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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深圳参加某网站的活动前,师曾志特意去染了黑发。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染发。自2008年开始接触公益以后,白发基本占到了她头发的五分之一。
一个礼拜后,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南门外的安平空间见到师曾志,她头上的白发泛泛可见。她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也是安平空间的负责人。
11月17日,她邀了几位好友在安平空间头脑风暴。她说完后,坐在一旁的岳路平突然说,在师曾志快乐和乐观的背后,其实她是孤寂与落寞的。
师曾志想想,觉得岳路平又对了。次日,她在给我的短信中这样解释:“对内对外都在追求一种承认吧,但可能慢慢会更加拥抱至尊性的,她能使人在时间上摆脱自我的羁绊,哪怕只是时间中的一个瞬间,也知足了。做人所有的胆怯、羞涩、自卑以及所谓的柔弱与坚韧,可能与至尊性以及神性、圣性有关。”
2010年开始,师曾志走出书房,从一个学者转身为行动者,创办安平空间,做跨界公益培训。她说,要让安平像一粒向上向善的种子,种在人们的心中;安平就是一座桥梁,连接媒体与公益;安平就是一个平台,一个跨界的平台,它将媒体、公益界、学界、企业等跨界融合,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5年后,师曾志给中国公益带来了创新的模式;立足共生而为利天下。
我第二次见到师曾志时,是在她的办公室——靠近北京大学南门的新闻与传播学院4楼。从这里出门左拐,走几分钟便到了安平空间办公室。一个月前,她在北大资源宾馆的5楼租下了这个近80平米的房间,一年的租金大约为10万。
安平空间的志愿者多数是师曾志的学生,为了孩子们来去方便,她特意把地点选在了距传播学院不远的北大资源宾馆。
到师曾志的办公室时,她正在给绿萝浇水。这个不到10平米的长方形办公室,有7盆绿萝。除此之外就是一组书柜和办公桌,进门口叠积的一堆箱子占去了办公室的三分之一。摄影师说,如果坐在这样的办公室里拍照,身份更像是一个企业家,而不是老师。
摄影地点换到了3楼的一个小型教室。进教室后,她随手把门带上,说是太张扬了,不想让学院的同事知道。边拍照,她边叹气,她说从来没有这样被人拍过,有点受不了这种拘谨。
在完成最后一个镜头时,她略带委屈、又似调皮地嘀咕,“都是何雪峰给我安排的好活。”
何雪峰是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执行长,也是《南方都市报》评论部副主任。在此次采访之前,何雪峰发短信劝师曾志接受杂志的采访,她回绝了,说这种活何雪峰更适合。我第一次约师曾志采访时,她也拒绝了,说自己还是做事就好。
“某种意义上,接受媒体采访也是行动的一部分,有行动就有改变,改变大家对您的公益理念的认识和参与。”我这条信息发给师曾志一个小时后,她回了一条短信,“谢谢对行动的理解。”这样一来,才算是把访谈的时间敲定。
她解释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的理由是,做比说好。“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对我来讲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去做事,这个社会太浮躁了,有太多的声音,不是说缺乏声音,而是太多的声音,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再去说也会被淹没,只不过是增加了众声喧哗的量而已。”
“但您不觉得这个社会理性的声音太少了?”
“是太少,我觉得做事也是一种发声,而且你看现在就是,这不是我在发声,而是做出来一些事情,有很多很多的公益组织,媒体人他们会认同这些东西,这比一个人发声要强大得多得多。”
师曾志最后强调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管是先说的中间说的还是后来说的,让人记住的,永远都是行动者的声音。
有一次,师曾志去采访某体育报的主编。这位主编告诉她,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像一列飞驶的火车,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人只能紧紧地趴在车的后面。“当时给我震动特别特别大,
一个礼拜后,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学南门外的安平空间见到师曾志,她头上的白发泛泛可见。她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也是安平空间的负责人。
11月17日,她邀了几位好友在安平空间头脑风暴。她说完后,坐在一旁的岳路平突然说,在师曾志快乐和乐观的背后,其实她是孤寂与落寞的。
师曾志想想,觉得岳路平又对了。次日,她在给我的短信中这样解释:“对内对外都在追求一种承认吧,但可能慢慢会更加拥抱至尊性的,她能使人在时间上摆脱自我的羁绊,哪怕只是时间中的一个瞬间,也知足了。做人所有的胆怯、羞涩、自卑以及所谓的柔弱与坚韧,可能与至尊性以及神性、圣性有关。”
2010年开始,师曾志走出书房,从一个学者转身为行动者,创办安平空间,做跨界公益培训。她说,要让安平像一粒向上向善的种子,种在人们的心中;安平就是一座桥梁,连接媒体与公益;安平就是一个平台,一个跨界的平台,它将媒体、公益界、学界、企业等跨界融合,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5年后,师曾志给中国公益带来了创新的模式;立足共生而为利天下。
行动者的声音
我第二次见到师曾志时,是在她的办公室——靠近北京大学南门的新闻与传播学院4楼。从这里出门左拐,走几分钟便到了安平空间办公室。一个月前,她在北大资源宾馆的5楼租下了这个近80平米的房间,一年的租金大约为10万。
安平空间的志愿者多数是师曾志的学生,为了孩子们来去方便,她特意把地点选在了距传播学院不远的北大资源宾馆。
到师曾志的办公室时,她正在给绿萝浇水。这个不到10平米的长方形办公室,有7盆绿萝。除此之外就是一组书柜和办公桌,进门口叠积的一堆箱子占去了办公室的三分之一。摄影师说,如果坐在这样的办公室里拍照,身份更像是一个企业家,而不是老师。
摄影地点换到了3楼的一个小型教室。进教室后,她随手把门带上,说是太张扬了,不想让学院的同事知道。边拍照,她边叹气,她说从来没有这样被人拍过,有点受不了这种拘谨。
在完成最后一个镜头时,她略带委屈、又似调皮地嘀咕,“都是何雪峰给我安排的好活。”
何雪峰是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执行长,也是《南方都市报》评论部副主任。在此次采访之前,何雪峰发短信劝师曾志接受杂志的采访,她回绝了,说这种活何雪峰更适合。我第一次约师曾志采访时,她也拒绝了,说自己还是做事就好。
“某种意义上,接受媒体采访也是行动的一部分,有行动就有改变,改变大家对您的公益理念的认识和参与。”我这条信息发给师曾志一个小时后,她回了一条短信,“谢谢对行动的理解。”这样一来,才算是把访谈的时间敲定。
她解释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的理由是,做比说好。“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对我来讲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去做事,这个社会太浮躁了,有太多的声音,不是说缺乏声音,而是太多的声音,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再去说也会被淹没,只不过是增加了众声喧哗的量而已。”
“但您不觉得这个社会理性的声音太少了?”
“是太少,我觉得做事也是一种发声,而且你看现在就是,这不是我在发声,而是做出来一些事情,有很多很多的公益组织,媒体人他们会认同这些东西,这比一个人发声要强大得多得多。”
师曾志最后强调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管是先说的中间说的还是后来说的,让人记住的,永远都是行动者的声音。
有一次,师曾志去采访某体育报的主编。这位主编告诉她,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像一列飞驶的火车,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人只能紧紧地趴在车的后面。“当时给我震动特别特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