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可以举出残酷的事实。我们不断被告知“创新”发生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但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产生的数据表明，它不是革命性的。在发达经济体中，生产率增长是50年来最慢的。
　　这种“生产率悖论”，通常被归因于采用颠覆性技术后的测量问题或滞后效应。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关于技术趋势的公开辩论，往往由正在塑造它们的公司和企业家主导。绝大多数努力跟上技术变革（或积极抵制）的公司的声音，都闻所未闻。
　　认识到这种代表性不足的观点，对于理解为什么“数字革命”没有出现在数据中以及为什么它可能会停滞不前，是必不可少的。
　　简言之，人工智能（AI）、机器学习、大数据和类人机器人，这些技术所受到的关注，与其被采用的规模大相径庭。正如杜克大学的Dan Ariely在2013年开玩笑说的那样，“大数据就像青少年性行为：每个人都在谈论它，没有人真正知道如何去做；每个人都认为其他人都这样做，所以每个人都声称他们正在这样做”。
　　社交网络、全球媒体和国际会议，放大了有兴趣扩大自己前景的颠覆者的声音。随着信息的层叠，信徒的队伍也在增长。谣言成了规则。
　　世界经济论坛（WEF）关于新兴劳动力市场趋势的最新年度报告认为，到2022年，机器学习、数据分析、新材料和量子计算投资的大幅增加，将增加对数据科学家、AI专家和机器人工程師的需求，从而损害现有职业。
　　问题是，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是基于对大型跨国公司的调查，其人口样本很难代表实体经济。在经合组织国家中，雇用超过250名工人的公司，仅占所有活跃公司的7%，雇用的劳动力不到40%。虽然报告的作者承认这种偏见，但他们的结论仍然是危险的概括。他们所设想的未来工作，与绝大多数仍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框架内运作的中小企业的就业需求无关。
　　同样，经合组织的一项研究发现，技术前沿公司与所有其他公司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在过去10年中急剧扩大。人们在媒体上听到的许多先进技术，仍未得到许多公司非常微不足道的开发。这表明，即使最具革命性的创新开始推动GDP，我们仍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见到明显效果。
　　忽视技术落后者的观点，可能会产生深远的政策影响，特别是如果技术助推主义（或危言耸听）将注意力从现在的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上转移开。如果政府开始分配更多资源来培训明天的高技能专业精英，他们今天就可能会引发更深层次的不平等。
　　当然，愤世嫉俗者可能会认为，“失败者”几乎没有增加关于技术的争论：充其量，他们将填补数字先锋队为他们创造的角色；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将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但值得记住的是，规模较小的公司，即使面临经济逆风，仍然拥有推动对“威胁其存在的新技术”进行更严格监管的政治权力。
　　像优步这样的全球巨头，非常了解这一点。多年来，它遇到了一些组织良好的出租车司机的强大阻力—他们从未被邀请参加全球精英聚会，以考虑平台经济的优点。同样地，世界发达经济体的“留守者”，现在通过将反贸易、民粹主义政党和政治家带入权力，来进行报复。
　　为了避免更严重的反弹，并更好地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实际需要什么，人们必须了解所有公司，而不仅仅是那些处于最高层的公司。可持续的技术转型需要广泛的共享利益，这意味着“帮助落后者适应”与“创新者茁壮成长”同样重要。必须听到沉默多数的声音。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爱德华多·坎帕内拉是马德里IE大学变革治理中心的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