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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电影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它密切配合了党的中心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在配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方面，其教育功能日显重要。本文试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人民纪录电影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简要发展历程。
起步于抗战烽火下
人民纪录电影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延安成为世人瞩目之地，大批满怀抗日救亡热情的文艺工作者来到这里。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电影的宣传和教育作用，1938年就创办了延安电影团。起初，著名编导、电影表演艺术家袁牧之主持电影团的创作活动，他在人力不足和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开始了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拍摄工作。虽然此片未能完成，但从当时的拍摄情况和编导的总体构思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气势恢弘的影片。
在著名摄影艺术家吴印咸主持工作期间，延安电影团拍摄了新闻素材片《晋察冀军区三分区精神总动员大会》、《聂荣臻司令员检阅自卫队》、《晋察冀军区欢送参军》、《敌后报纸〈新长城报〉》、《敌后织布厂》、《唐县青年合作社》、《白求恩大夫》等。1942年，延安电影团拍摄了另一部长篇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即《南泥湾》），反映了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和生产的情况。此后，电影团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拍摄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1945年，拍摄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新闻素材。这些新闻片和素材虽然数量不多，也比较粗糙，但也发挥了新闻片的宣传鼓动作用。一丝不苟地拍摄记录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民的一些重大活动和事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还吸引了不少外国新闻记者。当时，有多位外国记者来到陕北，拍摄了表现延安生活的新闻纪录片和素材。如：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拍过一些新闻电影素材片；1938年，美国摄影师哈利•邓汉姆拍摄了纪录片《中国要给予还击》；1938年，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的纪录片《中国在战斗》和《在中国》拍摄了延安的场面。1938年，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在中国拍摄纪录影片《四万万人民》期间，由于未能实现去延安拍摄的愿望，便将一台摄影机和数千英尺胶片通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赠送给延安电影团。
1945年，拍摄新闻纪录电影的活动也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起来。新四军拍摄了新闻片《彭雪枫师长追悼会》，纪录片《新四军骑兵团》、《新四军的部队生活》。新四军在拍片活动的同时还开展了电影放映活动，为战士和群众服务。虽然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这些活动的规模还很小，但取得的成绩是极其宝贵的。
兴起于解放战争的炮火洗礼中
解放战争开始之后，人民纪录电影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其标志是1946年延安电影制片厂和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成立。由于延安电影团的所有人员已前往东北接收敌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制片厂的全部人员都是重新配备的，他们在尝试制作故事片《边区劳动英雄》（未完成）之后，很快转入新闻纪录片的制作，拍摄了新闻素材《保卫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1947年10月，延安电影制片厂解体之后成立了西北电影工学队。
接受东北敌伪电影设施和机构后建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时不足200人，到1949年5月已经发展到983人。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全国各地陆续建立的电影厂都是从东北电影制片厂抽调干部的，故东北电影制片厂有“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的美称。
从成立之初，东北电影制片厂就确立了以生产新闻纪录片为主的方针。从1947年初至1949年7月，该制片厂向东北各地派出32支摄影队，拍摄了30多万英尺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新闻纪录电影素材，这些素材被编入17辑杂志片《民主东北》（其中的13辑全部为新闻纪录片），其中第17辑《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全面记录了东北解放的过程。
在整个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全中国的战役中，东北电影制片厂和后来建立的北平电影制片厂共向全国派出后来建立的摄影队70多个（另一说法为101个），记录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各大战役。有些摄影师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如在1948年9月拍摄锦州外围的义县战斗和攻克锦州的巷战以及11月拍摄沈阳西区李普屯的战斗中，优秀摄影师张绍柯、杨荫萱和王静安先后壮烈牺牲。
1949年4月，钱筱璋带领东北电影制片厂新闻片组的40余人进关，参加了建立北平电影制片厂的工作。此后，东北电影制片厂和华北电影队的新闻纪录片摄制工作转移到了北平电影制片厂。华北电影队是1946年成立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的简称，被誉为驰骋在冀中平原的“大车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新闻纪录片《华北新闻》第1号。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华北电影队在石家庄有了固定厂址，成立了石家庄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新闻纪录片《华北新闻》第3号。随着北平电影制片厂的成立，石家庄电影制片厂完成了历史任务，多数人员参加了北平电影制片厂的建设。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先拍新闻纪录片，以后拍故事片”的指示，北平电影制片厂迅速掀起了拍摄新闻纪录片的热潮。从1949年4月20日到10月1日制作完成了5部短纪录片《毛主席朱总司令莅平阅兵》、《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七一在北平》、《解放太原》和《淮海战役》，1部长篇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以及《简报》1-4号。其中，长篇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包括渡江作战、解放宁沪杭、国民党海军起义、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南方进军等内容，受到了观众的极大欢迎和舆论的高度赞扬。1949年8月，随着“新闻电影工作总结会”的召开，人民新闻纪录电影进入了新时代。
茁壮成长于热火朝天的新中国建设新时期
人民新闻纪录电影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制作机构完全掌握在新生的人民政权手中，而且经历了“集中再集中”的过程：先从东北和上海集中到北京，然后集中到一家专业新闻纪录电影机构，即1953年成立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此后，虽然其他电影制片厂（包括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也拍摄新闻纪录片，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无疑占据中心地位。另一方面，1952年成立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在拍摄军事新闻纪录片方面的优势是其他电影厂无法取代的。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是人民新闻纪录电影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中央级专业新闻纪录电影机构及其遍布全国的摄影记者站的建立，还表现在影片数量迅速增长、题材和风格多样化，以及对新闻纪录电影艺术性的探索等方面。这个时期，新闻纪录电影的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形象化政论”，宗旨是宣传和教育，即宣传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的路线方针，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努力奋斗。这种创作主张既是向苏联学习的结果，也是当时新闻纪录电影主管机构的历史抉择。这一时期，纪录电影的报道范围也扩大到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社会等各个领域。
记录新中国政治生活的影片，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反映开国大典盛况的《新中国的诞生》。这一极具珍贵历史价值的宏片巨制拍摄于1949年10月1日及前后，是由著名的“红墙”摄影师徐肖冰等40多位摄影者拍摄，高维进编辑的。记录军事斗争的则主要有《红旗漫卷西风》、《大西南凯歌》、《四野南下记》、《大战海南岛》（1950年）、《解放西藏大军行》（1951年）、《光明照耀着西藏》（1952年）、《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1951年）；反映恢复国民经济的《胜利之路》（1950年）、《一定要把淮河修好》（1952年）；反映抗美援朝运动的《抗美援朝》（1951年）、《反对细菌战》（1952年）、《钢铁运输线》（1954年）；反映土改运动的《伟大的土地改革》（1953年）；反映镇压反革命运动，改造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乞丐、游民、妓女、反动会道门等的《踏上生路》、《烟花女儿翻身记》、《取缔一贯道》；关于三反五反运动的《三反五反特辑》（1952年）；反映少数民族新生活的《中国民族大团结》（1950年）；反映外交生活的《和平万岁》（1952年）。这一部部珍贵的新闻纪录片，为我们真实地记录了人民共和国成长的脚印。
1953年12月24日，政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1954年1月12日，《人民日报》据此发表社论指出：“新闻纪录片是‘形象化的政论’、是报纸的兄弟，它应该迅速及时地向人民报道现实中各种事件和现象，表现各种运动和斗争中的先进人物。”
此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制定了明确的方针，强调要把新闻纪录电影逐渐提高到党报的水平，具体措施是将短小精悍、出片及时的新闻片列为制片的首要任务。此后，以《新闻简报》为代表的新闻杂志片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成为报道重点。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此摄制的影片有：《第一辆汽车》、《鞍钢在建设中》、《长江大桥》、《五亿农民的方向》、《临清竹器合作社》、《天津私营工商业改造的胜利》、《上海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万象更新》等。
在报道政治生活的影片中，有纪录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六亿人民的意志》，有纪录改造日本战犯及伪满战犯的《人道的宽待》、《释放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还有反映我国外交政策及国际交往的《亚非会议》、《祝贺》。为了1957年国庆，中央新闻纪录片厂专门拍摄了第一部宽银幕彩色纪录片《祖国颂》。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使新闻纪录片创作出现了一些新面貌。影片体裁虽以新闻报道为主，但出现了风格多样化的作品；影片形式虽以政论为主，却也出现了散文式、抒情式或喜剧式的作品。如：《画家齐白石》、《颐和园》、《杏花春雨江南》、《酥油花》、《游园惊梦》等。其中，《春节大联欢》纪录了1956年春节电影厂组织的春节晚会，此片可以说开创了后来电视春节晚会的先河。极具戏剧性而最能折射时代风云变化的是，1955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了第一部批评性影片《华而不实》，1956年又摄制了批评性影片《工地的浪费》和《顾客的烦恼》，但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这些批评性的影片都遭到了批判。
“大跃进”时期，全国有31个电影制片厂生产新闻纪录片，1958年和1959年两年的产量超过了前8年的总和。这个时期比较有影响的影片有：新影厂的反映了十三陵水库建设的宽银幕纪录片《劳动万岁》，记录了科学考察活动的《远征沙漠》，海燕厂的《旭日东升》、天马厂的《上海英雄交响曲》、山东厂的《腰斩黄河》、河北厂的《古城新貌》、浙江厂的《双龙戏珠乐人间》等。这些影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及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但同时，浮夸、虚假的报道也对当时“左”的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大跃进”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较有影响的新闻纪录片有：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第十个春天》，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美丽的西双版纳》、《百万农奴站起来》，表现新的道德风尚的《平凡的人》、《邻里之间》，反映文化、风光、体育等的《古建精华》、《地下宫殿》、《健美体操》、《人间彩虹》、《画中山水》、《黄山似画》、《诗人杜甫》、《梅兰芳》、《征服世界最高峰》，反映中印自卫反击战的《中印边界问题真相》，反映河北人民抗洪斗争的《河北人民抗洪斗争》，以及文献纪录片《中国工农红军生活片断》、《延安生活散记》、《南泥湾》、《纪念白求恩》、《两种命运的决战》、《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1958年成立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起初主要播放电影新闻纪录片，不久，也开始摄制自己的新闻纪录片。“文化大革命”前夕，它摄制的纪录片《收租院》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持久的“《收租院》热”。该片系根据四川美术工作者创作的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而拍摄的，反映了解放前四川地主刘文彩逼迫农民交纳租米的情景。1966年4月，这部影片在电视上播出之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需要，有关机构发行了数千部电影拷贝，在全国各地连续放映长达8年之久。
纵观1949年至1966年这17年，中国新闻纪录片的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个时期制作了长纪录片239部1506本、短纪录片2007部3632本，新闻杂志片3528本。但是，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新闻纪录电影一度出现了题材狭窄、形式单调和虚假报道的现象。虽然中宣部在60年代初就发出了新闻纪录电影要“更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反映时代的历史的特点”的指示，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这些指示并未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起步于抗战烽火下
人民纪录电影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延安成为世人瞩目之地，大批满怀抗日救亡热情的文艺工作者来到这里。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电影的宣传和教育作用，1938年就创办了延安电影团。起初，著名编导、电影表演艺术家袁牧之主持电影团的创作活动，他在人力不足和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开始了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的拍摄工作。虽然此片未能完成，但从当时的拍摄情况和编导的总体构思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气势恢弘的影片。
在著名摄影艺术家吴印咸主持工作期间，延安电影团拍摄了新闻素材片《晋察冀军区三分区精神总动员大会》、《聂荣臻司令员检阅自卫队》、《晋察冀军区欢送参军》、《敌后报纸〈新长城报〉》、《敌后织布厂》、《唐县青年合作社》、《白求恩大夫》等。1942年，延安电影团拍摄了另一部长篇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即《南泥湾》），反映了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和生产的情况。此后，电影团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拍摄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1945年，拍摄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新闻素材。这些新闻片和素材虽然数量不多，也比较粗糙，但也发挥了新闻片的宣传鼓动作用。一丝不苟地拍摄记录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民的一些重大活动和事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还吸引了不少外国新闻记者。当时，有多位外国记者来到陕北，拍摄了表现延安生活的新闻纪录片和素材。如：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拍过一些新闻电影素材片；1938年，美国摄影师哈利•邓汉姆拍摄了纪录片《中国要给予还击》；1938年，苏联摄影师罗曼•卡尔曼的纪录片《中国在战斗》和《在中国》拍摄了延安的场面。1938年，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在中国拍摄纪录影片《四万万人民》期间，由于未能实现去延安拍摄的愿望，便将一台摄影机和数千英尺胶片通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赠送给延安电影团。
1945年，拍摄新闻纪录电影的活动也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起来。新四军拍摄了新闻片《彭雪枫师长追悼会》，纪录片《新四军骑兵团》、《新四军的部队生活》。新四军在拍片活动的同时还开展了电影放映活动，为战士和群众服务。虽然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这些活动的规模还很小，但取得的成绩是极其宝贵的。
兴起于解放战争的炮火洗礼中
解放战争开始之后，人民纪录电影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其标志是1946年延安电影制片厂和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成立。由于延安电影团的所有人员已前往东北接收敌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制片厂的全部人员都是重新配备的，他们在尝试制作故事片《边区劳动英雄》（未完成）之后，很快转入新闻纪录片的制作，拍摄了新闻素材《保卫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1947年10月，延安电影制片厂解体之后成立了西北电影工学队。
接受东北敌伪电影设施和机构后建立的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时不足200人，到1949年5月已经发展到983人。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全国各地陆续建立的电影厂都是从东北电影制片厂抽调干部的，故东北电影制片厂有“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的美称。
从成立之初，东北电影制片厂就确立了以生产新闻纪录片为主的方针。从1947年初至1949年7月，该制片厂向东北各地派出32支摄影队，拍摄了30多万英尺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新闻纪录电影素材，这些素材被编入17辑杂志片《民主东北》（其中的13辑全部为新闻纪录片），其中第17辑《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全面记录了东北解放的过程。
在整个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全中国的战役中，东北电影制片厂和后来建立的北平电影制片厂共向全国派出后来建立的摄影队70多个（另一说法为101个），记录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各大战役。有些摄影师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如在1948年9月拍摄锦州外围的义县战斗和攻克锦州的巷战以及11月拍摄沈阳西区李普屯的战斗中，优秀摄影师张绍柯、杨荫萱和王静安先后壮烈牺牲。
1949年4月，钱筱璋带领东北电影制片厂新闻片组的40余人进关，参加了建立北平电影制片厂的工作。此后，东北电影制片厂和华北电影队的新闻纪录片摄制工作转移到了北平电影制片厂。华北电影队是1946年成立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的简称，被誉为驰骋在冀中平原的“大车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新闻纪录片《华北新闻》第1号。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后，华北电影队在石家庄有了固定厂址，成立了石家庄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新闻纪录片《华北新闻》第3号。随着北平电影制片厂的成立，石家庄电影制片厂完成了历史任务，多数人员参加了北平电影制片厂的建设。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先拍新闻纪录片，以后拍故事片”的指示，北平电影制片厂迅速掀起了拍摄新闻纪录片的热潮。从1949年4月20日到10月1日制作完成了5部短纪录片《毛主席朱总司令莅平阅兵》、《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七一在北平》、《解放太原》和《淮海战役》，1部长篇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以及《简报》1-4号。其中，长篇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包括渡江作战、解放宁沪杭、国民党海军起义、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南方进军等内容，受到了观众的极大欢迎和舆论的高度赞扬。1949年8月，随着“新闻电影工作总结会”的召开，人民新闻纪录电影进入了新时代。
茁壮成长于热火朝天的新中国建设新时期
人民新闻纪录电影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制作机构完全掌握在新生的人民政权手中，而且经历了“集中再集中”的过程：先从东北和上海集中到北京，然后集中到一家专业新闻纪录电影机构，即1953年成立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此后，虽然其他电影制片厂（包括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也拍摄新闻纪录片，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无疑占据中心地位。另一方面，1952年成立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在拍摄军事新闻纪录片方面的优势是其他电影厂无法取代的。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是人民新闻纪录电影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中央级专业新闻纪录电影机构及其遍布全国的摄影记者站的建立，还表现在影片数量迅速增长、题材和风格多样化，以及对新闻纪录电影艺术性的探索等方面。这个时期，新闻纪录电影的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形象化政论”，宗旨是宣传和教育，即宣传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的路线方针，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努力奋斗。这种创作主张既是向苏联学习的结果，也是当时新闻纪录电影主管机构的历史抉择。这一时期，纪录电影的报道范围也扩大到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社会等各个领域。
记录新中国政治生活的影片，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反映开国大典盛况的《新中国的诞生》。这一极具珍贵历史价值的宏片巨制拍摄于1949年10月1日及前后，是由著名的“红墙”摄影师徐肖冰等40多位摄影者拍摄，高维进编辑的。记录军事斗争的则主要有《红旗漫卷西风》、《大西南凯歌》、《四野南下记》、《大战海南岛》（1950年）、《解放西藏大军行》（1951年）、《光明照耀着西藏》（1952年）、《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1951年）；反映恢复国民经济的《胜利之路》（1950年）、《一定要把淮河修好》（1952年）；反映抗美援朝运动的《抗美援朝》（1951年）、《反对细菌战》（1952年）、《钢铁运输线》（1954年）；反映土改运动的《伟大的土地改革》（1953年）；反映镇压反革命运动，改造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乞丐、游民、妓女、反动会道门等的《踏上生路》、《烟花女儿翻身记》、《取缔一贯道》；关于三反五反运动的《三反五反特辑》（1952年）；反映少数民族新生活的《中国民族大团结》（1950年）；反映外交生活的《和平万岁》（1952年）。这一部部珍贵的新闻纪录片，为我们真实地记录了人民共和国成长的脚印。
1953年12月24日，政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1954年1月12日，《人民日报》据此发表社论指出：“新闻纪录片是‘形象化的政论’、是报纸的兄弟，它应该迅速及时地向人民报道现实中各种事件和现象，表现各种运动和斗争中的先进人物。”
此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制定了明确的方针，强调要把新闻纪录电影逐渐提高到党报的水平，具体措施是将短小精悍、出片及时的新闻片列为制片的首要任务。此后，以《新闻简报》为代表的新闻杂志片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成为报道重点。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此摄制的影片有：《第一辆汽车》、《鞍钢在建设中》、《长江大桥》、《五亿农民的方向》、《临清竹器合作社》、《天津私营工商业改造的胜利》、《上海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万象更新》等。
在报道政治生活的影片中，有纪录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六亿人民的意志》，有纪录改造日本战犯及伪满战犯的《人道的宽待》、《释放日本战争犯罪分子》，还有反映我国外交政策及国际交往的《亚非会议》、《祝贺》。为了1957年国庆，中央新闻纪录片厂专门拍摄了第一部宽银幕彩色纪录片《祖国颂》。
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使新闻纪录片创作出现了一些新面貌。影片体裁虽以新闻报道为主，但出现了风格多样化的作品；影片形式虽以政论为主，却也出现了散文式、抒情式或喜剧式的作品。如：《画家齐白石》、《颐和园》、《杏花春雨江南》、《酥油花》、《游园惊梦》等。其中，《春节大联欢》纪录了1956年春节电影厂组织的春节晚会，此片可以说开创了后来电视春节晚会的先河。极具戏剧性而最能折射时代风云变化的是，1955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了第一部批评性影片《华而不实》，1956年又摄制了批评性影片《工地的浪费》和《顾客的烦恼》，但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这些批评性的影片都遭到了批判。
“大跃进”时期，全国有31个电影制片厂生产新闻纪录片，1958年和1959年两年的产量超过了前8年的总和。这个时期比较有影响的影片有：新影厂的反映了十三陵水库建设的宽银幕纪录片《劳动万岁》，记录了科学考察活动的《远征沙漠》，海燕厂的《旭日东升》、天马厂的《上海英雄交响曲》、山东厂的《腰斩黄河》、河北厂的《古城新貌》、浙江厂的《双龙戏珠乐人间》等。这些影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及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但同时，浮夸、虚假的报道也对当时“左”的风气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大跃进”之后到“文化大革命”之前，较有影响的新闻纪录片有：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第十个春天》，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美丽的西双版纳》、《百万农奴站起来》，表现新的道德风尚的《平凡的人》、《邻里之间》，反映文化、风光、体育等的《古建精华》、《地下宫殿》、《健美体操》、《人间彩虹》、《画中山水》、《黄山似画》、《诗人杜甫》、《梅兰芳》、《征服世界最高峰》，反映中印自卫反击战的《中印边界问题真相》，反映河北人民抗洪斗争的《河北人民抗洪斗争》，以及文献纪录片《中国工农红军生活片断》、《延安生活散记》、《南泥湾》、《纪念白求恩》、《两种命运的决战》、《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1958年成立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起初主要播放电影新闻纪录片，不久，也开始摄制自己的新闻纪录片。“文化大革命”前夕，它摄制的纪录片《收租院》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持久的“《收租院》热”。该片系根据四川美术工作者创作的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而拍摄的，反映了解放前四川地主刘文彩逼迫农民交纳租米的情景。1966年4月，这部影片在电视上播出之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需要，有关机构发行了数千部电影拷贝，在全国各地连续放映长达8年之久。
纵观1949年至1966年这17年，中国新闻纪录片的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个时期制作了长纪录片239部1506本、短纪录片2007部3632本，新闻杂志片3528本。但是，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新闻纪录电影一度出现了题材狭窄、形式单调和虚假报道的现象。虽然中宣部在60年代初就发出了新闻纪录电影要“更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反映时代的历史的特点”的指示，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这些指示并未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