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个“意外”
2006年底，本刊为评选“2006年中国十佳城市商业银行”面向全国城商行发放了调查问卷，在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分析中，温州商行在2006年一系列经营数据反映出的优良表现引起了本刊的格外关注。这个“格外”来自于其在2006年取得的丰硕的经营成果，除此之外也包含多多少少的意外成份。浙江经济在全国表现抢眼这已是多年的不争事实，并没有什么稀奇之处，与浙江繁荣经济相对应的浙江金融业的蓬勃发展也早为业内所共知。只是由于历史或者经营上的原因，浙江省内依然不乏有经营状况不尽乐观的金融机构，而此前的很多年，温州商行给人的印象就是浙江金融机构中的“落后分子”之一。根据银监会2005年对全国城商行的分类结果，在全国六类行中，温州商行属于三类行，落后于同省的杭州、宁波、绍兴、台州等商业银行，这个结果显然与温州在浙江所处的经济地位不相称。温州商行2005年的年报显示，该行年资本充足率4.13％，远未达到监管部门要求的8％的标准，按五级分类的不良贷款比率为3.31％，这一数据对以资产质量优异见长的浙江省金融机构来说也并不算突出。
然而这一切在2006年过去以后发生了质的变化，截至2006年末，温州商行的存贷款数较之上年均实现20％左右的增幅，利润也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在核心监管指标方面，不良贷款余额为1.42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01%，分别比建行初的1998年底下降7.20亿元和28.15个百分点；2006年6月温州商行第二期增资扩股的成功使得该行资本金超过10亿元，资本充足率达到8.41%，其中核心资本充足率达7.50%。此时的温州商行不但各项监管指标均达到监管要求，在全国城商行隊伍中也站到了前列。
一部“苦难史”
在笔者的采访过程中，感觉邢增福行长是属于那种比较让人“省心”的受访者，表情放松、思路清晰。在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邢增福将其在温州商行六年里或忧或喜的经历娓娓道来。和众多浙江商人谨慎低调的作风一样，邢增福的言语之间从不提个人的功绩，谈话的主题从未离开温州商行，并将温州商行取得的所有进步、转变，对未来的规划设想等等统统归功于董事会、全体管理团队和员工的努力。笔者了解到的邢增福的惟一“私事”，是其在2001年出任温州商行行长之前曾任职于工行温州市分行，而这也还是邢增福在谈到初来温州商行所感受到巨大反差时才提及的。
成立于1998年年末的温州市商业银行，是重组原城市信用社的产物，有着一部和其他城商行相似的“苦难史”。2001年9月份邢增福来到温州商行的时候，发现不但没有了之前在国有银行的优越的环境，还要面对一系列相当严重的经营问题。沉重的历史遗留包袱，可用四个“8”来概括：不良贷款绝对额约有8亿元，城市信用社遗留的明亏挂账有8000多万元，非信贷损失类资产约有8000万元，以股抵贷造成的损失导致股本悬空将近8000万元。
资产质量差且规模并不大，却背负着沉重的人员包袱。温州商行在组建之初有员工1986人，2001年邢增福到来时该行仍有员工1400多名，与人员众多相对应的是机构多、网点单产低、效率低，员工素质低。那个时候，全行大专以上学历占员工总数的比例不到一成，拥有中级以上职称员工不到1％，对应到经营方面，人均存款390万元，人均创利水平仅仅1万元。
一场“翻身仗”
如果说温州商行的“苦难史”和全国大部分银行类似，那么和那些逐渐从困境中走出的银行同样相似的是，温州商行用6年的时间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截至2006年12月末，温州商行各项存款余额189.63亿元，比建行初增长425.44%；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41.12亿元，比建行初增长502.56%；资产总额222.37亿元，比建行初增长419.68%；实现拨备前利润4.22亿元，人均存款从390万元增加到现在的1800万元，人均创利水平从1万元增长到40万元。温州商行现有在岗员工1070个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员工占比79%。不良贷款率按照五级分类口径仅为1.01%，并且每年持续保持双降，收益水平高于国际国内平均水平。资本充足率达到8.41%，其他相关所有监管指标全部符合银监会的要求。
所有人都好奇温州商行何以变得这么快，邢增福认为，取得这些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理念的转变，定位的准确，管理的强化和机制的创新。在他看来，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了温州商行的核心竞争力，其中理念的变化又是最根本的一点。
邢增福所强调的理念变化，就是要把温州商行从原行政机关似的单位转变成面向市场的现代经营体。和大多数国有银行做法相同，以前温州商行内部职位也和行政级别挂钩，这一状况在邢增福来的第二年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所有的处室变更为部室，对外的称谓也由处长变为总经理。称谓变化的背后蕴含着职责的变化，因为总经理是一个市场化的概念，是要到市场上去搏杀的。第二点就是变革用人机制，在人员的使用和晋升上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完全量才用人，谁有能耐谁就做高管，总行部门的高管以及支行正副行长的职位全部公开竞聘。邢增福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在温州商行营造一个“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用人氛围。
在所有的改革中，关乎到人的改革往往是最敏感也是最棘手的，处理不当很容易为经营带来大的负面影响。如何让平者让得甘心、庸者下得服气？邢增福说，这就需要有一套配套机制，有一套可以量化的绩效考核指标。考核面前人人平等，只有这样员工就算降级了也觉得不冤枉。在分配上面也是如此。要按劳取酬，达不到岗位要求的，就拿不到相应的岗位薪金。就这样，用人机制变了，分配制度变了，内部考核机制跟上去了，全行的理念就变了，市场化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观念一旦转变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就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大家都知道，在温州商行，等是等不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的，熬也不会熬不出头，只有在这里苦干、实干、巧干，你才能干出成绩、取得薪酬、谋得职位，并最终获得荣誉。
一个“方向”
如果说转变理念使得温州商行已经在前进的路上整装待发，那么此后需要的就是一个前进的方向了。在经历了成立之初所走的种种弯路以后，温州商行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说是找到正确的方向，不如说是一种回归。城商行的市场定位，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三个立足：立足地方经济、立足城市居民、立足中小企业。只不过由于大部分城商行成立初期“好大喜功”而渐渐偏离了这一市场定位。邢增福恰恰就是要使温州商行重新回归到“三个立足”的市场定位上来。在他看来，三个立足的背后就是要把温州商行打造成精品零售银行。这一市场定位是以温州商行网点多、员工多、资本约束强的现状为出发点的。找准了定位，就要落实到行动上，到2006年年底温州商行发放的中小企业贷款和个体私营贷款占发放贷款总额的比例达到84%，这足以反映了温州商行的信贷投向和信贷结构，就是中小企业、城市居民，服务的就是地方经济。
与其他省份相比，浙江经济的特色就在于发达的民营经济，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其中不乏那些质地优良、经营状况较优的中小企业。靠山吃山，相比较其他地区，浙江地区的金融机构更早地就将中小企业客户作为自身的重点客户，中小企业金融业务是各个银行都在抓的业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温州商行所面临的竞争环境就更加严酷。
邢增福认为，即便大家都做中小企业服务，也要力求走一条差异化的道路，选择自己合适的服务对象。“现在大家都说服务中小，实际上大银行眼中的中小和我们眼中的中小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即便大家都提服务中小，城商行也能走差异化的路子，找到自己的目标客户。”2004年以前，当地曾经有一家国有银行要推出小企业金融服务，但对贷款余额在300万元以下的中小企业不能建立信贷关系，这正好为温州商行输送了一批客户。经过多年的积极培育和信贷支持，温州商行已经将103家小企业培育成为行业中的“小巨人”，并被温州市政府列为“成长型企业”，温州商行对这些企业的授信总额达8亿元。
当然，即便坚持差异化经营也难免面临市场竞争，而且可以预见的是这种竞争将愈来愈激烈。邢增福认为，在竞争中不败的关键在于创新，在于谁能够结合中小企业的需求和银行的实际，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为此，温州商行在把中小企业或者个体经营户作为重点目标客户的时候，围绕银监会关于建立小企业贷款的六项机制进行创新。包括采用目标收益加权修正定价法，建立了贷款利率风险定价机制；综合运用“四合一”、“二授权”，建立了高效的贷款审批机制等。所谓“四合一”，就是将信贷准入调查、信用等级评定、授信额度核定、贷款审批流程进行整合一次完成，以简化业务审批流程；“二授权”就是对支行和客户事项差别授权和特别授权，对不同等级的支行给予不同的信贷审批权限，对发展潜力大、竞争力强的小企业采取特别授权。除此之外，还设立了四级会计科目，建立了单独核算与考核机制，以及建立了与小企业信贷相配套的激励约束机制、人员培训机制和信息通报机制等。
开展中小企业信贷，风险是不可回避的问题，而事实上，长期以来小企业贷款风险较高的现实问题正是小企业信贷业务在中国迟迟难以推行开来的主要原因之一。曾经吃尽了不良资产苦头的温州商行，当然不想再走老路。
在邢增福的银行经营理念里，“控制风险是第一位的”，而温州商行中小企业的收益能覆盖风险，就是靠制定了一个合适的小企业贷款利率风险定价机制。在尝试过信用等级定价法、贷款底线利率谈判制、基准利率加点定价法的基础上，温州商行在2006年最终对中小企业贷款创新性地采取了目标收益加权修正定价法，其定價公式为：贷款利率＝资金成本+财务成本+目标收益×（1+综合加权修正系数）。该定价法的原则是使得风险与收益相对称，即在准确计量贷款风险的基础上，结合经济资本成本理念，通过贷款利率充分覆盖贷款可能带来的损失，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对称。邢增福介绍说，目标收益加权修正定价法综合了国内外常用的三种贷款利率定价方法（成本加成定价法、基准利率加点定价法、客户盈利分析模式定价法）的优势，结合温州地区经济特点以及温州商行目前的经营管理水平，在充分考虑风险补偿、银企关系、市场竞争关系等因素影响之后，确定了相应的加权修正系数，对目标收益进行加权修正，并结合资金成本、财务费用的影响，最终确定相应的贷款利率。
一张“蓝图”
打造精品零售银行，积极拓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温州商行凭借准确的市场定位很快焕发出勃勃生机。截至2006年12月末，温州商行小企业贷款户数达1263户，贷款余额63.29亿元，占全行贷款余额的44.85％；作为“特色”业务的个体户、自然人经营性贷款有10792户，贷款余额56.11亿元，占全行贷款余额的39.76％，以上两项贷款占全行贷款余额的84.61％，贷款收益率为7.76％，贷款利息回收率为99.21％，中小企业贷款按五级分类的不良贷款率仅为0.99％。
然而作为行长的邢增福认为，目前的温州商行只能说刚刚走出了困境，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远没到值得“欢庆胜利”的时刻。温州商行一路走来至今，他体会最深刻的就是科学的管理机制对于一家银行经营的重要性。光有好的理念、准确的定位、有竞争力的产品，但是没有科学的管理保驾护航，缺乏执行力，一切都是空。
经过五年的强化管理、深化管理和细化管理后，邢增福现在考虑的是如何构建一个管理的长效机制。管理不能老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全凭领导人的想法，需要借助一个平台。2005年末，邢增福提出导入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借助这个载体来梳理温州商行的管理流程，优化管理环境，并且构建全行管理的长效机制。2006年温州商行取得了认证机构的认证，达到了ISO9000质量管理标准。在邢增福看来，管理的强化给温州商行带来的好处是全方位的。现在温州商行无论做什么事，业务创新也好，制度设计也好，统统是管理先行。推行业务之前，首先要分析一下怎么样能够达到管理标准，如何控制过程、控制结果，并在这个基础上如何做一些制度的安排。
六年时间，温州商行实现了大变样，邢增福也坦言如今温州商行的状况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首先没有想到我们这几年可以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但是发展到今天又觉得前面的路更长、更远”。邢增福解释说，目前他的压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员工，商行的兴衰关系到全行1000多名职工的吃饭问题，目前温州商行的员工持股数超过10％，这意味着员工真正是和商行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二是股东，温州商行两次增资扩股，引入的都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投资讲回报，讲究利益最大化，同时他给你投资，当然也是看中你高层管理人员，或者对你信任，但是你要给他回报，不要让他失望；三是自身对于这家银行的预期，要把这家银行做成资本充足、管理规范、内控严密、质量上乘、服务优良、效益良好、特色鲜明、信誉卓著的精品零售银行。旧的目标完成后很快又有新的目标，比如要建立规范有序的公司治理构架，又要不断创新适应市场，能够为社会各界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配套服务。目标无穷无尽，如此一来给人一种做不到头的感觉。
如何应对这些压力，邢增福的观点是用发展来解决，只要商行发展了，这些压力自然就不称其为压力了。在温州商行第三个三年规划行将结束的时候，温州商行第四个发展规划也即将出炉，力争在第四个规划期内使温州商行成为资本充足、管理规范、质量上乘、信誉卓著的商业银行。
在温州商行第三个三年发展规划的最后一年，2007年，温州商行将发行5.5亿元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并完成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的实质性谈判。对于引入外资的原因，邢增福的解释是引资重在“引智”。通过“引智”提升温州商行的管理水平、产品创新能力、IT技术的支撑能力，同时推进公司治理的进一步完善。对于选择何种外资伙伴，邢增福开出的前提是“三个不”：理念、定位不同的不引进，引入的外资伙伴一定要经营理念、市场定位相近，以便双方今后在管理、技术、产品上都能够对接；文化不包容的不引进；相互不欣赏的不引进。引进的外资不一定都是好的，对于这一点邢增福也颇为认同，但他相信以“三个不”为前提，引入合适的外资伙伴对于温州商行未来的发展必然是有利的。
关于温州商行的未来，邢增福的目标仍然是做公众银行。一方面可以提高这家银行的知名度、公信力，这是务虚的；另一方面能够在资本补充机制上面有一个比较好的平台，这是务实的。另外在目前众多城商行积极推进的跨区域经营方面，温州商行也走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目前温州商行已经在温州市辖区内5个县市设立了10家支行，实现业务走出市区，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走出温州实现省内跨区经营。对于地点的选择就是那些当地没有城商行且金融竞争不充分的地方。
此篇采访完成的一段时间里，通过一些媒体的报道，我们已经看到邢增福一些对于温州商行未来的设想正在一步步向现实推进。
2006年底，本刊为评选“2006年中国十佳城市商业银行”面向全国城商行发放了调查问卷，在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分析中，温州商行在2006年一系列经营数据反映出的优良表现引起了本刊的格外关注。这个“格外”来自于其在2006年取得的丰硕的经营成果，除此之外也包含多多少少的意外成份。浙江经济在全国表现抢眼这已是多年的不争事实，并没有什么稀奇之处，与浙江繁荣经济相对应的浙江金融业的蓬勃发展也早为业内所共知。只是由于历史或者经营上的原因，浙江省内依然不乏有经营状况不尽乐观的金融机构，而此前的很多年，温州商行给人的印象就是浙江金融机构中的“落后分子”之一。根据银监会2005年对全国城商行的分类结果，在全国六类行中，温州商行属于三类行，落后于同省的杭州、宁波、绍兴、台州等商业银行，这个结果显然与温州在浙江所处的经济地位不相称。温州商行2005年的年报显示，该行年资本充足率4.13％，远未达到监管部门要求的8％的标准，按五级分类的不良贷款比率为3.31％，这一数据对以资产质量优异见长的浙江省金融机构来说也并不算突出。
然而这一切在2006年过去以后发生了质的变化，截至2006年末，温州商行的存贷款数较之上年均实现20％左右的增幅，利润也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在核心监管指标方面，不良贷款余额为1.42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01%，分别比建行初的1998年底下降7.20亿元和28.15个百分点；2006年6月温州商行第二期增资扩股的成功使得该行资本金超过10亿元，资本充足率达到8.41%，其中核心资本充足率达7.50%。此时的温州商行不但各项监管指标均达到监管要求，在全国城商行隊伍中也站到了前列。
一部“苦难史”
在笔者的采访过程中，感觉邢增福行长是属于那种比较让人“省心”的受访者，表情放松、思路清晰。在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邢增福将其在温州商行六年里或忧或喜的经历娓娓道来。和众多浙江商人谨慎低调的作风一样，邢增福的言语之间从不提个人的功绩，谈话的主题从未离开温州商行，并将温州商行取得的所有进步、转变，对未来的规划设想等等统统归功于董事会、全体管理团队和员工的努力。笔者了解到的邢增福的惟一“私事”，是其在2001年出任温州商行行长之前曾任职于工行温州市分行，而这也还是邢增福在谈到初来温州商行所感受到巨大反差时才提及的。
成立于1998年年末的温州市商业银行，是重组原城市信用社的产物，有着一部和其他城商行相似的“苦难史”。2001年9月份邢增福来到温州商行的时候，发现不但没有了之前在国有银行的优越的环境，还要面对一系列相当严重的经营问题。沉重的历史遗留包袱，可用四个“8”来概括：不良贷款绝对额约有8亿元，城市信用社遗留的明亏挂账有8000多万元，非信贷损失类资产约有8000万元，以股抵贷造成的损失导致股本悬空将近8000万元。
资产质量差且规模并不大，却背负着沉重的人员包袱。温州商行在组建之初有员工1986人，2001年邢增福到来时该行仍有员工1400多名，与人员众多相对应的是机构多、网点单产低、效率低，员工素质低。那个时候，全行大专以上学历占员工总数的比例不到一成，拥有中级以上职称员工不到1％，对应到经营方面，人均存款390万元，人均创利水平仅仅1万元。
一场“翻身仗”
如果说温州商行的“苦难史”和全国大部分银行类似，那么和那些逐渐从困境中走出的银行同样相似的是，温州商行用6年的时间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截至2006年12月末，温州商行各项存款余额189.63亿元，比建行初增长425.44%；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41.12亿元，比建行初增长502.56%；资产总额222.37亿元，比建行初增长419.68%；实现拨备前利润4.22亿元，人均存款从390万元增加到现在的1800万元，人均创利水平从1万元增长到40万元。温州商行现有在岗员工1070个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员工占比79%。不良贷款率按照五级分类口径仅为1.01%，并且每年持续保持双降，收益水平高于国际国内平均水平。资本充足率达到8.41%，其他相关所有监管指标全部符合银监会的要求。
所有人都好奇温州商行何以变得这么快，邢增福认为，取得这些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理念的转变，定位的准确，管理的强化和机制的创新。在他看来，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了温州商行的核心竞争力，其中理念的变化又是最根本的一点。
邢增福所强调的理念变化，就是要把温州商行从原行政机关似的单位转变成面向市场的现代经营体。和大多数国有银行做法相同，以前温州商行内部职位也和行政级别挂钩，这一状况在邢增福来的第二年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所有的处室变更为部室，对外的称谓也由处长变为总经理。称谓变化的背后蕴含着职责的变化，因为总经理是一个市场化的概念，是要到市场上去搏杀的。第二点就是变革用人机制，在人员的使用和晋升上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完全量才用人，谁有能耐谁就做高管，总行部门的高管以及支行正副行长的职位全部公开竞聘。邢增福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在温州商行营造一个“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用人氛围。
在所有的改革中，关乎到人的改革往往是最敏感也是最棘手的，处理不当很容易为经营带来大的负面影响。如何让平者让得甘心、庸者下得服气？邢增福说，这就需要有一套配套机制，有一套可以量化的绩效考核指标。考核面前人人平等，只有这样员工就算降级了也觉得不冤枉。在分配上面也是如此。要按劳取酬，达不到岗位要求的，就拿不到相应的岗位薪金。就这样，用人机制变了，分配制度变了，内部考核机制跟上去了，全行的理念就变了，市场化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观念一旦转变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就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大家都知道，在温州商行，等是等不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的，熬也不会熬不出头，只有在这里苦干、实干、巧干，你才能干出成绩、取得薪酬、谋得职位，并最终获得荣誉。
一个“方向”
如果说转变理念使得温州商行已经在前进的路上整装待发，那么此后需要的就是一个前进的方向了。在经历了成立之初所走的种种弯路以后，温州商行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方向。说是找到正确的方向，不如说是一种回归。城商行的市场定位，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三个立足：立足地方经济、立足城市居民、立足中小企业。只不过由于大部分城商行成立初期“好大喜功”而渐渐偏离了这一市场定位。邢增福恰恰就是要使温州商行重新回归到“三个立足”的市场定位上来。在他看来，三个立足的背后就是要把温州商行打造成精品零售银行。这一市场定位是以温州商行网点多、员工多、资本约束强的现状为出发点的。找准了定位，就要落实到行动上，到2006年年底温州商行发放的中小企业贷款和个体私营贷款占发放贷款总额的比例达到84%，这足以反映了温州商行的信贷投向和信贷结构，就是中小企业、城市居民，服务的就是地方经济。
与其他省份相比，浙江经济的特色就在于发达的民营经济，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其中不乏那些质地优良、经营状况较优的中小企业。靠山吃山，相比较其他地区，浙江地区的金融机构更早地就将中小企业客户作为自身的重点客户，中小企业金融业务是各个银行都在抓的业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温州商行所面临的竞争环境就更加严酷。
邢增福认为，即便大家都做中小企业服务，也要力求走一条差异化的道路，选择自己合适的服务对象。“现在大家都说服务中小，实际上大银行眼中的中小和我们眼中的中小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即便大家都提服务中小，城商行也能走差异化的路子，找到自己的目标客户。”2004年以前，当地曾经有一家国有银行要推出小企业金融服务，但对贷款余额在300万元以下的中小企业不能建立信贷关系，这正好为温州商行输送了一批客户。经过多年的积极培育和信贷支持，温州商行已经将103家小企业培育成为行业中的“小巨人”，并被温州市政府列为“成长型企业”，温州商行对这些企业的授信总额达8亿元。
当然，即便坚持差异化经营也难免面临市场竞争，而且可以预见的是这种竞争将愈来愈激烈。邢增福认为，在竞争中不败的关键在于创新，在于谁能够结合中小企业的需求和银行的实际，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为此，温州商行在把中小企业或者个体经营户作为重点目标客户的时候，围绕银监会关于建立小企业贷款的六项机制进行创新。包括采用目标收益加权修正定价法，建立了贷款利率风险定价机制；综合运用“四合一”、“二授权”，建立了高效的贷款审批机制等。所谓“四合一”，就是将信贷准入调查、信用等级评定、授信额度核定、贷款审批流程进行整合一次完成，以简化业务审批流程；“二授权”就是对支行和客户事项差别授权和特别授权，对不同等级的支行给予不同的信贷审批权限，对发展潜力大、竞争力强的小企业采取特别授权。除此之外，还设立了四级会计科目，建立了单独核算与考核机制，以及建立了与小企业信贷相配套的激励约束机制、人员培训机制和信息通报机制等。
开展中小企业信贷，风险是不可回避的问题，而事实上，长期以来小企业贷款风险较高的现实问题正是小企业信贷业务在中国迟迟难以推行开来的主要原因之一。曾经吃尽了不良资产苦头的温州商行，当然不想再走老路。
在邢增福的银行经营理念里，“控制风险是第一位的”，而温州商行中小企业的收益能覆盖风险，就是靠制定了一个合适的小企业贷款利率风险定价机制。在尝试过信用等级定价法、贷款底线利率谈判制、基准利率加点定价法的基础上，温州商行在2006年最终对中小企业贷款创新性地采取了目标收益加权修正定价法，其定價公式为：贷款利率＝资金成本+财务成本+目标收益×（1+综合加权修正系数）。该定价法的原则是使得风险与收益相对称，即在准确计量贷款风险的基础上，结合经济资本成本理念，通过贷款利率充分覆盖贷款可能带来的损失，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对称。邢增福介绍说，目标收益加权修正定价法综合了国内外常用的三种贷款利率定价方法（成本加成定价法、基准利率加点定价法、客户盈利分析模式定价法）的优势，结合温州地区经济特点以及温州商行目前的经营管理水平，在充分考虑风险补偿、银企关系、市场竞争关系等因素影响之后，确定了相应的加权修正系数，对目标收益进行加权修正，并结合资金成本、财务费用的影响，最终确定相应的贷款利率。
一张“蓝图”
打造精品零售银行，积极拓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温州商行凭借准确的市场定位很快焕发出勃勃生机。截至2006年12月末，温州商行小企业贷款户数达1263户，贷款余额63.29亿元，占全行贷款余额的44.85％；作为“特色”业务的个体户、自然人经营性贷款有10792户，贷款余额56.11亿元，占全行贷款余额的39.76％，以上两项贷款占全行贷款余额的84.61％，贷款收益率为7.76％，贷款利息回收率为99.21％，中小企业贷款按五级分类的不良贷款率仅为0.99％。
然而作为行长的邢增福认为，目前的温州商行只能说刚刚走出了困境，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远没到值得“欢庆胜利”的时刻。温州商行一路走来至今，他体会最深刻的就是科学的管理机制对于一家银行经营的重要性。光有好的理念、准确的定位、有竞争力的产品，但是没有科学的管理保驾护航，缺乏执行力，一切都是空。
经过五年的强化管理、深化管理和细化管理后，邢增福现在考虑的是如何构建一个管理的长效机制。管理不能老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全凭领导人的想法，需要借助一个平台。2005年末，邢增福提出导入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借助这个载体来梳理温州商行的管理流程，优化管理环境，并且构建全行管理的长效机制。2006年温州商行取得了认证机构的认证，达到了ISO9000质量管理标准。在邢增福看来，管理的强化给温州商行带来的好处是全方位的。现在温州商行无论做什么事，业务创新也好，制度设计也好，统统是管理先行。推行业务之前，首先要分析一下怎么样能够达到管理标准，如何控制过程、控制结果，并在这个基础上如何做一些制度的安排。
六年时间，温州商行实现了大变样，邢增福也坦言如今温州商行的状况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首先没有想到我们这几年可以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但是发展到今天又觉得前面的路更长、更远”。邢增福解释说，目前他的压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员工，商行的兴衰关系到全行1000多名职工的吃饭问题，目前温州商行的员工持股数超过10％，这意味着员工真正是和商行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二是股东，温州商行两次增资扩股，引入的都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投资讲回报，讲究利益最大化，同时他给你投资，当然也是看中你高层管理人员，或者对你信任，但是你要给他回报，不要让他失望；三是自身对于这家银行的预期，要把这家银行做成资本充足、管理规范、内控严密、质量上乘、服务优良、效益良好、特色鲜明、信誉卓著的精品零售银行。旧的目标完成后很快又有新的目标，比如要建立规范有序的公司治理构架，又要不断创新适应市场，能够为社会各界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配套服务。目标无穷无尽，如此一来给人一种做不到头的感觉。
如何应对这些压力，邢增福的观点是用发展来解决，只要商行发展了，这些压力自然就不称其为压力了。在温州商行第三个三年规划行将结束的时候，温州商行第四个发展规划也即将出炉，力争在第四个规划期内使温州商行成为资本充足、管理规范、质量上乘、信誉卓著的商业银行。
在温州商行第三个三年发展规划的最后一年，2007年，温州商行将发行5.5亿元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并完成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的实质性谈判。对于引入外资的原因，邢增福的解释是引资重在“引智”。通过“引智”提升温州商行的管理水平、产品创新能力、IT技术的支撑能力，同时推进公司治理的进一步完善。对于选择何种外资伙伴，邢增福开出的前提是“三个不”：理念、定位不同的不引进，引入的外资伙伴一定要经营理念、市场定位相近，以便双方今后在管理、技术、产品上都能够对接；文化不包容的不引进；相互不欣赏的不引进。引进的外资不一定都是好的，对于这一点邢增福也颇为认同，但他相信以“三个不”为前提，引入合适的外资伙伴对于温州商行未来的发展必然是有利的。
关于温州商行的未来，邢增福的目标仍然是做公众银行。一方面可以提高这家银行的知名度、公信力，这是务虚的；另一方面能够在资本补充机制上面有一个比较好的平台，这是务实的。另外在目前众多城商行积极推进的跨区域经营方面，温州商行也走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目前温州商行已经在温州市辖区内5个县市设立了10家支行，实现业务走出市区，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走出温州实现省内跨区经营。对于地点的选择就是那些当地没有城商行且金融竞争不充分的地方。
此篇采访完成的一段时间里，通过一些媒体的报道，我们已经看到邢增福一些对于温州商行未来的设想正在一步步向现实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