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前的自然主义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与20世纪的现代主义小说有着根本性的差异。19世纪以前的自然主义小说家和现实主义小说家一般会如实地反映事实，读者在作品中看到的是生活和现实世界本身的图景。而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则不同。20世纪是人类生存的境遇遭遇巨大困难的时代，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一个世纪：世界经历了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兴起，第三世界的人民正在觉醒并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资本市场正在全球化泛滥。与此同时，弗洛伊德提出了潜意识理论，荣格又提出了集体无意识。一切都变得复杂晦涩，让人难以理解和把握。
　　卡夫卡是最早感受到20世纪人类精神世界痛苦和特征的人，也是最早对此进行描述的人，他也因此被称为现代主义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包含多样的文化精神和民族传统。卡夫卡对现实世界持悲观看法，作品中的外部世界有隐匿性、可怖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有一种灾难感、陌生感和孤独感。他的作品透露着整体的荒诞和细节的真实的统一，即小说的中心事件是荒诞的，而围绕中心事件的细节却是真实的。荒诞是因为20世纪小说家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的世界、经验破碎的世界，而真实则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作者的写作人生以及作品中的原型追踪来发现，他的小说与我们经历的世界太像了。
　　一、卡夫卡的写作人生
　　卡夫卡在生前只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其他作品包括重要的三部长篇《美国》《审判》和《城堡》且都是在他死后由友人布洛德整理出版的。事实上，卡夫卡在死前曾经强烈要求布洛德将其一生的所有作品全部销毁，因为写作对于卡夫卡而言完全是一种纯粹的个人生活状态，不是为了媒体也不是为了大众，更没有什么特殊群体使他想要与之分享。写作仅仅是他想直面个体所遭遇的处境。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写作，所以我活着。”对卡夫卡的写作人生进行了解无疑有助于走进这位作家的作品。
　　卡夫卡的一生可谓平淡无奇。他1883年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一生中几乎没有离开过故乡。在布拉格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一家保险公司当职员。文学创作只是他的一个业余爱好，但这个业余爱好对于他封闭内敛的性格而言却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对抗，也是他想要的生活。现实生活中的他是一个典型的弱者形象，不喜欢与他人打交道，也容易受到伤害。写作是他最好的伙伴，但他据此认为写作给自己带来精神慰藉的工具无疑又是大错特错的。卡夫卡对文学创作秉持着一种神圣的敬仰，不允许文学和金钱相结合，没有任何利益方面的计较，他还觉得自己赖以养家糊口的职业也应该和写作没有任何关系。他甚至将爱情和婚姻与写作对立起来。他认为婚姻是一个人的必须，但又害怕对方不理解自己的写作，他曾向好友布洛德抱怨说：“自己没有她（指女友）活不下去，但是有她也活不下去。”
　　荣格说，“唯有对孤独最具有感知的人才是现代人”，孤独是人类生命的一种特有的精神现象，也是一切艺术的母体之一。独立和自我意识造成了人的孤独，而孤独又造就了人的独创性。一般来说，孤独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外在的孤独。这是因为人际交往缺乏而引起的不愉快的情感体验，是表层的孤独感，比较容易得到有效的克服。第二是内在的孤独。这是个体心理严重失衡时的一种心理状态，一般难以通过后天的活动进行根本的改变，通常需要借助其他形式求得替代性和补偿性的满足。第三是超越的孤独。这是指因精神思想乃至行为方式超前而形成的孤独，这种孤独只属于少数人。卡夫卡无疑是孤独的。他笔下的人物无疑也都是孤独的，比如孑然一身的单身汉或不被人理解的艺术家，或者干脆就是一些有思考能力的动物。这些形象象征着孤独，而他的作品也是写给孤独者的。
　　事实上，他是在通过写作來探索生命的价值，传达对整个世界、整个人生的荒谬感的批判。西方文化的发展历史呈现不断毁灭又不断更新的形态，注重个体的冒险和开拓，讲求力量和智慧，具有人生批判精神和怀疑意识。这种文化特点决定了西方文学中忧患意识的生成。文学作品多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探究，在对人生和自我关系的探究中对人类自身前途命运表现出忧患的意识和终极性思考，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构筑面对人生痛苦的生命哲学。面对20世纪的种种社会现实，文学作品要表达的是对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生荒谬感的批判。在强大的工业机器轰鸣声中，卡夫卡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迫感，人成为机器的奴隶，成为文明的异化物，人不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卡夫卡的作品在描写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对立分裂时，呈现出心灵的倔强和绝望的姿态，带有强烈的人生痛苦感和绝望感。在小说《变形记》里卡夫卡写道：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在极为冷静的叙述中，卡夫卡却表达了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忧虑，对现代人生存环境哲学的思考。
　　二、卡夫卡作品的原型追踪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他的主人公生活在一个充满障碍和权威的世界，从早期作品中具体的父亲形象到中后期的象征体，比如《城堡》中的城堡、《诉讼》中的法庭等，这些都是父亲—权威的象征，他们决定着主人公的命运，主人公与他们之间无法接近和沟通。
　　不仅仅是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西方作品中有许多都存在父与子这一永恒的命题。这种俄狄浦斯情结其实在卡夫卡自身的生活当中是有迹可循的。许多研究卡夫卡的人也认为写作是卡夫卡对父亲的逃离。小时候的卡夫卡又瘦又弱，而父亲则是又高又壮，这使得卡夫卡自小就在父亲面前有严重的自卑心理，同时犹太教又极为推崇父权文化，于是父亲给卡夫卡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压抑感和恐惧感，进而成为一种对强权威严的体验。事实上，他的作品中的家就像一个竞技场，父子间似乎总是在角逐。《判决》中就因为父亲一时的愤懑判决，儿子便投河自尽。但是卡夫卡没有单纯写父子之间的权利之争，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太过平庸。相反，他让这场父子之争变成了单方独霸：父亲的老谋深算、自私自利与儿子的懵懂无知、倾情付出相对照，结果是后者甘愿退出，以死表白。《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甲虫，父亲对此怒不可遏，并向儿子投掷一个烂苹果，给儿子造成的致命伤害。格里高尔死之前的心理活动催人泪下。他只是“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家人，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呢……”在家人晚餐相聚时，“他可以躺在自己房间的暗处，家里人看不见他，他却可以看到三个人坐在点上灯的桌子旁边，可以听到他们的谈话……”如果说格里高尔对死亡逆来顺受，也不尽然。卡夫卡在作品中让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吓跑了公司的主任秘书，也让盛气凌人的父亲受到了羞辱。卡夫卡后期的作品中，父亲的意象大多借助变形的手法来加以表达，他不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一些集团势力或抽象的存在。《城堡》中的城堡就是一个抽象的存在物，背景年代语焉不详;《审判》中的法庭也是如此，没有法官和律师出场，却让无辜的K陷入了无法摆脱纠缠的境地。有人说他们代表着专制王朝，但其实说他们是父亲原形以及由此幻化出的上帝原型和国王原型的再现也未尝不可。
　　除了父亲这一命题，卡夫卡作品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寻求”。寻求也是一个古老的原型母题。如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班扬的《天路历程》都是寻求模式最经典的作品。从历史角度来看，文学作品中的寻求不外乎三种表现：一是追名逐利，二是探索命运，三是对成年仪式的表现。以《城堡》《美国》和《审判》为代表的长篇小说的基本情节模式就是主人公艰苦而漫长的追寻过程：《城堡》中的K在想方设法进入城堡，但这个城堡就是不愿意接纳他;《审判》中的主人公四处奔走，想找到所谓的法，但最后也无果;《美国》的主人公到美国后想要安家立业，为此历经种种，最后却成了一个流氓的情妇的仆人。
　　这些小说的共同之处在于：故事大多发生在似实非实的环境中，这些主人公都非常执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只不过他们不是主动地去寻找世界上的各种奇遇和考验，而是被迫接受一切强加给他们的东西。他们不是英雄人物，而是有着许多恐惧和孤独感的现代普通人。
　　三、结语
　　卡夫卡的生命之旅非常短暂，他只活了41岁。在他生活的时代，欧洲正经历巨大的变革，人们的思想面临着新的洗礼和挑战。于是，小说家们在面对这样多变和复杂的现实时，不得不采用具有暗示性的复杂形式，以便让语言适应自己的思想。他们不再关心小说是否反映了真实的生活，而是更关心叙事本身，小说也就因此成为作者个人精神世界的漫游。他们在自己的想象的世界中漂泊，而这种个人的漂泊和漫游使得每个作家都拥有了自己的风格。于是我们在阅读和理解现代主义小说时，开始从侧重小说内容转向侧重于形式，我们不仅想要了解小说家想表达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同时也想了解小说家是怎样表达世界的。卡夫卡用他荒诞的小说形式反抗着这个荒诞的世界，从而创造了自己的精神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