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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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亨利·朗(Panl Henry Lang，又译朗格)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usicin Western Civilization)中文全译本终于出版了．离本书问世(1941)已有60年，距《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本书第15至20章的中译本，张洪岛译，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出版(1982)也有29年。即使等了这么久，无论对专业的欧洲音乐研究人员，还是对一般的音乐爱好者，这还是一件值得高兴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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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亨利·朗(Panl Henry Lang，又译朗格)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Musicin Western Civilization)中文全译本终于出版了．离本书问世(1941)已有60年，距《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本书第15至20章的中译本，张洪岛译，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出版(1982)也有29年。即使等了这么久，无论对专业的欧洲音乐研究人员，还是对一般的音乐爱好者，这还是一件值得高兴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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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群的形成发展过程表现出较强的差异。找到一种发展模式能供其他区域直接“模仿”是非常困难的。然而,对比研究不同产业群的形成发展轨迹还是非常必要的。在世界范围内的众多区域中,有的地方自发的出现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专业化企业“扎堆”现象,而一些地区花巨资所建成的开发区却并没有形成企业集聚的现象。理论上的对比研究将有助于寻找到一些形成产业群区域的“共性”,这些共性因素构成了产业群赖以形成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对比美国硅谷、印度班加罗尔的高新技术产业群,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格纳地区及我国的浙江省制造业产业群的形成与发
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描绘了一个追溯到上古三代、持续而生动的思想和政治伦理结构。在这个上千年的历史发展里，其发端主题是“天理”。从宋代始，“天理”话语朝着现代的内在性逐渐发展，最终在晚清被“公理”概念所替代。基于现代科学和追求经验性真理的思考，“公理”很快由五四运动的科学话语所取代，体现了更普遍的原则。这是汪晖借以构思其著作的主要线索。此书前半部讨论“天理”如何转化为一种政治文化，使得帝国和民族国家的基本条件均获得发展。后半部讨论晚清思想家在回应传统秩序的崩溃时，对“公共道德原则”的思考。这一长篇
以往学界讨论墨辩之学更多关注墨子所持的观念或立场，而没有考虑到墨子也是在用语言讨论语言。“墨经”亦称“辩经”，“辩经”亦称“语经”，就是说话的方向、辩论、说理、解释、论证的途径。它是中国式的“解释学”或“语言哲学”，即如何把词语与语义连接起来。在这方面，透过形式逻辑的外表，墨辩展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中国式的说理传统：与寻找第一原因的古希腊哲学明显不同，特别在分类问题上，墨经展示了一种突破事物界限的横向分类方式；在“同异”问题上，由于墨经把隐喻和叠喻引入论证之中，从而具有离开形式逻辑同一律的倾向；在论辩之标准
我们称中国文化各家各派之“共识”为“中华共识”，如“太一”、“太极”、“太和”等，均是“中华共识”；“大知”、“大仁”、“大勇”等，也是“中华共识”。辨明“大知”之作为“中华共识”，在学术及新文化构建上具有重要意义：儒、释、道诸家只有“术”不同，而没有“道”不同；应对西方文化之“知识论”的挑战，我们最好以各家共有之“大知”与“大知识论”为武器。中国哲学中有一个“大知识论”，它以不追求“纯粹知识”、不追求“为知识而知识”为根本目标。“大知”与“大知识论”之作为“中华共识”，乃是中国哲学家对于人类的最大贡献之
将辽宁地区家谱、碑记中十八九世纪的人口记录和20世纪对从记录中挑选出来的农村家庭后代的回溯性调查相结合，构建出一个延续两百多年的该地区大规模个人水平的追踪数据库。其中的每条记录都包含个人教育程度和官职等衡量标准，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衡量个人的父亲及其家族和家族分支总体特征的解释变量。清代和共和国时期辽宁地区父亲与儿子所取得成就的相关程度的差异由此得以清楚展示，并对比研究了清代和1949年以后，这些家族在政治和教育成就方面的等级变化。尽管建国以来，辽宁地方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发生过多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但很
确定全球减排温室气体长期目标已是当前气候变化领域的一个焦点问题。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认为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经济潜力能够抵消预估的全球排放增长或将排放降至当前水平以下。但报告并未充分评估实现这一潜力的障碍和有可能实现的市场潜力，这可能会造成全球能够以较低成本实现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较低水平（例如550ppmCO2eq）目标的误导。特别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低碳能源技术的发展和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尚需较长时间周期，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能源消费和相应CO2排放的合理增长反映了其经济发展规律。全球减排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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