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院宣判念斌无罪之时，丁云虾的家人也开始了对省高院的主观意志的审判。念斌无罪后，丁云虾一家就搬到了福建省高院的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接待室里住着。丁云虾的公公俞兆发说，刚开始是睡在办公桌上，后来，省高院的人给了他们两个折叠床。“省高院把凶手放了，我们就要找他们给一个说法，不给一个满意的说法，我们就不搬走了。”
　　因为没有抓到真凶，不仅仅是家属，社会上仍然有相当部分公众认为念斌就是真凶，只是因为警察的愚蠢和律师、媒体的狡猾使其逃脱了法律制裁。
　　随后，在网络上，有人说念斌案是美国辛普森案的中国版。辛普森于1947年生于美国旧金山市的黑人贫困家庭，曾获得全美大学橄榄球联赛的最高荣誉奖海斯曼奖，进入职业联赛后，被誉为橄榄球职业比赛史上最佳跑锋。百度资料显示，此案当时的审理一波三折，辛普森在用刀杀前妻及餐馆的侍应生郎·高曼两项一级谋杀罪的指控中，由于警方的几个重大失误导致有力证据失效，以无罪获释，仅被民事判定为对两人的死亡负有责任。本案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疑罪从无的最大案件。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来自福建平潭当地司法系统的一位工作人员。他的文章写道：“22日早上九点半，在家复习司法考试的同事把福建高院对念斌的判决截图发了给我，她说，‘感觉不爱了！’‘感觉遭到了亵渎’。但凡和我一样，在平潭工作过的人对该案判决都多少持保留态度。”
　　“判决之外，念斌究竟有没有投毒，大概只有天知地知和真凶的良知知。而在微博上则是掀起了阵阵的狂欢，似乎这是人权的胜利，正义的胜利。但我可以说，绝大多数网民甚至媒体人不知道什么叫‘疑罪从无’。”
　　平潭，正是念斌案的事发地点。2010年以前，它是中国东海上的一座孤岛。这一年，平潭的第一座接连福州的桥——海峡大桥正式开通。此前，进入这个孤岛的交通工具是轮渡。目前，它的第二座大桥正在修建。在这里，普遍人们信仰基督教。
　　对于平潭警方的错误，这篇文章还进行了辩解。“念斌案的无罪判决的基础是证据不足、证据存疑，归根结底是因为公安机关在前期侦查过程中，侦查措施不到位，侦查技术不到位，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和当年平潭的落后有关。”
　　这样的观点，让念斌非常愤怒。“原本以为可以苦尽甘来，但没想社会上还有这么多人在污蔑我，怎么可以这样对一个人，我不奢求你同情，只求不泼污水就好了。”念斌说，这个案件，对于两家都是一个悲剧，“我8年的青春没了，他们家两个孩子没了。”
　　愤怒的不仅仅是念斌，还有他的辩护律师张燕生和斯伟江。他们没有想到，在法庭上帮念斌辩护完之后，还需在社会上为他再次申辩。 　　8月27日，本准备从此案隐身的斯伟江和张燕生发表了第二封公开声明。第一封公开声明是为了感谢法院、专家、记者、网友，并希望念斌案成为平反冤案的标本，推动国家法治进步。
　　第二封公开声明的开头，他们引用了法国陪审团的誓言：不凭怨恨或恶意，也不凭敬畏或温情，凭着您的良心和出自内心的想法，以正直、自由的人所应有的公允和坚定来判决。
　　“今天，念斌和你我一样清白，理论上，本案真凶不出现，周围谁都可能是真凶，但今天，从法律上看，念斌和任何一个无辜的人一样，都站在同一起点，警方和检方所有指控的证据，都被否定了，念斌和我们是站在同一条线前，如同案发前的小杂货铺主。如果念斌还是嫌疑人，那么你我都是，只要你身边发生一个杀人案，在真凶未明之前，谁都是嫌疑人，在没有证据时，你愿意被这样推断吗？我们似乎忘记了法律是无罪推定。只有初步证据，才能把一个人拘留，只有对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才能逮捕，只有证据确实充分，才能对一个人进行起诉，也只有排除所有合理怀疑，才能定一个人罪，如果我们否定了这些，等于是推倒了整个现代文明为基础的刑事司法大厦。”
　　张燕生说，当她看完平潭司法系统工作人员的文章后，她觉得法律人不等于懂法，法律人依法办事还远未实现。但她觉得这样的讨论或许是一件好事，“可以趁此开启对法律人普法的时代。”
　　“过去普法都是让老百姓遵纪守法，现在，让执法人员遵纪守法也要提上日程，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张燕生说。
　　在第二封公开声明中，张燕生和斯伟江解释了念斌和辛普森的不同。“不能简单地用美国辛普森案的逻辑来套念斌案。有人说，辛普森案，也是疑罪从无，可还是有很多人相信辛普森就是嫌疑犯，但念斌案和辛普森案是完全不可比拟的。辛普森案，他原本就有殴打妻子的前科，而且离婚后有骚扰她的情况，案发现场出现他的血迹，另外，辛普森还公然逃跑，出演了警察追捕的电视直播。后来，陪审团怀疑有种族歧视的警察涉嫌构陷辛普森，以及现场发现的手套过小等，导致合理怀疑，陪审团判决罪名不成立。而念斌案，是在另有怀疑对象的情况下，公安通过刑讯逼供和制造假证，罗织了所谓念斌投毒的故事。但最终，整个故事的每一个情节，包括毒药种类、毒药来源、投毒工具、投毒过程等，全部被戳穿和否定。”
　　斯伟江说，愿念斌和他团圆后的妻子孩子，不再戴着嫌疑人的帽子，清清白白，度过平静的余生。

逼供

　　平潭警方封了念斌的食杂店，并在门口当众宣布投毒案靠破，凶手就是念斌。宣布不到半个小时，丁俞两个家族召集近百人对念斌和他哥哥，以及父母同住的房子进行了打砸。“断断续续砸了10来天，房间里能烧的东西都烧了。我多次报警，都没人来管。还说我弟弟把人杀了，他们砸也是应该的”
　　一切的审判始于2006年7月27日，事发于一个投毒致死案。
　　当天晚上10点多，福建平潭县澳前村，村口白天繁忙的码头已然安静。从村口经过，唯可听到海浪冲击堤坝的声音。丁云虾家里的声响，划破了村庄的宁静。她10岁的儿子俞攀和8岁的女儿俞悦相继出现腹疼、头疼、呕吐和抽搐等症状。当孩子刚出现这些症状时，丁云虾以为孩子是吹多了海风着凉了，还用了农村的偏方为孩子治疗，直到送往平潭医院后，方才知道是食物中毒。
　　2003年，丁云虾的丈夫俞泉（化名）在一次海运中遇难。此后，丁云虾便独自带着3个孩子生活。事发大概一年前，丁云虾借了两万多块钱，租下了同村人陈炎娇靠着镇上临街的一个铺面，开了一间食杂店。在丁云虾之前几个月，同村人念斌已经租下陈炎娇隔壁的另一间铺面，同样也是食杂店。丁家和念家是村里的两大姓氏。
　　当天中午，丁云虾的公公俞兆发在海里放网，特意从14筐鱼饲料里捡了大概一公斤鱿鱼。“从放下去，到收起来，总共才3个小时，鱿鱼特别新鲜，我捡了一捧。”
　　俞兆发说，捡时鱿鱼还是活的，动起来，背上反光，像一朵花一样。他挂念儿媳妇一个人生活不容易，便想着把捡起的鱿鱼给她送去。快到店里时，俞兆发看见了当时只有6岁的小孙子俞涵，就把鱿鱼给了他，“用塑料袋装着，他高高兴兴地提回家去了。”
　　租住陈炎娇的房子一段时间后，丁云虾才知道陈炎娇的丈夫也死于海难。因此，两个有相同经历的女人在生活上给予对方更多的照顾。两家便经常在一起做饭，吃饭。
　　俞涵见妈妈丁云虾在睡午觉，便把鱿鱼交给了陈炎娇。她把鱿鱼洗干净，用铁锅炒熟后，乘在饭碗里放了起来。丁云虾醒来时已是下午5点钟左右，她用铝壶里的水煮了稀饭，陈炎娇的女儿念福珠帮忙把饭里的鱿鱼切成片，配着青椒一块炒了。
　　吃饭时，丁云虾不在。陈炎娇和女儿念福珠带着丁云虾的3个孩子一起吃。当天早上和中午，因为俞攀调皮，丁云虾生气了，便没让他吃饭。所以，晚饭时，他吃了特别多的鱿鱼。俞悦从小爱吃鱿鱼，也吃了不少。因为不喜欢，俞涵吃得很少。陈炎娇夹了几片，念福珠从炒时就开始吃。等到丁云虾回来吃饭时，鱿鱼已经吃光了，她只得喝了一碗稀饭。
　　这个下午，念斌则一直呆在店里。“上午是我老婆在看店，下午就我来，每天两个人轮流。”念斌说。
　　当晚，陈炎娇和念福珠也相继出现中毒症状。12时许，一看孩子快不行了，丁云虾才想到赶紧把孩子送平潭县医院。经抢救无效，两个孩子分别在次日凌晨2点和5点去世。念斌说，当时见到孩子中毒，他还帮忙叫了车送医院。后半夜见丁一家人都没回来，他还帮着把丁云虾家的水果摊收拾好。此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警方日后会把他列为此次投毒案的主谋。
　　俞兆发说，在事发前两个多月，他劝过丁云虾，让她把店关掉，因为他发现“念斌对她们的态度很不好”。念斌则否认了这样的说法。
　　丁云虾答应俞兆发，等把店里的货卖完了，就不再进货了。“如果我儿子活着，她是怎么也不会开这个店的。”俞兆发说。却没想，店未及关门，两个孩子突遭横祸。如今，这两个店铺已经有新的租户，并把中间的隔断墙打通，并成一间，开了一家手机超市。 　　平潭警方经过侦查，确定是人为投入氟乙酸盐鼠药所致。8月7日，平潭警方当着念斌4岁孩子的面，把他从家中带走。当晚，对念斌进行了测谎。“就因为我说不出来当时总理的名字，就认为我有嫌疑。”念斌说。
　　测谎之后，念斌被平潭刑侦大队民警翁其峰和另外两名民警带到了刑警队。“翁其峰就把我双手铐着，吊起来，然后用书本垫在我的肋骨两侧，用锤子敲打，刚开始我还能忍受，后来，他又用竹板顶我的肋骨，实在受不了了，全身只有嘴巴才是受自己控制的，我就咬舌自尽。”
　　此时，在福清的吴昌龙已熬过了153天的刑讯逼供，并在看守所里度过了5年。在一份《一个“死囚”的泣控》材料里，吴昌龙这样写道：“他们每天把我铐在窗户上，不让我睡觉，我困得没办法睁开眼了，他们就打我耳光用脚踢我，……被他们踢后，我嘴里的肉和牙齿经过猛烈的撞击后，口腔里的肉裂了很大一个血口，他们见血从我的嘴角流出来后，就朝我大声吼着说，不准你把血吐出来，无奈，我强忍着口腔的巨痛，把一大口血艰难地吞了下去。……我无法承受巨痛下，不得不乱编说炸药是我拿的。”
　　2001年6月24日，福建省福清市纪委办公楼发生爆炸。福建省公安厅挂牌督办，要求“全力侦破，挽回影响”。3天后的晚上，吴昌龙在路上被人用枪顶着头带到了刑警队。之后，警方对他进行了长达153天的刑讯逼供。最终，他不得不“承认是自己和他人所为”。
　　念斌咬舌后，翁其峰不敢再对他刑讯逼供。“他就威胁我说，如果我不承认，他还要把我妻子抓起来。”念斌说，当时就觉得认了，儿子念武（化名）才不至于成为孤儿。次日，在翁其峰的说教下，念斌“交代了作案经过”。投毒动机是，2006年7月26日，一名顾客来买香烟，却让丁云虾喊到了店里，抢了念斌的生意，因此他怀恨在心，想教训一下丁家，“让她肚子疼，拉拉稀”，便于次日凌晨将鼠药投入邻居家的铝壶中。
　　念斌无罪回家后，这盘预审录像带被俞家拿来在镇上的马路边上不停播放。但在录像里，看不到翁其峰教念斌如何说作案经过。事后，张燕生调查得知，这一个小时的录像被剪掉了。经查阅8月8日的审讯录像，在第10分50秒处出现了明显的中断。后来，出庭接受质询的4名警察当庭承认该录像中断一个多小时，而这段时间恰恰是念斌从不承认投毒到承认投毒的关键之处。
　　对于审讯录像中断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涉案四名警察当庭作证：警察高毅称自己“出去了”，负责录像的警察陈秋星称自己“关闭录像后去睡觉”，负责记录的警察丁元华称自己“与翁其峰共同坐在审讯台前审讯念斌，翁其峰是否刑讯逼供你们去问他”，而翁其峰则称8月8日那天自己“在家睡觉”。
　　和吴昌龙案一样，事发后，念斌案也成了省厅督办的重点案件。8月10日，平潭警方封了念斌的食杂店，并在门口当众宣布投毒案告破，凶手就是念斌。警方的一席话，激怒了丁俞两家。宣布不到半个小时，丁俞两个家族召集近百人对念斌和他哥哥以及父母同住的房子进行了打砸。“断断续续砸了十来天，房间里能烧的东西都烧了。我多次报警，都没人来管。还说我弟弟把人杀了，他们砸也是应该的。”念斌的哥哥念孝松说。
　　念建兰见此，只得带着当时已躺在病床上的父母、侄子匆匆逃到福州躲避。从此以后，她们再也没有回此居住过。半年后，念斌的父亲过世，母亲（在念斌无罪回家前半年过世）也因此疯了。“经常大半夜跑出去找儿子，没办法，我们就只能把她锁在房间里。”念孝松说，“父亲死前说，这事要是念斌干的千刀万剐也不冤，如果不是他干的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救。”
　　念斌回家后，本准备到平潭老家父母坟前拜拜。“我要告诉我的父母，把我无罪的判决书烧给他们，让父母知道，我是清白的。”
　　村干部给念建兰打电话，希望她低调一些，尽量照顾一下丁俞两家的感受。“那我们家的感受，谁来照顾。”念建兰几乎在电话里吼道。但最终，她还是决定先不回老家。她们只能继续借宿在福州的亲戚家里。“他们只是把我的铁链解掉了，这不是真正的自由。”念斌说。
　　案子“破”后，警方开始大张旗鼓地论功行赏。
　　2001年12月5日，吴昌龙一案还没有移送到检察院，福清市公安局政治处已经着手给核心办案人员请功，向上呈送了一份专案组主审、福清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重案中队中队长吴承奋的二等功请功报告。这份报告总结，“吴承奋等人冒着酷暑，克服疲劳，做了大量的细致的思想工作，一遍不行二遍，二遍不行三遍，如此下去。嫌疑人们这才不得不低下头，全面把犯罪事实讲了出来，是我局成功查破重特大恶性案件的又一典范。”

　　同样，在警方宣布念斌是凶手的当晚，平潭电视台把“热烈庆祝念斌投毒案告破”滚动播放了三天。随后，福建当地的纸媒也纷纷跟进报道，再次“热烈庆祝念斌案告破”。2006年8月23日，平潭县委、县政府召开表彰大会，对侦破投毒杀人案等3起特大刑事案件的有功人员通报表彰，并给予5.6万元的资金奖励。主办此案的平潭县公安局侦查员翁其峰，因此提拔为县刑侦大队的中队长。
　　2006年9月21日，福建《东南快报》用了一整版的篇幅来报道检测出念斌案关键证据氟乙酸盐的专家李航麒的先进事迹，标题称他为“毒物克星”，文章中描述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李航麒当时是福建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理化室主任、高级工程师。
　　《东南快报》的这篇文章写道，“李航麒利用对氟乙酸盐的初步研究成果，展开检验，当晚9时许，他在两死者的呕吐物、尿液、血液中检出了氟乙酸盐成分。……他一件件地检测排除可疑物，当拿起一口被清洗得干干净净的炒菜铁锅检测时，他并没有预料到，令他兴奋的结果会这么快出现，因为锅被洗过，即使有氟乙酸盐，其溶水那么强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然而灵敏的测毒仪器却发出提示：锅里沾有氟乙酸盐。李航麒高兴得跳了起来。也因此，警方把犯罪嫌疑人锁定在了念斌身上。”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时，最终推翻了这份理化报告。判决书上写道：从碗、塑料盆和铁盆中检出氟乙酸盐鼠药成分的检验结论可靠性存疑，配制鼠药工具的理化检验报告不足以采信。
　　吴昌龙、念斌前后含冤入狱后，他们各自的姐姐吴华英和念建兰决定为弟弟讨回清白。日后，吴华英和念建兰在维权的路上，互相成了对方的精神支柱。“感觉我们两个是第57个民族的，没有距离感。”吴华英说。

抗争

　　吴华英从来不奢望明天会怎么样，只求今天努力就好。她在网上见到太多人因为上访而失踪的新闻，便给自己买了一份意外保险。她觉得，如果有一天她也突然消失了，这笔保险赔偿可以让家里人继续一段时间的生活
　　这本是两场不该有的审判，如两案的辩护律师所说，因为连立案的基础都没有。
　　2001年11月14日，案子初始的辩护律师马义良会见了吴昌龙。当时已是入冬，但马义良见到吴昌龙时，他还穿着短袖，整个人的脸色发青。马义良让坐在对面的吴昌龙讲话，吴昌龙一开口就哭了，说不出话来。专案组的吴承奋和另一个警察一左一右站在吴昌龙的两边。吴昌龙给马义良展示他的伤痕，吴承奋马上制止，并警告他不能再说话。紧接着，关掉了马义良的录音笔。从此，马义良就知道，这个案子肯定有问题。
　　刚开始接触这个案子时，马义良很乐观。“案子的证据就摆在那里，根本没有完整的证据链，有罪无罪很清楚，所以最开始我们都估计没有那么严重，觉得案子很快就能了结，人很快就能放出来。”吴华英也有这样的乐观。

　　同样，念建兰对弟弟很快能放出来也保持了乐观。她相信弟弟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在她的印象中，虽然念斌文化程度只有小学五年级，但从来没有与乡亲发生过任何矛盾冲突。
　　维权之初，同样有着“青天”情结的吴华英和念建兰选择了相同的路径，她们期望在上访的路上遇到一个领导，给个批示，案子就可以查清楚。“古装电视剧里都这样演的，遇见领导就解决了。”吴华英说，她们想把电视剧里的情节复制到现实生活中。
　　如果不出意外，事发当年底，吴昌龙会如期结婚。离婚后的姐姐吴华英带着女儿则会顺利到达日本和她的妹妹相聚。当时，吴华英留着一头短碎的头发。她的左边眉头上有一颗黑痣，老一辈人称这是“眉里藏珠”，非富即贵之相。
　　吴昌龙不见的第二天，吴华英以为他失踪了，到福清市警方报案，并在当地的电视台播放寻人启事。尽管此时的吴昌龙被关在福清市刑警大队，但当地警方没有告诉她。
　　153天后，吴华英才有了弟弟的确切消息——被刑拘。乐观的吴华英在家里等着吴昌龙无罪回家。可案情的发展完全脱离了法制的轨道。
　　《南方周末》报道，吴承奋的请功报告最终没有得到批复。尽管福州市检察院2002年初曾两次退卷，列出了此案里的五大疑点，要求福清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但案件的进程还是不可阻挡。在此之前，对于是否要批捕吴昌龙老板陈科云（福建爆炸案被冤枉的主犯）的前妻谢清有不同意见。2001年11月27日，福清市政法委召开案件协调会，时任福清市政法委书记陈振英——即负责侦破此案的总指挥参加。会议认为，该案重大，建议检察院批捕。会一开完，谢清即遭批捕。
　　其后，基层办案人员为了逃避责任，把此份会议记录偷偷地放进了卷宗。后来加入辩护的林洪楠律师在阅卷时发现了，并复制了一份带出。他也因此遭到了停止律师资格执业一年的惩罚。
　　吴华英说，知道这些详细的案情后，她的心里有团火，一直在烧着自己，却无处发泄，“没有讲道理的地方。”
　　她开始抱着材料去福清市委，她一间一间地敲开办公室的门，终于见到了书记。除了一句“会公正处理”的回复，再无下文。她想，既然如此，那就往上告。
　　但她终究等来了一个糟糕的结果。
　　2002年6月，福州市检察院的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还在福清，时任福州市政法委负责人便下令福州市检察院马上将此案交福州市中院审理。2002年7月25日，福州市检察院还是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但该案的证据目录和证人名单都未随卷，因此导致此案根本无法审理。
　　2002年11月28日，福清市中院第一次开庭审理了福清爆炸案。两年后，该案一审宣判，吴昌龙和陈科云被判处死缓。但奇怪的是，吴昌龙“供出”的电雷管提供者王小刚却被无罪释放。
　　判决下来后的一段时间，吴华英从来不奢望明天会怎么样，只求今天努力就好。她在网上见到太多人因为上访而失踪的新闻，便给自己买了一份意外保险。她觉得，如果有一天她也突然消失了，这笔保险赔偿可以让家里人继续一段时间的生活。
　　在上访的过程中，吴华英重新认识了社会。她开始调整自己的抗争方式。“刚开始有一点乐观，现实的碰撞，让自己的外壳一点一点厚实，然后，承受力就越来越强，最后就被折磨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了。”吴华英说。

造假

　　“我们只能在狼烟四起的破棚子里面，消耗自己本该安宁的生命，耐着性子去寻找证据，证明自己和亲人的清白，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去不断地证明自己的亲人是清白的吗？”
　　随着去政府部门上访的门槛越来越严格，越来越难，她们想获得媒体关注的门槛也越来越高。因此，她们需要不断地制造新的形式来吸引媒体的关注，还得保证不去触碰政治底线。比如，对政治底线的触犯是念建兰最忌讳的。她总觉得，不能像吴华英一样被关进去。“如果我被关进去了，我出来就只能去拿弟弟的骨灰了。”
　　一开始，和吴华英一样，念建兰也选择了去当地的政府部门和北京递材料，希望领导批示。后来她发现，上访根本没用，只会让她更愤怒，更无助。“每次上访都是哭着回来的，他妈的，没有人把我当人看。”念建兰说。 　　有一段时间，朋友劝念建兰把她精神失常的母亲，以及小侄子推出来，博社会和媒体的同情，让更多人来关注此事。但好强的自尊心，让她无法迈出这一步。“我们要笑，要有尊严地笑，不能哭，哭多了，别人就讨厌了，当别人都不把自己当人看的时候，自己就更得争气活得像个人。”念建兰说。
　　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寄给政府和媒体的材料都是念建兰自己用手写的。后来，她连在这些材料上签名的勇气都没有了。“开始寄材料是为了让人看，后来寄材料完全是为了自我安慰。”
　　有一次去北京上访，念建兰怕被人跟踪，就拿了个公文包去一信访部门门口踩点。在那里，她看到一个老人穿着一件上衣，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冤”字。站岗的武警就在旁边，无动于衷。她觉得好可怕，便打消了再上访的念头。那时，她特别无助，就一个人跑到教堂里面坐一会儿，不出声，泪流满面。
　　念建兰开始想着用证据的方式去一步一步拆穿警方的谎言。她第一步想到的就是去买鼠药，然后像李航麒那样去做实验，看洗过的锅到底能不能检测出氟乙酸盐。“她买鼠药，踏破了物构所的门槛，找人鉴定，有位大姐，刚开始还收费，后来不忍心再收费了。”游精佑说，“她不是理科生，但谈起氟乙酸盐，谈起质谱图，离子轰击，一气呵成，这些知识，作为正儿八经的理工科生，我要很吃力才能消化。”
　　念斌被抓后，念建兰在澳前村的亲戚听房东陈炎娇说不可能，因为她当天中午就用了水壶的水，并证明晚上煮饭是用另外一个红桶里的水。念建兰给了姑姑一支录音笔，让姑姑去找陈炎娇问问具体情况。陈炎娇把此前说的跟她姑姑复述了一遍。姑姑回家后，却发现录音笔没开。当她和姑姑再去的时候，陈炎娇警惕起来，并发现了她们的录音笔。陈炎娇告诉念建兰，警方已找过她做笔录，还让她不要乱说话。
　　念建兰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辩护律师张燕生。张燕生在案卷中发现，当时所有人的笔录都在，就唯独没有陈炎娇的笔录。后来，在念斌第三次被判死刑之后的第二次二审时，张燕生多次向法院申请，最终才由福建高院陈丰法官从翁其峰手中调取出来。由于这3份陈述不符合侦查机关设定的念斌“从水壶里投毒”的情节，被翁其峰隐匿。
　　对于为何怀疑念斌，翁其峰曾多次出具《情况说明》（平潭县公安局加盖公章），称从念斌食杂店的门上提取的“门把儿”检出毒物之后才将侦查目标转向念斌，“门把”检验分析意见是为其侦查（念斌）提供方向。侦查机关在其制作的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记载，提取门把的时间是2006年7月28日，后来，他们又把时间改为2006年7月31日。
　　法庭审理中发现，侦查机关向检验机构委托检验的时间有非常明显的涂改痕迹，即从“2006年8月8日”改为“7月31日”。在当庭质询时，负责委托检验的侦查员翁其峰当场否认自己委托检验，称自己只是在委托书上“签了一个名字”，委托书上的涂改痕迹是我们“支队长让改的”。对于自己过去多次亲笔出具的《情况说明》，翁其峰又当庭否认了门把是为侦查提供方向，改口称“是在念斌招供之后才看到的”。
　　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然通过了念斌的死刑，并送最高法复核。不久，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张燕生谈起了念斌案，哭了。“作为一个法律人，明知道公安机关的证据漏洞百出，可法院居然可以视而不见。”张燕生说。
　　后来，她们发现了办案人员更多的造假。张燕生说，警方侦查人员说8月8日下午就把高压锅和水壶提取走了，而且水壶和高压锅是同时提取的，他们还特意说8月8日下午还开展了一次现场勘查。在现场勘查后拿走了水壶和高压锅。但是在8月9日夜间12点多到8月10日凌晨两个高压锅都还在现场，这时候水壶已经不见了，这些证据都有力地证明了几位侦查人员都没有说出案件的真相，他们在说假话。
　　“我们只能在狼烟四起的破棚子里面，消耗自己本该安宁的生命，耐着性子去寻找证据，证明自己和亲人的清白，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去不断地证明自己的亲人是清白的吗？”游精佑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更令她们没想到的是后来的发现，原来当初平潭警方有合理的怀疑对象，并在这个怀疑对象家里搜出了毒鼠强，更巧合的是，此人曾在事发当天下午4时许出现在案发现场。只是不知什么原因，这条线索警方并未深入调查，就把侦查对象转向了念斌。庭审时，斯伟江问警方人员有没有就毒鼠强做过检测，警方人员承认有，但却拿不出一张检测的证据。
　　吴昌龙案也同样有一条可查的线索。案发两年后，与该案有关的一位人员多次接到陌生男子的电话，称吴昌龙等是冤枉的，真凶另有其人，并提供了真凶的名字，还提供了与爆炸物有关的物证。
　　律师林洪楠陪同这位人员前往福建省公安厅报案，但对方以该案已告破为由，拒绝立案。不久，该人员移民阿根廷，不到一个月，即被不明身份的人枪杀于街头。
　　这种造假虽然被揭示，但结果只能由他们。后来，游精佑说，实在不行，我们去大街小巷，展示愤怒吧，像一块石头一样，坚定地展示。
　　念建兰说，她最绝望的是，申冤的人在路上渐渐老去，而蒙冤的亲人还在牢里。于是，念建兰和吴华英开始展示自己的愤怒。
　　她们展示愤怒的策略不一样。吴华英把矛头指向了主管案件的领导，但在基层维稳人员面前又试图说服。“他们也是一个饭碗，不容易，尽量让他们感知我的苦难，最后形成一个互相理解的结果。但对于领导，我绝对不会放过，就是要不停地揭露，让领导缩手。”吴华英说。
　　经过对这个社会的认知以后，念建兰的选择跟吴华英刚好相反。在领导面前，多数时候，她会展示自己弱势的一面，但在基层人员面前，她会展示自己非常强悍的一面。因为她知道，基层人员对案子形成不了影响。
　　吴华英还开始上网，她要制造更多的轰动，才能让媒体关注此案。2009年，她和游精佑及另外一位网友一起帮助一位访友制作了一段涉及一起有争议命案的视频传到网上。不久，他们被福州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刑拘，各判有期徒刑一年，媒体称之为“三网民案”。 　　此事之后，念建兰上网知道了吴华英。念建兰在绝望时，会去看吴华英在网上写下的心路历程。上访过程中，吴华英不管到哪，都会在自己的博客上记录一笔。“他们可以随便就把我们小人物的命运抹掉，但我至少要证明，我来过。”吴华英说。
　　吴华英出狱后，这两个被体制孤立的女人终于在福州鼓山有了第一次见面。她们俩在一起时，可以互相消解彼此的绝望。这次会面，她们刚好碰上了游精佑，他对念建兰的第一印像是，“像男人那样锋利，又像姐姐那样坚定。”
　　此时，游精佑才想起，其实他多年前在福建《海峡都市报》上看过关于念斌案的报道。“知道这些案件都曾在这个报纸上成功告破过。”
　　认识游精佑后，念建兰不仅在事实上反击，对于官方的宣传也开始解构。当初，官方在宣传此案时，都用念斌投毒案作标题，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主观认知。刚开始，念建兰也没有意识到这点，也跟着官方的意识形态走，最后，游精佑提醒了她。“我就告诉她，在媒体颠覆官方宣传的认知。”
　　此后，念建兰再向人提起此案时，称之为福建念斌案，再后来，成了现在的念斌案，“就把警方主观宣传的东西去掉了。”

合力

　　在几次庭审时，斯伟江和张燕生都遭到了受害者家属的攻击。“对家属的同情是可以的，但司法体制没有把握好一个度，没有控制住，让她们闹，这一点，我对法院是有意见的。都只是警告一下，或者劝离，但没一会儿又让她们回来，然后，她们又继续骂。公安在背后的纵容，导致了他们觉得在哪都可以闹”
　　由于两案在案发之初就成了省公安厅的督办案件，一方面有人要把案子办成铁案。另一方面，质疑的力量也在跟这种“要办铁案”的力量抗衡。
　　2006年6月1日，吴昌龙案在福州中院重新开庭。辩护律师林洪楠当庭提出的一份鉴定显示，爆炸案显示至少需要600克左右的炸药，远多于吴昌龙供述的150克，证明此案有重大疑点。这份鉴定由福州中院委托福建省工程爆破协会于2003年做出，在原审一审期间就已出示。
　　《南方周末》报道，开庭不久后，福建省工程爆破协会秘书长陈榕明被福州警方以涉嫌伪证罪刑拘，羁押于福州市第一看守所长达37天。另一当时参与鉴定的专家也有同样的遭遇。福清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分管爆破物品的民警侯小凯，因参与了专家鉴定时的事务性接洽，也被警方以监视居住的名义关押近50天。倒霉的不仅专家和警察，福州中院刑庭法官王青也被检察院传唤。他是此案原审一审的承办法官。这份鉴定，正是他委托福建省工程爆破协会做的。
　　案子到福建省高院以后，吴昌龙代理律师林洪楠找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时任主审法官赵家玲，希望法院按照新修改的刑诉法，把吴昌龙及另外一名当事人放出来。赵家玲认为，虽然刑诉法修改，但还没有生效，等到2013年1月1日再说。
　　此法生效后，林洪楠再次找到赵家玲，她显得有些生气，责问林洪楠，到底是他在主审办案，还是林洪楠在主审办案。
　　但此案最终连福建省高院都没有通过。在福建省高院的层面，自始至终对此案都未有过有罪判决。“要是没有福建省高院对底线的坚持，这案子早就不是这样了。”林洪楠律师说。
　　2013年5月3日，吴昌龙案迎来终审判决——无罪释放。
　　这种健康的力量在念斌案中也多有体现。念斌一审被判死刑后，福建省高院二审，当时的审判长是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池力。念建兰打电话给她，希望给自己5分钟说话的机会。最后，池力告诉念建兰，她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让大家在庭上说话。果然，案件发回重审。
　　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第二次二审时，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竟然通过了福州中院二审作出的死刑判决，并送最高法复核。此后，最高法法官到福州第一次约见了念斌。最终，死刑复核没有通过。
　　直到半年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才把死刑复核没有通过的消息告诉念建兰。“他们太残忍了，把这个消息瞒了半年，他们完全不懂小人物的感受，我们是上一秒希望，转身下一少就是绝望了。”念建兰说。
　　就算在最高法死刑复核没有通过、发回重审的情况下，福州中院依然判处了念斌死刑。案子又回到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熊焰是念斌案的终审审判长，斯伟江接手此案后，福建司法系统的一位人员告诉他，“熊焰是福建司法系统里最好的法官。”
　　斯伟江觉得，此案能得平反，法院顶住的压力肯定不小。“她们也要承担风险的，得承受来自公安，还有受害家属方面的压力。但他们私下里非常谨慎，生怕说的话被律师放到网上，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在几次庭审时，斯伟江和张燕生都遭到了受害者家属的攻击。“对家属的同情是可以的，但司法体制没有把握好一个度，没有控制住，让他们闹，这一点，我对法院是有意见的。都只是警告一下，或者劝离，但没一会儿又让他们回来，然后，她们又继续骂。公安在背后的纵容，导致了他们觉得在哪都可以闹。”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斯伟江还特别表扬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马新岚。她是省级高院院长里为数不多的法学背景出身的院长之一。其于2008年1月25日当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斯伟江说，福建高院审理本案的合议庭成员以及背后的福建高院决策人，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律师能明显感觉到体制内外的压力，有人想要把冤案办成铁案，如果没有法院顶住压力，坚守法律，念斌仍可能被冤杀。“这也离不开最高法院周强院长，以及国家推动平反冤案、公正司法的大氛围，无论如何，我们相信，平反冤案、宣告无罪，是一个合力，众多的良知和坚持汇成一个正义的判决。”
　　在谈到翁其峰时，斯伟江这样写道：“我在06年的审讯录像中，看到翁其峰是满头黑发的，但今年在法庭上询问他时，70后的他已经是白发满头。虽然他在庭上毫无悔改之意，但我们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况且，人有千算，天有一算。”
　　9月1日，最高法机关报——《人民法院》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谈到了清除司法潜规则的问题。“司法潜规则是对司法公正原则的背叛，是对程序正义的践踏。司法潜规则往往是影响司法公正的不可小觑的负能量，也是酿成冤假错案的重要诱因。要防范出现下一个念斌案，就必须坚决革除司法潜规则，把其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挤占其生存空间，让其无处遁形。唯有深化司法改革，彻底清除司法潜规则，实现彻底的司法机关依法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兑现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关于依法独立审判的庄严承诺，法院才能不受公安、检察院的影响，真正做到疑罪从无。” 　　如今，吴华英和念建兰都想回归正常生活的轨道。他们也期望政府能尽快启动对制造冤案的执法人员的追责。在跟本刊记者的聊天中，她们都拿出了年轻时的照片，无比怀念曾经的青春，感叹“时间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尽管她们的弟弟都已获得自由，但吴华英和念建兰却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监控。比如，华侨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吴情树想在下学期请吴华英和念建兰一起去给学生讲讲她们对正义的执着和坚守。当吴华英把联系方式留给吴情树后不久，她收到了吴情树的私信，“当地国保和公安打电话给我们书记，让我不要请了，无奈，他们担心什么呢？”
　　吴华英回了“呵呵”两字。
　　念斌无罪释放后，网络上广泛流传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的一篇文章。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
　　在遭受司法冤屈的被害人面前，对于司法机关无论进行何种责难都应该。为了避免冤案，对于司法机关无论提出何种要求都不为过。冤案的制造者，无论是有意还是无心的，都应该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尽管难以实现，我仍然要说：
　　司法的最高境界是无冤。
　　历年来社会影响巨大的冤案
　　滕兴善
　　1987年，因“杀人碎尸”，滕兴善被列为犯罪嫌疑人，1988年12月被判处死刑。1993年，案件“被害人”石小荣返回贵州老家。2006年，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滕兴善故意杀人案做出再审判决，宣告滕兴善无罪。
　　佘祥林
　　1994年佘祥林因涉嫌杀害妻子被批捕，1998年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2005年3月28日，佘妻张在玉突然从山东回到京山。4月13日，京山县人民法院经重新开庭审理，宣判佘祥林无罪，佘祥林领取七十余万元国家赔偿。
　　聂树斌
　　1994年，19岁的聂树斌被当成石家庄奸杀案凶手枪毙。2005年，王书金被抓并交代4起奸杀案，其中包括当年石家庄案。聂树斌案在真凶落网后仍没有被平反。
　　李化伟
　　1989年12月4日，李化伟因“故意杀人”（杀害妻子）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0年，杀害其妻子的真凶落网，2002年6月25日，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李化伟无罪。
　　杜培武
　　1999年，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因“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杨天勇特大抢劫杀人团伙案于2000年11月告破后，杜培武又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无罪，当庭释放。
　　李久明
　　2002年，河北二级警督李久明因一起入室杀人案受到牵连，后被捕入狱。2003年6月，唐山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非法持有枪支罪对李久明提起公诉。一年后，李久明被无罪释放。
　　张氏叔侄
　　2003年5月杭州发生一起“强奸致死案”，嫌疑人二审分别被判死缓和15年徒刑，服刑已近10载。2013年3月26日，浙江高院依法对张辉、张高平强奸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
　　赵作海
　　2010，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惨遭刑讯逼供，被判死缓，坐牢11年。“受害者”突然返村，方无罪释放，得国家赔偿6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