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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起于秦汉时期的茶马古道，是中国文明史上比较早的“古道”之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人类文化的变迁与递进中，演变成为一种独具一格的符号式文化。进而在多民族诸文化元素大融合背景之下，承载着这些民族文化元素的往来传递;在时空的延续中，其媒介式的特性在越来越凸显。通过解读茶马古道（贵州段）的历史性、人文性的部分符号，以图既阐述其个性，又拓展其共性的延展性与生命力。
【关键词】：茶马古道;贵州段;文化符号;解读
茶马古道在物理建构上应该属于一个复杂的交通网，有川藏、滇藏、青藏这三条大道为主要线路，并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共同构成了复杂的道路交通系统。从地理结构上来看，其地跨川、滇、青、藏等;另外，还向外延伸至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并远至欧洲。
一、茶马古道的由来及历史承载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道路，更是一个历史文化的载体，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1]借助于历史上唐宋以来，商贾之间从产茶地存在的茶马互市，便提炼出“茶马”这一关键词;又因为这一源远的是史实通过承载茶产地（或销马地）——销茶地（或产马地）两者之间的购销来往的通道作用，由此再提炼出“古道”这一关键词，由此两者相加，学界便顺势将之命名为“茶马古道”。
茶销往青、藏以至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因地域、气候等客观环境因素，新疆等地的马匹体质、耐力等大大优于内地，同时作为当时主要交通工具之一的马匹，也承担着产销两地货物的驮运。于是，在互通有无之间，出于供求决定市场价格这一主要原因，在很大利润空间的操作前提下，更无形中增加了茶马互市的必要性。“闯关东”闯出了一片天，也闯成了一种独有文化;“走西口”走出了一片繁荣，也走出了文化的禁锢，可以说两者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精神现象。与之类似，茶马互市也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现象。由贯穿整个茶马互市的主体而言，“人”的各种作用始终是促成这个活动的关键因素。首先，内地大量的蔬菜加上产茶量也大，促进消化的辅助物也就不止茶独一种，这构成了“人”将要为多余的茶找销售下家的必要性;其次，青、藏、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多以肉食为主，餐后需要大量的茶辅助消化和去味，其地对于茶的需求量也就极大;第三，产销之间构成了必要的供求关系上很大的逐利空间，茶马互市也就应运而生。在这一客观的历史前提下，起于秦汉的茶马互市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在交通方式没有历史性的革新之前，始终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茶成为人们的必须品，马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在由商业活动引来的诸元素的附带性交流中，也“进化”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标签。
二、茶马古道文化研究与贵州段的学术地位解读
关于茶马古道的研究在学界一直是一个极具生命力的话题，国内外研究者和他们的研究成果都难以胜数。不过就关注度来说，作为贵州段，学者们的关注度却是比较低的。不可否认的是，川、滇、青、藏是茶马互市的中心地段，以它们为中心研究亦无可厚非，但设想若没有外围地段的协同参与，作为链式结构的文化体系，贵州段作为其中的一链，亦参与了整个文化的建构，掉一节链子，对整个文化的系统性、全面性均会有一定的程度的损毁。“因为，近年来关于茶马古道的研究，常以传统视角将茶马古道定位在相对狭隘的范围内，进而勾绘出茶马古道的走向。这种定位几乎将贵州排斥在茶马古道研究的视野之外。”[2]所以，我们从学术地位上来看，在这一研究的过程中，对每一个部分都有学理性的涉及，不厚此薄彼是合理建构这一文化体系所必须的操作之道。
综合考查贵州段茶马古道的经行路线，从时间上来说，唐宋时期主要以狭窄崎岖山路为主，那个时段进行茶马生意的先驱者们除带有生意的目的之外，也不排除有很强的探险性质。他们开创性的探险精神，撇开逐利养家的因素来说，对于沿途文化的传播、汇融、土著居民等的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再经宋明以后的不断开辟与修缮，就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古道遗址。唐以前是开创性的，宋明以后是完善性的，这种完善不但从生意往来的层面上进一步提高了效率，实际上也代表着一种文化上的认同。“（茶）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昔得之，其味极佳（陆羽《茶经》）。”于此而论，贵州茶的质量是毋庸置疑的，就从今天的实际情况来看，以都匀毛尖、贵定云雾雪芽、青山翠芽、湄潭翠芽、遵义毛峰、雀舌报春、雷山银球、狮山碧针、九龙毛尖、羊艾毛峰、瀑布雪松、梵净翠峰等一大批名茶，从质量到名声都是极好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仅以川、滇之茶供应青、藏以至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欧洲等地，恐怕还是比较吃紧的。从马的方面来说，黔马源于其生长于山地这一实际情况，加上与由湘、桂进入中原地区也比较便利，“贵州盛产小型马，头小、颈长、身驱短、四肢长，只有这种体型的山地马，才能适合崎岖山地的需要”。[3]于是，水西马、播州马、乌蒙马、罗甸马等十多个优良马种进入茶马互市的范畴之中也都丰富了贵州在整个茶马文化体系的内涵。
贵州地区对整个茶马古道文化的贡献，不仅是作为交通要道的方面，在人和物方面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在唐至清这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为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的贡献、多元文化的形成都做着应有的、突出的、也应该是不可忽视的贡献。
三、贵州区域文化与茶马古道文化的建构解读
“南宋时期，由于中国北方战争频繁，中国南方由广西横山寨到云南的买马道异常活跃，形成历史上著名的买马道，但绍兴三十一年，买马道路段上自杞与罗殿有争，广西到云南的买马道受阻，从广西宜州、南丹经过贵州独山、都匀再西去云南的古道异常活跃起来。”[4]出于贵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特殊因素，在整个茶马古道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贵州的山地印象、人文特色、风俗习惯等元素在和中原主流文化的交往碰撞中，一方面大大促进了本地区文化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反作用于主流文化——在参与文化构建的同时，也丰富了主流文化的内涵。 （一）山地印象
贵州多山，且山路大多崎岖难行，西有乌蒙山、北有大娄山，东北有武陵山以及中部的苗岭等，这是极典型的山区地貌形象。山地造成的相对于外界的信息封闭，在给外界人士造成很大的视觉冲击的同时，也能给予其非常大的心灵震撼。但凡具有一定文化的中国人，大都会有写游记的习惯，在经商的群体中，虽不敢说饱学之士大量存在，但具有一定文化功底的人却是客观存在的，加上部分伴随商队的旅游、或独自旅游文人（如徐霞客等）偶有存在，于是对贵州这块古老神秘的土地的人文描述自是不少。这种人文描述不管是文字上的、语言上的还是具体形象绘制，在与外界的传播上，经过这一群体有意或是无意所为，在时间的沉淀中，贵州的形象也越来越被外界所熟知。这种由外界来作各种形象的描摹性传播，虽然不一定准确，甚至会很大程度的偏差，但从认知角度来说，这片土地在外界越来越被了解倒是一
个不争的事实。
（二）人文特色
客观来说，贵州的人文沉淀是非常单薄的。但从文化的相对性来说，贵州的民族文化却又是外界所无法比拟的。从传播的角度来说，茶马古道贵州段的开辟经略对贵州的文化促进是极大的：一方面在“走出去”的同时，通过对外界诸文化的“引进来”，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与融合，于内于外无疑都是大有裨益的。在这种良性的互动与不断的融合中，贵州的民族文化被不同人逐渐认识并作了不同的解读，不管这些解读的合理性如何，但贵州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却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外界的文化在茶马商贾和旅游人士与贵州的居民特别是土著居民有着不同形式的交流，比如由生意上带来的语言、文字、处事方式等的交流和由宿居带来的食物等方面的交流，多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便为形成多元文化衍生了新的路径。文化传播是多种形式的，影响是相互的，成长是共同的，成形后是多元的，承袭是永远的。作为茶马古道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贵州人文特色对于整体的学术研究势必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子。
（三）风俗习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这一方人也自有其专属的风俗习惯。作为商贾、客旅，他们也许在起初会顾忌贵州土著居民“剽悍、好斗”的“野蛮”行为，所以自然免不了会有收敛甚至是小心谨慎地做事做人。不过随着接触时间的增长，了解程度的加深，以往的认识也会随之改变。认识的加深带来的是心理上的认同，而心理上的认同对于在生意方面达成共识、文化上更深层次的交流都能奠定非常好的人际基础。风俗习惯不同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会给双方形成一定的隔膜，延缓了彼此的交流，但并不能阻碍两者最终在各个方面顺畅地交流。
（四）移民因素
茶马文化对我国人民大融合的贡献之一是随着各个方面交往的不断深入所带来的移民行为的频繁。贵州移民的进入大抵稍晚于贵州茶马古道的经略：贵州段茶马古道开辟得不成熟，移民就少;贵州段茶马古道开辟得越成熟，而贵州移民就越多。军事镇戍、仕宦任职、祸乱躲避、谪迁流放以及民间其它形式的自发流移，基本上就是外来人员移入贵州的几个途径。“外地移民经各种渠道不断进人，至清代中后期，贵州境内已无一处无汉人，有的地方外来客民人数已超过当地民族。”[5]移民现象在整个茶马文化的变迁形成中普遍存在，茶马古道上的移民史就是茶马文化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移民与本地土著交往的时间和空间更多，在居住的相互往来中，两者一方面在相互生活、生产方式相互影响的同时，对一些文化也潜移默化地相互影响。
四、结语
茶马古道有“第二丝绸之路”的美誉，它在文化交流与传播、古代经济建设与发展、民族融合、地理认知、民族凝聚力提升等方面的诸多贡献是巨大的。今天我们以学术的思想和研究态度去对待它，对其方方面面进行客观的剖析与认知，绝不能割裂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贵州作为勾通川、黔、桂茶马古道的咽喉之地，从贡献方面讲，任何一个部分地位应都是平等的。正确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使我们从整体上客观地建设这一学术体系，不该也不应被忽视。
参考文献：
[1]任新建.茶马古道的历史变迁与现代功能[J].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12期，第53-55页。
[2]范同寿.“茶马古道”与贵州.当代贵州，2010年第14期，第44页。
[3]吴正光：茶马古道线路觅遗踪[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0第9期，第25—29页。
[4]陈保亚：川黔桂茶马古道西南入华南之第一通道[J].科学中国人，2014年第12期，第14—19页。
[5]古永继：元明清时贵州地区的外来移民[J].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135-141页。
【关键词】：茶马古道;贵州段;文化符号;解读
茶马古道在物理建构上应该属于一个复杂的交通网，有川藏、滇藏、青藏这三条大道为主要线路，并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共同构成了复杂的道路交通系统。从地理结构上来看，其地跨川、滇、青、藏等;另外，还向外延伸至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并远至欧洲。
一、茶马古道的由来及历史承载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道路，更是一个历史文化的载体，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1]借助于历史上唐宋以来，商贾之间从产茶地存在的茶马互市，便提炼出“茶马”这一关键词;又因为这一源远的是史实通过承载茶产地（或销马地）——销茶地（或产马地）两者之间的购销来往的通道作用，由此再提炼出“古道”这一关键词，由此两者相加，学界便顺势将之命名为“茶马古道”。
茶销往青、藏以至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因地域、气候等客观环境因素，新疆等地的马匹体质、耐力等大大优于内地，同时作为当时主要交通工具之一的马匹，也承担着产销两地货物的驮运。于是，在互通有无之间，出于供求决定市场价格这一主要原因，在很大利润空间的操作前提下，更无形中增加了茶马互市的必要性。“闯关东”闯出了一片天，也闯成了一种独有文化;“走西口”走出了一片繁荣，也走出了文化的禁锢，可以说两者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精神现象。与之类似，茶马互市也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现象。由贯穿整个茶马互市的主体而言，“人”的各种作用始终是促成这个活动的关键因素。首先，内地大量的蔬菜加上产茶量也大，促进消化的辅助物也就不止茶独一种，这构成了“人”将要为多余的茶找销售下家的必要性;其次，青、藏、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多以肉食为主，餐后需要大量的茶辅助消化和去味，其地对于茶的需求量也就极大;第三，产销之间构成了必要的供求关系上很大的逐利空间，茶马互市也就应运而生。在这一客观的历史前提下，起于秦汉的茶马互市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在交通方式没有历史性的革新之前，始终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茶成为人们的必须品，马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在由商业活动引来的诸元素的附带性交流中，也“进化”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标签。
二、茶马古道文化研究与贵州段的学术地位解读
关于茶马古道的研究在学界一直是一个极具生命力的话题，国内外研究者和他们的研究成果都难以胜数。不过就关注度来说，作为贵州段，学者们的关注度却是比较低的。不可否认的是，川、滇、青、藏是茶马互市的中心地段，以它们为中心研究亦无可厚非，但设想若没有外围地段的协同参与，作为链式结构的文化体系，贵州段作为其中的一链，亦参与了整个文化的建构，掉一节链子，对整个文化的系统性、全面性均会有一定的程度的损毁。“因为，近年来关于茶马古道的研究，常以传统视角将茶马古道定位在相对狭隘的范围内，进而勾绘出茶马古道的走向。这种定位几乎将贵州排斥在茶马古道研究的视野之外。”[2]所以，我们从学术地位上来看，在这一研究的过程中，对每一个部分都有学理性的涉及，不厚此薄彼是合理建构这一文化体系所必须的操作之道。
综合考查贵州段茶马古道的经行路线，从时间上来说，唐宋时期主要以狭窄崎岖山路为主，那个时段进行茶马生意的先驱者们除带有生意的目的之外，也不排除有很强的探险性质。他们开创性的探险精神，撇开逐利养家的因素来说，对于沿途文化的传播、汇融、土著居民等的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再经宋明以后的不断开辟与修缮，就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古道遗址。唐以前是开创性的，宋明以后是完善性的，这种完善不但从生意往来的层面上进一步提高了效率，实际上也代表着一种文化上的认同。“（茶）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昔得之，其味极佳（陆羽《茶经》）。”于此而论，贵州茶的质量是毋庸置疑的，就从今天的实际情况来看，以都匀毛尖、贵定云雾雪芽、青山翠芽、湄潭翠芽、遵义毛峰、雀舌报春、雷山银球、狮山碧针、九龙毛尖、羊艾毛峰、瀑布雪松、梵净翠峰等一大批名茶，从质量到名声都是极好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仅以川、滇之茶供应青、藏以至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欧洲等地，恐怕还是比较吃紧的。从马的方面来说，黔马源于其生长于山地这一实际情况，加上与由湘、桂进入中原地区也比较便利，“贵州盛产小型马，头小、颈长、身驱短、四肢长，只有这种体型的山地马，才能适合崎岖山地的需要”。[3]于是，水西马、播州马、乌蒙马、罗甸马等十多个优良马种进入茶马互市的范畴之中也都丰富了贵州在整个茶马文化体系的内涵。
贵州地区对整个茶马古道文化的贡献，不仅是作为交通要道的方面，在人和物方面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在唐至清这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为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的贡献、多元文化的形成都做着应有的、突出的、也应该是不可忽视的贡献。
三、贵州区域文化与茶马古道文化的建构解读
“南宋时期，由于中国北方战争频繁，中国南方由广西横山寨到云南的买马道异常活跃，形成历史上著名的买马道，但绍兴三十一年，买马道路段上自杞与罗殿有争，广西到云南的买马道受阻，从广西宜州、南丹经过贵州独山、都匀再西去云南的古道异常活跃起来。”[4]出于贵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特殊因素，在整个茶马古道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贵州的山地印象、人文特色、风俗习惯等元素在和中原主流文化的交往碰撞中，一方面大大促进了本地区文化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反作用于主流文化——在参与文化构建的同时，也丰富了主流文化的内涵。 （一）山地印象
贵州多山，且山路大多崎岖难行，西有乌蒙山、北有大娄山，东北有武陵山以及中部的苗岭等，这是极典型的山区地貌形象。山地造成的相对于外界的信息封闭，在给外界人士造成很大的视觉冲击的同时，也能给予其非常大的心灵震撼。但凡具有一定文化的中国人，大都会有写游记的习惯，在经商的群体中，虽不敢说饱学之士大量存在，但具有一定文化功底的人却是客观存在的，加上部分伴随商队的旅游、或独自旅游文人（如徐霞客等）偶有存在，于是对贵州这块古老神秘的土地的人文描述自是不少。这种人文描述不管是文字上的、语言上的还是具体形象绘制，在与外界的传播上，经过这一群体有意或是无意所为，在时间的沉淀中，贵州的形象也越来越被外界所熟知。这种由外界来作各种形象的描摹性传播，虽然不一定准确，甚至会很大程度的偏差，但从认知角度来说，这片土地在外界越来越被了解倒是一
个不争的事实。
（二）人文特色
客观来说，贵州的人文沉淀是非常单薄的。但从文化的相对性来说，贵州的民族文化却又是外界所无法比拟的。从传播的角度来说，茶马古道贵州段的开辟经略对贵州的文化促进是极大的：一方面在“走出去”的同时，通过对外界诸文化的“引进来”，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与融合，于内于外无疑都是大有裨益的。在这种良性的互动与不断的融合中，贵州的民族文化被不同人逐渐认识并作了不同的解读，不管这些解读的合理性如何，但贵州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却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外界的文化在茶马商贾和旅游人士与贵州的居民特别是土著居民有着不同形式的交流，比如由生意上带来的语言、文字、处事方式等的交流和由宿居带来的食物等方面的交流，多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便为形成多元文化衍生了新的路径。文化传播是多种形式的，影响是相互的，成长是共同的，成形后是多元的，承袭是永远的。作为茶马古道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贵州人文特色对于整体的学术研究势必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子。
（三）风俗习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这一方人也自有其专属的风俗习惯。作为商贾、客旅，他们也许在起初会顾忌贵州土著居民“剽悍、好斗”的“野蛮”行为，所以自然免不了会有收敛甚至是小心谨慎地做事做人。不过随着接触时间的增长，了解程度的加深，以往的认识也会随之改变。认识的加深带来的是心理上的认同，而心理上的认同对于在生意方面达成共识、文化上更深层次的交流都能奠定非常好的人际基础。风俗习惯不同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会给双方形成一定的隔膜，延缓了彼此的交流，但并不能阻碍两者最终在各个方面顺畅地交流。
（四）移民因素
茶马文化对我国人民大融合的贡献之一是随着各个方面交往的不断深入所带来的移民行为的频繁。贵州移民的进入大抵稍晚于贵州茶马古道的经略：贵州段茶马古道开辟得不成熟，移民就少;贵州段茶马古道开辟得越成熟，而贵州移民就越多。军事镇戍、仕宦任职、祸乱躲避、谪迁流放以及民间其它形式的自发流移，基本上就是外来人员移入贵州的几个途径。“外地移民经各种渠道不断进人，至清代中后期，贵州境内已无一处无汉人，有的地方外来客民人数已超过当地民族。”[5]移民现象在整个茶马文化的变迁形成中普遍存在，茶马古道上的移民史就是茶马文化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移民与本地土著交往的时间和空间更多，在居住的相互往来中，两者一方面在相互生活、生产方式相互影响的同时，对一些文化也潜移默化地相互影响。
四、结语
茶马古道有“第二丝绸之路”的美誉，它在文化交流与传播、古代经济建设与发展、民族融合、地理认知、民族凝聚力提升等方面的诸多贡献是巨大的。今天我们以学术的思想和研究态度去对待它，对其方方面面进行客观的剖析与认知，绝不能割裂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贵州作为勾通川、黔、桂茶马古道的咽喉之地，从贡献方面讲，任何一个部分地位应都是平等的。正确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使我们从整体上客观地建设这一学术体系，不该也不应被忽视。
参考文献：
[1]任新建.茶马古道的历史变迁与现代功能[J].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12期，第53-55页。
[2]范同寿.“茶马古道”与贵州.当代贵州，2010年第14期，第44页。
[3]吴正光：茶马古道线路觅遗踪[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0第9期，第25—29页。
[4]陈保亚：川黔桂茶马古道西南入华南之第一通道[J].科学中国人，2014年第12期，第14—19页。
[5]古永继：元明清时贵州地区的外来移民[J].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135-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