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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鄂尔多斯高原在战国时期处于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的冲突地带。秦国为了防御游牧民族，开始在此修筑长城。到了西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形成了完善的长城防御体系。鄂尔多斯高原的战国秦汉长城，在中原王朝向鄂尔多斯高原扩张的过程当中，结合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此地的人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人口的迁徙和分布上：因长城防御体系的修筑与维护的需求、边塞郡县等定居点的设立，中原王朝向鄂尔多斯高原迁徙大量人口;因长城防御体系的存在，游牧力量长期被隔绝在北边，其中的归降者则被中原王朝安置于长城沿线。
关键词：战国至西汉;鄂尔多斯高原;长城;人口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7-0041-06
鄂尔多斯高原在战国秦汉时期作为边疆地区，自然少不了对边塞城镇的建设，如今鄂尔多斯高原遗留有不少战国秦汉时期的城镇遗址与军事设施，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遗址进行了相关研究。但是关于这些古代遗址与当时历史时期鄂尔多斯高原人口、民族等产生关系的专题性研究相对较少。其中对于昭君出塞与秦直道关系的研究，学界关注较集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林幹先生的《试论王昭君艺术形象的塑造》[1]、王子今先生的《关于王昭君北行路线的推定》[2]和王绍东先生的《再论秦直道是昭君出塞的最可能路线》[3]。这些研究探讨了秦直道是否是昭君出塞的路线等相关问题。
与鄂尔多斯高原战国秦汉遗址和此地人口、民族关系的研究有关的还有白音查干先生的《长城与汉匈关系》，认为长城的存在并不能断绝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联系，反而成为南北不可分割的见证[4]。甄自明先生与岳够明先生的《鄂尔多斯汉代古城分布与研究》通过分析鄂尔多斯汉代古城的相关问题，进而研究了鄂尔多斯地区人口变迁、民族历史等相关问题[5]。王绍东先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北方长城对游牧民族的影响》指出长城对北方游牧民族生产方式、游牧帝国的产生、抗灾能力、军事实力等产生了影响[6]。
总体而言，关于鄂尔多斯高原战国秦汉时期遗址与当地人口、民族关系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对这一时期鄂尔多斯高原长城防御体系对当地的人口影响，进行初步的研究。由于鄂尔多斯高原战国秦汉长城在东汉时期对人口的影响逐渐变小，所以本文将时间范围限定于战国到西汉时期。最新关于长城遗迹的考古成果表明，鄂尔多斯高原的战国秦汉长城主要有战国秦昭襄王长城、榆溪塞长城、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横亘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的秦长城，为了方便研究，本文统称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和乌海市—鄂托克旗秦长城。在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分布的战国秦汉时期的长城，与其附属工事和边郡城市共同构筑起了鄂尔多斯高原长城防御体系。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的人口在战国秦汉时期变化频繁，该地区的人口在春秋战国早期主要以游牧民族为主，战国时期秦国占领上郡开始修筑长城，到西汉时期中原王朝在鄂尔多斯高原地区构筑的长城防御体系对鄂尔多斯高原的人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长城防御体系对游牧民族人口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王朝开始向鄂尔多斯高原开疆拓土，之后多次修筑长城，将游牧民族隔绝于长城以外。其中，榆溪塞秦长城和秦昭襄王长城组成的“故塞”对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人口影响最为长久。不管是秦末汉初鄂尔多斯高原大部分区域被匈奴重新占领，还是西汉中期汉武帝重新夺取“河南地”，“故塞”长城防御体系都对鄂尔多斯高原的游牧民族人口產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游牧民族被隔绝于“故塞”以北
在春秋战国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广泛分布着各个游牧部族。《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7]到秦昭襄王长城修筑以前，赤狄和白狄的势力相继从鄂尔多斯高原上退出，林胡与楼烦则被南下进入鄂尔多斯高原的匈奴吞并。
秦国夺取魏国上郡后进入鄂尔多斯高原，此时在鄂尔多斯高原以匈奴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对秦国产生了威胁。为了应对北方的游牧民族，秦国修筑了秦昭襄王长城。在秦朝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又在秦昭襄王长城的北端修筑了榆溪塞长城，《汉书·窦田灌韩传》记载：“蒙恬为秦侵胡，辟地数千里，以河为境，累石为城，树榆为塞。”[8]据现今的考古调查发现，榆溪塞长城位于秦昭襄王长城的北端，几乎与秦昭襄王长城首尾相连[9]。这也是为什么榆溪塞长城与秦昭襄王长城合称“故塞”的原因。
由于秦昭襄王长城和榆溪塞长城的修筑以及长城周边防御系统的形成，鄂尔多斯高原地区以匈奴为首的游牧民族，在汉武帝派遣卫青收复“河南地”之前，再没有大规模地进入“故塞”南下占领长城以内的领土。即使在秦末汉初中原地区发生内乱而无暇顾及边疆地区的时候，匈奴也未曾突破秦昭襄王长城进入鄂尔多斯高原南部。《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10]所以“故塞”长城防御体系的存在使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人口未能进入“故塞”以内开拓领地，只能被迫游牧于长城以外。
秦朝时期，由于秦朝指派将领夺取了“河南地”，在鄂尔多斯高原地区新开拓的领土上，不仅修筑了榆溪赛长城，还修筑了鄂尔多斯南端秦长城和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对匈奴也起到了隔绝的作用，但是由于秦朝国祚较短，仅仅只延续了“二世”，秦朝就消亡了。匈奴又越过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和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与中原王朝界于“故塞”。
因此，在鄂尔多斯高原，对匈奴人口起到隔绝作用的主要是“故塞”长城防御体系，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和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在秦朝虽然对匈奴人口起到了隔绝作用，但是秦朝延续时间较短，其对匈奴人口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二）归降匈奴驻守于长城沿线
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原政权开始将边疆拓展到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在向鄂尔多斯高原拓展领土的过程中，中原政权与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发生战争，游牧民族战败后归降中原政权，一般被安排驻守在长城沿线，被称之为“保塞蛮夷”。在汉文帝时，鄂尔多斯高原便有“保塞蛮夷”的记载：“其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掠人民。”[11]此文中的“上郡葆塞蛮夷”应该就是驻守在“故塞”的北方游牧民族。鄂尔多斯高原上的“保塞蛮夷”应该属于战国至秦朝时期被秦政权征服的北方游牧民族，他们被秦政权打败之后，一部分归降于秦，被安置于秦昭襄王长城内侧。
到了汉武帝统治时期，开始大举地反攻匈奴，成功击退了匈奴。在战争当中，多有北方游牧民族归降汉朝政权。由于“故塞”位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附近[12]，属于农牧皆宜的过渡地带，适宜游牧民族的生存;同时，将游牧民族安排于长城周边有利于羁縻管理和保护这些归降民族，故汉朝政府多将他们安排于“故塞”周边。《史记》记载：“其秋，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骠骑将军往迎之。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13]汉朝“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14]据考证，五属国其中的五原属国和西河属国分布于鄂尔多斯高原“故塞”附近。分布于鄂尔多斯高原的五原属国治所在今内蒙古达拉特旗白泥井镇城讫梁村附近[15]，西河属国治所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暖水镇榆树壕古城[16]。这两个古城附近都发现了墓群遗址，在榆溪塞长城的东段新民堡长城东侧到城圪梁村中间发现大量的汉代墓葬遗址[17]，在榆树壕古城以西，过暖水川，约5—8里，有一处称为高家渠的地段，曾出土过匈奴遗物[18]。考古调查充分地证明了这两个地方在汉代是人口聚集区。
其中，西河属国在安置了浑邪王与休屠王等部族之后，在汉昭帝时又安排其他部族在此驻扎。史料记载：“昭帝末，西河属国胡伊酋若王亦将众数千人畔，奉世辄持节将兵追击。”[19]在东汉时期，东汉政府更是将南匈奴政权安排驻扎于此。在榆树壕古城西方、东胜区布日都梁乡补洞沟村发现和清理了9座西汉末至东汉前期的匈奴墓葬，该墓群可能是东汉前期南匈奴单于庭附近的南匈奴墓地[20]。
鄂尔多斯高原归降匈奴的设置，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长城防御体系的影响。长城附近有汉朝的军队驻守，在其附近安置前来归降的游牧部族，汉朝政府考虑的不仅仅是方便管理和控制。面对北方的敌对民族，汉朝军队可以和归降的游牧部族共击来犯之敌。
二、长城防御体系对鄂尔多斯高原农耕民族人口的影响
在中原王朝未将领土开拓到鄂尔多斯高原之时，鄂尔多斯高原上分布着许多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并未涉足于鄂尔多斯高原。直到秦、赵等中原诸侯国在鄂尔多斯高原和阴山一带开疆拓土，农耕民族才开始向鄂尔多斯高原迁徙。到秦朝开始在鄂尔多斯高原修筑长城、设立边郡以后，由于长城的修筑和维护，边塞郡县定居点的设立，秦汉政权需要向鄂尔多斯高原迁徙大量农耕民族人口。
战国时期，秦国在鄂尔多斯高原上夺取魏国上郡以后，又向西北开拓了领土[21]。秦国消灭义渠等北方游牧民族后，在鄂尔多斯高原地区修筑了秦昭王长城。王绍东先生指出，为了免于游牧骑兵的突袭，修筑城池和军事保塞几乎与修筑长城同时进行。早期的边塞城镇最初当属于军事要塞[22]。因此，秦昭襄王長城的修筑，带动了上郡的建设。长城和边郡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人口，秦国的人口随之开始向鄂尔多斯高原迁徙。秦朝统一中原之后，秦始皇此时转移目标，发动了夺取“河南地”的战争。《史记·蒙恬列传》和《史记·秦始皇本纪》分别记载了这件事。《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23]《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掠取河南地。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24]这两个记载的不同之处，在于《史记·蒙恬列传》中记载了蒙恬在夺取“河南地”之后随即又修筑了秦始皇长城，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则记载蒙恬夺取“河南地”之后，设置了县城。这正好印证了王绍东先生的观点，在“河南地”修筑的县城是属于与长城并行的军事要塞，由此秦朝再一次开始大规模向鄂尔多斯高原进行人口迁徙，即史料记载：“徙谪，实之初县;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25]据统计，至少有三十万人迁徙到了河套地区[26]。秦末汉初，由于中原发生内乱，匈奴趁机重新占领“河南地”与秦界于“故塞”。到汉初的时候，虽然在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并未发生大规模的移民，但为了抵御匈奴，还是需要迁徙一定的劳动人口修缮长城，驻守边郡。比如在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缮治河上塞”[27]。汉武帝时，派遣卫青重新收回“河南地”，又“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28]为此，汉武帝“募民徙朔方十万口。”[29]又一次开始大规模的向鄂尔多斯高原移民。之后“匈奴远遁”，为了给养边防军队，于“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戍田之。”[30]由此可知，长城防御体系的建设是农耕民族向鄂尔多斯高原迁徙的一个重要因素。战国至西汉时期中原王朝对长城的每一次修筑，都要向鄂尔多斯高原迁徙大量的劳动人口。
综上所述，战国至西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上的长城防御体系对当地的人口主要产生了两种影响，分布与迁徙。对于游牧民族，在战国至汉汉朝重新夺取“河南地”以前，长城的修筑将游牧民族隔绝于长城以北，阻碍了游牧民族向长城以南迁徙;一部分归降中原政权的游牧民族，将其安置于鄂尔多斯高原战国秦汉长城的附近。对于农耕民族，由于长城的修筑与修缮以及长城防御体系建设的需要，中原王朝向鄂尔多斯高原迁徙了大量农耕民族人口。 三、长城防御体系对鄂尔多斯高原人口影响力的原因探析
长城防御体系对鄂尔多斯高原人口的影响不仅是长城防御体系本身所产生的，还要依赖一定的条件和背景产生影响。在缺失这些背景和条件的时候，长城防御体系也会失去其影响力。比如在秦末汉初，匈奴重新南下，到达“故塞”附近，在匈奴势力范围内的秦始皇长城就失去了固有的作用，无法再阻挡匈奴入侵，其对人口的影响力也随之消失。在东汉时期，由于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入居塞内和“以夷制夷”成为汉朝处理与北方游牧民族关系的主要政策，最终导致原有长城防御体系的瓦解[31]，当时的人口迁徙也不再受制于长城防御体系。因此，长城防御体系对鄂尔多斯高原的人口产生影响力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条件。
（一）长城分布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
根据黄银州先生等研究者对鄂尔多斯高原168处秦汉聚落遗址的空间分布特征的分析，发现战国秦昭襄王长城和榆溪塞长城周边分布城镇最多，密度最大，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周边城镇遗址分布密度相对稀疏了很多，将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与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继续比较，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沿线又比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沿线城镇的密集度要大[32]。城镇的规模与密度直接影响着人口的多少，城镇的规模与密度越大，人口越多。由此可知，在鄂尔多斯高原，从长城的分布角度出发，当地人口的分布在榆溪塞秦长城和战国秦昭襄王长城沿线密度最大，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沿线人口分布密度相对较小，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沿线人口分布密度最小。
从长城分布的自然地理环境来看，榆溪塞秦长城与战国秦昭襄王长城组成的“故塞”在我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附近[33]，相较于鄂尔多斯高原其他地区更适宜于农业的发展。从战国一直到汉朝重新夺取“河南地”的时候，以匈奴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从未大规模突破过“故塞”占领其南方的土地，可见由于适宜农业的发展，鄂尔多斯高原“故塞”长城防御体系建设十分的完善，中原王朝利用“故塞”长城防御体系有力的防御了以匈奴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
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和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西部与北部的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漠在秦汉时期已经出现流沙问题[34]，并不适宜农耕民族的开发。在战国时期，秦国在修筑秦昭襄王长城之后也没有继续向这两个区域开拓势力。秦朝时期，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和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短暂阻隔了北方匈奴。在秦朝覆灭以后，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和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接连经历了被匈奴占领，汉武帝收复整个鄂尔多斯高原的历史事件。在这两次历史事件中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和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接近废弃。因此，相较于“故塞”，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和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沿线人口密度较小。而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附近，处于农牧业交错处[35]，相较于其北方的烏海—鄂托克旗秦长城沿线人口密度大一些。鄂尔多斯高原西部的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本身属于山地，又靠近沙漠，人口密度最小。
由此可见，鄂尔多斯高原战国秦汉长城对当地人口影响力的大小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根据其人口分布密度大小可知，在鄂尔多斯高原，“故塞”长城对人口的影响力最大，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对人口的影响力较小，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对人口的影响力最小。
（三）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局势的稳定程度
秦昭王主政时期，秦国战胜了义渠戎族，建造了秦昭襄王长城，而在修筑长城的同时，匈奴也对秦国的边境有一定的威胁。《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36]在秦统一六国之后，秦朝指派将领夺取了“河南地”，在今鄂尔多斯高原，秦朝继续向西北地区扩张，同时在新扩张的领土外围修筑了秦长城。秦末汉初，由于匈奴势力强大，对西汉政府造成了威胁，汉高帝派人“繕治河上塞”[37]。汉武帝派卫青收复“河南地”以后，“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38]。长城的修筑与驻守，需要中原王朝向长城周边迁徙大量的人口。可见，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由于战国秦汉长城的修筑而进行的人口迁徙，都处于一个中原政权与游牧民族发生冲突的背景之下。
相反，在秦昭襄王长城修筑后，至秦始皇派遣蒙恬收复“河南地”之前，史料中未见鄂尔多斯高原游牧部族入侵秦国的记载，战国秦昭襄王长城的墙体也修筑的十分低矮，仅仅具有监视和预警功能[39]。可见，鄂尔多斯高原在这一时期，秦国虽然修筑长城防御以匈奴为首的北方游牧民族，但是在当时鄂尔多斯高原局势较为缓和，并没有较大的战事。查阅史料也未发现秦国在这一时期大规模迁徙人口到鄂尔多斯高原的记录。在秦末汉初之际，匈奴和中原王朝界于“故塞”，今鄂尔多斯高原“故塞”的西北方向，全部为匈奴控制，在匈奴控范围内的鄂尔多斯高原，因为不处于汉匈冲突的地区，局势稳定，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和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遭到了废弃。在汉武帝之后，鄂尔多斯高原完全被汉朝政府控制，由于局势的稳定，长城的防御作用逐渐消失，不再需要迁徙人口对鄂尔多斯高原长城进行修缮和驻守，长城对与鄂尔多斯高原农耕民族人口的影响也逐渐消失，但是此时长城对人口的另一个影响凸显出来，即对归降游牧部族的安置，在中原政权完全将鄂尔多斯高原控制以前，就有文献记载，一直等汉朝重新夺取河南地之后，即完全将今鄂尔多斯高原控制之时，开始大规模的将归降的匈奴部族安置于鄂尔多斯高原长城附近。
由此可知，在鄂尔多斯高原，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发生冲突的时期，长城防御体系对农耕民族的人口影响较大，长城的修筑与修缮，长城防御体系的建设，需要中原王朝向鄂尔多斯高原迁徙人口。当鄂尔多斯高原长城所处区域不在冲突地区，或者鄂尔多斯高原被西汉政府控制，局势稳定之后，长城对人口的影响减弱或者转变为对匈奴人口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到汉武帝收复河南地以后，鄂尔多斯高原因为需要建设长城防御体系，迁徙农耕人口到当地的事件，逐渐转变为大规模的安置归降的游牧部族到长城附近。
综上所述，战国至西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长城防御体系对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的人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鄂尔多斯高原的人口在战国至西汉时期按照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不同，分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游牧民族在受到鄂尔多斯高原长城防御体系的影响后，其分布方式和迁徙方向发生了改变：中原王朝未涉足鄂尔多斯高原之时，鄂尔多斯高原上广泛分布着各个游牧部族，秦政权扩张到鄂尔多斯高原并修筑了长城之后，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游牧民族被秦长城隔绝于长城以北;汉武帝收复“河南地”，将鄂尔多斯高原完全控制之后，又将归降的游牧部族安置于鄂尔多斯高原长城的附近。农耕民族在鄂尔多斯高原受长城防御体系的影响主要是由于长城的修筑和修缮、以及构筑长城防御体系而向鄂尔多斯高原迁徙。 战国至西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长城防御体系对当地人口的影响离不开以下两个因素。首先，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鄂尔多斯高原上的人口主要分布在“故塞”长城沿线附近;对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起到主要隔绝作用的也是“故塞”。其次，在鄂尔多斯高原，中原政权每次向鄂尔多斯高原迁徙人口修筑或修缮长城，以及完善长城防御体系，都处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发生冲突的背景之下，在鄂尔多斯高原局势稳定之后，则不再因为长城防御体系的建设迁徙人口，汉朝重新夺取河南地之后转变为将归降的游牧部族安置到鄂尔多斯高原战国秦汉长城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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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阳）
The Influence of the Great Wall Defense System from Warring States to Western Han Dynasty on the Population of Ordos Plateau
JIAO Yi-Sheng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Ordos Plateau was in the conflict zone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and nomadic people. In order to defend nomadic people， Qin began to build the Great Wall here.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Ordos Plateau formed a perfect Great Wall defense system， the Great Wall of the Warring States， Qin and Han dynasties in the Ordos Plateau. In the process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to the Ordos Plateau， combined with the local natural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t that time， the population of the region had a certain impact. It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migr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 due to the needs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Great Wall defense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of settlements such as frontier counties，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migrated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to the Ordos Plateau.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Great Wall defense system， nomadic forces were isolated in the north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returnees were placed along the Great Wall by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Keywords： Warring States to Western Han Dynasty; Ordos Plateau; The Great Wall; Population
关键词：战国至西汉;鄂尔多斯高原;长城;人口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7-0041-06
鄂尔多斯高原在战国秦汉时期作为边疆地区，自然少不了对边塞城镇的建设，如今鄂尔多斯高原遗留有不少战国秦汉时期的城镇遗址与军事设施，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遗址进行了相关研究。但是关于这些古代遗址与当时历史时期鄂尔多斯高原人口、民族等产生关系的专题性研究相对较少。其中对于昭君出塞与秦直道关系的研究，学界关注较集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林幹先生的《试论王昭君艺术形象的塑造》[1]、王子今先生的《关于王昭君北行路线的推定》[2]和王绍东先生的《再论秦直道是昭君出塞的最可能路线》[3]。这些研究探讨了秦直道是否是昭君出塞的路线等相关问题。
与鄂尔多斯高原战国秦汉遗址和此地人口、民族关系的研究有关的还有白音查干先生的《长城与汉匈关系》，认为长城的存在并不能断绝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联系，反而成为南北不可分割的见证[4]。甄自明先生与岳够明先生的《鄂尔多斯汉代古城分布与研究》通过分析鄂尔多斯汉代古城的相关问题，进而研究了鄂尔多斯地区人口变迁、民族历史等相关问题[5]。王绍东先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北方长城对游牧民族的影响》指出长城对北方游牧民族生产方式、游牧帝国的产生、抗灾能力、军事实力等产生了影响[6]。
总体而言，关于鄂尔多斯高原战国秦汉时期遗址与当地人口、民族关系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对这一时期鄂尔多斯高原长城防御体系对当地的人口影响，进行初步的研究。由于鄂尔多斯高原战国秦汉长城在东汉时期对人口的影响逐渐变小，所以本文将时间范围限定于战国到西汉时期。最新关于长城遗迹的考古成果表明，鄂尔多斯高原的战国秦汉长城主要有战国秦昭襄王长城、榆溪塞长城、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横亘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的秦长城，为了方便研究，本文统称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和乌海市—鄂托克旗秦长城。在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分布的战国秦汉时期的长城，与其附属工事和边郡城市共同构筑起了鄂尔多斯高原长城防御体系。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的人口在战国秦汉时期变化频繁，该地区的人口在春秋战国早期主要以游牧民族为主，战国时期秦国占领上郡开始修筑长城，到西汉时期中原王朝在鄂尔多斯高原地区构筑的长城防御体系对鄂尔多斯高原的人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长城防御体系对游牧民族人口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王朝开始向鄂尔多斯高原开疆拓土，之后多次修筑长城，将游牧民族隔绝于长城以外。其中，榆溪塞秦长城和秦昭襄王长城组成的“故塞”对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人口影响最为长久。不管是秦末汉初鄂尔多斯高原大部分区域被匈奴重新占领，还是西汉中期汉武帝重新夺取“河南地”，“故塞”长城防御体系都对鄂尔多斯高原的游牧民族人口產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游牧民族被隔绝于“故塞”以北
在春秋战国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广泛分布着各个游牧部族。《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7]到秦昭襄王长城修筑以前，赤狄和白狄的势力相继从鄂尔多斯高原上退出，林胡与楼烦则被南下进入鄂尔多斯高原的匈奴吞并。
秦国夺取魏国上郡后进入鄂尔多斯高原，此时在鄂尔多斯高原以匈奴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对秦国产生了威胁。为了应对北方的游牧民族，秦国修筑了秦昭襄王长城。在秦朝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又在秦昭襄王长城的北端修筑了榆溪塞长城，《汉书·窦田灌韩传》记载：“蒙恬为秦侵胡，辟地数千里，以河为境，累石为城，树榆为塞。”[8]据现今的考古调查发现，榆溪塞长城位于秦昭襄王长城的北端，几乎与秦昭襄王长城首尾相连[9]。这也是为什么榆溪塞长城与秦昭襄王长城合称“故塞”的原因。
由于秦昭襄王长城和榆溪塞长城的修筑以及长城周边防御系统的形成，鄂尔多斯高原地区以匈奴为首的游牧民族，在汉武帝派遣卫青收复“河南地”之前，再没有大规模地进入“故塞”南下占领长城以内的领土。即使在秦末汉初中原地区发生内乱而无暇顾及边疆地区的时候，匈奴也未曾突破秦昭襄王长城进入鄂尔多斯高原南部。《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10]所以“故塞”长城防御体系的存在使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人口未能进入“故塞”以内开拓领地，只能被迫游牧于长城以外。
秦朝时期，由于秦朝指派将领夺取了“河南地”，在鄂尔多斯高原地区新开拓的领土上，不仅修筑了榆溪赛长城，还修筑了鄂尔多斯南端秦长城和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对匈奴也起到了隔绝的作用，但是由于秦朝国祚较短，仅仅只延续了“二世”，秦朝就消亡了。匈奴又越过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和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与中原王朝界于“故塞”。
因此，在鄂尔多斯高原，对匈奴人口起到隔绝作用的主要是“故塞”长城防御体系，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和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在秦朝虽然对匈奴人口起到了隔绝作用，但是秦朝延续时间较短，其对匈奴人口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二）归降匈奴驻守于长城沿线
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原政权开始将边疆拓展到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在向鄂尔多斯高原拓展领土的过程中，中原政权与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发生战争，游牧民族战败后归降中原政权，一般被安排驻守在长城沿线，被称之为“保塞蛮夷”。在汉文帝时，鄂尔多斯高原便有“保塞蛮夷”的记载：“其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掠人民。”[11]此文中的“上郡葆塞蛮夷”应该就是驻守在“故塞”的北方游牧民族。鄂尔多斯高原上的“保塞蛮夷”应该属于战国至秦朝时期被秦政权征服的北方游牧民族，他们被秦政权打败之后，一部分归降于秦，被安置于秦昭襄王长城内侧。
到了汉武帝统治时期，开始大举地反攻匈奴，成功击退了匈奴。在战争当中，多有北方游牧民族归降汉朝政权。由于“故塞”位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附近[12]，属于农牧皆宜的过渡地带，适宜游牧民族的生存;同时，将游牧民族安排于长城周边有利于羁縻管理和保护这些归降民族，故汉朝政府多将他们安排于“故塞”周边。《史记》记载：“其秋，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骠骑将军往迎之。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13]汉朝“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14]据考证，五属国其中的五原属国和西河属国分布于鄂尔多斯高原“故塞”附近。分布于鄂尔多斯高原的五原属国治所在今内蒙古达拉特旗白泥井镇城讫梁村附近[15]，西河属国治所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暖水镇榆树壕古城[16]。这两个古城附近都发现了墓群遗址，在榆溪塞长城的东段新民堡长城东侧到城圪梁村中间发现大量的汉代墓葬遗址[17]，在榆树壕古城以西，过暖水川，约5—8里，有一处称为高家渠的地段，曾出土过匈奴遗物[18]。考古调查充分地证明了这两个地方在汉代是人口聚集区。
其中，西河属国在安置了浑邪王与休屠王等部族之后，在汉昭帝时又安排其他部族在此驻扎。史料记载：“昭帝末，西河属国胡伊酋若王亦将众数千人畔，奉世辄持节将兵追击。”[19]在东汉时期，东汉政府更是将南匈奴政权安排驻扎于此。在榆树壕古城西方、东胜区布日都梁乡补洞沟村发现和清理了9座西汉末至东汉前期的匈奴墓葬，该墓群可能是东汉前期南匈奴单于庭附近的南匈奴墓地[20]。
鄂尔多斯高原归降匈奴的设置，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长城防御体系的影响。长城附近有汉朝的军队驻守，在其附近安置前来归降的游牧部族，汉朝政府考虑的不仅仅是方便管理和控制。面对北方的敌对民族，汉朝军队可以和归降的游牧部族共击来犯之敌。
二、长城防御体系对鄂尔多斯高原农耕民族人口的影响
在中原王朝未将领土开拓到鄂尔多斯高原之时，鄂尔多斯高原上分布着许多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并未涉足于鄂尔多斯高原。直到秦、赵等中原诸侯国在鄂尔多斯高原和阴山一带开疆拓土，农耕民族才开始向鄂尔多斯高原迁徙。到秦朝开始在鄂尔多斯高原修筑长城、设立边郡以后，由于长城的修筑和维护，边塞郡县定居点的设立，秦汉政权需要向鄂尔多斯高原迁徙大量农耕民族人口。
战国时期，秦国在鄂尔多斯高原上夺取魏国上郡以后，又向西北开拓了领土[21]。秦国消灭义渠等北方游牧民族后，在鄂尔多斯高原地区修筑了秦昭王长城。王绍东先生指出，为了免于游牧骑兵的突袭，修筑城池和军事保塞几乎与修筑长城同时进行。早期的边塞城镇最初当属于军事要塞[22]。因此，秦昭襄王長城的修筑，带动了上郡的建设。长城和边郡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人口，秦国的人口随之开始向鄂尔多斯高原迁徙。秦朝统一中原之后，秦始皇此时转移目标，发动了夺取“河南地”的战争。《史记·蒙恬列传》和《史记·秦始皇本纪》分别记载了这件事。《史记·蒙恬列传》记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23]《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掠取河南地。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24]这两个记载的不同之处，在于《史记·蒙恬列传》中记载了蒙恬在夺取“河南地”之后随即又修筑了秦始皇长城，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则记载蒙恬夺取“河南地”之后，设置了县城。这正好印证了王绍东先生的观点，在“河南地”修筑的县城是属于与长城并行的军事要塞，由此秦朝再一次开始大规模向鄂尔多斯高原进行人口迁徙，即史料记载：“徙谪，实之初县;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25]据统计，至少有三十万人迁徙到了河套地区[26]。秦末汉初，由于中原发生内乱，匈奴趁机重新占领“河南地”与秦界于“故塞”。到汉初的时候，虽然在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并未发生大规模的移民，但为了抵御匈奴，还是需要迁徙一定的劳动人口修缮长城，驻守边郡。比如在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缮治河上塞”[27]。汉武帝时，派遣卫青重新收回“河南地”，又“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28]为此，汉武帝“募民徙朔方十万口。”[29]又一次开始大规模的向鄂尔多斯高原移民。之后“匈奴远遁”，为了给养边防军队，于“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戍田之。”[30]由此可知，长城防御体系的建设是农耕民族向鄂尔多斯高原迁徙的一个重要因素。战国至西汉时期中原王朝对长城的每一次修筑，都要向鄂尔多斯高原迁徙大量的劳动人口。
综上所述，战国至西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上的长城防御体系对当地的人口主要产生了两种影响，分布与迁徙。对于游牧民族，在战国至汉汉朝重新夺取“河南地”以前，长城的修筑将游牧民族隔绝于长城以北，阻碍了游牧民族向长城以南迁徙;一部分归降中原政权的游牧民族，将其安置于鄂尔多斯高原战国秦汉长城的附近。对于农耕民族，由于长城的修筑与修缮以及长城防御体系建设的需要，中原王朝向鄂尔多斯高原迁徙了大量农耕民族人口。 三、长城防御体系对鄂尔多斯高原人口影响力的原因探析
长城防御体系对鄂尔多斯高原人口的影响不仅是长城防御体系本身所产生的，还要依赖一定的条件和背景产生影响。在缺失这些背景和条件的时候，长城防御体系也会失去其影响力。比如在秦末汉初，匈奴重新南下，到达“故塞”附近，在匈奴势力范围内的秦始皇长城就失去了固有的作用，无法再阻挡匈奴入侵，其对人口的影响力也随之消失。在东汉时期，由于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入居塞内和“以夷制夷”成为汉朝处理与北方游牧民族关系的主要政策，最终导致原有长城防御体系的瓦解[31]，当时的人口迁徙也不再受制于长城防御体系。因此，长城防御体系对鄂尔多斯高原的人口产生影响力有其特定的背景和条件。
（一）长城分布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
根据黄银州先生等研究者对鄂尔多斯高原168处秦汉聚落遗址的空间分布特征的分析，发现战国秦昭襄王长城和榆溪塞长城周边分布城镇最多，密度最大，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周边城镇遗址分布密度相对稀疏了很多，将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与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继续比较，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沿线又比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沿线城镇的密集度要大[32]。城镇的规模与密度直接影响着人口的多少，城镇的规模与密度越大，人口越多。由此可知，在鄂尔多斯高原，从长城的分布角度出发，当地人口的分布在榆溪塞秦长城和战国秦昭襄王长城沿线密度最大，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沿线人口分布密度相对较小，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沿线人口分布密度最小。
从长城分布的自然地理环境来看，榆溪塞秦长城与战国秦昭襄王长城组成的“故塞”在我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附近[33]，相较于鄂尔多斯高原其他地区更适宜于农业的发展。从战国一直到汉朝重新夺取“河南地”的时候，以匈奴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从未大规模突破过“故塞”占领其南方的土地，可见由于适宜农业的发展，鄂尔多斯高原“故塞”长城防御体系建设十分的完善，中原王朝利用“故塞”长城防御体系有力的防御了以匈奴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
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和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西部与北部的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漠在秦汉时期已经出现流沙问题[34]，并不适宜农耕民族的开发。在战国时期，秦国在修筑秦昭襄王长城之后也没有继续向这两个区域开拓势力。秦朝时期，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和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短暂阻隔了北方匈奴。在秦朝覆灭以后，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和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接连经历了被匈奴占领，汉武帝收复整个鄂尔多斯高原的历史事件。在这两次历史事件中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和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接近废弃。因此，相较于“故塞”，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和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沿线人口密度较小。而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附近，处于农牧业交错处[35]，相较于其北方的烏海—鄂托克旗秦长城沿线人口密度大一些。鄂尔多斯高原西部的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本身属于山地，又靠近沙漠，人口密度最小。
由此可见，鄂尔多斯高原战国秦汉长城对当地人口影响力的大小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根据其人口分布密度大小可知，在鄂尔多斯高原，“故塞”长城对人口的影响力最大，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对人口的影响力较小，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对人口的影响力最小。
（三）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局势的稳定程度
秦昭王主政时期，秦国战胜了义渠戎族，建造了秦昭襄王长城，而在修筑长城的同时，匈奴也对秦国的边境有一定的威胁。《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36]在秦统一六国之后，秦朝指派将领夺取了“河南地”，在今鄂尔多斯高原，秦朝继续向西北地区扩张，同时在新扩张的领土外围修筑了秦长城。秦末汉初，由于匈奴势力强大，对西汉政府造成了威胁，汉高帝派人“繕治河上塞”[37]。汉武帝派卫青收复“河南地”以后，“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38]。长城的修筑与驻守，需要中原王朝向长城周边迁徙大量的人口。可见，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由于战国秦汉长城的修筑而进行的人口迁徙，都处于一个中原政权与游牧民族发生冲突的背景之下。
相反，在秦昭襄王长城修筑后，至秦始皇派遣蒙恬收复“河南地”之前，史料中未见鄂尔多斯高原游牧部族入侵秦国的记载，战国秦昭襄王长城的墙体也修筑的十分低矮，仅仅具有监视和预警功能[39]。可见，鄂尔多斯高原在这一时期，秦国虽然修筑长城防御以匈奴为首的北方游牧民族，但是在当时鄂尔多斯高原局势较为缓和，并没有较大的战事。查阅史料也未发现秦国在这一时期大规模迁徙人口到鄂尔多斯高原的记录。在秦末汉初之际，匈奴和中原王朝界于“故塞”，今鄂尔多斯高原“故塞”的西北方向，全部为匈奴控制，在匈奴控范围内的鄂尔多斯高原，因为不处于汉匈冲突的地区，局势稳定，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秦长城和乌海—鄂托克旗秦长城遭到了废弃。在汉武帝之后，鄂尔多斯高原完全被汉朝政府控制，由于局势的稳定，长城的防御作用逐渐消失，不再需要迁徙人口对鄂尔多斯高原长城进行修缮和驻守，长城对与鄂尔多斯高原农耕民族人口的影响也逐渐消失，但是此时长城对人口的另一个影响凸显出来，即对归降游牧部族的安置，在中原政权完全将鄂尔多斯高原控制以前，就有文献记载，一直等汉朝重新夺取河南地之后，即完全将今鄂尔多斯高原控制之时，开始大规模的将归降的匈奴部族安置于鄂尔多斯高原长城附近。
由此可知，在鄂尔多斯高原，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发生冲突的时期，长城防御体系对农耕民族的人口影响较大，长城的修筑与修缮，长城防御体系的建设，需要中原王朝向鄂尔多斯高原迁徙人口。当鄂尔多斯高原长城所处区域不在冲突地区，或者鄂尔多斯高原被西汉政府控制，局势稳定之后，长城对人口的影响减弱或者转变为对匈奴人口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到汉武帝收复河南地以后，鄂尔多斯高原因为需要建设长城防御体系，迁徙农耕人口到当地的事件，逐渐转变为大规模的安置归降的游牧部族到长城附近。
综上所述，战国至西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长城防御体系对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的人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鄂尔多斯高原的人口在战国至西汉时期按照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不同，分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游牧民族在受到鄂尔多斯高原长城防御体系的影响后，其分布方式和迁徙方向发生了改变：中原王朝未涉足鄂尔多斯高原之时，鄂尔多斯高原上广泛分布着各个游牧部族，秦政权扩张到鄂尔多斯高原并修筑了长城之后，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游牧民族被秦长城隔绝于长城以北;汉武帝收复“河南地”，将鄂尔多斯高原完全控制之后，又将归降的游牧部族安置于鄂尔多斯高原长城的附近。农耕民族在鄂尔多斯高原受长城防御体系的影响主要是由于长城的修筑和修缮、以及构筑长城防御体系而向鄂尔多斯高原迁徙。 战国至西汉时期鄂尔多斯高原长城防御体系对当地人口的影响离不开以下两个因素。首先，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鄂尔多斯高原上的人口主要分布在“故塞”长城沿线附近;对以匈奴为主的游牧民族起到主要隔绝作用的也是“故塞”。其次，在鄂尔多斯高原，中原政权每次向鄂尔多斯高原迁徙人口修筑或修缮长城，以及完善长城防御体系，都处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发生冲突的背景之下，在鄂尔多斯高原局势稳定之后，则不再因为长城防御体系的建设迁徙人口，汉朝重新夺取河南地之后转变为将归降的游牧部族安置到鄂尔多斯高原战国秦汉长城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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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阳）
The Influence of the Great Wall Defense System from Warring States to Western Han Dynasty on the Population of Ordos Plateau
JIAO Yi-Sheng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Ordos Plateau was in the conflict zone between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and nomadic people. In order to defend nomadic people， Qin began to build the Great Wall here.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the Ordos Plateau formed a perfect Great Wall defense system， the Great Wall of the Warring States， Qin and Han dynasties in the Ordos Plateau. In the process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to the Ordos Plateau， combined with the local natural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t that time， the population of the region had a certain impact. It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migr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 due to the needs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Great Wall defense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of settlements such as frontier counties，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migrated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to the Ordos Plateau.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Great Wall defense system， nomadic forces were isolated in the north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returnees were placed along the Great Wall by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Keywords： Warring States to Western Han Dynasty; Ordos Plateau; The Great Wall; Pop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