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近期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强调，要坚决守住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这三条底线;要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健全粮食安全制度体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探索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上创造更多经验。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夯实乡村振兴基础，保障农民利益，才能稳住“三农”基本盘，将全国人民的饭碗端牢端好。

乡村人口流失是否影响粮食安全？

　　乡村人口减少是不争的事实。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2019年乡村人口数量减少1亿多。有头脑、有体力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使得务农者年龄偏大、耕地抛荒、宅基地废弃等现象出现，农村“空心化”问题严重，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问题——谁来种地？是否会影响粮食安全？
　　在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看来，劳动力流失，直接影响粮食安全，“很多地方出现荒地，就是由于年轻人走了，老年人力不从心，把地撂荒了。”但是在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眼中，人口外流并不必然威胁粮食安全。
　　“现在的粮食生产跟以前不是一回事，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下降。”吕德文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以前主要靠劳动力，但现在机械化水平和科技水平都很高，劳动力的结构也在发生很大改变，比如以前60岁就干不动活了，但现在60岁种粮可能也没多大问题，哪怕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也足够耕种目前的土地，从数据就可以看出，现在我们每年粮食产量还在增长。”
　　朱启臻则认为在山区、丘陵、梯田，耕种蔬菜、果树，还没有做到靠联合收割机就能收获的程度，“就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和机械化程度而言，维持一定的农业劳动力对粮食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看到的是，这些地区历来就不是保证粮食安全的主要产区，本就不适宜耕种，对全国粮食结构一点影响都没有。”吕德文认为，反而在这些地区，由于此前城市对乡村的虹吸有限，富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导致很大一部分人口不得不依靠土地生存，“实际上那些土地养活他们自己都不一定够，但是没办法。”
　　吕德文表示，从生态的角度来讲，还有一部分退耕的土地是退耕还林的结果，且土地生产潜力有限，留下耕种没有必要;从另一角度讲，第一产业“没有技术门槛”，并不像二、三产业一样需要素质较高、体力较好的青壮年劳动力，且种植是季节性的，没必要将劳动力困在乡村。

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事实上，乡村人口减少确实并不绝对意味着衰败，城镇化也不是根源。恰恰相反，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农业水土资源紧缺，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土地规模经营难以推行，传统生产方式难以改变。而随着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应增加，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和机械化，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城镇经济实力提升，也会进一步增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能力，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朱启臻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中国乡村人口减少仍处在趋势性的变化当中，城镇化在中国还没有最后完成，无论是从经济收入、生活方式还是社会心理等方面来看，人们对城市的向往依旧强烈。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乡村人口还会呈减少趋势，但各地情况不同。”他表示，虽然很多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但在一些发达地区，譬如上海、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已经出现了逆城镇化的现象，“人们愿意到农村去体验一种慢生活，这个趋势已经开始了，在全国来讲，与城镇化一起应该是动态的平衡。”
　　信奉绿色农业的城市居民来到乡村，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乡村人口外流的空白，也在另一方面为乡村注入生机活力，形成新业态，不致形成土地等乡村资源浪费，“谁来种地”也有了一重解答，但前提是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及城乡一体化建设。
　　“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地区现在是单向促进城镇化——只鼓励老百姓进城，限制城市人下乡。”朱启臻表示，两股力量不均衡，势必会导致农村“空心化”加剧，进而威胁粮食安全。
　　2019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全会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激活乡村振兴内生活力。同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要通过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推动各类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方向目标和路径遵循。

警惕人为导致“农民消失”

　　就目前来看，农民依然是粮食生产的中坚力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尽管乡村人口数量逐年减少，但在2019年依然有5.52亿。而部分村庄的消失、居住在农村的青壮年减少，只是城镇化进程中的阶段性现象，更为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保障农民权益、增进农民福祉，进而增大务农的吸引力，使农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强。
　　对于农民来说，土地是最关键也是最基本的权利。但在一些地区，为了推进农业的规模化与产业化，出现了刻意让高度分散的农民离开土地、进而占有土地资源的做法，进而不断提升农业装备系数、资本系数、技术系数，使得资本增密、技术增密。

　　这样是否就能确保粮食产量了呢？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曾在节目中指出，这些做法其实带来一个问题：要多大程度上用规模化，才能抵补得了不断追加的成本？答案是“无法抵补”。他表示，目前很多土地集中在山区、高原和荒漠，难以集中资源，所以土地形成流转不过只占30%左右，且大量流转并不规范，并不能够实现土地大规模产业化、少数农场主来搞规模经营的愿景。因此，继续大规模投入产业化、让资本增密，就意味着收益不足以抵补成本，于是成本上涨，搞农业无利可图，除非大量使用农药化肥，把环境污染的代价转嫁给大自然，使得农民、农业、农村连同整个自然生态资源都不乐观。
　　“另一方面，当农民被迫离乡、不再是主要生产力成分的时候，本地的种子就没了，全部靠土地公司统一供应。”温铁军表示，土种没了只能靠进口种子，种一茬、没一茬，外出打工的人即使回来也种不了地，同时过去熟悉的环境被破坏了，只能按照西方大农场制度继续下去，但又支付不了成本，最终真正形成了“空心化”。
　　吕德文曾撰文指出，山东省的一些地方政府为解决宅基地闲置问题，强行推进“合村并居”运动，以乡村振兴的名义推动乡村归并。“对于依靠土地而活的农民来讲，宅基地作为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被迫强制合并，伤害非常大。”吕德文表示，乡村振兴的关键目的，是要把乡村建得宜居，让那些进城务工的农民有个退路，未来能够自给自足，并非如城市一般成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来说，农业比重很小，但对于农民来说却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一旦失去土地，生活将会受到很大影响，生产积极性亦会遭受打击。
　　“乡村振兴不是简单的行政推行，在复杂的变革之下，要视情况而定，适合村民自治的，要尊重村民意见;应当行政介入的，就要谨慎推行。”吕德文表示。朱启臻亦认为，目前，行政力量在“三农”问题中起到的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要认清形势，遵守规律，不要制定出影响粮食安全的措施。
　　朱启臻建议，当前，应该推行培养新型经济主体，特别是家庭农场的举措，针对土地流转、租金太高、谁来做家庭农场主和政策不稳定等问题，为家庭农场的形成清除一切体制机制的障碍，为愿意回到农村去的人提供更好条件，撮合人才留在农村。要统筹兼顾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五个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让乡村更加开放，真正“活”起来，如此才能让更多人愿意留在农村，保障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