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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林立果本没有资格参加全会，但林彪、叶群还是私自把他带去了。于是，庐山会议上的这场政治博弈，也留下了林立果的身影和足迹。
林立果跟随林彪、叶群上庐山
夏末秋初的庐山，天高气爽，有几辆小轿车从牯岭驶出，朝仙人洞方向开去。
从牯岭到仙人洞路途不远，不多时，车停了，依次从上面下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和林立果。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下车后，恭敬有礼地站在路旁，等后面的叶群走上前来，然后将叶群簇拥在中间，一行人缓步沿着石板路面，边走边聊，优哉游哉地朝景点走去。
这是1970年8月21日黄昏前，一同前来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叶群邀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游仙人洞。
林立果是没有资格参加全会的，但林彪、叶群还是私自把他带来了。不过，他们知道这是违反中央纪律的事，便让林立果冒充林办工作人员，并化名“肖秘书”。林、叶将林立果带上庐山是深有用意的，他们预料庐山会议将作出重大人事安排，并且预计会有一场重大斗争，让他前来，一是经风雨，见世面，二是关键时刻，还用得着他出面做些工作。
几个人边欣赏风景，边随意闲聊。走了几步，叶群随口念出一首诗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东坡的诗，写绝了！”邱会作说。
“庐山嘛，仙人洞，锦绣谷，花径这一带，景色是不错的。但最好看的，还不在这里，在三叠泉、五老峰那边。只是远了点，路又险峻。”吴法宪介绍说。
“胖子对庐山很熟悉嘛，有资格作导游啦！”叶群打趣道。
“哪里，哪里，”吴法宪咧嘴一笑，“山上有空军一家疗养院，我以前来过这里。”
“我怎么总觉得庐山阴气太重，像是不祥之地呢？”李作鹏摘下墨镜，眯着一只眼睛看看四周，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瞎子，你这可是独眼看世界，有偏见啦！”叶群又打趣道。她说的是双关语，自感得意，咯咯地笑出声来。
几个人会意，同时哈哈地笑了。
刻有“仙人洞”三个大字的圆门到了，这是一处庐山标志性的景点。叶群停下脚步，招呼道：“就在这里照个相吧！”
叶群站好了位置，吴法宪赶紧到她旁边，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站在后面，叶群随身带来的空军报社的摄影记者“咔嚓”按响了快门。
“唉，不容易啊，忙里偷闲，这是我们今年第二次出游合影了，”叶群感叹道，“只是少了黄总长。”
“下次再补吧，反正黄总长还要来开会嘛。”吴法宪说。
“好，打赢了这一仗，我们再来补照。”叶群满有信心地说。
庐山这次出游缺黄永胜，是因为中央决定黄永胜在北京看家。
黄永胜深知九届二中全会的重要性，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几次提出要上庐山参加会议，坚持不愿留在北京看家，并且违抗中央决定，擅自在军委办事组会上提出要邱会作、阎仲川（副总参谋长）留在北京看家，他好上山开会。为此，周恩来总理专门请示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指示要他留在北京，周恩来严肃批评了他，他才勉强留下。
但是，黄永胜还是赢得了上庐山的机会——中央决定，会议前期他在北京看家，后期再由别人换他上山开会。这就是吴法宪所说的黄永胜“反正要来开会”。
几个人观看了仙人洞、锦绣谷一带的景色，叶群见天色已晚，提议回去。临走时，她已登上汽车，还对为她关车门的吴法宪说：“设国家主席的事，还要坚持。”并从皮包中拿出一大把马列卡片气呼呼地道：“如果不承认天才，马列还算不算数？”临下车分手，她又对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叮嘱道：“无论如何，设国家主席要坚持。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碰头。”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会意地点头称是。
林立果说了一句：“这次，就看各位老总的啦！”
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三大分歧
叶群和林立果回到庐山林彪住地时，林彪正一个人在客厅里枯坐。看得出，林彪在思考问题。
“101（即林彪），我和小老虎（即林立果）刚刚看了仙人洞，可好看啦！等会议开完，我陪你也去转转。”叶群兴冲冲地说。
林彪没有反应。
叶群了解林彪，他没有反应的话题，是不感兴趣。于是，她便换了个话题：“刚才我向吴法宪、李作鹏他们交代过了，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
林彪还是没有反应，索性闭上了眼睛。
叶群不再吱声，转身向林立果使个眼色，两人退了出去。
林彪的心情不怎么好。这段时间，他与毛泽东在好几个重大问题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和矛盾，其中最严重的是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设国家主席和选择接班人问题。
围绕宪法修改中要不要写上三个副词，林彪一伙和江青一伙勾心斗角。康生、张春桥明知毛泽东已经指示不要写进三个副词，写上也会被毛泽东圈去，可是在修改宪法过程中、当吴法宪攻击他们时就是不明说，让吴法宪往陷阱里跳。
为什么围绕三个副词矛盾如此尖锐，冲突如此激烈呢？因为它绝不是文字和表述之争，而是毛、林权威之争。林彪是三个副词的积极倡导者和使用者，现在否定三个副词，岂不是明摆着否定林彪吗？毛泽东是党内至高无上的领导者，他要否定三个副词，林彪却不干，硬要维护，这不是蔑视毛泽东的权威，向毛泽东示威和挑战吗？
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就更为严重了。
党的“九大”召开之后，毛泽东开始考虑召开人大的问题。1970年3月6日，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他建议不设国家主席。
3月17日至2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在宪法修改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康生、张春桥提出宪法写多少条，只搞三十至五十条。人大常委会只设主任委员，不设委员长，不设国家主席，并且还要把“四大”、罢工写进宪法。 会后，吴法宪立即打电话向北戴河的叶群报告了情况，叶群立即报告了林彪。林彪很生气地说：“不要听康生的！你们要坚持设国家主席，设委员长！宪法条文也不能少。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要坚持毛主席是全军的统帅！”
在这次会议期间，林彪让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则让他的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没有正面对林彪的建议表明赞成还是反对。
4月11日，林彪正式向中央提出了设立国家主席的三条意见。
第二天，当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建议时，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其中包括周恩来。然而，当政治局讨论情况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当天就断然批示道：“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毛泽东和林彪在党内的权威和地位都非同小可。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人，往往是以毛泽东或林彪的意见为准则的。当毛泽东和林彪一致时，这毫无问题；但是当两人出现意见分歧时，别人就不好表态，情况就复杂了。正是因为党内的这种态势，在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合乎逻辑地出现了意见的反复和游移。第一次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政治局多数人讨论时赞成了。待到传来林彪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政治局多数人又同意了林彪的意见。
4月下旬，毛泽东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他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得知仍有些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在这种情况下，矛盾的解决唯有毛泽东和林彪两人中有一人让步，放弃自己的意见。否则，定成难以打破的僵局。
但林彪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固执。他咬定设国家主席，毫不退缩。
在毛泽东两次告诫他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之后，5月中旬，林彪仍然对吴法宪说，他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他要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8月初，叶群又打电话给吴法宪：林彪的意见还是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里提议写上这一章。
从1970年3月到8月，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忠实代表林彪意见的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在中央的多次会议上，同代表毛泽东意见的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闹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
其实，毛泽东与林彪分歧与矛盾的焦点，并不在于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而在于接班人问题。只是双方各有深层次的考虑，并且都讲策略，不把话挑明。
毛泽东决意不设国家主席，他自己不干，也打定主意不让林彪干，林彪很可能戴着个“接班人”的高帽子永远接不了班，一“副”到底。这里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林彪和毛泽东的分歧日见其多，林彪担心毛泽东更换接班人；另一个是林彪的身体远不如毛泽东健康，怕“熬”不过毛泽东。叶群曾经说过，“九大”以后，“在苏州，他（指林彪）转氨酶高，我们俩人都哭了。他哭政治上的，我哭主要是政治上的，加上责任上的。”叶群还说，林彪的身体“和毛主席相比，差得很远，拖不过毛主席”。
林彪由对自己政治前途的多舛未卜而惶惶不安，渐渐滋生了对毛泽东的牢骚和怨恨。
上庐山后心事重重的林彪，满脑子是会议的开法和自己今后的命运，以及下一步党和国家的走势。九届二中全会将就国家体制和召开人大的问题作出决定，这势必牵涉到接班人问题。林彪权衡了利弊：忍下去，可能渐渐失势，最终被人取而代之，那就太窝囊了；出击，是变被动为主动的唯一出路，但又可能和毛泽东发生冲突，政治上有一定风险。
“这是一场政治攻坚战哪！”想到这里，林彪不由得全身一颤！
林彪集团在政治博弈中满盘皆输
1970年8月23日下午3时许，庐山大礼堂。台上灯光大放光明，台下掌声一阵高过一阵。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依次走上主席台落座。毛泽东主持会议，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接着，周恩来宣布了全会三项议程：讨论和修改将要在四届人大提出的新宪法草案；讨论国民经济计划；讲一讲形势和战备问题。
随后，林彪讲话。他不慌不忙地戴上眼镜，顺手从兜里掏出一个稿子放在面前。林彪的讲话是很艺术、很策略的，他知道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他不能在大会上公开地唱对台戏，因此他的讲话中压根不提设国家主席问题，他只是大赞大颂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但林彪也对设国家主席巧妙地作了暗示，他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国家元首”一词，正是国家主席的另一种说法。
林彪拖长了声音，加重了语气强调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讲了一个半小时。尽管全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但据汪东兴观察，毛泽东已越来越显得不耐烦。林彪讲完后，毛泽东对周恩来、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流露出不悦。康生发言，表示对林彪的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他提出：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康生简单地讲完后，周恩来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于是，毛泽东宣布散会。
林彪的大会讲话，一石激起干层浪，挑起了庐山这场斗争。 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不管林彪是怎么想的，虚荣心、权势欲极强的叶群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却是恨不得一个早上让林彪当上国家主席的。此时，陈伯达的积极介入，他的目的是投靠林彪，改换门庭，摆脱江青的刁难和牵制。
林彪在大会上一讲话，陈伯达和吴法宪就连夜整理了《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用来印证林彪讲话的正确性。这一语录材料经过了林彪的审定。陈伯达考虑到林彪在好多次讲话中谈及天才问题，曾想把林彪的话也编进去，林彪一听连连摆手，坚决反对。因为林彪要这份语录的目的，在于用马列主义“老祖宗”包括毛泽东本人的话来压毛泽东，如果其中加了林彪的语录，那成何体统！
大会开幕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召集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负责人会议，依照原定议程安排分组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却在会上提出，林彪讲话很重要，要好好学习，再播放他的讲话录音，大家附和了。周恩来表示同意。
8月24日这天，大会撇开原定的三项议程，按照吴法宪的提议开始学习林彪的录音讲话。上午，除开毛泽东、林彪，包括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在内的所有与会人员集中在礼堂里听林彪讲话录音，连听两遍。下午，分组讨论林彪讲话。
各组的讨论极为热烈，无不坚决拥护林彪的讲话。不能不承认，林彪确有其相当高的威望，当然，这威望还在毛泽东之下。
在林彪的授意、指挥下，陈伯达及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一齐上阵，分头闹了起来。
林彪控制了全会的形势。
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言。他支持林彪称“天才”的观点，提出要设国家主席。他说：“多么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他的福建话呜噜呜噜怕别人听不懂，还站起来学着手舞足蹈地表演了一番。
叶群在中南组流着眼泪发言。事先，林彪给她定了发言口径，叫她讲“天才、领袖、指针”，“天才从理论角度讲，领袖从历史角度讲，指针从现实角度讲”。她在会上斩钉截铁地表示：关于“天才”的观点，“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吴法宪在西南组，李作鹏在中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都作了类似发言。留在北京看家的黄永胜，也准备了拥护林彪讲话的发言稿，准备后期上山“开炮”。
高潮是华北组出了第二号《简报》（即全会第六号《简报》）。二号《简报》是8月25日晨印出分发下去的。二号《简报》称赞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语重心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大家衷心赞成“在宪法上，第二条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简报》“强烈要求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
《简报》当天上午在全会引起了轰动。有些组效法华北组，通过决议要求设国家主席。有些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联名给毛泽东、林彪写信，表态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这样的意见也有了：“如果毛主席实在不愿当国家主席，可以请林副主席当。”与此同时，不少中央委员要求揪人，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揪出来。
一下子，会议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全会按照原定议程，已经无法进行。全会如果按眼下这个形势开下去，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肯定要占压倒优势，康生、江青、张春桥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8月25日上午，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去见毛泽东，慌里慌张地劈头就说：“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
毛泽东听了江青等的汇报，顿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有各组组长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大发雷霆，怒气冲天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设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还转过脸来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
林彪见毛泽东震怒，知道大事不好，立即私下传话：告诉他们，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再提“天才”了。但当周恩来提出要吴法宪等作检讨时，林彪却暗中给吴法宪打气：“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说得更是直截了当：“你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嘛！只要不牵扯到他们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林彪到底顶不住，也到底斗不过毛泽东。29日，他被迫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陈伯达、吴法宪等的检讨。林彪表情尴尬，明显地敷衍了事。
庐山会议9月6日结束。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林彪明白自己打了败仗，马上布置和掩护退却。他在会议上说：“我和陈伯达过去没有接触”，“军队的几个同志过去同陈伯达也没有共过事”，“他们是炮筒子，说话走火”。
但林彪是不会轻易认输的。他对吴法宪说了句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九届二中全会是道分水岭。用林彪卫士长李文普的话说，“林彪对毛泽东政治态度的变化，九届二中全会是一个转折点。”
兵败庐山使小老虎的黄粱美梦破灭
心情烦躁的林立果在庐山他住的房间里，不停地踱来踱去。天气有点炎热，他疾步走到茶几前，从果盘里拿起一块西瓜，胡乱啃了几口，大概是嫌不够甜，便随手丢进了垃圾筐内。
西瓜又惹得他心烦。
前些天，当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讲话后，华北组出了第二号《简报》，整个会议向林彪一边倒的时候，密切关注着会议动态的林立果，以为这下稳操胜券了，曾一时兴起，亲自掏钱让人买来几个大西瓜，请跟随他的空军报社摄影记者以及其他人吃西瓜，以示庆贺。林立果还让摄影记者给他照相，并问记者：“历史是谁的历史？”记者一时回答不上来，林立果点画着他的脑袋教导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这是拿破仑说的。”
想不到他的得意和高兴竟成一枕黄粱，转瞬化作泡影。 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发起愣来。这几天庐山发生的事情，过电影般浮现在他脑海里……
同叶群一样，林立果对九届二中全会是抱着很大希望的。当然，他对整个党内的形势，包括林彪与江青、张春桥的矛盾，林彪与毛泽东的分歧，也有相当的了解，只是不如叶群了解得更透彻罢了。林立果是瞧不起叶群的水平的，但那天叶群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游仙人洞，给了他不小的刺激。他看到，叶群可以指挥得吴法宪等人俯首帖耳，而他所能左右的人物，只有两个候补中央委员：王维国和陈励耘。他的势力，他的权威，毕竟远不如叶群啊！
尽管如此，林立果还是尽量表现自己，在中央全会上插了一手。
来庐山之前，林立果给王维国、陈励耘打了招呼，告诉他们：到山上不要乱讲话，什么时候讲话，讲些什么，要听他指挥。
上山之后，8月22日这天，林立果给陈励耘打了电话。
“我是军委办事组秘书，”林立果劈头就说，“姓肖，肖秘书，住在空军疗养院。”
陈励耘一听就愣了，这不分明是林立果嘛。他并不知道林立果已经悄悄上了山，但一听声音，一听林立果这么说，他就明白了，林立果此次是秘密行动，不敢公开露面。
林立果接下去单刀直入地问：“你在山上同那个姓张的接触没有？”
“没有。”陈励耘明白“姓张的”是指张春桥。
“你不要接触了，这个人有问题。明天下午林副主席有个讲话，你注意听吧。”
“是，是。”
“会上有什么事，听吴法宪指挥。”林立果说完，便撂了电话。
林立果神秘的电话提醒，对陈励耘来说并不陌生。同样的内容，江腾蛟已经带给他暗示了。还在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夕，陈励耘所在的空五军宣传处长徐曙，应江腾蛟之邀到北京写文章，回部队后徐曙给陈励耘带了个江腾蛟的口信来：“二中全会要开了，林副主席可能有个重要讲话，请你注意一下。”又说：“张春桥是反林副主席的，这次可能要点这个事情。”
林立果又以同样的方式，给王维国打了电话。
林立果上来就问王维国：“你现在住在哪里？”
王维国回答：“同王洪文、王秀珍他们住在一起。”
林立果说：“那你不是住在人家窝里去了啊？”
王维国说：“我本来就是上海组，只能和上海同志一起住啊！”
林立果随即告诉王维国：“林副主席要发表重要讲话，你要用脑子听。我住在空军庐山疗养院，和你见面不方便。有什么事，听吴法宪的。”
林彪发表讲话后，林立果当天便打电话给王维国：“你要发言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就说‘毛主席谦虚，提出不当国家主席的。”’王维国按照林立果的口径，在华东大组会上发言讲了四点内容：“一是否认了毛主席的天才，就等于否认了最高领袖的地位。二是否认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就等于否认了毛泽东思想。三是否认了用老三篇改造世界观，那我们党的建设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党？四是部队干部、战士有这样一种热望，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
林立果同样打电话给陈励耘，提示说：“要抓住有人反对毛主席这一点，猛攻到底，但不要点名。”于是，陈励耘在会上便慷慨激昂地发了言。他说：“林副主席讲话是有所指的。现在有人反对毛主席，还有人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有些人还反对老干部，整我们军队干部，这些人应该站出来说说清楚！”
休息时，包括杨得志、韩先楚等人纷纷前来问陈励耘：“老陈，你讲的有人，到底是谁？是谁反对毛主席？”陈励耘反问一句：“你看我讲谁？我不是说过嘛，谁反对毛主席我就讲谁！”
林立果对王维国、陈励耘说他住在空军庐山疗养院，是假话。林立果上山之前，林办就通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要他在林彪、叶群住处之外，再准备一处房子，林办没有说供谁住。由于程世清与林彪一家很熟，上山后才知道，另外安排的房子是给林立果住的。那栋房子很独立，根本不在空军庐山疗养院内，林立果到了之后，同时在那里安装了六条电话专线，可以随时同山上各代表团住地、山下九江机场和北京毛家湾、空军机关通话。林立果还专门调了两架“云雀”式直升机在九江机场待命。
林立果不仅插手王维国、陈励耘的活动，还插手吴法宪的活动，不断与吴法宪保持联系。
这期间，吴法宪在会上所做的工作，林立果都注意掌握，并及时报告给林彪、叶群。吴法宪很讨得了林彪的欢心。
然而，当毛泽东在绝大多数中央委员面前“反潮流”，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力挽狂澜之后，毛泽东命周恩来找吴法宪谈话予以批评，吴法宪就又痛哭流涕了。对此，林立果对人恨恨地骂道：“吴胖子经不起风浪，是狗熊！”
兵败庐山，林立果对这一结局非常不服气。他既迁怒于叶群，多次在电话中骂骂咧咧：“翻车了，倒大霉了！都是他妈的主任搞的，她想抢头功，尽是瞎指挥！”同时他也埋怨吴法宪、李作鹏他们水平低、不争气，他感到今后要成大事，靠黄永胜、吴法宪这些老总们已经无济于事，得靠他自己的力量和势力了。
（据《林立果“小舰队”兴亡始末》）
林立果跟随林彪、叶群上庐山
夏末秋初的庐山，天高气爽，有几辆小轿车从牯岭驶出，朝仙人洞方向开去。
从牯岭到仙人洞路途不远，不多时，车停了，依次从上面下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叶群和林立果。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下车后，恭敬有礼地站在路旁，等后面的叶群走上前来，然后将叶群簇拥在中间，一行人缓步沿着石板路面，边走边聊，优哉游哉地朝景点走去。
这是1970年8月21日黄昏前，一同前来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叶群邀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游仙人洞。
林立果是没有资格参加全会的，但林彪、叶群还是私自把他带来了。不过，他们知道这是违反中央纪律的事，便让林立果冒充林办工作人员，并化名“肖秘书”。林、叶将林立果带上庐山是深有用意的，他们预料庐山会议将作出重大人事安排，并且预计会有一场重大斗争，让他前来，一是经风雨，见世面，二是关键时刻，还用得着他出面做些工作。
几个人边欣赏风景，边随意闲聊。走了几步，叶群随口念出一首诗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东坡的诗，写绝了！”邱会作说。
“庐山嘛，仙人洞，锦绣谷，花径这一带，景色是不错的。但最好看的，还不在这里，在三叠泉、五老峰那边。只是远了点，路又险峻。”吴法宪介绍说。
“胖子对庐山很熟悉嘛，有资格作导游啦！”叶群打趣道。
“哪里，哪里，”吴法宪咧嘴一笑，“山上有空军一家疗养院，我以前来过这里。”
“我怎么总觉得庐山阴气太重，像是不祥之地呢？”李作鹏摘下墨镜，眯着一只眼睛看看四周，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瞎子，你这可是独眼看世界，有偏见啦！”叶群又打趣道。她说的是双关语，自感得意，咯咯地笑出声来。
几个人会意，同时哈哈地笑了。
刻有“仙人洞”三个大字的圆门到了，这是一处庐山标志性的景点。叶群停下脚步，招呼道：“就在这里照个相吧！”
叶群站好了位置，吴法宪赶紧到她旁边，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站在后面，叶群随身带来的空军报社的摄影记者“咔嚓”按响了快门。
“唉，不容易啊，忙里偷闲，这是我们今年第二次出游合影了，”叶群感叹道，“只是少了黄总长。”
“下次再补吧，反正黄总长还要来开会嘛。”吴法宪说。
“好，打赢了这一仗，我们再来补照。”叶群满有信心地说。
庐山这次出游缺黄永胜，是因为中央决定黄永胜在北京看家。
黄永胜深知九届二中全会的重要性，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几次提出要上庐山参加会议，坚持不愿留在北京看家，并且违抗中央决定，擅自在军委办事组会上提出要邱会作、阎仲川（副总参谋长）留在北京看家，他好上山开会。为此，周恩来总理专门请示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指示要他留在北京，周恩来严肃批评了他，他才勉强留下。
但是，黄永胜还是赢得了上庐山的机会——中央决定，会议前期他在北京看家，后期再由别人换他上山开会。这就是吴法宪所说的黄永胜“反正要来开会”。
几个人观看了仙人洞、锦绣谷一带的景色，叶群见天色已晚，提议回去。临走时，她已登上汽车，还对为她关车门的吴法宪说：“设国家主席的事，还要坚持。”并从皮包中拿出一大把马列卡片气呼呼地道：“如果不承认天才，马列还算不算数？”临下车分手，她又对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叮嘱道：“无论如何，设国家主席要坚持。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碰头。”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会意地点头称是。
林立果说了一句：“这次，就看各位老总的啦！”
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三大分歧
叶群和林立果回到庐山林彪住地时，林彪正一个人在客厅里枯坐。看得出，林彪在思考问题。
“101（即林彪），我和小老虎（即林立果）刚刚看了仙人洞，可好看啦！等会议开完，我陪你也去转转。”叶群兴冲冲地说。
林彪没有反应。
叶群了解林彪，他没有反应的话题，是不感兴趣。于是，她便换了个话题：“刚才我向吴法宪、李作鹏他们交代过了，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
林彪还是没有反应，索性闭上了眼睛。
叶群不再吱声，转身向林立果使个眼色，两人退了出去。
林彪的心情不怎么好。这段时间，他与毛泽东在好几个重大问题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和矛盾，其中最严重的是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设国家主席和选择接班人问题。
围绕宪法修改中要不要写上三个副词，林彪一伙和江青一伙勾心斗角。康生、张春桥明知毛泽东已经指示不要写进三个副词，写上也会被毛泽东圈去，可是在修改宪法过程中、当吴法宪攻击他们时就是不明说，让吴法宪往陷阱里跳。
为什么围绕三个副词矛盾如此尖锐，冲突如此激烈呢？因为它绝不是文字和表述之争，而是毛、林权威之争。林彪是三个副词的积极倡导者和使用者，现在否定三个副词，岂不是明摆着否定林彪吗？毛泽东是党内至高无上的领导者，他要否定三个副词，林彪却不干，硬要维护，这不是蔑视毛泽东的权威，向毛泽东示威和挑战吗？
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就更为严重了。
党的“九大”召开之后，毛泽东开始考虑召开人大的问题。1970年3月6日，毛泽东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他建议不设国家主席。
3月17日至2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在宪法修改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康生、张春桥提出宪法写多少条，只搞三十至五十条。人大常委会只设主任委员，不设委员长，不设国家主席，并且还要把“四大”、罢工写进宪法。 会后，吴法宪立即打电话向北戴河的叶群报告了情况，叶群立即报告了林彪。林彪很生气地说：“不要听康生的！你们要坚持设国家主席，设委员长！宪法条文也不能少。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要坚持毛主席是全军的统帅！”
在这次会议期间，林彪让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则让他的秘书回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没有正面对林彪的建议表明赞成还是反对。
4月11日，林彪正式向中央提出了设立国家主席的三条意见。
第二天，当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建议时，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其中包括周恩来。然而，当政治局讨论情况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当天就断然批示道：“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毛泽东和林彪在党内的权威和地位都非同小可。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人，往往是以毛泽东或林彪的意见为准则的。当毛泽东和林彪一致时，这毫无问题；但是当两人出现意见分歧时，别人就不好表态，情况就复杂了。正是因为党内的这种态势，在究竟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合乎逻辑地出现了意见的反复和游移。第一次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政治局多数人讨论时赞成了。待到传来林彪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政治局多数人又同意了林彪的意见。
4月下旬，毛泽东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他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得知仍有些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在这种情况下，矛盾的解决唯有毛泽东和林彪两人中有一人让步，放弃自己的意见。否则，定成难以打破的僵局。
但林彪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固执。他咬定设国家主席，毫不退缩。
在毛泽东两次告诫他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之后，5月中旬，林彪仍然对吴法宪说，他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他要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8月初，叶群又打电话给吴法宪：林彪的意见还是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里提议写上这一章。
从1970年3月到8月，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忠实代表林彪意见的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在中央的多次会议上，同代表毛泽东意见的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闹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
其实，毛泽东与林彪分歧与矛盾的焦点，并不在于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而在于接班人问题。只是双方各有深层次的考虑，并且都讲策略，不把话挑明。
毛泽东决意不设国家主席，他自己不干，也打定主意不让林彪干，林彪很可能戴着个“接班人”的高帽子永远接不了班，一“副”到底。这里的关键因素有两个，一个是林彪和毛泽东的分歧日见其多，林彪担心毛泽东更换接班人；另一个是林彪的身体远不如毛泽东健康，怕“熬”不过毛泽东。叶群曾经说过，“九大”以后，“在苏州，他（指林彪）转氨酶高，我们俩人都哭了。他哭政治上的，我哭主要是政治上的，加上责任上的。”叶群还说，林彪的身体“和毛主席相比，差得很远，拖不过毛主席”。
林彪由对自己政治前途的多舛未卜而惶惶不安，渐渐滋生了对毛泽东的牢骚和怨恨。
上庐山后心事重重的林彪，满脑子是会议的开法和自己今后的命运，以及下一步党和国家的走势。九届二中全会将就国家体制和召开人大的问题作出决定，这势必牵涉到接班人问题。林彪权衡了利弊：忍下去，可能渐渐失势，最终被人取而代之，那就太窝囊了；出击，是变被动为主动的唯一出路，但又可能和毛泽东发生冲突，政治上有一定风险。
“这是一场政治攻坚战哪！”想到这里，林彪不由得全身一颤！
林彪集团在政治博弈中满盘皆输
1970年8月23日下午3时许，庐山大礼堂。台上灯光大放光明，台下掌声一阵高过一阵。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依次走上主席台落座。毛泽东主持会议，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接着，周恩来宣布了全会三项议程：讨论和修改将要在四届人大提出的新宪法草案；讨论国民经济计划；讲一讲形势和战备问题。
随后，林彪讲话。他不慌不忙地戴上眼镜，顺手从兜里掏出一个稿子放在面前。林彪的讲话是很艺术、很策略的，他知道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他不能在大会上公开地唱对台戏，因此他的讲话中压根不提设国家主席问题，他只是大赞大颂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但林彪也对设国家主席巧妙地作了暗示，他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国家元首”一词，正是国家主席的另一种说法。
林彪拖长了声音，加重了语气强调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讲了一个半小时。尽管全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但据汪东兴观察，毛泽东已越来越显得不耐烦。林彪讲完后，毛泽东对周恩来、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流露出不悦。康生发言，表示对林彪的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他提出：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康生简单地讲完后，周恩来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于是，毛泽东宣布散会。
林彪的大会讲话，一石激起干层浪，挑起了庐山这场斗争。 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上，不管林彪是怎么想的，虚荣心、权势欲极强的叶群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却是恨不得一个早上让林彪当上国家主席的。此时，陈伯达的积极介入，他的目的是投靠林彪，改换门庭，摆脱江青的刁难和牵制。
林彪在大会上一讲话，陈伯达和吴法宪就连夜整理了《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用来印证林彪讲话的正确性。这一语录材料经过了林彪的审定。陈伯达考虑到林彪在好多次讲话中谈及天才问题，曾想把林彪的话也编进去，林彪一听连连摆手，坚决反对。因为林彪要这份语录的目的，在于用马列主义“老祖宗”包括毛泽东本人的话来压毛泽东，如果其中加了林彪的语录，那成何体统！
大会开幕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召集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负责人会议，依照原定议程安排分组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却在会上提出，林彪讲话很重要，要好好学习，再播放他的讲话录音，大家附和了。周恩来表示同意。
8月24日这天，大会撇开原定的三项议程，按照吴法宪的提议开始学习林彪的录音讲话。上午，除开毛泽东、林彪，包括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在内的所有与会人员集中在礼堂里听林彪讲话录音，连听两遍。下午，分组讨论林彪讲话。
各组的讨论极为热烈，无不坚决拥护林彪的讲话。不能不承认，林彪确有其相当高的威望，当然，这威望还在毛泽东之下。
在林彪的授意、指挥下，陈伯达及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一齐上阵，分头闹了起来。
林彪控制了全会的形势。
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言。他支持林彪称“天才”的观点，提出要设国家主席。他说：“多么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他的福建话呜噜呜噜怕别人听不懂，还站起来学着手舞足蹈地表演了一番。
叶群在中南组流着眼泪发言。事先，林彪给她定了发言口径，叫她讲“天才、领袖、指针”，“天才从理论角度讲，领袖从历史角度讲，指针从现实角度讲”。她在会上斩钉截铁地表示：关于“天才”的观点，“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吴法宪在西南组，李作鹏在中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都作了类似发言。留在北京看家的黄永胜，也准备了拥护林彪讲话的发言稿，准备后期上山“开炮”。
高潮是华北组出了第二号《简报》（即全会第六号《简报》）。二号《简报》是8月25日晨印出分发下去的。二号《简报》称赞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语重心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大家衷心赞成“在宪法上，第二条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简报》“强烈要求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
《简报》当天上午在全会引起了轰动。有些组效法华北组，通过决议要求设国家主席。有些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联名给毛泽东、林彪写信，表态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这样的意见也有了：“如果毛主席实在不愿当国家主席，可以请林副主席当。”与此同时，不少中央委员要求揪人，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揪出来。
一下子，会议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全会按照原定议程，已经无法进行。全会如果按眼下这个形势开下去，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肯定要占压倒优势，康生、江青、张春桥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8月25日上午，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去见毛泽东，慌里慌张地劈头就说：“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
毛泽东听了江青等的汇报，顿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有各组组长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大发雷霆，怒气冲天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设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还转过脸来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
林彪见毛泽东震怒，知道大事不好，立即私下传话：告诉他们，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再提“天才”了。但当周恩来提出要吴法宪等作检讨时，林彪却暗中给吴法宪打气：“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说得更是直截了当：“你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嘛！只要不牵扯到他们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林彪到底顶不住，也到底斗不过毛泽东。29日，他被迫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陈伯达、吴法宪等的检讨。林彪表情尴尬，明显地敷衍了事。
庐山会议9月6日结束。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林彪明白自己打了败仗，马上布置和掩护退却。他在会议上说：“我和陈伯达过去没有接触”，“军队的几个同志过去同陈伯达也没有共过事”，“他们是炮筒子，说话走火”。
但林彪是不会轻易认输的。他对吴法宪说了句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九届二中全会是道分水岭。用林彪卫士长李文普的话说，“林彪对毛泽东政治态度的变化，九届二中全会是一个转折点。”
兵败庐山使小老虎的黄粱美梦破灭
心情烦躁的林立果在庐山他住的房间里，不停地踱来踱去。天气有点炎热，他疾步走到茶几前，从果盘里拿起一块西瓜，胡乱啃了几口，大概是嫌不够甜，便随手丢进了垃圾筐内。
西瓜又惹得他心烦。
前些天，当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讲话后，华北组出了第二号《简报》，整个会议向林彪一边倒的时候，密切关注着会议动态的林立果，以为这下稳操胜券了，曾一时兴起，亲自掏钱让人买来几个大西瓜，请跟随他的空军报社摄影记者以及其他人吃西瓜，以示庆贺。林立果还让摄影记者给他照相，并问记者：“历史是谁的历史？”记者一时回答不上来，林立果点画着他的脑袋教导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这是拿破仑说的。”
想不到他的得意和高兴竟成一枕黄粱，转瞬化作泡影。 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发起愣来。这几天庐山发生的事情，过电影般浮现在他脑海里……
同叶群一样，林立果对九届二中全会是抱着很大希望的。当然，他对整个党内的形势，包括林彪与江青、张春桥的矛盾，林彪与毛泽东的分歧，也有相当的了解，只是不如叶群了解得更透彻罢了。林立果是瞧不起叶群的水平的，但那天叶群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游仙人洞，给了他不小的刺激。他看到，叶群可以指挥得吴法宪等人俯首帖耳，而他所能左右的人物，只有两个候补中央委员：王维国和陈励耘。他的势力，他的权威，毕竟远不如叶群啊！
尽管如此，林立果还是尽量表现自己，在中央全会上插了一手。
来庐山之前，林立果给王维国、陈励耘打了招呼，告诉他们：到山上不要乱讲话，什么时候讲话，讲些什么，要听他指挥。
上山之后，8月22日这天，林立果给陈励耘打了电话。
“我是军委办事组秘书，”林立果劈头就说，“姓肖，肖秘书，住在空军疗养院。”
陈励耘一听就愣了，这不分明是林立果嘛。他并不知道林立果已经悄悄上了山，但一听声音，一听林立果这么说，他就明白了，林立果此次是秘密行动，不敢公开露面。
林立果接下去单刀直入地问：“你在山上同那个姓张的接触没有？”
“没有。”陈励耘明白“姓张的”是指张春桥。
“你不要接触了，这个人有问题。明天下午林副主席有个讲话，你注意听吧。”
“是，是。”
“会上有什么事，听吴法宪指挥。”林立果说完，便撂了电话。
林立果神秘的电话提醒，对陈励耘来说并不陌生。同样的内容，江腾蛟已经带给他暗示了。还在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夕，陈励耘所在的空五军宣传处长徐曙，应江腾蛟之邀到北京写文章，回部队后徐曙给陈励耘带了个江腾蛟的口信来：“二中全会要开了，林副主席可能有个重要讲话，请你注意一下。”又说：“张春桥是反林副主席的，这次可能要点这个事情。”
林立果又以同样的方式，给王维国打了电话。
林立果上来就问王维国：“你现在住在哪里？”
王维国回答：“同王洪文、王秀珍他们住在一起。”
林立果说：“那你不是住在人家窝里去了啊？”
王维国说：“我本来就是上海组，只能和上海同志一起住啊！”
林立果随即告诉王维国：“林副主席要发表重要讲话，你要用脑子听。我住在空军庐山疗养院，和你见面不方便。有什么事，听吴法宪的。”
林彪发表讲话后，林立果当天便打电话给王维国：“你要发言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就说‘毛主席谦虚，提出不当国家主席的。”’王维国按照林立果的口径，在华东大组会上发言讲了四点内容：“一是否认了毛主席的天才，就等于否认了最高领袖的地位。二是否认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就等于否认了毛泽东思想。三是否认了用老三篇改造世界观，那我们党的建设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党？四是部队干部、战士有这样一种热望，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
林立果同样打电话给陈励耘，提示说：“要抓住有人反对毛主席这一点，猛攻到底，但不要点名。”于是，陈励耘在会上便慷慨激昂地发了言。他说：“林副主席讲话是有所指的。现在有人反对毛主席，还有人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有些人还反对老干部，整我们军队干部，这些人应该站出来说说清楚！”
休息时，包括杨得志、韩先楚等人纷纷前来问陈励耘：“老陈，你讲的有人，到底是谁？是谁反对毛主席？”陈励耘反问一句：“你看我讲谁？我不是说过嘛，谁反对毛主席我就讲谁！”
林立果对王维国、陈励耘说他住在空军庐山疗养院，是假话。林立果上山之前，林办就通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要他在林彪、叶群住处之外，再准备一处房子，林办没有说供谁住。由于程世清与林彪一家很熟，上山后才知道，另外安排的房子是给林立果住的。那栋房子很独立，根本不在空军庐山疗养院内，林立果到了之后，同时在那里安装了六条电话专线，可以随时同山上各代表团住地、山下九江机场和北京毛家湾、空军机关通话。林立果还专门调了两架“云雀”式直升机在九江机场待命。
林立果不仅插手王维国、陈励耘的活动，还插手吴法宪的活动，不断与吴法宪保持联系。
这期间，吴法宪在会上所做的工作，林立果都注意掌握，并及时报告给林彪、叶群。吴法宪很讨得了林彪的欢心。
然而，当毛泽东在绝大多数中央委员面前“反潮流”，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力挽狂澜之后，毛泽东命周恩来找吴法宪谈话予以批评，吴法宪就又痛哭流涕了。对此，林立果对人恨恨地骂道：“吴胖子经不起风浪，是狗熊！”
兵败庐山，林立果对这一结局非常不服气。他既迁怒于叶群，多次在电话中骂骂咧咧：“翻车了，倒大霉了！都是他妈的主任搞的，她想抢头功，尽是瞎指挥！”同时他也埋怨吴法宪、李作鹏他们水平低、不争气，他感到今后要成大事，靠黄永胜、吴法宪这些老总们已经无济于事，得靠他自己的力量和势力了。
（据《林立果“小舰队”兴亡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