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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人们运用语言、思考及分析生活状况的能力会使人们改变自己的环境。他含蓄地认为社会理论的目标在于用人类独一无二的能力去揭示那些带有压迫性的社会关系以及提出替代性的选择。20世纪中期，西方传媒产业进一步私有化进程的加剧促使部分学者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反观资本主义传播体系，进而深层透视其中的运作脉络及秘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强调一种与马克思资本主义分析相关联的内在力量，即一种由金钱驱动的市场对所有事物、象征以及理念进行“商品化”的能力。在商业化的狂欢中，“资产阶级思潮把新的经济理性奉为一种绝对价值，试图使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合法化”。[1]当商业的价值和权力体系侵蚀并腐化了公共空间，它帮助有力的等级控制体系在公共空间中运作，国家政权、垄断财阀、传媒寡头之间的“共谋”昭然若揭，而民主的根基则不堪重负。
直面这样的社会情境，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大多选择了学术研究与社会参与两个领域来实践自身的价值。作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奠基者，达拉斯·沃尔克·斯迈思（DallasWalker Smythe）对该领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其研究就今天来看，仍不乏其现实意义。
一、斯迈思与受众商品理论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孕育离不开各种理论认知的交织以及社会思潮的激荡影响。斯迈思作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启蒙学者，在其理论研究的推进中，打破了经济学、传播学和社会科学的界限，不断对变化着的社会历史语境作出回应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向世人呈上了“受众商品理论”的学说，为后继研究者开辟了新的思考与研究路径。
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到批判前二者的马克思，他们都采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他们也都秉持“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具有客观决定的基础。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差异，在于马克思宣称他发现了“剩余价值”的存在，也就是资本家的利润来自于无偿占有部分的劳动成果（剥削的存在），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则因阶级立场的限制，未见于此。[2]在斯迈思对于受众商品的发现与阐释中，政治经济学派价值论的研究路径与影响显而易见。尤其是马克思对商品、劳动、剩余价值的分析及其对于阶级矛盾的揭露，直接被斯迈思运用于对于资本主义传播工业、垄断寡头传播神话的剖析。
除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以及马克思的批判视角之外，制度经济学派的学说，尤其是维布伦、布拉第等人的研究对于斯迈思的影响也不可小视。维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对帝国主义消费意识的本质透析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斯迈思的论断。在斯迈思看来，“凯恩斯主义的传统很注重广告，但仅仅是把它作为主观的心理的术语，以‘控制购买者的意识’为目标。但也已注意到购买者后来对广告的漠视。自1960年代以来，一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对发展体验与购买行为的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在市场研究和效果方面加入到管理的兴趣中，以至于加强反垄断法。毫不例外，他们忽略了由垄断资本主义掌握的需求管理的角色和大众媒介在为市场生产代理人（受众）方面的角色。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把广告支出同公司纯统计性的盈利能力相联系，似乎真的没有什么购买和使用一样。在制度经济学家当中，只有加尔布雷思已经通过大型企业和广告方式探寻需求管理，但是却在发现受众市场的边缘突然停止了。”[3]而斯迈思的研究正是循着传播模式的流程，从前人的戛然而止之处开始探求受众身上隐含的秘密。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在斯迈思的论述中觉察到其他诸多北美学者的影响，如米尔斯对于美国重商注意的剖析，李普曼的舆论学研究，以英尼斯、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的论调等。
在具体分析受众为什么是商业化大众媒介的商品以及受众如何为媒介“工作”之前，斯迈思指出了以往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研究盲点（Blindspot）。他认为，当时多数批判学派的研究者聚焦研究媒介意识形态的问题。研究者们着力于揭示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媒介文本影响、塑造个人思想，电影、电视节目等内容载体如何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加以具象化，之后这些文本又如何被普通受众当做自然而然的常识加以吸收等问题。在斯迈思看来，欧洲批判研究片面关注传媒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中所扮演的意识形态作用，却忽略了传媒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的关键性的经济作用，忽略了垄断和消费资本主义阶段的大众媒体如何将受众制造成为商品，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中的“盲点”。斯迈思指出：“受众的劳动创造了对广告商品的需求———垄断资本主义广告商的目的。受众也会抵抗，但广告商的预期目标已经充分实现，结果渗透在需求控制的体系中。”[4]在此，斯迈思强调媒介只制造一种商品，那就是受众；所有媒介都是在集合、打包并把受众出售给广告主，在这一过程中，内容是第二位的，最多像一份免费午餐；媒介工业既不是梦工厂也不是意识形态产业，它们是受众猎头和收集者。
为了清楚地界定被作为商品的受众并具体呈现垄断资本在其中的运作特征，斯迈思曾在文章中提出过九个问题，并分别给出了解答：（1）广告客户用广告投入购买了什么？（2）受众都是同质化的吗？（3）当广告客户购买受众的“工作”时，他们怎么确保自己能够达到预期目标？（4）哪些机构生产广告客户所购买的商品？（5）受众“工作”的价格如何被确定？（6）谁为购买受众的“工作”支付了多少钱？（7）在垄断资本控制下，商业化大众媒体的节目内容具有什么性质？（8）受众提供给广告客户的服务具有何种性质？（9）当受众处在“闲暇时间”的时候，怎样为大众媒介“工作”？
基于上述问题，斯迈思描述了这样一种事实：大众媒介生产的消息、思想、形象、娱乐、言论和信息，不是其最重要的产品，只不过是引诱观众来到媒介前的“免费午餐”，最重要的产品其实是受众。媒介根据受众的多寡和质量（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收入等人口指标）的高低（也就是购买力的强弱）向广告客户收取费用。因此媒介公司想做的其实就是将受众集合并打包，以便出售。而对于“免费午餐”的享用者受众而言，他们不仅仅在消磨时光，还在创造价值。这种价值最终是通过购买商品时付出的广告附加费来实现的。于此同时，受众在闲暇时间付出了劳动，为媒介创造了价值，但没有得到经济补偿，反而需要承担其经济后果。在斯迈思看来，“受众商品是一种被用于广告商品销售的不耐用的生产原料。受众商品为买他们的广告商所做的工作就是学会购买商品，并相应地花掉他们的收入。有时是购买任何分类的商品，但大多数情况下是特殊‘品牌’的消费商品。”[5] 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揭示了广播电视媒介传播的经济本质，为我们从政治经济领域去发现反思大众传播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挖掘出垄断资本操控下商业化大众媒介将受众作为商品售卖的事实。而今，随着全球化私营浪潮与广告业的发展，北美媒介的商业化和受众的商品化不再是地域特例，斯迈思对商业化大众媒介的生产所提出的批判仍具有相当意义的现实性。在斯迈思之后，莫斯可论及了“控制性商品”（cyberneticcommodity）的概念，他在论述中引证了米瀚（EileenR.Meehan）以接收率等信息服务机构的产品为中心的商品观点。米瀚认为，广播电视生产的商品，并不是实际的受众（所谓受众的人头数），而只是关于受众的信息（观众的多少、类别的构成、使用媒介的形态）。在广播电视收视率的交易中，存在着收视率市场、广告市场以及节目市场这三重市场架构。这些市场的交易依赖收视率的测量而常规化。但收视率并不是单纯的，在各种结构性力量的作用之下，它同样是受操控的商品，市场中力量关系的变迁决定着其内容。[6]这种认识抓住了信息经济的真谛，同样适合当今电子传播的实际。此外，学者洪美恩也阐释过类似的观点，认为收视率形成了一种“广告主和网络买卖受众商品的共同标准的基础”。类似的种种评价基本上强调了一种“本质上以非人性化、剥削化的方式来看待受众”的产业观点，提示出：商业大众媒介是由受众来服务的，而不是为受众服务的。
二、斯迈思传播学思想与现当代中国
在诸多国外传播学者中间，斯迈思是较早进入中国语境，近距离考量中国发展模式以及西方政治经济技术对中国影响的一位。1971年12月至1972年1月，斯迈思来到中国研究意识形态、科技和中国发展道路等问题。他提醒中国人在采用外国传播技术时需谨慎，西方的电视、广播传播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中国应该利用技术服务于自身的利益。斯迈思的这一举动在当时的西方学界显得尤为特立独行。
在斯迈思看来，西方消费品是“资本主义呈现给新的社会主义体系的一个陷阱，中国的工农兵应该意识到这个陷阱”，中国的社会主义能否获得成功，有赖于中国能否拒绝盲目引入西方的科技、消费商品和服务，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消费关系”说不。要想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政治”必须在科技革新和经济生产领域获得领导权，特别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某一种消费品和服务的革新”是否“能服务于作为集体或者个人的大众”。斯迈思以批判性视角对当时的国际传播政策进行了反思，特别是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建立起“文化屏障”来过滤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流入。[7]
斯迈思于1979年再次访问改革初期的中国，就其所见所思撰写了题为“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的报告。此时，他对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引进的消费主义概念深表忧虑。斯迈思将“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作为一份来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阵营的一名“家庭成员”的友好批评与建议书，提交给了中国政府有关官员。[8]
斯迈思注意到，接受他访谈的那些中国的哲学、经济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人士都笃信传播科技具有中立性。当他对上海电视中的西方商品及价值观表示忧虑时，上海电视台的领导向他保证说，中国进口西方商品是有限的。斯迈思的夫人对此表示：“你不可能只怀一点孕（Youcannotbealittlepregnant）”。她的意思是，是胎儿总要长大的，西方的消费主义价值观也不是能够控制在一定限度内的事物。[9]如今，他们的预言似乎部分得到了证实。
中国追随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开始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大规模“改革开放”，消费主义在中国迅速蔓延。而这股商业化、消费化的浪潮同样席卷了传媒领域。在我国计划经济的年代里，媒体的属性曾被单纯地定位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内，类似“报纸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10]的观点一度广为流传。在上世纪70年代末之前，我国新闻媒介都完全受政治力量控制，尚未有受经济利益支配的情况。而随着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新闻界重新达成了共识，即媒体具有上层建筑和信息产业的双重属性。至此，受众身上“市场”与“商品”的角色开始凸显出来：一方面，对于当下很多媒介而言，受众是“市场”，传者和受众之间反映出一种交易关系；另一方面，受众的“商品”属性也越来越明晰，并逐渐构成媒介二次贩卖活动的基础。在很多情况下，正如斯迈思所说，受众付出闲暇时间来观赏媒介产品，然后，这些“劳力”被媒介以一种“新商品”的形式打包出售给广告主。由此，在媒介市场化的进程中，收视率、发行量等指标逐渐构成了媒介的生命线。尤其是收视率，对于业界人士而言早已成为最有效的受众指标获得途径和最有说服力的广告招商筹码。虽然主持人崔永元曾发出“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感慨；美国学者波兹曼也曾著下《娱乐至死》指责在收视率的热潮中，电视把一切都变成了娱乐，但收视率仍似媒体的圣经，具有强势的支配力。随着全球化的影响日益深入中国社会肌体，我国媒介越来越朝着市场化、消费化的方向发展。
与所有批判性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一样，每当有一种可能促使资本主义改道的实验出现时，他们总是全力关注、积极支持。斯迈思深知，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距离是遥远的。但他显然怀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决心。[11]
注释
[1]SamirAmin，CapitalismintheGlobalization：TheManagementofContemporary Society，London：AtlanticHighlands，N.J.：ZedBooks，1997.
[2]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35。
[3]DallasW.Smythe.“Ontheaudience commodityanditswork.”DependencyRoad：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犆犪狆犻狋犪犾犻狊犿，犆狅狀狊犮犻狅狌狊狀犲狊狊，犪狀犱犆犪狀犪犱犪，Norwood，NJ：AblexPublishing，1981：22—51.
[4]同[3]。
[5]同[3]。
[6]EileenR.Meehan，“Genderingthe commodityaudience：Criticalmediaresearch，feminism，andpoliticaleconomy”，inEileenR. MeehanandEllenRiordan（eds.），Sexand Money：FeminismandPoliticalEconomyinthe Media，P209—222.
[7]赵月枝著：《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243—244。
[8]DallasW.Smythe.Afterbicyles，what？InGubeck，T.（ed.）Counterclockwise：Perspectivesoncommunication，Boulder，CO：WestviewPress，1994：230.
[9]郭镇之：《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泰斗达拉斯·斯迈思》，《国际新闻界》，2001（3）：63。
[10]《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1948.11.8，转载自朱辉、周胜林著：《当代办报策略与新闻采写艺术》，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2。
[11]同[9]。
直面这样的社会情境，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大多选择了学术研究与社会参与两个领域来实践自身的价值。作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奠基者，达拉斯·沃尔克·斯迈思（DallasWalker Smythe）对该领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其研究就今天来看，仍不乏其现实意义。
一、斯迈思与受众商品理论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孕育离不开各种理论认知的交织以及社会思潮的激荡影响。斯迈思作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启蒙学者，在其理论研究的推进中，打破了经济学、传播学和社会科学的界限，不断对变化着的社会历史语境作出回应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向世人呈上了“受众商品理论”的学说，为后继研究者开辟了新的思考与研究路径。
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到批判前二者的马克思，他们都采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他们也都秉持“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具有客观决定的基础。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差异，在于马克思宣称他发现了“剩余价值”的存在，也就是资本家的利润来自于无偿占有部分的劳动成果（剥削的存在），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则因阶级立场的限制，未见于此。[2]在斯迈思对于受众商品的发现与阐释中，政治经济学派价值论的研究路径与影响显而易见。尤其是马克思对商品、劳动、剩余价值的分析及其对于阶级矛盾的揭露，直接被斯迈思运用于对于资本主义传播工业、垄断寡头传播神话的剖析。
除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以及马克思的批判视角之外，制度经济学派的学说，尤其是维布伦、布拉第等人的研究对于斯迈思的影响也不可小视。维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对帝国主义消费意识的本质透析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斯迈思的论断。在斯迈思看来，“凯恩斯主义的传统很注重广告，但仅仅是把它作为主观的心理的术语，以‘控制购买者的意识’为目标。但也已注意到购买者后来对广告的漠视。自1960年代以来，一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对发展体验与购买行为的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在市场研究和效果方面加入到管理的兴趣中，以至于加强反垄断法。毫不例外，他们忽略了由垄断资本主义掌握的需求管理的角色和大众媒介在为市场生产代理人（受众）方面的角色。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把广告支出同公司纯统计性的盈利能力相联系，似乎真的没有什么购买和使用一样。在制度经济学家当中，只有加尔布雷思已经通过大型企业和广告方式探寻需求管理，但是却在发现受众市场的边缘突然停止了。”[3]而斯迈思的研究正是循着传播模式的流程，从前人的戛然而止之处开始探求受众身上隐含的秘密。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在斯迈思的论述中觉察到其他诸多北美学者的影响，如米尔斯对于美国重商注意的剖析，李普曼的舆论学研究，以英尼斯、麦克卢汉为代表的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的论调等。
在具体分析受众为什么是商业化大众媒介的商品以及受众如何为媒介“工作”之前，斯迈思指出了以往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研究盲点（Blindspot）。他认为，当时多数批判学派的研究者聚焦研究媒介意识形态的问题。研究者们着力于揭示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媒介文本影响、塑造个人思想，电影、电视节目等内容载体如何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加以具象化，之后这些文本又如何被普通受众当做自然而然的常识加以吸收等问题。在斯迈思看来，欧洲批判研究片面关注传媒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中所扮演的意识形态作用，却忽略了传媒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起的关键性的经济作用，忽略了垄断和消费资本主义阶段的大众媒体如何将受众制造成为商品，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学中的“盲点”。斯迈思指出：“受众的劳动创造了对广告商品的需求———垄断资本主义广告商的目的。受众也会抵抗，但广告商的预期目标已经充分实现，结果渗透在需求控制的体系中。”[4]在此，斯迈思强调媒介只制造一种商品，那就是受众；所有媒介都是在集合、打包并把受众出售给广告主，在这一过程中，内容是第二位的，最多像一份免费午餐；媒介工业既不是梦工厂也不是意识形态产业，它们是受众猎头和收集者。
为了清楚地界定被作为商品的受众并具体呈现垄断资本在其中的运作特征，斯迈思曾在文章中提出过九个问题，并分别给出了解答：（1）广告客户用广告投入购买了什么？（2）受众都是同质化的吗？（3）当广告客户购买受众的“工作”时，他们怎么确保自己能够达到预期目标？（4）哪些机构生产广告客户所购买的商品？（5）受众“工作”的价格如何被确定？（6）谁为购买受众的“工作”支付了多少钱？（7）在垄断资本控制下，商业化大众媒体的节目内容具有什么性质？（8）受众提供给广告客户的服务具有何种性质？（9）当受众处在“闲暇时间”的时候，怎样为大众媒介“工作”？
基于上述问题，斯迈思描述了这样一种事实：大众媒介生产的消息、思想、形象、娱乐、言论和信息，不是其最重要的产品，只不过是引诱观众来到媒介前的“免费午餐”，最重要的产品其实是受众。媒介根据受众的多寡和质量（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收入等人口指标）的高低（也就是购买力的强弱）向广告客户收取费用。因此媒介公司想做的其实就是将受众集合并打包，以便出售。而对于“免费午餐”的享用者受众而言，他们不仅仅在消磨时光，还在创造价值。这种价值最终是通过购买商品时付出的广告附加费来实现的。于此同时，受众在闲暇时间付出了劳动，为媒介创造了价值，但没有得到经济补偿，反而需要承担其经济后果。在斯迈思看来，“受众商品是一种被用于广告商品销售的不耐用的生产原料。受众商品为买他们的广告商所做的工作就是学会购买商品，并相应地花掉他们的收入。有时是购买任何分类的商品，但大多数情况下是特殊‘品牌’的消费商品。”[5] 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揭示了广播电视媒介传播的经济本质，为我们从政治经济领域去发现反思大众传播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挖掘出垄断资本操控下商业化大众媒介将受众作为商品售卖的事实。而今，随着全球化私营浪潮与广告业的发展，北美媒介的商业化和受众的商品化不再是地域特例，斯迈思对商业化大众媒介的生产所提出的批判仍具有相当意义的现实性。在斯迈思之后，莫斯可论及了“控制性商品”（cyberneticcommodity）的概念，他在论述中引证了米瀚（EileenR.Meehan）以接收率等信息服务机构的产品为中心的商品观点。米瀚认为，广播电视生产的商品，并不是实际的受众（所谓受众的人头数），而只是关于受众的信息（观众的多少、类别的构成、使用媒介的形态）。在广播电视收视率的交易中，存在着收视率市场、广告市场以及节目市场这三重市场架构。这些市场的交易依赖收视率的测量而常规化。但收视率并不是单纯的，在各种结构性力量的作用之下，它同样是受操控的商品，市场中力量关系的变迁决定着其内容。[6]这种认识抓住了信息经济的真谛，同样适合当今电子传播的实际。此外，学者洪美恩也阐释过类似的观点，认为收视率形成了一种“广告主和网络买卖受众商品的共同标准的基础”。类似的种种评价基本上强调了一种“本质上以非人性化、剥削化的方式来看待受众”的产业观点，提示出：商业大众媒介是由受众来服务的，而不是为受众服务的。
二、斯迈思传播学思想与现当代中国
在诸多国外传播学者中间，斯迈思是较早进入中国语境，近距离考量中国发展模式以及西方政治经济技术对中国影响的一位。1971年12月至1972年1月，斯迈思来到中国研究意识形态、科技和中国发展道路等问题。他提醒中国人在采用外国传播技术时需谨慎，西方的电视、广播传播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中国应该利用技术服务于自身的利益。斯迈思的这一举动在当时的西方学界显得尤为特立独行。
在斯迈思看来，西方消费品是“资本主义呈现给新的社会主义体系的一个陷阱，中国的工农兵应该意识到这个陷阱”，中国的社会主义能否获得成功，有赖于中国能否拒绝盲目引入西方的科技、消费商品和服务，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消费关系”说不。要想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政治”必须在科技革新和经济生产领域获得领导权，特别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某一种消费品和服务的革新”是否“能服务于作为集体或者个人的大众”。斯迈思以批判性视角对当时的国际传播政策进行了反思，特别是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建立起“文化屏障”来过滤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流入。[7]
斯迈思于1979年再次访问改革初期的中国，就其所见所思撰写了题为“自行车之后，是什么？”的报告。此时，他对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引进的消费主义概念深表忧虑。斯迈思将“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作为一份来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阵营的一名“家庭成员”的友好批评与建议书，提交给了中国政府有关官员。[8]
斯迈思注意到，接受他访谈的那些中国的哲学、经济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人士都笃信传播科技具有中立性。当他对上海电视中的西方商品及价值观表示忧虑时，上海电视台的领导向他保证说，中国进口西方商品是有限的。斯迈思的夫人对此表示：“你不可能只怀一点孕（Youcannotbealittlepregnant）”。她的意思是，是胎儿总要长大的，西方的消费主义价值观也不是能够控制在一定限度内的事物。[9]如今，他们的预言似乎部分得到了证实。
中国追随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开始以市场为导向进行大规模“改革开放”，消费主义在中国迅速蔓延。而这股商业化、消费化的浪潮同样席卷了传媒领域。在我国计划经济的年代里，媒体的属性曾被单纯地定位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内，类似“报纸与通讯社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10]的观点一度广为流传。在上世纪70年代末之前，我国新闻媒介都完全受政治力量控制，尚未有受经济利益支配的情况。而随着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新闻界重新达成了共识，即媒体具有上层建筑和信息产业的双重属性。至此，受众身上“市场”与“商品”的角色开始凸显出来：一方面，对于当下很多媒介而言，受众是“市场”，传者和受众之间反映出一种交易关系；另一方面，受众的“商品”属性也越来越明晰，并逐渐构成媒介二次贩卖活动的基础。在很多情况下，正如斯迈思所说，受众付出闲暇时间来观赏媒介产品，然后，这些“劳力”被媒介以一种“新商品”的形式打包出售给广告主。由此，在媒介市场化的进程中，收视率、发行量等指标逐渐构成了媒介的生命线。尤其是收视率，对于业界人士而言早已成为最有效的受众指标获得途径和最有说服力的广告招商筹码。虽然主持人崔永元曾发出“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感慨；美国学者波兹曼也曾著下《娱乐至死》指责在收视率的热潮中，电视把一切都变成了娱乐，但收视率仍似媒体的圣经，具有强势的支配力。随着全球化的影响日益深入中国社会肌体，我国媒介越来越朝着市场化、消费化的方向发展。
与所有批判性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一样，每当有一种可能促使资本主义改道的实验出现时，他们总是全力关注、积极支持。斯迈思深知，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距离是遥远的。但他显然怀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决心。[11]
注释
[1]SamirAmin，CapitalismintheGlobalization：TheManagementofContemporary Society，London：AtlanticHighlands，N.J.：ZedBooks，1997.
[2]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35。
[3]DallasW.Smythe.“Ontheaudience commodityanditswork.”DependencyRoad：犆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犆犪狆犻狋犪犾犻狊犿，犆狅狀狊犮犻狅狌狊狀犲狊狊，犪狀犱犆犪狀犪犱犪，Norwood，NJ：AblexPublishing，1981：22—51.
[4]同[3]。
[5]同[3]。
[6]EileenR.Meehan，“Genderingthe commodityaudience：Criticalmediaresearch，feminism，andpoliticaleconomy”，inEileenR. MeehanandEllenRiordan（eds.），Sexand Money：FeminismandPoliticalEconomyinthe Media，P209—222.
[7]赵月枝著：《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243—244。
[8]DallasW.Smythe.Afterbicyles，what？InGubeck，T.（ed.）Counterclockwise：Perspectivesoncommunication，Boulder，CO：WestviewPress，1994：230.
[9]郭镇之：《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泰斗达拉斯·斯迈思》，《国际新闻界》，2001（3）：63。
[10]《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1948.11.8，转载自朱辉、周胜林著：《当代办报策略与新闻采写艺术》，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2。
[11]同[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