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按：长期战斗在农村的“土八路”，进城后如何适应和看待城市中的新鲜事物?闹出了哪些笑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为什么会传出“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这样的顺口溜?刚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如何看待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成为国家重要领导人?马宁，空军第三任司令员，也是第一位“会飞”的空军司令员。1949年9月，他作为战斗英雄，被选为第二野战军的12名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随同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他讲述了会议期间鲜为人知的故事，对上述问题给出了答案。
　　
　　神秘任务
　　
　　1949年6月，渡江战役之后，我們十二军随营学校随大部队一直南下。实施千里追击之后，二野部队于1949年6月初在浙江兰溪、永康、义乌、寿昌地区休整待机；7月上旬，又北移安徽当涂、繁昌和江苏溧水地区，进行战备整训和向西南进军的准备。7月底，三兵团“南京会议”传达了进军西南的任务，部队迅速转入进军西南的动员和各项准备工作。随后，部队奉命隐蔽地向鄂西集结。8月中旬，十二军所属部队在南京浦口车站乘火车沿津浦路北上，经陇海路西进，佯示由陕入川姿态，至郑州后，却悄然转平汉路南下。
　　当时，我在十二军随营学校任副校长(王近山军长兼任校长)，率随营学校进驻到马鞍山进行警戒，主要任务是保卫马鞍山钢铁厂的安全。不久我又接到命令，让我到十二军军部报到，军组织部李部长接待了我，告诉我先到南京集中，然后再北上。
　　就在这时，王近山军长找到我，告诉我不要南下，跟着他走就行了。我当时不知道到底要去执行什么神秘任务，也不便多问，所以就跟着他走。那时候许多铁路都不通，路很不好走。我們先是骑马，后又改乘汽车，折腾了好几天才到达南京。
　　因为一直在山沟里打仗，也没到过大城市，对城市里的许多事情都不了解，在南京还闹了一些笑话。那个时候虽然公共汽车比较少，但是我以前也坐过。一般在路上遇到公共汽车一招手，它就会停下来让你上。可是，到了南京之后，我见了公共汽车招手示意停车，可人家司机根本就不理。当时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到后来干脆就在汽车前面招手拦车，可人家司机照样不停，而且还绕过去继续往前开。后来才看出点门道来，原来大城市就是不一样，公共汽车要到车站才能停。到了晚上，看到电灯也感到很新鲜，有几个抽烟的同志拿起纸烟对着电灯泡点烟，可怎么也点不着，这样的笑话可多了。
　　到南京后，我才知道要去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是每个野战军选出12名代表，我們第二野战军的代表团成员是：首席代表刘伯承，正式代表滕代远、杨立三、蔡树藩、钱信忠、卫小堂、布克、廖运周、曾克、高树勋，候补代表张南生和我。原定参加会议的都是正式代表，可是名单打印出来后，我和张南生成了候补委员。不过这没什么关系，我們能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就已经很荣幸了。
　　
　　从“想不通”到“大转弯”
　　
　　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后，中间派人士都在观望，原来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还要不要?因为在1948年5月1日，由国民党一手操纵拼凑的“国民大会”在南京闭幕。此前一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口号中，特意加上一条：“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实现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共产党取得政权指日可待，但没有忘记“政协”。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就提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11月25日，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在全国胜利前夕，共产党把大批的民主人士从香港接回解放区筹备新政协。1949年6月，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人民团体成立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经过三个多月紧张有序的工作，有关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围的各项准备全部就绪。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到北平后，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代表编成一个大组，住在六国饭店。六国饭店1900年由英国人所建，北平解放后收归外交部。政协会议期间，刘伯承、滕代远以及我們这些从部队来的代表都住在这里。对我們来说这可是开了“洋荤”!第一次住进这么高级的楼房，第一次接触地毯、门铃、抽水马桶等。后来十三军的代表卫小堂告诉我，他在来北平前，陈赓司令员向他推荐了两个老师：“一个是刘(伯承)司令员，他是二野代表团的团长，你紧跟着他，在政治上不会犯错误。一个是廖(运周)师长，他见多识广，生活上不会出洋相。”
　　我們出发参加政协会议时，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后，正在向西南和华南进军，与国民党军的战斗仍在继续。可是，到北平后看到的是一片和平景象，形成巨大反差。
　　当看到政协代表中其他党派的人士占很大比例，许多部队代表就有点看不惯。特别是看到还有一些国民党起义过来的高级将领也参加了会议，就更想不通了。这些人由于过去生活很讲究，起义过来后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改变。有些给他們担任警卫的战士，看见他們竟然拿剩饭、馒头和肉喂狗，难以接受。有的战士坚决要求调离，甚至还为此开了小差。那时候我們这些刚从前方打仗回来的人，更看不惯。一想到我們的战士还在前方流血，那些曾经是我們对手的将领，摇身一变又成了人民代表，而且还参加我們新中国的中央政府，不但看不惯，而且想不通。感到天下是我們打下来的，他們这么多人却来“坐天下”，而且还这么浪费，所以非常反感。
　　再就是对文艺界的人有些看法。文艺界的代表在会议期间比较活跃，老举手提意见。尤其是看到他們提的意见不仅比较多，而且说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赞成，让其他代表更是有些反感。
　　这时候有些部队代表就开始发牢骚讲怪话了，当时有这样一段顺口溜：“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特别是对那些起义过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过去是我們的死对头，现在却比我們还吃得开。许多代表都想不通。
　　这种情绪很快就反映到上面去了，如果不做工作或采取措施，那么就会直接影响到这次会议最后的选举结果。为了保证民主人士顺利当选，9月30日，在政协大会选举之前，周恩来、林伯渠发出《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协党组织关于选举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党员代表负责保证选举获得成功，特别要保证投党外人士的票。毛泽东主席还特意提醒党内：我們要有精神准备，即使有几十票不选我們，也一点儿不要难过，不要表示不满，而要看做是全体代表中真实情况的反映。
　　为了保证党员代表行使好自己的权利，刘少奇同志在大会召开前，专门召开参加政协会议的党员代表会议。会上，少奇同志着重讲了要进一步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主要内容是，我們一方 面要继续作战解放蒋管区，另一方面要争取更多的爱国民主人士，这是第二战场。当时有许多代表对毛主席亲自到火车站去接宋庆龄和程潜不理解，感到我們自己那么多有战功的将领进京，毛主席都没有去接，可是却去接程潜这样的人，怎么也想不通。针对这些问题，刘少奇严肃地说，毛主席去接刘伯承、陈毅有什么意义?可是接了程潜，广州那边(国民党政府刚从南京迁到广州)马上就有了反应。他們多吃两斤肉，或者把吃剩下的馒头、包子喂狗了，你們就心疼，他們要是孤注一掷炸几座桥值多少钱?最后他强调说，共产党员参加这样的会议，党控制不了你的手和这一票，那还要你这个党员干什么!经过这次会议，大家的思想弯子才慢慢地转了过来。
　　参加这次会议后，我才体会到，光能打仗还不行，怎么团结广大民主人士、孤立少数人和打击对象，争取中间派，是统一战线的新课题。会议使我們这些部队的代表对统一战线又有了新认识。后来，开完政协会回部队，赶上兵团后，陈锡联司令员和谢富治政委让我汇报政协会议情况，我特别讲了这些体会。
　　
　　见证新中国诞生
　　
　　1949年10月1日，我作为人民政协代表和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代表，很荣幸地和刚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见证新中国诞生这一历史性时刻。
　　我在北平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时，常跟在刘伯承司令员身边，首长們研究讨论阅兵式的一些问题也不回避我們这些身边的随员，因此能提前知道一些内幕和细节。
　　1949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在举行新中国开国大典时，要组织阅兵和群众集会，进行隆重的庆祝活动。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召集会议，亲自布置开国大典的阅兵工作。在这次会议上，他要求军委航空局组织机群参加空中分列式，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军委航空局领受任务后，立即调集各型飞机17架，准备参加受阅。这17架飞机，按照不同的机种，编为6个空中分队。空中受阅总领队原由徐兆文担任，后因他在飞行训练中飞机发生故障跳伞负伤，临时调邢海帆任代理中队长和空中受阅总领队。空中受阅的地面指挥由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油江担任，组织计划工作由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方槐负责，飞行航线的领航计算等工作由刘善本负责。开国大典阅兵式的空中飞机编队也由刘善本驾机领航。刘善本是1946年从国统区驾机起义飞抵延安的国民党空军军官，后来为新中国空军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当时我們只有17架飞机，从广场上空看飞机太少。于是，决定调整方案，让9架P51战斗机最先飞过天安门，由于它的速度快，先在空中绕一圈，然后衔接在第六分队后面，再次通过天安门。因此给地面的感觉是，共有26架飞机飞过天安门。
　　另外，接受检阅的飞机同时还要执行战斗警戒任务，其中有4架战斗机是带弹参加受阅飞行的，以随时防备敌人的空袭。按世界惯例，阅兵时任何兵种的部队都不得携带实弹。在开国大典上，我军飞机突破惯例带弹受阅，这在世界阅兵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当天晚上，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宴请受阅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和陆、海、空军人员。当官兵們向朱德总司令敬酒时，他兴奋地说：“今天我成了真正的三军总司令了!”
　　这一天，就这样载入新中国的史册，同时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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