934年11月9日，《纽约时报》在一篇不起眼的报道中说，有四万共产党军队撤离了被封锁数月的江西和福建，此时正在西行途中，“他们沿着粤汉铁路两边的湖南边界行进，在一个一百英里长、十二英里宽的地区‘大肆抢劫’”。
全文仅四行，登在第六版。西方世界对红军并不重视。
长征让世界认识了红军。
综观当年国际上对于红军长征的报道，都对长征给予了高度评价。首先，盛赞长征精神。苏联的《真理报》载文说，长征是“真正革命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大无畏气概的卓越范例”。斯诺认为红军“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海伦·斯诺认为红军有两个特点：年轻和勇于牺牲。她还试图将中国传统的为国家民族牺牲精神和共产党掌握的有革命理想的军队结合起来，探讨中央红军“用光脚板走了二万五千里，靠吃草皮和口号生活之后，还能保持旺盛意志”的原因。王安娜说，红军之所以战胜长征路上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恶劣的自然条件，是因为具有“坚定不移的勇敢精神”和“一往无前的精神”。红军“都是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不屈不挠精神的人”。她曾自豪地说：“这是我的战场，我与中国红军一起浴血奋战！”
其次，称颂红军是新型军队。斯诺认为，红军的优越性是“在战斗中相信自己是为一定目的而作战的”，红军在建军的教育工作方面取得相当大的成功。他在《西行漫记》详细介绍了红军的政治学习制度，认为革命觉悟是维系红军斗志的支柱。在红军队伍中，连普通的战士都知道“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为无产阶级打仗，为解放人民打仗”。海伦·斯诺也认为，红军优越于国民党军队主要表现在：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广大士兵有阶级觉悟;政治工作好，教育好;党员干部是全军的模范战士;军中有完全的民主;官兵一致;战术灵活等。
第三，肯定长征锻炼了红军，保留了骨干，共产党和红军的领袖是中国最优秀的人才。王安娜认为，长征保留下来的部队，在激烈的战火中锤炼成钢铁战士。海伦·斯诺在《续西行漫记》中写道：“长征是个熔炉，它把各种元素都熔在一起了。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有理由把自己看成是优质钢铸成的革命精华，而不是身披铁甲的武夫。”“长征改变了红军的特点，使它从土地革命的战士和保卫者变成新革命阶段有觉悟的先锋战士。”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说：在经历了长达两年多的长征后，红军成为“历史上一支无与伦比的坚强队伍。”
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把共产党称为“赤匪”，甚至有些刊物把红军画成是青面獠牙的怪物。然而，一些外国友人，见证了红军的成长并真实记录下了他们眼中的红军。斯诺认为毛泽东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朱德是少数真正的时代伟人之一。并认为红军“是我在中国十年以来所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他们用自己的笔，向世界展示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一群为了救国救民的中国精英，认为这些人是长征胜利之所在，也是中国希望之所在。 1937年，美国著名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前往陕北苏区，亲身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她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及其他红军将领，并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史沫特莱说：“事实、数字和一路上千山万水的名称，都不足以说明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更不能描绘出参加长征的红军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以及他们所受的苦难。”她认为，“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而且不仅于此”，她满怀信心地预言：“长征已经完成，红军正在继续创造历史。”
“在中国已经证明了奋斗的精神与武器结合起来，就是最大的力量”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全国抗日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物质条件最困难。国民党虽丧失半壁江山还毕竟是全国性政权，保持400万以上军队，得到过20亿美元的外援包括大量武器。抗战之初共产党只有5万多人的军队（八路军4.5万人，新四军1万人），武器只有少量枪支，几乎没有火炮，此后又一直得不到外援而要靠战场缴获来获取装备。在只有“小米加步枪”的简陋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没有本钱打大规模正规战，除了“百团大战”这样少有的集中作战外，正确的指导方针便是发动群众打分散的游击战。
侵华日军总头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对八路军的评价是“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
日本战史刊物《历史群像》2002年第10期回忆录：“我和国民党军打过仗，也和八路军打过仗，论武器装备是国民党军好得多，但八路军极善运动，也就是说对战场的控制力极强，随时随地都会向你发动进攻。和他们作战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中。作为战士我们更不愿和八路军交手。……和国民党军打仗，敌人败了就一跑了之，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追击，和八路军打仗，即使撤退，他们也会设下各种陷阱，我们决不敢掉以轻心。”
旅日學者、作家萨苏在北京举行专题讲座“日本兵眼中的八路军”中时给大家讲了两个抗战中的小故事。
一个故事是一个日本士兵在战争中不知所措，天天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看着看着便被洗脑了。
另一个故事是一个日本军官曾经和一个中国土匪头子对话，日本军官说：“凡是外国人在中国都不长。如果我们日本人走了，中国人谁能得天下？” 土匪头子说：“八路军能得天下。中国自古以来有句话叫‘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但八路军是好男当兵，所以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能得天下。”
1941年，日本记者、“中国通”波多野乾一写了本书，把当时中国共产党高层文官武将编成了108将来评价。这本书叫做《延安水浒传——中共高级领袖解明》，是当年日军高级将领进入中国战场前的必读读物。作为了解共产党抵抗力量的重要参考资料，还在日军内部广泛使用。
比如写到中国军队的领导人朱德说他“可媲美玉麒麟卢俊义”：朱德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比如，以游击战术而论，1913年开始的两年间，朱德作为营长驻扎在法属印中边界，在那里积累了和当地地方武装作战的经验，并因此总结出了他独特的战术思想。这就是后来的“朱德游击战术”。另外，他是个温和而有教养的人，在这一点上，与卢俊义也颇为相似。
波多野乾一从日本角度所写出的《延安水浒传》，无论从对中共情况的了解，还是从对人物的评价、史实的描述等方面，都颇有不足乃至荒诞之处。然而，在那个年代，日本为作为对手的红色武装竟然撰写了这样的文字，正说明了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抗战，让日本方面产生了真正的恐惧和重视。
史沫特莱与八路军相处不到半年，便深深地爱上了这支部队。用她的话说：“离开你们，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于去死。”史沫特莱曾对百团大战作了这样的描述：“从晋西高山，到东海海岸，从黄河畔到长城边，都成了战场，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
1939年的冬季攻势是武汉会战后，我国军队进行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主动出击作战，史沫特莱也亲历了这两场十分惨烈的攻坚战。当攻击擂台墩和滚山的战事开始，道路上不断见有伤员送下来，显然战斗十分激烈。
史沫特莱说：“走在每一支担架队前面的牛车或马车，都挤满了面容憔悴、强忍着颠簸的伤员，而跟在担架队后面的车里则堆放着在途中死去伤员的尸体。他们脚上的鞋已被脱去，因为活着的急需鞋穿，而死去的已不再需要。死者的脚是粗糙的、结满厚茧的农民的脚。有些带有已干的血迹，有些血肉模糊。”
美国合众社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历经了中国抗日战争回国后在《北行漫记》一书中写道：“当人们想起共产党军队以云泥之差的劣势对抗敌人时，他们的成就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我在延安听他们讲的时候，我也不相信，但是后来我到了沦陷区，与在敌后活动的八路军共处了两个多月，我亲眼看见了他们攻取并破坏敌人据点与碉堡，因此，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共产党的发言是绝没有虚张声势的地方的。中国的八路军队伍视死如归、顽强战斗的精神令人敬畏。”
1944年夏，延安迎来了抗战期间唯一踏上敌后根据地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在八路军晋绥汾阳前线欢送记者团的大会上，美国记者福尔曼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捉住俘虏，这里的人民害怕并仇恨八路军。现在我们亲眼看见，八路军是打仗的，是有伤兵的，捉住了日军俘虏，人民是爱护和拥护八路军的……在中国已经证明了奋斗的精神与武器结合起来，就是最大的力量。”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爱波斯坦说：“八路军是真正和人民结合的军队，在延安和八分区听到见到的一切，都完全证实是千真万确的。”
“他们永远是向前作战，奋不顾身的”
20世纪的历史证明，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华儿女免除了亡国的恐惧，却未能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才使中华民族真正骄傲地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被包括美苏在内的世界各国所尊重。回顾中华崛起的历史进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之无愧地成为我们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心理支撑点。这场战争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军队的信仰和强大力量，同时给美国人树立下不可磨灭的形象。 长期以来，在美国民众心目中，朝鲜战争是不受欢迎的。一些学者以“鲜为人知的战争”、“被遗忘的战争”为研究著作的标题。美国学者约瑟夫·格登在其很有影响的著作《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一书中说：“在美国不愉快的经历中，朝鲜战争算是其中一个。当它结束之后，大多数美国人都急于把它从记忆的罅隙中轻轻抹掉。出于某一原因，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美国使朝鲜处于僵持状态，同中国共产党这个庞大而落后的亚洲国家打成了平手。尽管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武器，中国则以人海战术和对国际政治巧妙的纵横捭阖，制服了美国的现代化军事力量。”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总司令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志愿军入朝一个月后，击碎了麦克阿瑟“回家过圣诞节”的叫嚣，“联合国军”伤亡达3.4万余人，被迫从鸭绿江撤至三八线附近。
美国有舆论称，美军向“三八线”以南的大溃退，是美国陆军史上一次“最大的失败”。美国《时代周刊》指出：“140000名南撤的美军，是美国军队的精华——他们是我们陆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这次失败——是美国有史以来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失败……在朝鲜的这次失败是不能补救的。”与中国军队交手的美国将领更是对其刻骨铭心。
美第八军军长泰勒在朝战中这样评论中国军队：“敌人长于数量和勇气，在战术方面受过配合地形的良好训练，但其装备却极为原始化，其中大部分都是我们早已送入军事博物馆的古董。”
时任美国防部长马歇尔这样形容中国军队，“中国共军是一个幽灵，连个影子也没有。他们的主要秘密（实力，位置和意图）保守得非常完善，所以他们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共军没有机械化部队，只好巧妙地实施徒步渗透，迂回包抄行动。敌人的行动比我们的行动意图更隐蔽。”
美国名将麦克阿瑟在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美国是“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并认为中国人具有“谜一样的东方精神”。
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对志愿军的评论是：“以个人而论，中国士兵是一个顽强的敌人。他们没有防弹背心，没有钢盔。他们只穿上军服，戴上军帽，踏着一双帆布鞋。他们携着步枪，腰上皮带配有二百粒子弹。他们携带数枚制造粗劣的手榴弹，粮食是用米和杂粮磨成粉状而成的，装在一条长管形布袋里，必要时可维持十几天。中国军队医疗设备简陋，万不能和我们的医疗队、前线救护站，以及完善的后方医院相比拟。但是，他们永远是向前作战，奋不顾身的，有时甚至渗透到我们防线后方，令我们束手无策。”
迫使美军最终认输的经典一战是上甘岭战役。仅1952年10月14日这一天，美军就发射炮弹30余万发，投掷炸弹500余枚，创下了朝鲜战争中单位面积火力密度的最高纪录。从14日至20日，双方不断增加兵力，志愿军表面阵地昼失夜返，反复争夺。
从10月21日至29日，双方展开激烈的坑道争夺战。联合国军用尽了各种毒辣手段，企图把志愿军封死在坑道里：用飞机、大炮对主要坑道进行狂轰滥炸;在坑道口上面挖掘深沟，用炸药爆破;向坑道口内投掷炸弹、炸药包、爆破筒、手榴弹、汽油弹、硫磺弹、毒气弹，或用火焰喷射器喷;用石土、麻袋、成捆铁丝、铁丝网封堵坑道口;在坑道外建碉堡、设障碍，断绝坑道内外交通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志愿军坚守坑道作战极其艰苦：有的坑道被炸塌，坑道空间缩小，人员行动极为困难;坑道内空气极度污浊，硝烟、毒气、血腥、粪便和汗臭充满坑道，常引起人员窒息;粮弹缺乏，特别是饮水困难，有时要饮尿止渴，甚至连尿都没有……即使如此，坚守坑道的志愿军部队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在炮兵的支援下频频出击，歼敌2000余人。
10月30日，坑道内外部队相互配合，志愿军开始实施决定性反击，激战至11月25日，表面阵地全部恢复并得到巩固。至此，联合国军的摊牌作战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在上甘岭这块仅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联合国军先后投入了3个多师6万余人、300余門火炮、近200辆坦克，出动飞机3000余架次，发射炮弹190多万发，投掷炸弹5000多枚，山石被炸成1米多厚的粉末，其兵力火力之密集，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罕见的。然而，志愿军的阵地岿然未动。这次战役，共毙伤敌2.5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274架。参与策划这次进攻的美国军事专家哀叹：即使用原子弹也不能把上甘岭的志愿军部队全部消灭。
抗美援朝最后一战——金城战役——于1953年7月13日黄昏拉开帷幕。1100多门炮列阵齐射，在28分钟的时间里，将1900多吨炮弹倾泻到金城以南南朝鲜4个师正面宽25公里的阵地上，摧毁了敌人阵地上的主要工事。随之，志愿军数十路突击分队分头冲向敌阵，在一个小时内全部突破敌防御前沿阵地。战至16日，志愿军完成了全部进攻任务，向敌纵深推进，最远达18公里，占领了战略要地金城地区的全部，兵锋直指汉城。
志愿军的攻势震惊了联合国军。联合国军第三任司令官克拉克亲自飞临前线督战，并调集了8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支援下全力反攻，企图夺回失地。志愿军遂转入防御，与敌展开了反复的阵地争夺战，共击退敌军反扑1000余次。到停战协定签字为止，志愿军共歼敌5.3万人，收复阵地160余平方公里。
金城战役之后的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联合国军爱尔兰装甲旅准将在其装甲部队受到重创后说：“最令我吃惊的一幕：那些志愿军！前面的士兵就此倒地翻滚！平扑！为后面攻击的战友挡住烈火！上帝！我是在说他们竟然用人当防火板，这样的部队，天下谁见过？”“这不是军队！战神获拉迪斯也不会这样！”
法军第14师希尔将军说：“我从我的士兵眼神中看到的不是怒火！而是恐惧……这次他们害怕了！我也开始胆怯！”
北约北欧军队总司令霍利克说：“我当了一辈子步兵，同德国步兵、中国步兵打仗，也看过美国步兵、苏联步兵打仗……但最优秀的我认为还是中国步兵。”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称中国志愿军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他认为崇高的信仰是人的精神支柱，也是无比巨大的精神动力。这种精神支柱，顶天立地，这种精神动力，无坚不摧，超越一切物质、私欲、苦难和生死。中国志愿军正是拥有这种强大的信仰支撑，才能克服一切艰难阻碍，最终打胜了这不可思议的一战。
对于朝鲜战争的胜负，世界上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胜了。美国从南朝鲜东南角底端釜山，打到中国鸭绿江边，最后把战线维持在“三八线”。一种认为中国胜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用落后美军几代的武器装备，从鸭绿江边打到南朝鲜首都汉城，最后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美军从鸭绿江边退到“三八线”以南。一种认为交战双方打了个平手。朝鲜战争从“三八线”开始到“三八线”结束。
美国西点军校评论：中美两军的战斗接触是在中朝边境地区展开的，单从地理上讲，始于鸭绿江而终于“三八线”，胜负之势是不言自明的，没有必要歪曲和掩盖。中国军队在毛泽东的统率之下竟成了一群狮子。中国军队在朝战中表现出来的战胜困难的勇气、视死如归的气概和精明有效的战术，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作为美方军人，我们自然是希望己方能获得胜利。但是作为学者，我们以为无论从战役指挥和战场表现来评判，中国军队获胜都是合理的。不堪设想，假如有一天不得不打的话，我只能祈望那时的中国军队不再有太多的毛泽东色彩。
“他们的这些表现，让人真正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军队被称为‘人民的军队’”
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不断加强，中国军队的各方面形象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相比于战争时期的中国士兵，如今的中国军人以更加自信、更加全能优质的形象面对世界。
美国权威媒体曾发表长篇评论文章，称：“新一代中国军人素质更高，中国军队在过去10年有了很大变化。在上世纪90年代，就像中国人爱说的那样，军队是‘农民军’。军官和士兵都没有经历过战争，也没有什么文化知识。那时，中国军队基本上没有实现机械化，武器简陋、装备老化。在过去10年，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如今，大多数士兵受过更好的教育，经历更多，各方面条件更优秀。他们身怀各种技能（计算机、驾驶和快速学习新东西的能力）进入军队。这些新一代军人能力更强，学东西也更快。10年前，中国军队有240万人。如今，人数为210万。中国军队的选拔制度也越来越严格，军队对应征者的身体、心理和受教育程度、文化素质等方面有着严格的要求。”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日的早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海军舰艇大队十艘船只驶入香港海域。不少外国记者纷纷用照片记录下现场珍贵画面，发文称中国军队入驻香港是中国国家主权的体现。
2008年汶川地震时，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这样描述地震灾区的中国军人：“他们坚韧投身于救灾的形象清晰呈现于公众视野和新闻媒体，也给分析家们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来评估中国军队在危机中的表现。”
菲律宾军队领导人则把中国军队所展示的能力，概括为“一流的反应能力、机动能力、情报搜集能力、工程救援能力和后勤补给能力”。
“在和平时期，如何保持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是世界各国军队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法国三军参谋部外联局长阿巴尔上校说，“中国人应对自己的军队感到自豪。”
2008年5月14日11时，空降兵15名官兵在无气象资料、无地面引导、无地貌资料的情况下，在与外界隔绝的茂县4999米高空实施伞降。这一创造了中国空军历史上高空盲降奇迹的壮举，感动了世界。
香港《太阳报》评论说：“解放军的精神不但弥补了直升机的不足，更做出了其他国家军队难以复制的奇迹。”
香港电视台记者访问一个满头大汗的年轻战士，问：“你们辛不辛苦？”战士回答：“我们是军人，不怕累。”
美国CNN的电视新闻中，展示了废墟上的中国军人带血的双手。在德国电视一台，中国炮兵在唐家山堰塞湖的排障行动，一度成为最吸引观众的画面。《朝鲜日报》则把中国军队的救灾行动，称为“第二次大長征”。
“他们身上，展现了中国军队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和无私奉献的顽强作风。”法国驻阿尔及利亚武官科林·多米尼克上校，注意到了许多动人的细节：在山体滑坡道路不通、重型机械无法到达的情况下，救援官兵用手挖掘救人;很多战士在受伤后仍坚持不下“火线”;一些来自四川灾区的官兵，在痛失亲人的情况下，仍然战斗在救灾一线……
无私与无畏，并非中国军队在汶川大地震中所特有。墨西哥海军研究和发展部长、前驻华武官苏亚雷斯少将说：“中国军队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全力以赴投入救灾所体现的意志和士气令人震撼，但对了解中国军队的人来说，则在情理之中。”
世界不会忘记，1998年的抗洪救灾，30万迷彩大军用血肉之躯挡住滔滔江水;2003年的抗击非典，身着国防绿的白衣战士义无反顾奔向疫情最严重的地方;2008年初的抗击冰雪灾害，仍然是解放军和武警将士，第一时间开赴千里冰封的中国南方。
原因很简单：从建立之日起，中国军队就是一支一切为了人民的军队。正如法新社所言：“这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幕：中国人民遭受自然灾害，解放军赶来救援。”
英国《卫报》说，中国军队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中国政府倡导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指导思想。哈萨克斯坦国防部国际合作局局长库斯穆金则称赞说，他们的这些表现，让人真正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军队被称为“人民的军队”。
“这些50后的将军将比之前的领导更加强硬”
2013年“八一”前夕，解放军高层十年未有的大调整结束，涉及三个总部五个军区，20余位高级将领。此次履新的将领不少出身于集团军，清一色“50后”，不仅有着丰富的基层带兵经验，也不乏对越战争的亲历者，这在和平年代尤为珍贵。
“鹰派崛起？”《华尔街日报》以此概括中国军方高级将领的调整，并猜测说，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可能会改变，“这些50后的将军将比之前的领导更加强硬”。 “马晓天上将特别直言不讳。”谈及新任空军司令员马晓天，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查斯·弗里曼如此直言。《纽约时报》报道说，马晓天在2010年曾指责美國试图复活冷战思维。稍早前，马晓天还警告说，“南海问题不关美国的事”。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安东尼·科德斯曼认为，马晓天担任空军司令员后，中国空军可能会加快“发展足以抗衡美国的力量，创造出同样的隐形、精确打击和远程打击能力”。
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挺也被西方媒体冠以“鹰派”头衔。2012年8月，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蔡英挺率团访美时，坚决反对美国将钓鱼岛列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对象。
以往，解放军总是习惯性地减少与外界的接触，以避免泄露作战能力、战略意图和指挥体系。有迹象表明，中国军队保持神秘性的想法正在改变。五角大楼2011年发布中国军力报告说。“随着军力的提升，解放军领袖也越来越倾向于就国际事务公开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新鲜血液的注入，使解放军的性格趋于“外向”。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注意到，“自2012年10月以来，解放军将领一直用热情和坦率的态度对待美国同行”。在私下，五角大楼的官员把这种情况描述为“情人节”。
“中国军力给周边国家带来巨大震慑力”
虽然中国一直秉持不称霸的原则，但伴随着“辽宁号”航母下水，以及歼-20的试飞，中国军力给周边国家带来巨大的震慑力。外媒也在不断猜测中国军事力量真相。
俄罗斯对中国军队近年来持续强大的感觉相当复杂，一方面中国军队不断更新的步伐和规模值得尊重，另一方面，周边地区存在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不能不令俄罗斯担忧。
俄罗斯《剖面》杂志2015年5月21日报道，中国军队只能以人数众多和上千万民兵自夸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现在中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而且军事预算仅次于美国。中国不仅能使数量相当于半个欧洲的青年扛枪入伍，而且还配备最新科技装备。
“俄罗斯之声”刊文称，中国到2020年完成目前的武装力量改革和重新装备后，完全有可能在局部军事冲突中，迅速摧毁美国盟友以及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力，切断或延缓美军力量从全球其他地区向该地区的投送。
美国《纽约时报》2014年5月24日刊文称，中国领导人对于“中国的军事预算已经增长到世界第二的水平，并获得一些先进的武器系统”仍感“不够”，而要加强编制体制的改革，打算加强过去在地位上不如人民解放军地面部队的中国海军和空军，并让各军兵种能像先进的西方国家军队那样开展密切协作。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014年11月3日发文罗列出了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国家军队排名前五的国家。其中，拥有160万现役地面部队和9000辆坦克的中国排名第一。
“有些人说中国军队是一只没牙的纸老虎，但是如果这只纸老虎重达800磅，碾碎你也是轻而易举。据预测，中国拥有160万现役地面部队和9000辆坦克，人民解放军地面部队仍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武装部队。
“对于中国周边国家及潜在对手而言不幸的是，中国军队不但有数量，还有质量。”
自2000年始至今，美国国防部每年发布《中国军力报告》对中国军力进行“披露”。2000年的第一份《中国军力报告》首次提出“中国威胁论”，此后，每年新报告出台都会将这个问题再次带到风口浪尖。
《中国2011年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中，尽管强调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和巩固国际规范、增进全球安全与和平的中国，承认中国更多地参与国际维和、反海盗、人道主义救助等行动，但对中国的现代化军队“可能被用来增加中国获取外交优势或有利于其解决争端的能力”表示担忧。中国持续军事投入的速度和范围，令美国认为中国寻求的能力可能破坏地区军事平衡，增加误解和误判的风险，并可能造成地区紧张局势和焦虑情绪。
2012年报告指出，中国正致力于长期的全面军事现代化，并希望通过改善军力来赢得“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2015年美方发表的《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态势报告》继续渲染“中国军事威胁”的陈词滥调，在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战略意图、军兵种发展、太空、网络、军事透明度、台湾等问题上进行无端指责，特别是无视中方对维护国际和地区局势和平稳定与发展中美两国两军关系所做的积极努力，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对外政策、东海和南海维权行动肆意歪曲。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这种论调表明了外界对中国军队的日益强大持担忧状态。他们担心，中国军队完成从武器装备到组织形态的现代化的嬗变，就能够和西方强大的军队分庭抗礼。因此，往往怀着失衡心态观察中国军队的改革，或贬低或拔高或猜疑，但这显然不会打乱中国军队进行改革的步伐。
在世界新军事变革飞速发展、国家安全局势日趋复杂、强军兴军面临众多挑战的今天，中国军人只有继续弘扬中国精神，以强军力量夯实中国力量，才能在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伟大征程上肩负起时代使命、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参考资料：新华网、人民网、《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中国党史网、《环球军事》、《中国军力报告》等;作者：师永刚、刘琼雄、林海等）
“九七”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的“一秒之争”
香港回归交接仪式上，英方要将降英国国旗和演奏英国国歌持续至6月30日最后一秒，要求中方推迟一秒。而中方态度坚决，要求必须在1997年7月1日0时0分0秒准时奏响中国国歌。
十八年前，举世瞩目的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背后，曾有一秒之争。作为当事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指挥于建芳大校接受专访时，讲述了这段至今仍令他激动不已的故事。
1997年4月的一天，解放军军乐团接到一项任务，要组成一支35人的乐队，参加香港回归仪式，由于建芳担任指挥。
经过两个月的精心排练，于建芳带领乐队赴港。“我们大概是在6月25号左右到达香港的，当时还有三军仪仗队的队员。”于建芳回忆说，“我们到香港后没有穿军装，但还是有香港市民通过腰间的皮带认出我们是解放军。” 到香港后，解放军军乐团和准备参加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英國皇家乐团进行了几次合练。这时候，中英双方在关于政权交接仪式上的“一秒钟”进行了激烈的争夺。英方要将降英国国旗和演奏英国国歌持续至6月30日最后一秒才结束，要求中方推迟一秒，即在7月1日0时0分1秒才开始升中国国旗和演奏中国国歌。
“我们的态度很坚决，必须在1997年7月1日0时0分0秒准时奏响中国国歌。我们已经等了一百多年了，一秒钟都不能再等了。”于建芳回忆说，“军乐团当时接到的是死命令，不能早一秒，也不能晚一秒。如果英方故意拖延时间，我们也要准时奏响国歌，即使是我们和他们的国歌音乐叠在一起也在所不惜。”
历史性的时刻逼近了。6月30日23点10分左右，军乐团进入交接仪式的现场——香港会展中心。“进入会场后，鸦雀无声。气氛非常凝重。”于建芳说，这时候他心里就更紧张了。
按照事前的约定，在交接仪式开始20分钟前，双方的乐队轮流各演奏四首乐曲，为会场营造气氛。“我们演奏的第一首曲子是《茉莉花》。舒缓的音乐声响起后不久，会场的紧张气氛开始融化，嘉宾们开始窃窃私语。音乐是一种无国界的语言，在这个时候起到了奇妙的作用。”
激动人心的政权交接仪式开始了。23点59分，英国乐队开始演奏《上帝保佑女王》，降英国国旗。“正常情况下，英国国歌需要50多秒，可是他们一演奏我就觉得不对劲，节奏比平时还快了不少。结果，他们只用了30多秒就演奏完了。我们只做了英方拖延时间的准备，没想到他们会加速演奏。”
这等于给中方军乐团留出了20秒的空白时间。“这是令人窒息的20秒钟。我看见李鹏总理抬起手腕仔细地看了看表。我的心也顿时提到了嗓子眼。”于建芳小声问身边的联络官张景山：“怎么办？”张景山回答：“不管它，按原计划走。”
51、52、53…张景山精确地读着秒表。在23点59分58秒半的时候，于建芳果断地举起指挥棒。0时0分0秒，指挥棒准时起拍，《义勇军进行曲》响彻维多利亚港，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
交接仪式结束后，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张业遂第一个跑过来，紧紧抱住于建芳说：“建芳，太准了！”于建芳回忆说：“可能我当时太紧张了，耳朵充血，一直觉得国歌的声音有点小。其他人告诉我，那天的国歌格外嘹亮。”
（责任编辑：黄梦怡;参考资料：中国新闻网;作者：周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