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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5日，是我的伯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接到《百年潮》杂志的约稿，我却不知从何下笔，正好赶上电视剧《海棠依旧》刚刚播出不久，大家对剧中的情节印象还很深刻。我想，何不顺着这部剧的内容和思路，补充一些剧中没能讲到、讲全的细节呢？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从小经常随父母到西花厅看望伯伯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但那时年龄小，就知道到处玩儿，很少听大人们谈话，等到长大些，上了中学，可以听懂一些事儿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伯伯非常忙，能见到他、与他交流的机会就少多了。伯伯、伯母与我当面交谈、关心教诲的事情，使我终生难忘。其他情况，则主要是从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的讲述中了解到的。
伯伯生前一直不让我们亲属对外界讲与他的关系，不许我们在外张扬，不让我们给组织上添麻烦。他还为亲属们制定了“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所以，很久以来，许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家与周恩来的亲属关系，更不清楚是怎样的一种具体情况。正因为如此，下面首先介绍一下我敬爱的伯伯周恩来和我的父亲周恩寿之间的兄弟关系和感情，也算对电视剧《海棠依旧》中没能描述到的情节作一点补充。
我父亲的一奶同胞共兄弟三人，没有姐妹。周恩来（字翔宇）是老大，夫人邓颖超，膝下无子（曾有一子出生时夭折了），我们侄辈称呼他伯伯。因伯伯在周氏家族同辈中排行老七，所以我们侄辈们称邓颖超为七妈。周恩溥（字博宇）是老二，小伯伯一歲，20世纪40年代就去世了；膝下一子名荣庆，于90年代初去世，他的夫人和子女现生活在河南焦作。我的父亲周恩寿（字同宇）最小，是老三，小伯伯六岁；母亲王士琴，与父亲生养了我们三男三女，共六个孩子。
在伯伯九岁时，生母万氏和养母陈氏先后病逝，因为我爷爷经常在外地工作，伯伯就自己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一边艰难度日，一边在亲戚家寄宿读书。伯伯12岁时先是依靠他的伯伯（周贻赓，字曼青，我辈称他四爷爷）到东北学习，后来又到天津南开学校上学，并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后来，我的二伯伯和我父亲也到天津南开上学。随着大伯伯在革命斗争中的名声越来越大，职务越来越高，我父亲觉得“周恩寿”这个名字的前两个字太敏感，容易使人产生联想——“是周恩来家的什么人？”于是，我父亲一直以“周同宇”的名义与外界交往联系，以至于我小时候都不知道父亲还有个名字叫
“周恩寿”。
自1920年伯伯与我父亲在天津分别（伯伯去法国留学，父亲在南开上学），到1925年8月8日伯伯与七妈结婚，他们兄弟二人有五年没有相见。我七妈从小到大一直与她的母亲杨振德老夫人生活在一起，母女俩相依为命。七妈从天津到广州与伯伯成亲，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段佳话。可是，杨老夫人远在天津思女心切，一定要去找女儿。一位孤身老人如何能长途跋涉前往遥远的南方呢？于是，重任就落在我父亲身上。
1925年10月，我父亲陪护杨老夫人顺利抵达广州，亲人团聚分外高兴。当时黄埔军校正好招生，我父亲考上了黄埔四期政治科。兄弟二人，哥哥授课当老师，弟弟听课做学生，他们在手足亲情上又增添了一分革命师生、战友与同志的关系。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伯伯被蒋介石排挤，暂时离开北伐军，到上海领导武装起义。我父亲则参加了北伐战争，从广州打到武汉，战斗中腿部中弹，无法行走，是北伐军总政治部代主任郭沫若和几位战友用一把椅子将他抬进武昌城的。
在北伐军攻下武汉后，我父亲在伯伯的领导下担任了校级中层干部，但后来因为一次误会，伯伯认为他的弟弟违反军纪擅离职守，作为亲属更要严格要求、严肃处理，于是将我父亲撤职查办、关禁闭。父亲实在承受不了这种处理，他没有申辩，也不想增添矛盾和麻烦，但也感到在这位如此严厉的兄长领导下，工作很难开展下去。所以，父亲无奈地离开了他的哥哥和队伍，到东北投奔了他们的四伯伯。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到北京工作，带着我们全家经常去看望伯伯和七妈，兄弟二人摒弃误会，再续亲情。听我母亲说，在我还小的时候，有一次，周家全体家属在西花厅聚会，聆听伯伯讲家史、谈家风。在谈到我父亲时，伯伯所讲的大意是：同宇是个很善良、老实、忠厚的人，他在北伐时还流过血，负过伤，我那时年轻气盛、火气大，对他的处理重了，我有责任。作为哥哥，是我对他的帮助不够，在我们1928年去莫斯科开党的六大时，他在吉林还为我们提供了帮助和掩护。伯伯语重心长，我父母和晚辈们听了都非常感动。他对弟弟的体贴、理解和歉疚说得那么诚恳，情深义重。
有句话讲：爱之深，责之切。伯伯对我们一家的关怀是多方面的，既有关心帮助，又有严格要求，他的爱是建立在不能给公家和组织增添麻烦的前提下的，他不让我父亲升级、涨工资，可我们六个孩子要上学、要吃饭，伯伯和七妈就从他们的工资中拿出很大一部分，按期提供给我们作为生活费用，自己却过着简朴节省的
日子。
1966年，我上初二，“文革”来了。伯伯的工作骤然变得异常繁重和复杂。电视剧《海棠依旧》里面作了很多描述，我在这里就略过不提了。1968年春，就在大批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陆续被打倒、批斗、审查时，伯伯突然收到一份状告我父亲有反党、反革命嫌疑的材料，并提出处理建议，报请总理批示。伯伯将上报材料中的处理建议上的“拘留”两字划掉，改为“拘捕”，我父亲就这样被北京卫戍区抓走了。
父亲这次被抓走，关押时间长达七年多。后来，邓小平在伯伯病重住院期间主持中央工作时，提出要释放一大批老干部出来，经毛主席同意批准，我父亲与一批人于1975年5月被释放回家，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有问题。在父亲被关押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九一三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后不久，政治气氛有所松动。1972年开始，很多被关押的老干部家属被允许在过年过节期间去探监，被关押的人能与家人短暂地见上一面，互诉思念之情。
可是，我们家没有一个人在这七年多的时间里被允许去见我父亲。负责审查我父亲的工作人员都说我父亲没问题，是被冤枉的，有人甚至私下悄悄说：“审查周同宇就因为他是周恩来的弟弟！”在《海棠依旧》中，有一段我和妹妹周秉建去狱中探视父亲的情节，这是经过艺术加工的，但我认为很有意义和感染力。这个情节描述的是我和妹妹被伯伯要求脱下军装、重回农村和牧区，临走前去狱中看望我们的父亲并与他告别。父亲对伯伯的安排表示了坚定的理解和支持，因为按照当时参军入伍的政审政策，家长在受审期间，子女是不允许当兵的。父亲要求我们应按政策办，安心回农村和牧区，继续锻炼，不要为这件事给伯伯出难题、添麻烦。这段剧情虽属虚构，但父亲出狱后的事实证明，他当时在狱中对伯伯的处境是非常清楚和理解的。
我父亲被释放后，因为七年多没有与外界接触，对形势变化都不了解。那时，党内和人民群众中的正义力量与“四人帮”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复杂。通过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经过深刻思考，父亲和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四人帮”和造反派要收拾我父亲，纯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攻击的根本目标是伯伯周恩来。审查我父亲和伯伯身边工作过的人，就是要挖伯伯的墙角，要扳倒伯伯，还要扳倒他坚决支持的以邓小平等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老一辈革命家，最后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所以，父亲的思路很明确，真正要抓他的人是“四人帮”，哪会是他的哥哥？！
知子莫如父，父不在，长兄如父。伯伯很了解他的弟弟，也清楚他弟弟没有问题。凭借他的睿智，伯伯清醒地识破了“四人帮”和造反派的诡计，但是非常时期，必须使用非常手段。伯伯以他高超、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方式，将“拘留”的建议改为“拘捕”（拘捕就是逮捕，是要用手铐铐走的），让“四人帮”抓不到辫子，反而对我父亲起到一种特殊的保护作用。父亲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但在特殊时期不能说出来，而且需要配合。他对哥哥的处理办法表示理解、钦佩和感激。
有一件令我父亲至死深感遗憾、无奈与痛苦的事，那就是他一奶同胞的亲哥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1976年1月8日去世后，遗体告别、火化、吊唁和追悼大会等所有治丧活动，他都没有被批准参加。他没有“资格”去见哥哥最后一面，去作最后的告别。
那是因为1975年被释放出来的老同志，很多人是带着“尾巴”出来的。所谓“尾巴”，就是人被放出来前，审查人员宣布：“以前对你审查是正确的，放你们出来是对你们的关怀，但并不等于你们就没问题了，放出去后还是要继续反省你们的问题，不要以为放了就没事了，你们是带着尾巴（问题）出去的，要夹着尾巴做人。”也就是说，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一大批老同志，政治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北京有家的可以回家，没有家的安排去外地，但不能随意参加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周恩来总理的治丧活动属于重大政治活动，就算是周恩来的亲弟弟，因为有“政治问题”，也不准
参加。
1976年1月8日临近中午，我大姐周秉德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往父母家，将伯伯刚刚去世的噩耗传达给父母和兄弟姐妹们。我们都惊呆了，如同天塌地陷，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又不得不接受这残酷的现实。全家人相拥痛哭，都沉浸在无比心碎的悲痛之中，父亲更是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哀号。当父亲得知伯伯的一切治丧活动只允许我们晚辈参加，他却因为有“政治问题”而失去了送哥哥“最后一程”的机会时，他的绝望、悲哀、凄惨和痛苦是无法言表的，精神状态近乎崩溃。他只能默默地忍着，接受这个无情的打击。当我们晚辈们参加伯伯的各项治丧活动时，母亲陪着父亲坐在电视机前，一边流泪，一边看着人民送别周总理的镜头。在整个治丧期间及以后的很長时间里，父亲茶饭不思，每天多次失声痛哭，累了就坐在家中自设的灵堂前，默默地端详着哥哥的遗像，不停地发出叹息。
没能为哥哥送终的难过、委屈、无奈与遗憾伴随着父亲走过了他最后的时光。可喜的是，当1979年父亲的问题彻底平反后，我父母终于可以与他们的嫂子、我们的七妈相见了。十几年没有见过面的叔嫂之间、妯娌之间重新团聚，三位老人喜极而泣。回想十几年间的艰难处境，唏嘘不已，倍加思念和缅怀我的伯伯周恩来。
下面再讲讲我与伯伯之间的一段往事，是我插队当知青期间，当了兵后又被伯伯送回农村种地的事情。
1969年初，我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地区插队，落户当农民。临行前，我到西花厅向伯伯和七妈辞行，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延安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土地荒贫，生产落后，农民生活非常困苦，缺粮、缺钱、缺医、缺水，简直什么都缺。知青们从大城市来到这么个贫穷偏僻的地方，吃不饱饭，劳动量还大，连生活费都赚不到多少，甚至还要靠家里补贴。
到了1969年底冬闲时节，大部分知青回京探亲，有的同学借机走关系当兵去了，有的同学不管是真病还是装病，用病退的方式将户口迁回北京，还有的同学转到其他条件好一些的地方插队。
在回京期间，在伯伯紧张忙碌的工作间隙，我几次到西花厅向伯伯、七妈反映知青插队中的问题，同时也汇报了延安地区贫穷落后、人民生活艰难、吃不饱饭等状况。伯伯听后非常难过，他说，延安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生活却如此困难，是他这个总理的责任，对不起延安老区人民，也无法向毛主席交代。他让我将所了解的情况写份书面材料交给他，后面的事就不用我管了。他还叮嘱我过春节后一定要回到延安，坚持下去，不能当“逃兵”。 当时我并不知道伯伯将会如何处理延安的情况，当我回到延安后，听到传达说，周总理于1970年3月以国务院的名义专门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就如何改变延安的落后面貌，如何改善延安知青的插队条件等问题作了大量具体、有力的安排部署。当会议的部署得到具体落实后，很多同学慢慢安下心来，从迷茫中振作起来，在延安农村坚持了下来，与延安人民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难
岁月。
我在延安插队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自己一生的大事，也是与伯伯有直接关系的。那是1970年底，我已在延安农村插队两年了，新疆军区到陕北招兵，我如愿以偿地参了军，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到达部队后，我兴奋地给伯伯、七妈写信汇报这个情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久我就收到七妈的回信，她在信中告诉我，伯伯认为我的政审不符合参军条件，父亲受审查的孩子是不能当兵的，作为他的侄子，更不能做出违反国家政策的事。伯伯已经安排好，让陕西派人将我接回延安，继续当知青。这个消息对我犹如晴天霹雳，当时我就懵了，难以接受。但我知道伯伯的安排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再想不通也必须
听话。
七妈的来信还提到，我六妹周秉建也是在内蒙古草原当牧民，放了两年多的羊后，几乎与我同一时期参了军，部队驻地就在北京郊区。当妹妹秉建身着军装兴冲冲地跑到西花厅报喜的时候，伯伯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六，你要作好脱下军装再回内蒙古继续放羊的思想准备呀！”妹妹听后大哭，后来经过伯伯、七妈做思想工作，也同意回到草原继续过她的牧民生活。
就这样，我与妹妹都是在部队当了三个月的兵后，各自返回到原先插队的地方，我继续种地，妹妹继续放羊。当我再回延安后，由于思想、心情还没有缓过来，感觉像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加上农村的伙食远不如边防部队的好，农活的劳动强度也很大，很快我就病倒了，肺炎、吐血、发高烧，如果不是知青同学连夜将我送到医院，恐怕性命
难保。
我在住院时，将这个消息写信报告给伯伯、七妈，两位老人着急了。七妈立即提笔，来信表达关心和慰问，让我随时回信报告病情，并鼓励我养好病后继续坚持在农村奋斗下去，做一名革命的好青年；还告诉我，如果生活等方面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由他们帮助解决。七妈还让秘书按月给我汇来营养费和生活补助费。手捧七妈的亲笔来信，感受着伯伯、七妈对我的关爱，我热泪盈眶，得到了巨大的安慰与温暖。病好后，我身負两位长辈的信任、重托和勉励，坚定地回到村里。
在延安插队期间，发生在我身上的插队、当兵、再插队的这段从兴奋到失落、再从失落到振作起来的变化经历，当初以为是命运的不公，现在回想起来，已经成为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更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财富。
今年是伯伯诞辰120周年，也是他离开我们的第42个年头。斯人远去，音容宛在，灵魂不朽，精神永存。他的英名早已深深地铭刻在热爱他的人民心中，耸立起一座永恒的丰碑。他的骨灰早已融入了祖国的绿水青山，永远陪伴着他深爱的人民。他的英灵则化为一只大鸾，翱翔环宇，恒久地注视着这片他魂牵梦绕的
土地。
在梦里，我看见伯伯端着右臂，欣慰地看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家日益强盛，人民日益幸福，民族日益兴旺。伯伯由衷地发出满意的、赞赏的、爽朗的笑声……
（编辑 叶松）
作者：周恩来侄子，中国知青网理事长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从小经常随父母到西花厅看望伯伯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但那时年龄小，就知道到处玩儿，很少听大人们谈话，等到长大些，上了中学，可以听懂一些事儿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伯伯非常忙，能见到他、与他交流的机会就少多了。伯伯、伯母与我当面交谈、关心教诲的事情，使我终生难忘。其他情况，则主要是从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的讲述中了解到的。
一
伯伯生前一直不让我们亲属对外界讲与他的关系，不许我们在外张扬，不让我们给组织上添麻烦。他还为亲属们制定了“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所以，很久以来，许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家与周恩来的亲属关系，更不清楚是怎样的一种具体情况。正因为如此，下面首先介绍一下我敬爱的伯伯周恩来和我的父亲周恩寿之间的兄弟关系和感情，也算对电视剧《海棠依旧》中没能描述到的情节作一点补充。
我父亲的一奶同胞共兄弟三人，没有姐妹。周恩来（字翔宇）是老大，夫人邓颖超，膝下无子（曾有一子出生时夭折了），我们侄辈称呼他伯伯。因伯伯在周氏家族同辈中排行老七，所以我们侄辈们称邓颖超为七妈。周恩溥（字博宇）是老二，小伯伯一歲，20世纪40年代就去世了；膝下一子名荣庆，于90年代初去世，他的夫人和子女现生活在河南焦作。我的父亲周恩寿（字同宇）最小，是老三，小伯伯六岁；母亲王士琴，与父亲生养了我们三男三女，共六个孩子。
在伯伯九岁时，生母万氏和养母陈氏先后病逝，因为我爷爷经常在外地工作，伯伯就自己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一边艰难度日，一边在亲戚家寄宿读书。伯伯12岁时先是依靠他的伯伯（周贻赓，字曼青，我辈称他四爷爷）到东北学习，后来又到天津南开学校上学，并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后来，我的二伯伯和我父亲也到天津南开上学。随着大伯伯在革命斗争中的名声越来越大，职务越来越高，我父亲觉得“周恩寿”这个名字的前两个字太敏感，容易使人产生联想——“是周恩来家的什么人？”于是，我父亲一直以“周同宇”的名义与外界交往联系，以至于我小时候都不知道父亲还有个名字叫
“周恩寿”。
自1920年伯伯与我父亲在天津分别（伯伯去法国留学，父亲在南开上学），到1925年8月8日伯伯与七妈结婚，他们兄弟二人有五年没有相见。我七妈从小到大一直与她的母亲杨振德老夫人生活在一起，母女俩相依为命。七妈从天津到广州与伯伯成亲，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段佳话。可是，杨老夫人远在天津思女心切，一定要去找女儿。一位孤身老人如何能长途跋涉前往遥远的南方呢？于是，重任就落在我父亲身上。
1925年10月，我父亲陪护杨老夫人顺利抵达广州，亲人团聚分外高兴。当时黄埔军校正好招生，我父亲考上了黄埔四期政治科。兄弟二人，哥哥授课当老师，弟弟听课做学生，他们在手足亲情上又增添了一分革命师生、战友与同志的关系。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伯伯被蒋介石排挤，暂时离开北伐军，到上海领导武装起义。我父亲则参加了北伐战争，从广州打到武汉，战斗中腿部中弹，无法行走，是北伐军总政治部代主任郭沫若和几位战友用一把椅子将他抬进武昌城的。
在北伐军攻下武汉后，我父亲在伯伯的领导下担任了校级中层干部，但后来因为一次误会，伯伯认为他的弟弟违反军纪擅离职守，作为亲属更要严格要求、严肃处理，于是将我父亲撤职查办、关禁闭。父亲实在承受不了这种处理，他没有申辩，也不想增添矛盾和麻烦，但也感到在这位如此严厉的兄长领导下，工作很难开展下去。所以，父亲无奈地离开了他的哥哥和队伍，到东北投奔了他们的四伯伯。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到北京工作，带着我们全家经常去看望伯伯和七妈，兄弟二人摒弃误会，再续亲情。听我母亲说，在我还小的时候，有一次，周家全体家属在西花厅聚会，聆听伯伯讲家史、谈家风。在谈到我父亲时，伯伯所讲的大意是：同宇是个很善良、老实、忠厚的人，他在北伐时还流过血，负过伤，我那时年轻气盛、火气大，对他的处理重了，我有责任。作为哥哥，是我对他的帮助不够，在我们1928年去莫斯科开党的六大时，他在吉林还为我们提供了帮助和掩护。伯伯语重心长，我父母和晚辈们听了都非常感动。他对弟弟的体贴、理解和歉疚说得那么诚恳，情深义重。
二
有句话讲：爱之深，责之切。伯伯对我们一家的关怀是多方面的，既有关心帮助，又有严格要求，他的爱是建立在不能给公家和组织增添麻烦的前提下的，他不让我父亲升级、涨工资，可我们六个孩子要上学、要吃饭，伯伯和七妈就从他们的工资中拿出很大一部分，按期提供给我们作为生活费用，自己却过着简朴节省的
日子。
1966年，我上初二，“文革”来了。伯伯的工作骤然变得异常繁重和复杂。电视剧《海棠依旧》里面作了很多描述，我在这里就略过不提了。1968年春，就在大批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陆续被打倒、批斗、审查时，伯伯突然收到一份状告我父亲有反党、反革命嫌疑的材料，并提出处理建议，报请总理批示。伯伯将上报材料中的处理建议上的“拘留”两字划掉，改为“拘捕”，我父亲就这样被北京卫戍区抓走了。
父亲这次被抓走，关押时间长达七年多。后来，邓小平在伯伯病重住院期间主持中央工作时，提出要释放一大批老干部出来，经毛主席同意批准，我父亲与一批人于1975年5月被释放回家，身体和精神状态都有问题。在父亲被关押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九一三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后不久，政治气氛有所松动。1972年开始，很多被关押的老干部家属被允许在过年过节期间去探监，被关押的人能与家人短暂地见上一面，互诉思念之情。
可是，我们家没有一个人在这七年多的时间里被允许去见我父亲。负责审查我父亲的工作人员都说我父亲没问题，是被冤枉的，有人甚至私下悄悄说：“审查周同宇就因为他是周恩来的弟弟！”在《海棠依旧》中，有一段我和妹妹周秉建去狱中探视父亲的情节，这是经过艺术加工的，但我认为很有意义和感染力。这个情节描述的是我和妹妹被伯伯要求脱下军装、重回农村和牧区，临走前去狱中看望我们的父亲并与他告别。父亲对伯伯的安排表示了坚定的理解和支持，因为按照当时参军入伍的政审政策，家长在受审期间，子女是不允许当兵的。父亲要求我们应按政策办，安心回农村和牧区，继续锻炼，不要为这件事给伯伯出难题、添麻烦。这段剧情虽属虚构，但父亲出狱后的事实证明，他当时在狱中对伯伯的处境是非常清楚和理解的。
我父亲被释放后，因为七年多没有与外界接触，对形势变化都不了解。那时，党内和人民群众中的正义力量与“四人帮”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复杂。通过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经过深刻思考，父亲和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四人帮”和造反派要收拾我父亲，纯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攻击的根本目标是伯伯周恩来。审查我父亲和伯伯身边工作过的人，就是要挖伯伯的墙角，要扳倒伯伯，还要扳倒他坚决支持的以邓小平等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老一辈革命家，最后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所以，父亲的思路很明确，真正要抓他的人是“四人帮”，哪会是他的哥哥？！
知子莫如父，父不在，长兄如父。伯伯很了解他的弟弟，也清楚他弟弟没有问题。凭借他的睿智，伯伯清醒地识破了“四人帮”和造反派的诡计，但是非常时期，必须使用非常手段。伯伯以他高超、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方式，将“拘留”的建议改为“拘捕”（拘捕就是逮捕，是要用手铐铐走的），让“四人帮”抓不到辫子，反而对我父亲起到一种特殊的保护作用。父亲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但在特殊时期不能说出来，而且需要配合。他对哥哥的处理办法表示理解、钦佩和感激。
三
有一件令我父亲至死深感遗憾、无奈与痛苦的事，那就是他一奶同胞的亲哥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1976年1月8日去世后，遗体告别、火化、吊唁和追悼大会等所有治丧活动，他都没有被批准参加。他没有“资格”去见哥哥最后一面，去作最后的告别。
那是因为1975年被释放出来的老同志，很多人是带着“尾巴”出来的。所谓“尾巴”，就是人被放出来前，审查人员宣布：“以前对你审查是正确的，放你们出来是对你们的关怀，但并不等于你们就没问题了，放出去后还是要继续反省你们的问题，不要以为放了就没事了，你们是带着尾巴（问题）出去的，要夹着尾巴做人。”也就是说，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一大批老同志，政治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北京有家的可以回家，没有家的安排去外地，但不能随意参加活动，尤其是政治活动。周恩来总理的治丧活动属于重大政治活动，就算是周恩来的亲弟弟，因为有“政治问题”，也不准
参加。
1976年1月8日临近中午，我大姐周秉德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往父母家，将伯伯刚刚去世的噩耗传达给父母和兄弟姐妹们。我们都惊呆了，如同天塌地陷，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又不得不接受这残酷的现实。全家人相拥痛哭，都沉浸在无比心碎的悲痛之中，父亲更是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哀号。当父亲得知伯伯的一切治丧活动只允许我们晚辈参加，他却因为有“政治问题”而失去了送哥哥“最后一程”的机会时，他的绝望、悲哀、凄惨和痛苦是无法言表的，精神状态近乎崩溃。他只能默默地忍着，接受这个无情的打击。当我们晚辈们参加伯伯的各项治丧活动时，母亲陪着父亲坐在电视机前，一边流泪，一边看着人民送别周总理的镜头。在整个治丧期间及以后的很長时间里，父亲茶饭不思，每天多次失声痛哭，累了就坐在家中自设的灵堂前，默默地端详着哥哥的遗像，不停地发出叹息。
没能为哥哥送终的难过、委屈、无奈与遗憾伴随着父亲走过了他最后的时光。可喜的是，当1979年父亲的问题彻底平反后，我父母终于可以与他们的嫂子、我们的七妈相见了。十几年没有见过面的叔嫂之间、妯娌之间重新团聚，三位老人喜极而泣。回想十几年间的艰难处境，唏嘘不已，倍加思念和缅怀我的伯伯周恩来。
四
下面再讲讲我与伯伯之间的一段往事，是我插队当知青期间，当了兵后又被伯伯送回农村种地的事情。
1969年初，我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地区插队，落户当农民。临行前，我到西花厅向伯伯和七妈辞行，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延安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土地荒贫，生产落后，农民生活非常困苦，缺粮、缺钱、缺医、缺水，简直什么都缺。知青们从大城市来到这么个贫穷偏僻的地方，吃不饱饭，劳动量还大，连生活费都赚不到多少，甚至还要靠家里补贴。
到了1969年底冬闲时节，大部分知青回京探亲，有的同学借机走关系当兵去了，有的同学不管是真病还是装病，用病退的方式将户口迁回北京，还有的同学转到其他条件好一些的地方插队。
在回京期间，在伯伯紧张忙碌的工作间隙，我几次到西花厅向伯伯、七妈反映知青插队中的问题，同时也汇报了延安地区贫穷落后、人民生活艰难、吃不饱饭等状况。伯伯听后非常难过，他说，延安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生活却如此困难，是他这个总理的责任，对不起延安老区人民，也无法向毛主席交代。他让我将所了解的情况写份书面材料交给他，后面的事就不用我管了。他还叮嘱我过春节后一定要回到延安，坚持下去，不能当“逃兵”。 当时我并不知道伯伯将会如何处理延安的情况，当我回到延安后，听到传达说，周总理于1970年3月以国务院的名义专门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就如何改变延安的落后面貌，如何改善延安知青的插队条件等问题作了大量具体、有力的安排部署。当会议的部署得到具体落实后，很多同学慢慢安下心来，从迷茫中振作起来，在延安农村坚持了下来，与延安人民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难
岁月。
我在延安插队期间，发生了一件影响自己一生的大事，也是与伯伯有直接关系的。那是1970年底，我已在延安农村插队两年了，新疆军区到陕北招兵，我如愿以偿地参了军，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到达部队后，我兴奋地给伯伯、七妈写信汇报这个情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久我就收到七妈的回信，她在信中告诉我，伯伯认为我的政审不符合参军条件，父亲受审查的孩子是不能当兵的，作为他的侄子，更不能做出违反国家政策的事。伯伯已经安排好，让陕西派人将我接回延安，继续当知青。这个消息对我犹如晴天霹雳，当时我就懵了，难以接受。但我知道伯伯的安排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再想不通也必须
听话。
七妈的来信还提到，我六妹周秉建也是在内蒙古草原当牧民，放了两年多的羊后，几乎与我同一时期参了军，部队驻地就在北京郊区。当妹妹秉建身着军装兴冲冲地跑到西花厅报喜的时候，伯伯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六，你要作好脱下军装再回内蒙古继续放羊的思想准备呀！”妹妹听后大哭，后来经过伯伯、七妈做思想工作，也同意回到草原继续过她的牧民生活。
就这样，我与妹妹都是在部队当了三个月的兵后，各自返回到原先插队的地方，我继续种地，妹妹继续放羊。当我再回延安后，由于思想、心情还没有缓过来，感觉像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加上农村的伙食远不如边防部队的好，农活的劳动强度也很大，很快我就病倒了，肺炎、吐血、发高烧，如果不是知青同学连夜将我送到医院，恐怕性命
难保。
我在住院时，将这个消息写信报告给伯伯、七妈，两位老人着急了。七妈立即提笔，来信表达关心和慰问，让我随时回信报告病情，并鼓励我养好病后继续坚持在农村奋斗下去，做一名革命的好青年；还告诉我，如果生活等方面有什么困难就提出来，由他们帮助解决。七妈还让秘书按月给我汇来营养费和生活补助费。手捧七妈的亲笔来信，感受着伯伯、七妈对我的关爱，我热泪盈眶，得到了巨大的安慰与温暖。病好后，我身負两位长辈的信任、重托和勉励，坚定地回到村里。
在延安插队期间，发生在我身上的插队、当兵、再插队的这段从兴奋到失落、再从失落到振作起来的变化经历，当初以为是命运的不公，现在回想起来，已经成为我人生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更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财富。
今年是伯伯诞辰120周年，也是他离开我们的第42个年头。斯人远去，音容宛在，灵魂不朽，精神永存。他的英名早已深深地铭刻在热爱他的人民心中，耸立起一座永恒的丰碑。他的骨灰早已融入了祖国的绿水青山，永远陪伴着他深爱的人民。他的英灵则化为一只大鸾，翱翔环宇，恒久地注视着这片他魂牵梦绕的
土地。
在梦里，我看见伯伯端着右臂，欣慰地看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家日益强盛，人民日益幸福，民族日益兴旺。伯伯由衷地发出满意的、赞赏的、爽朗的笑声……
（编辑 叶松）
作者：周恩来侄子，中国知青网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