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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方方是很有现代意识的作家，一直着力于探索当下的生存状态。但转型期的复杂却使其陷入道义论与功利论、消解英雄与崇拜英雄、肯定集体主义与肯定个人主义等两难价值判断中。从“五四”以来，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就一直陷入东西方价值观念、文化观念的冲撞中，在这样一个转型期，方方这种两难选择正表明了她的求实与探索精神，是真正现代性的体现。她的作品也表现出转型期最真实的文化冲撞。
关键词： 方方；早期小说；传统；现代；两难价值判断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4）04-0076-04
*基金项目：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当代文艺心理学审视与研究”（编号：12524079）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3-07-25
作者简介：马宇飞，黑龙江大学文学院讲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美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张丽杰，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研究。
从“五四”以来，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就一直陷入东西方价值观念、文化观念的冲撞中。方方是当代一位很有现代意识的作家。其现代性在80、90年代集中表现为拒绝理想主义，以张扬人的主体地位为前提，消解传统价值观及行为模式。但当代文化是异常复杂的，物化时代消解人主体地位的已经不仅是落后的专制文化了，商品大潮中现代性的弊端早在90年代初就已经隐约可见。方方并不是一位观念化的作家，她最关心的还是活生生的人，而在当下这样复杂的环境中，人“活着”的状态又是形形色色的。于是方方从最真实的体验出发，努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两难价值判断中游走，她的作品不经意间表现出转型期最真实的文化冲撞。
一、方方早期小说两难价值判断的体现
（一）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冲突
在人生价值判断上，方方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冲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道义论始终占上风。从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115到孟子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2]287都是道义论而非功利论。这种价值观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人们的日常必需品都可以自己生产，自然不必谋利。但自然经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已土崩瓦解。现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人们必须进入市场通过交换获得生活必需品，而市场运行的动力就是经济利益。利字当头，人们的清高都已被柴米油盐击得粉碎，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谋利。于是历来被人们批判的功利论也具有了某种时代的合理性。
方方适应这种现代化的潮流，肯定现代功利追求，揭示了传统道义论的无用性。《一波三折》中的卢小波颇有舍己为人的侠义心肠，他天真地相信了金苟和领导的话，替金苟顶罪。在拘留所里肩胛骨被打伤了，不能干重活，于是他想当驾驶员，但最后却被金苟顶替了，领导们也全变了嘴脸。《行云流水》里的高人云是一位传统意识很强的、洁身自好的正人君子。他毫无怨言地帮助别的老师批作业、出试题，却成了不抓白不抓的“公差”。看了这些作品，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仁爱”就是被某些人玩弄于股掌的糖衣炮弹，“温、良、恭、俭、让”就是让自己受奴役的装饰华美的鞭子。
方方用自己的冷静观察写出传统价值观无用性的同时，开始接受功利论。《空中飞鸟》中的红云利用男人争取到她所需要的东西，这在以前是受人鄙视的。但方方却没有鄙视她，方方超脱地说：“红云一无所有，没有任何背景。如果自己拥有的特点没有达到天才的程度，没有达到一出来就能出类拔萃，那她就只能采取一种取巧的方式。”[3]303方方转换了自己的价值观，但她是一位喜欢探索的作家，绝不满足于抽象的转换。她要问自己究竟转向何方，符合时代要求的价值观到底是怎样的。也许《无处遁逃》中的严航说出了她的标准：“我不多占别人的，但也决不让自己太吃亏，我得到多少我就只付出多少。”[4]321方方肯定了不损害别人利益的自我利益的追求，她甚至对那些为了自己而不得不损害别人的行为也予以原谅。这在作品里就表现为严航考虑到了李立夏不得已的苦处，谅解了他出卖自己的行为。
但这种价值观真的合理么？即使是方方也无法把它在作品中贯彻始终。与《行云流水》同一年创作的《落日》就显示了这种标准的矛盾性。丁如虎并不是一个自私狠毒的坏人，只是生活的磨难使他不能好好照顾母亲，最后逼得母亲服毒自尽，而他又在母亲咽气前就把她送进火葬场。他不是存心害死母亲，他只是想让自己活得好一些，甚至也谈不上“好”，只是过一种正常的生活。他为了母亲与子女，在妻子死后十年苦熬，空对着心爱的人却不能娶，那旺盛的生命情欲与难挨的寂寞折磨得他发疯。按上述标准他应得到原谅，但他的行为却怎么也不能让人释怀。
方方看穿了已丧失经济基础的传统道义论在当今社会何等不合时宜。她用现代功利论去敲碎那欺骗的神圣，可结果却不尽人意。因为传统道义论这面大镜子一旦破碎，人们便再无顾忌，道德、爱情、信仰和良心统统成了买卖的对象。这是方方无法认同的。她要去探索一种既符合时代潮流又合理的现代功利论，可她找到的标准根本无法作善与恶的筛选。于是方方徘徊于道义与功利纵横交错的阡陌，不知走向何方。
（二）消解英雄与崇拜英雄的纠结
方方两难选择之二便是在消解圣贤崇拜时，忍不住又在自己心中竖起偶像。光芒万丈、毫无瑕疵的英雄一度曾是中国文学中的常客。作家们常常妙笔生花，甚至无中生有，塑造英雄让人们去崇拜、去模仿，从而完成文学神圣的社会功能。当然这些英雄有时也不免被利用，成为欺骗的工具。深具现代意识的方方对此也是颇有感触的，她接受了尼采“上帝死了”的理论，对英雄与圣贤们进行了解构。
在《行为艺术》里，杨高的父亲是一位出色的刑警，但他却强占了马白驹的女朋友。在所有人眼里他是一位英雄，但对于马白驹来说却不是。如果《行为艺术》写出了英雄的另一面，那《白驹》便是对英雄的彻底消解。小男被宣传为舍己为人的英雄，实际上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无赖：借饭菜票从来不还，在朋友家搞些小偷小摸还毫无愧色，喜欢占女人便宜。他最后的英勇献身也不是为了什么崇高，他发现了车祸隐患，但他是怕一位借他钱的人车祸丧生无法还钱才拼命追汽车，结果不小心钻到了车下。方方在这里对英雄的消解可以说达到了极致。 但在告诉别人不要轻易崇拜的同时，她却对自己未谋一面的祖父无限敬仰。在《祖父在父亲心中》里，方方以万分崇拜的笔调写了祖父就义的一幕“老弱们忽见得黄黄一片人马纷纷吓得腿软，很快有人下跪了。只有祖父静静地挺立在那里，纹丝不动。很小很小的个子却是很直很直地挺立着，如不晃的旗杆。……祖父突然扬手一指，开言即道：‘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有翻译咕噜了几句后，日本人都哈哈大笑。在我初次听到祖父如此这般时，竟忍不住同那帮日本鬼子一样笑出声。我觉得祖父未免迂腐得不可理喻。然而随着我年龄的增加，每每想到祖父扬手一指的时刻，我不再笑了。祖父那动作仿佛已铸成一座铜雕，永远地屹立在我的心中。”[4]395祖父的英雄气概对应的是父亲的胆小委琐。形形色色的英雄让人不禁怀疑其真实性，但消解掉英雄后，又在英雄缺失的时代渴望英雄。消解英雄、崇拜英雄，这两种情结紧紧纠缠在一起，让方方剪不断、理还乱。
（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两难
在把人从以往团体依附关系中拉出、恢复人的主体地位的同时，方方又打心眼里推崇整体为上的思想。这是各方面临的第三个两难困境。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不敢奢谈独立人格，个人总是隶属于团体——家或国家。其人身依附关系甚至达到了“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地步。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更是把独立人格摧残殆尽。深具现代意识的方方十分肯定自我意识，对这种掏空精神个性的做法痛心疾首。因此，她用自己的笔写出丧失独立人格、一味听从权力话语的悲哀。
《一唱三叹》的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为了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她毅然把自己所有的儿女都送到了边疆。结果女儿在新疆失踪了，很有才华的儿子也埋没在农场小学，终日寂寞颓唐。无边的孤寂终于使妈觉醒。她对记者说：“如果让我重活一次，我一定要把儿子都留在身边。”《幸福之人》中的林可也在十年动乱中彻底丧失了独立人格。他在劳改农场“俱事皆听管教干部的”。后来政策恢复了，但他的人格却永远恢复不了了。人们对他的一点点尊重都让他感恩戴德、幸福不已。“林可也脸上永远谦卑的笑容使但凡同他交谈过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生些怜悯和厌恶。”[5]321
方方笔下这些人物的悲惨命运、扭曲人格极有力地唤醒了读者的自我意识。每个人都应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权为自己活着，都有权要求活得更好。可在个性主义大旗下，贪婪冷酷的利己主义却乔装打扮，应运而生。人们没有了信仰，没有了为国家为集体牺牲的使命感，一心只为自己谋利，世界因此丑陋不堪。这让方方无法忍受，作为60年代生人，她从小接受的就是集体主义教育，整体为上的意识已经深入骨髓。基于这种情况，方方在评价妈这个人时便出现了前后矛盾。文章开篇，方方站在批判妈依附人格的立场上，可越往后写，藏在方方心中的集体主义情结越受到妈自我牺牲精神的感应，最后两者竟共振起来，方方忍不住开始赞美妈的伟大。为了衬托妈，她塑造了一个不很损人但极端利己的盈月老师，让她小市民的委琐把妈映衬得光彩照人。除此之外，方方还安排了“我”这一角色正面烘托。“我”是一个有知识有头脑的人，但“我”却为妈表现出的气质所吸引。“我说不出那种东西，只是觉得在妈倾诉什么时恍若心灵在那一刻表现出一种纯净。妈举手投足无不给我高尚之感。”[5]356这一反一正的映衬使妈的伟大如浮雕一般凸显出来。
认同、归属乌托邦式的虚幻集体是可悲的，极端自我又是可怕的，到底怎样才是合适的呢？方方拿着标尺量来量去，终找不到正确尺寸。
二、方方两难价值判断的价值判断
方方纠缠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其实是必然的。传统文化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它早已化作人的集体无意识，制约着人们的思维、行为。方方自己也说：“我们是那种时代出来的，很多东西都深入骨髓。”[3]301而且传统的并不全是消极的，它还有积极的一面。仁爱、孝悌、侠义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只不过因为过去统治阶级利用它们把人们欺骗得太苦，人们才对之投以冷眼。如果人间少了这些，那么世界就会变得冷冰冰。同时，现代性也并不是完美无瑕的。到底什么是现代性，现在也众说纷纭。西方搞了百年的现代化，现在却陷入了精神危机。
传统与现代都具有双重性，这叫方方怎样取舍？特别是当下的复杂环境更加大了取舍的难度。在中国走向世界的世纪末转型期，生活的常规常态都被打乱，各种文化观念都在交替嬗变，政治经济秩序变动重建……一切都在不确定的状态中流动，建构稳定的价值判断体系只能是一个不断追寻的期望。陷入两难正表明方方具有求实精神。她不愿简单地肯定什么，否定什么；也不愿绝对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她总想绕到肯定、否定的背后看个究竟，可看得越多，想得越多也就越难作出判断，作出选择。这是一种更深刻的清醒，它表现了方方的探索精神。新写实作家大多囿于还原生活本相，表现生活之累。但方方除了这样做以外，她还试着走得更远，她更看重人们世俗化过程中的精神裂变。《烦恼人生》的印家厚们烦恼的是孩子、奖金，他们的烦恼只是混沌的生活的烦恼。但《行云流水》的高人云则是清醒的价值观失落的痛苦。他清醒地看到残酷的生活不留情面地把他心中的镜子逐日逐日地敲碎。他的痛不仅仅在物质生活的窘困，更主要的是“无论他用怎样平静的心情来对待生活，而生活却总是不留情面地打破这种平静”。[4]302他陷入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冲突中，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而这正是当下深层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方方的两难困境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因为“唯一的、神圣的真理解体了，变成数百个被人们共同分享的相对真理。”[6]7对善与恶再也不能做泾渭分明的判断。这不仅仅是方方一个人的苦恼，世界上受到现代意识启蒙的人都面临这个问题。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当上帝慢慢离开它的那个领导宇宙及其价值秩序、分离善恶并赋予万物以意义的地位时，唐吉珂德走出他的家，他再也认不出世界了。世界没有了最高法官，突然显现出一种可怕的模糊”。[6]7当人们的认识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就会赶走最高法官，但“人心里有一个天生的不可驯服的欲望：在理解前进行判断。”[6]8这就需要有一个最高法官制定判断标准。这种不可理解的悖论正是现代性的悖论。方方的两难困境正是这种现代性悖论的表现，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它是人类真正获得精神解放的先声。没有困惑彷徨就不会有真正的觉醒。
参考文献：
[1]李泽厚.论语今读 [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2]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
[3]李俊国.在绝望中涅——方方论[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4]方方.方方文集·白梦[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5]方方.方方文集·凶案[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6]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董强，译. [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关键词： 方方；早期小说；传统；现代；两难价值判断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829（2014）04-0076-04
*基金项目：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当代文艺心理学审视与研究”（编号：12524079）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3-07-25
作者简介：马宇飞，黑龙江大学文学院讲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美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张丽杰，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研究。
从“五四”以来，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就一直陷入东西方价值观念、文化观念的冲撞中。方方是当代一位很有现代意识的作家。其现代性在80、90年代集中表现为拒绝理想主义，以张扬人的主体地位为前提，消解传统价值观及行为模式。但当代文化是异常复杂的，物化时代消解人主体地位的已经不仅是落后的专制文化了，商品大潮中现代性的弊端早在90年代初就已经隐约可见。方方并不是一位观念化的作家，她最关心的还是活生生的人，而在当下这样复杂的环境中，人“活着”的状态又是形形色色的。于是方方从最真实的体验出发，努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两难价值判断中游走，她的作品不经意间表现出转型期最真实的文化冲撞。
一、方方早期小说两难价值判断的体现
（一）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冲突
在人生价值判断上，方方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冲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道义论始终占上风。从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115到孟子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2]287都是道义论而非功利论。这种价值观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人们的日常必需品都可以自己生产，自然不必谋利。但自然经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已土崩瓦解。现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人们必须进入市场通过交换获得生活必需品，而市场运行的动力就是经济利益。利字当头，人们的清高都已被柴米油盐击得粉碎，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谋利。于是历来被人们批判的功利论也具有了某种时代的合理性。
方方适应这种现代化的潮流，肯定现代功利追求，揭示了传统道义论的无用性。《一波三折》中的卢小波颇有舍己为人的侠义心肠，他天真地相信了金苟和领导的话，替金苟顶罪。在拘留所里肩胛骨被打伤了，不能干重活，于是他想当驾驶员，但最后却被金苟顶替了，领导们也全变了嘴脸。《行云流水》里的高人云是一位传统意识很强的、洁身自好的正人君子。他毫无怨言地帮助别的老师批作业、出试题，却成了不抓白不抓的“公差”。看了这些作品，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仁爱”就是被某些人玩弄于股掌的糖衣炮弹，“温、良、恭、俭、让”就是让自己受奴役的装饰华美的鞭子。
方方用自己的冷静观察写出传统价值观无用性的同时，开始接受功利论。《空中飞鸟》中的红云利用男人争取到她所需要的东西，这在以前是受人鄙视的。但方方却没有鄙视她，方方超脱地说：“红云一无所有，没有任何背景。如果自己拥有的特点没有达到天才的程度，没有达到一出来就能出类拔萃，那她就只能采取一种取巧的方式。”[3]303方方转换了自己的价值观，但她是一位喜欢探索的作家，绝不满足于抽象的转换。她要问自己究竟转向何方，符合时代要求的价值观到底是怎样的。也许《无处遁逃》中的严航说出了她的标准：“我不多占别人的，但也决不让自己太吃亏，我得到多少我就只付出多少。”[4]321方方肯定了不损害别人利益的自我利益的追求，她甚至对那些为了自己而不得不损害别人的行为也予以原谅。这在作品里就表现为严航考虑到了李立夏不得已的苦处，谅解了他出卖自己的行为。
但这种价值观真的合理么？即使是方方也无法把它在作品中贯彻始终。与《行云流水》同一年创作的《落日》就显示了这种标准的矛盾性。丁如虎并不是一个自私狠毒的坏人，只是生活的磨难使他不能好好照顾母亲，最后逼得母亲服毒自尽，而他又在母亲咽气前就把她送进火葬场。他不是存心害死母亲，他只是想让自己活得好一些，甚至也谈不上“好”，只是过一种正常的生活。他为了母亲与子女，在妻子死后十年苦熬，空对着心爱的人却不能娶，那旺盛的生命情欲与难挨的寂寞折磨得他发疯。按上述标准他应得到原谅，但他的行为却怎么也不能让人释怀。
方方看穿了已丧失经济基础的传统道义论在当今社会何等不合时宜。她用现代功利论去敲碎那欺骗的神圣，可结果却不尽人意。因为传统道义论这面大镜子一旦破碎，人们便再无顾忌，道德、爱情、信仰和良心统统成了买卖的对象。这是方方无法认同的。她要去探索一种既符合时代潮流又合理的现代功利论，可她找到的标准根本无法作善与恶的筛选。于是方方徘徊于道义与功利纵横交错的阡陌，不知走向何方。
（二）消解英雄与崇拜英雄的纠结
方方两难选择之二便是在消解圣贤崇拜时，忍不住又在自己心中竖起偶像。光芒万丈、毫无瑕疵的英雄一度曾是中国文学中的常客。作家们常常妙笔生花，甚至无中生有，塑造英雄让人们去崇拜、去模仿，从而完成文学神圣的社会功能。当然这些英雄有时也不免被利用，成为欺骗的工具。深具现代意识的方方对此也是颇有感触的，她接受了尼采“上帝死了”的理论，对英雄与圣贤们进行了解构。
在《行为艺术》里，杨高的父亲是一位出色的刑警，但他却强占了马白驹的女朋友。在所有人眼里他是一位英雄，但对于马白驹来说却不是。如果《行为艺术》写出了英雄的另一面，那《白驹》便是对英雄的彻底消解。小男被宣传为舍己为人的英雄，实际上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无赖：借饭菜票从来不还，在朋友家搞些小偷小摸还毫无愧色，喜欢占女人便宜。他最后的英勇献身也不是为了什么崇高，他发现了车祸隐患，但他是怕一位借他钱的人车祸丧生无法还钱才拼命追汽车，结果不小心钻到了车下。方方在这里对英雄的消解可以说达到了极致。 但在告诉别人不要轻易崇拜的同时，她却对自己未谋一面的祖父无限敬仰。在《祖父在父亲心中》里，方方以万分崇拜的笔调写了祖父就义的一幕“老弱们忽见得黄黄一片人马纷纷吓得腿软，很快有人下跪了。只有祖父静静地挺立在那里，纹丝不动。很小很小的个子却是很直很直地挺立着，如不晃的旗杆。……祖父突然扬手一指，开言即道：‘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有翻译咕噜了几句后，日本人都哈哈大笑。在我初次听到祖父如此这般时，竟忍不住同那帮日本鬼子一样笑出声。我觉得祖父未免迂腐得不可理喻。然而随着我年龄的增加，每每想到祖父扬手一指的时刻，我不再笑了。祖父那动作仿佛已铸成一座铜雕，永远地屹立在我的心中。”[4]395祖父的英雄气概对应的是父亲的胆小委琐。形形色色的英雄让人不禁怀疑其真实性，但消解掉英雄后，又在英雄缺失的时代渴望英雄。消解英雄、崇拜英雄，这两种情结紧紧纠缠在一起，让方方剪不断、理还乱。
（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两难
在把人从以往团体依附关系中拉出、恢复人的主体地位的同时，方方又打心眼里推崇整体为上的思想。这是各方面临的第三个两难困境。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不敢奢谈独立人格，个人总是隶属于团体——家或国家。其人身依附关系甚至达到了“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地步。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更是把独立人格摧残殆尽。深具现代意识的方方十分肯定自我意识，对这种掏空精神个性的做法痛心疾首。因此，她用自己的笔写出丧失独立人格、一味听从权力话语的悲哀。
《一唱三叹》的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为了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她毅然把自己所有的儿女都送到了边疆。结果女儿在新疆失踪了，很有才华的儿子也埋没在农场小学，终日寂寞颓唐。无边的孤寂终于使妈觉醒。她对记者说：“如果让我重活一次，我一定要把儿子都留在身边。”《幸福之人》中的林可也在十年动乱中彻底丧失了独立人格。他在劳改农场“俱事皆听管教干部的”。后来政策恢复了，但他的人格却永远恢复不了了。人们对他的一点点尊重都让他感恩戴德、幸福不已。“林可也脸上永远谦卑的笑容使但凡同他交谈过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生些怜悯和厌恶。”[5]321
方方笔下这些人物的悲惨命运、扭曲人格极有力地唤醒了读者的自我意识。每个人都应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权为自己活着，都有权要求活得更好。可在个性主义大旗下，贪婪冷酷的利己主义却乔装打扮，应运而生。人们没有了信仰，没有了为国家为集体牺牲的使命感，一心只为自己谋利，世界因此丑陋不堪。这让方方无法忍受，作为60年代生人，她从小接受的就是集体主义教育，整体为上的意识已经深入骨髓。基于这种情况，方方在评价妈这个人时便出现了前后矛盾。文章开篇，方方站在批判妈依附人格的立场上，可越往后写，藏在方方心中的集体主义情结越受到妈自我牺牲精神的感应，最后两者竟共振起来，方方忍不住开始赞美妈的伟大。为了衬托妈，她塑造了一个不很损人但极端利己的盈月老师，让她小市民的委琐把妈映衬得光彩照人。除此之外，方方还安排了“我”这一角色正面烘托。“我”是一个有知识有头脑的人，但“我”却为妈表现出的气质所吸引。“我说不出那种东西，只是觉得在妈倾诉什么时恍若心灵在那一刻表现出一种纯净。妈举手投足无不给我高尚之感。”[5]356这一反一正的映衬使妈的伟大如浮雕一般凸显出来。
认同、归属乌托邦式的虚幻集体是可悲的，极端自我又是可怕的，到底怎样才是合适的呢？方方拿着标尺量来量去，终找不到正确尺寸。
二、方方两难价值判断的价值判断
方方纠缠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其实是必然的。传统文化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它早已化作人的集体无意识，制约着人们的思维、行为。方方自己也说：“我们是那种时代出来的，很多东西都深入骨髓。”[3]301而且传统的并不全是消极的，它还有积极的一面。仁爱、孝悌、侠义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只不过因为过去统治阶级利用它们把人们欺骗得太苦，人们才对之投以冷眼。如果人间少了这些，那么世界就会变得冷冰冰。同时，现代性也并不是完美无瑕的。到底什么是现代性，现在也众说纷纭。西方搞了百年的现代化，现在却陷入了精神危机。
传统与现代都具有双重性，这叫方方怎样取舍？特别是当下的复杂环境更加大了取舍的难度。在中国走向世界的世纪末转型期，生活的常规常态都被打乱，各种文化观念都在交替嬗变，政治经济秩序变动重建……一切都在不确定的状态中流动，建构稳定的价值判断体系只能是一个不断追寻的期望。陷入两难正表明方方具有求实精神。她不愿简单地肯定什么，否定什么；也不愿绝对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她总想绕到肯定、否定的背后看个究竟，可看得越多，想得越多也就越难作出判断，作出选择。这是一种更深刻的清醒，它表现了方方的探索精神。新写实作家大多囿于还原生活本相，表现生活之累。但方方除了这样做以外，她还试着走得更远，她更看重人们世俗化过程中的精神裂变。《烦恼人生》的印家厚们烦恼的是孩子、奖金，他们的烦恼只是混沌的生活的烦恼。但《行云流水》的高人云则是清醒的价值观失落的痛苦。他清醒地看到残酷的生活不留情面地把他心中的镜子逐日逐日地敲碎。他的痛不仅仅在物质生活的窘困，更主要的是“无论他用怎样平静的心情来对待生活，而生活却总是不留情面地打破这种平静”。[4]302他陷入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冲突中，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而这正是当下深层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方方的两难困境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因为“唯一的、神圣的真理解体了，变成数百个被人们共同分享的相对真理。”[6]7对善与恶再也不能做泾渭分明的判断。这不仅仅是方方一个人的苦恼，世界上受到现代意识启蒙的人都面临这个问题。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当上帝慢慢离开它的那个领导宇宙及其价值秩序、分离善恶并赋予万物以意义的地位时，唐吉珂德走出他的家，他再也认不出世界了。世界没有了最高法官，突然显现出一种可怕的模糊”。[6]7当人们的认识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就会赶走最高法官，但“人心里有一个天生的不可驯服的欲望：在理解前进行判断。”[6]8这就需要有一个最高法官制定判断标准。这种不可理解的悖论正是现代性的悖论。方方的两难困境正是这种现代性悖论的表现，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它是人类真正获得精神解放的先声。没有困惑彷徨就不会有真正的觉醒。
参考文献：
[1]李泽厚.论语今读 [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
[2]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
[3]李俊国.在绝望中涅——方方论[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4]方方.方方文集·白梦[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5]方方.方方文集·凶案[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6]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董强，译. [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