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工作的关系，又开始重读五四时期的一些作品和文论，读后最感慨的，还是当时青年写作与社会、与世界的关系之密切。他们不仅在实时观察社会现实与社会状态，更致力于描画甚至建构整个社会的精神世界。我并不是说今时的青年写作完全不具备这样的气质，但正如我在前几期所言，我遇到的很多学生作品，不是关注一个很细节的角落，便是急于从虚无中建设一个新世界。在自我与新世界之间所盘桓的那个巨大的当下，仿佛并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
　　超出自己社会经验之外的现实题材，确实令很多学生感到头疼。我曾教过一位本科生，想写一篇关于原生家庭的短篇小说，却因为不了解现在的职场妈妈，而生生将这个人物写成了当代刘慧芳，不论是人物外貌还是动作描写，都透着20世纪80年代的陈旧气息。还有一位学生，读了很多当代知名作家的作品，但自己创作的时候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他将自己的作品拿给同学看，同学读完后却问他，你的小说里怎么没有人用手机呢？他方才恍然大悟。对于自己所不了解的社会现实，青年在书写时总免不了要模仿与参考，而这借鉴的对象常常来自年长的前辈作家，或是经过夸张处理的影视作品，因而最后拿出的作品，往往显出一种矫揉造作的成熟气息，就像是一个偷偷穿了大人衣服的小孩子。
　　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并不是他们对社会缺少观察，或是太过年少，缺乏阅历，而是因为这些学生并没有真正领会，社会小说的真正意义其实不在于完全真实地展现社会现实的某些具体细节，而在于从社会现象中挖掘出的社会精神与社会思想。他们写不好超越自己生活经历的社会题材，是因为他们从根本上对社会缺乏思考的热情。我在上课时经常以毕飞宇的《家事》为例，这篇小说写于2007年，我记得我刚读到的时候很不喜欢，因为作为一个高中生，我觉得他写得一点也不“像”。乔韦、小艾和田满的三角恋不像，田满说小艾很“蔻”不像，小男孩小女孩之间的那种关系建构也不像。但其实毕飞宇根本不在意这部小说的情节究竟“像不像”真实的高中生活，因为他更在意的是他所看到的那个现实细节所引起的思考，在计划生育中诞生的这一批孩子，这些孤独的，缺少亲缘关系的孩子，是如何看待家庭和已经成为过去式的家庭关系。我并不是说社会小说必须是主题先行的，但很显然，我们的很多学生在处理社会题材时，并不能够完全梳理清楚自己的立意与主题，也并不能从逻辑上理清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往往只有一种模糊的感受在支撑他们的创作。他们执着在对社会的外形描写上，而这是他们所不擅长的。
　　南京大学李子丰同学的这篇小说是相对比较好的一篇，虽然在语言、人物和情节上有“不像”的地方，但很显然这篇小说已经能够清晰地展示出他对社会现实的某些思考。他对《双城记》《等待戈多》的引用颇为恰当，对《定军山》《卖吊票》《学猫叫》的杂糅也很有意趣，他的思想会直接借由人物商耘的口大段大段进行输出，尽管这多少给人感觉有些生硬，但也不失一种认真的可爱。他对艺术、对市场、对宣传和传播、对人的异化的思考通过一个猎奇的小视频策划完整而独特地表达出来，他的主题并没有停止在自媒体时代的“传统热”这样的浅层次上，而是往下走了一步，讓读者继续思考这种“传统热”中的“传统”究竟是什么，传统在迎合这种短兵相接的宣传策划时，又主动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这篇小说中我看到了一种青年与时代之间的共振与批判性思索，这曾是五四新文学中国青年写作的主流，至今仍是文学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职责。它理应是我们青年写作者继承与发扬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