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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先生著《雪隐鹭鸶》，论说明代 “第一奇书 ”《金瓶梅》，开笔不涉风月，却借清河这一地名隐含的虚实真假，辗转写出了晚明一代特殊的政治经济形态。其中用意，是在延续从万历本序言作者欣欣子经张竹坡传至鲁迅的阐释传统：为《金瓶梅》洗脱 “淫书 ”恶名，将其定性为描摹世情而笔伐时弊的 “人情小说 ”。然而，与之前这些论者不同的是，格非并不仅仅止于将《金瓶梅》对时俗乱象的描写归于世风衰败、纲纪失常这样模式化、平面化的解释，而是努力再现了晚明时期发展迅猛的商品经济和物质生活，与之脱节的财政官僚管控制度以及明末思想界儒释互动的意识形态格局，将《金瓶梅》的出现放置在了一个立体的历史 —话语空间里。在这一论述框架下，耽于财色的西门庆显示出在这个历史关节点上能稍微逸出四民社会规制之外的 “经济人 ”、“城市人 ”和“法律人 ”的面目。他毫不遮掩地逐利享乐的心态显然完全背离了儒家修身齐家、经世治国的人格理想。在这样一个人物身上，以货币经济为基础的自我中心和个人主义已经隐约可见。
如果从这一论述基点来观察《金瓶梅》中颇有宣淫之嫌的直露的性描写，其实本可以掀去文中那些 “惩恶扬善、因果报应 ”之类道德说教的障眼帘幕，从小说作者对纵欲贪淫的恣意书写中摸索出这一文学文本建构情欲主体的话语机制。从国家层面施加的德治礼教作为个人道德主体性的询唤机制此时已全然失效，沦为道貌岸然的空壳；与之相应，长期被 “思无邪 ”的律令所规训和遮蔽的性欲便浮出文本叙事的地表，展露出喷涌四溢的蓬勃生机，俨然成为西门庆与潘金莲们所思所为的唯一驱动力，支撑了其生命主体亢奋不息的自我体验和自我确证。这种性欲的不断滋长繁衍与物质财富得以迅速积累的社会态势，亦官亦商的社会阶层的自我意识萌发环环相扣，互得彰扬。但另一方面，正是金钱、肉体与权势勾连细密的这一网络让这个欲望主体无法真正走向一种本性张扬与自为存在。网中人物在肉欲本能上的极度放纵始终与内在道德感的极度空缺、家国体制与人格结构的极度失衡互为表里。正由于晚明繁荣的商品经济终究不能突破既有文官体制与农业传统而塑造出新的伦理主体，看似能突破礼教法规和社会等级的 “性解放 ”，也只能是人心涣散无所依托的反转倒影而与个体自由毫无关系。西门庆纵欲致死的结局，其精心经营出的感官王国、淫乐世界的崩塌，固然可以看作释家色空之说的应验，但也足以说明在与伦常礼教对立的另一极并不存在一个新型个人的生长空间。不过，从小说诗学的层面来看，如此以性欲为中心的述人叙事在道德文章与志怪传奇之外确实另开辟出了一个文学天地，特定历史时空里 “社会人 ”的私欲体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文本表达，其中或可见出一种新的人性观照与文本快感。
然而，《金瓶梅》毕竟不是 “三言二拍 ”，其独特的魅力虽不能定于性事一端，却也不在与性事无关的世情、禅机与文字机关，而在世态、人情、性事的有机结合与互相牵动上。其文字处处关照的，正是道德操守被架空之际，以性事为关节点钩织的人际网络与权力关系。文中细致繁多而无所避讳的性描写本身已不在善恶真妄的载道框架里，而展露出文学 “窥淫 ”的功力：作者引领读者去看那些被遮蔽被禁忌的性，去观赏在性本能驱动下越界违禁的赤裸男女，也去目睹人心中藏着的情欲困兽如何在诸多姿势、体位、器物的反复刺激挑动中走向自我毁灭；这性能力的盛极而衰又与舞台外围的家财聚散、权位得失、人情温寒互成映照。在逞兴挑衅之外，别有冷峻在。由此，出现在第五回文末的诗句 “雪隐鹭鸶飞始见 ”，未尝不可解读为长久以来隐藏在重重文字禁讳之下的性，以格外飞扬跋扈的姿态登场，在此后九十五回中供人窥尽各种色相形容，由此牵出随私欲纵横而流转不息的人间悲喜。
实际上，小说文本内部对窥望房事有过多次直接描写。听淫声的和尚，窥房事的迎春，多次跟踪西门庆的潘金莲，张望陈、潘、庞私会的秋菊，他们对性的偷窥与读者对性描写的阅读构成了微妙对应，让读者在直观性事的同时又在这第三者身上看到了自身作为旁观者的镜像。（绣像本的许多插画更在视觉上强化了这一层重叠关系：画里行淫者被门窗所框住，窥淫者被画框所框住，画框外是观画人，既观人行淫，也观人窥淫。）正因为有了这一层兼顾文本内外的设置，《金瓶梅》对性的袒露，既曝光了明末具体社会时空中的人欲与世情，也流露出对文明社会中因压抑而愈发亢张的窥淫欲的嘲弄。这部所谓 “愤世 ”或“戒世 ”之书的作者可称狡黠，他将五百年来的读者，包括我们在内，都齐齐放置于窥望者的地位。这满纸色欲，可读作文学往事，却也可反照出书外世间人心深处的本我和对本我的徒劳隐藏。也正因为此，《金瓶梅》之横空出世，让中国特色的性书写有了穿越时空的吸引力和冲击力。
这吸引力和冲击力，毫无意外地抵达了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其中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欧洲的汉学家们。但他们对《金瓶梅》世界的阅读与窥望，更多一重东方想象的意味，也反映出另一性文化史的演进。一本完全不含怪、力、乱、神的世情小说，无疑为他们揭起了遥远异邦的神秘纱帐的一角，让他们可以窥见对他们来说格外本真的 “中国面目 ”。而另一方面，与这世态和人情不可割裂的性事细节，却又让他们在译介这部小说时颇多踌躇，因为他们也要忌惮欧洲社会的性禁忌和性道德。因此，他们置身于一个遭受窥望诱惑又唯恐暴露自己的尴尬地位。只有在欧洲的性话语逐渐在 “求知意志 ”（福柯语）的驱动和庇护下走出私人闺阁和忏悔密室，走向公共讨论和学术言说之后，《金瓶梅》全译本才应运而生，而这一过程跨度逾一百年。
第一次在欧洲知识界提及《金瓶梅》的也是欧洲第一个汉学系教授，时任法兰西学院中文兼鞑靼 —满语教授的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i）。在一八二二年的《中文语法要略》中他便将《金瓶梅》与《玉娇梨》、《好逑传》和《画图缘小传》并列为 “于风格上最可推重的小说 ”。他自己于一八二七年翻译出了《玉娇梨》，在译本序言中，他又一次提到了《金瓶梅》： “我还知道另一部小说，其中描述了身处市民生活种种境况中的一大批男男女女。如果将这部小说翻译出来，会让一切关于中国风俗的专著变得多余。但我必须说，这部小说中许多段落是无法以我们的语言再现出来的。”显然，雷慕沙深知《金瓶梅》作为世情小说的价值，却难以面对其中性事的直露，甚至不愿点明这 “不可译 ”的原由，因而实际上又将其遮蔽在讳莫若深的神秘面纱之下。 在雷慕沙之后，以英法汉学界为首，中国文学在欧洲的译介渐入佳境。各国汉学界与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也逐渐改观。雷慕沙自己的学生、德国汉学家海因里希 ·库尔茨（Heinrich Kurz）在一八三○年便已参照冯梦龙的说法，列出了 “四大奇书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一八五三年，以研究元杂剧出名的法国汉学家巴赞（Antoine Pierre Louis Bazin）终于将《金瓶梅》第一回，也即源出《水浒传》的一小部分，译成了法语，题为 “武松与金莲的故事 ”。不妨说，巴赞是将《金瓶梅》介绍成了武松外传，悄悄回避了它直书性事以讽世情的独特之处。而在莱茵河的另一边，
德国图林根州的贵族与业余语言学家汉斯 ·科农 ·封·加布伦兹（Hans Canon von der Gabelentz）则在一八六二至一八六九年私下将满语版《金瓶梅》译成了德语。但他也深知十九世纪中期的欧洲主流文化界对色情文学持有的贬斥态度，不敢将这个译本公开。他在一八六三年写给自己的儿子 ——日后成为德国一流汉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甲柏连孜（George von der Gabelentz）的信中抱怨说：“《金瓶梅》早该传入欧洲，如果不是异族夷人在美学和道德上的偏见从中作梗的话。就连我也只能极为谨慎地择要而译。”不过，加布伦兹的译本已经格外贴近满语原著，堪称十九世纪《金瓶梅》西传的一个奇迹。
随着十九世纪走向结束，整个欧洲关于性的话语体系出现了转变。正如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所描述的，医学、心理学和性学的勃兴改变了对性的言说方式，性事以科学之名进入公众集体观看的视域之内，并且得到了国家、法庭、医院等诸多社会机制的规制与传播。而这也影响了新一代欧洲汉学家对《金瓶梅》的传播与介绍。
他们不再如十九世纪初的前辈那样语焉不详或藏而不露，而是越来越大胆地透露这部小说的描写重点，虽然一开始仍然抱着道德批判的负面态度。有趣的是，他们往往会借用欧洲自己的情色文学含沙射影，曲言其事，无意中却沟通了由性事写世情的中西方文学传统。
学者威廉 ·弗德里卡 ·迈尔斯（William Frederick Mayers）长年任职英国驻华使馆，他早在自己发表于一八六七年的《中国小说集》中便用上了这一招：“如果说这部小说在风格上的纯粹可与意大利语中薄迦丘的故事集比肩，那么另一方面，薄迦丘笔法上的自由也与《金瓶梅》的不知名作者不相上下。”薄迦丘的《十日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讽世之作，对教会的虚伪性道德极尽嘲讽之能事。
迈尔斯正是借薄迦丘在性描写上的大胆直白来类比《金瓶梅》，从而暗示其同为 “色情小说 ”的性质。更为有趣的是由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系教授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于一九○一年发表的欧洲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对《金瓶梅》的介绍。翟理斯在称述了小说 “与北京方言相近的简单、平易的文风 ”之后，便“犹抱琵琶半遮面 ”地写道：“该书有一种卓尔不群的特色。许多词句都语带双关，其中一类涵义难入谦谦君子之耳。总体而言，这本书让人难堪，要翻译的话，唯有具备伯顿那样的神经才行。”虽然初看上去他和雷慕沙一样支支吾吾，不愿点明要义，但最后一句却是点睛之笔：他提到的这个伯顿应是英国探险家与翻译家理查德 ·弗兰西斯 ·伯顿（Richard Francis Burton），其享誉欧洲的译作除了《一千零一夜》之外还有一部印度《性经》。
柏林大学的威廉 ·格鲁伯（Wilhelm Grube）几乎在同一时间，在一九○二年也出版了一部足可代表当时德国汉学界最高成就的《中国文学史》。他在评说《金瓶梅》时显然大胆得多，而且将其与同时代的欧洲文学进行了对照 ：“小说在描述一个陷入道德堕落的最深泥沼的社会时，展示出了无情也无耻的现实主义，即使是我们现代文学中最极端的自然主义代表看了也不免要脸红。”这一时期，不少欧洲自然主义作家对堕落社会的逼真刻画也包含了直露的性描写。欧洲文艺界对性的表现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来自中国的性事描写正是在此环境下逐渐成为 “可说 ”、“可译 ”的了。格鲁伯最后的评价则再次强调了《金瓶梅》中性事与世态人情的密切关联：“不论如何，《金瓶梅》是社会风情史的记录，任何与中国文化状况打交道的人都不可将其忽视。”格鲁伯对《金瓶梅》的评价催生出了整个西方最流行的一个译本，这便是德国汉学家弗朗茨 ·库恩（Franz Kuhn）在一九三○年的德译本。在这一译本的后记中，库恩重复了格鲁伯的判断，称《金瓶梅》为“价值不可估量的时代与文化记录 ”，突出了它对明末世态人情的真实映现。实际上，库恩在柏林大学学习中文时的老师正是格鲁伯，他也亲耳听过格鲁伯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讲座。但库恩这个译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译本，绣像本一百回到了他手上缩减成了四十九回，但他并不是为了避讳而删去了性描写的段落，相反不少性描写得到了保留。
从格鲁伯评说《金瓶梅》到库恩译介《金瓶梅》，对其刻画中国社会世态风情的现实主义的强调可谓一脉相承。但这部长久以来被视作有违风纪而不可译的作品能在二十世纪初获准进入欧洲语言，欧洲人对中国性事的窥望冲动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二十世纪初以弗洛伊德等人为首掀起的对性心理的研究热潮让这种窥望具有了合法的名目。格鲁伯的另一个学生贝尔托尔特 ·劳菲（Berthold Laufer）在一九○八年撰文呼吁寻找并发表传说中的加布伦兹版全译本，声称：“我们迫切渴望这一译本的发表，这不仅是为了满语学习之需，也有助于了解中国性心理，而且也能从整体上促进这一最近几年尤为兴旺的重要科学领域的进步……《金瓶梅》无疑是从性心理方面对中国精神所做的独一无二、最为珍贵的记录。”劳菲对《金瓶梅》翻译的热情期许，已不再是因为它记录了世态人情，而是因为它能让欧洲人从性事之一孔得窥中国的世态人情。性作为心理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不再需要遮掩，不应再受到道德批判。劳菲继续写道：“这部小说和左拉或易卜生的任何作品一样都不是不道德的，也和它们一样都是出自大师手笔的一件艺术品。” 《金瓶梅》的第一个较完备的英语译本也正是在如此一种 “求知”精神和激赏态度的启发下完成的。艾支顿（Clement Egerton）在当时任职于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老舍的帮助下，耗时五年，最终于一九三九年出版了四卷本英译《金瓶梅》。在前言中，艾支顿直接引用了格鲁伯和劳菲对《金瓶梅》的评价，并承认自己正是在这些前辈的指点下，将这部小说认定为 “心理学和文化材料的矿藏 ”而有心开掘之。然而，他将书中直露的性描写都译为了拉丁语，颇显得欲盖弥彰，招致了他的同行和竞争者库恩的讥笑。但无论如何，他陈述的翻译经历仍然说明了盛极一时的心理学如何改变了欧洲对《金瓶梅》的接受场域，如何让人能以科学之名窥望异国性事。
而真正将《金瓶梅》的窥淫笔法丝毫不减地再现出来的，则是德国的阿尔图和奥托 ·奇巴特（Artur、Otto Kibat）两兄弟。他们合力完成了欧洲第一个真正的《金瓶梅》全译本，分五卷出版，另专有一卷为词汇注释。其中第一、二卷分别于一九二八和一九三二年出版，但在纳粹政权上台后遭禁。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两人克服了种种艰难，坚持译完了全书一百回。到一九六七年全五卷得以出版之际，两人已先后过世。奇巴特兄弟的译本紧扣原文，性事细节也无一遗漏。译者由此在文本与读者之间多层窥望的欲望结构里构成了关键一环，让作者数百年前经营出的一场情色狂欢及其承托的人生世相得以跨越历史、文化与语言的重重边界，激荡万里之外的 “文学窥淫者 ”的心旌。有感于此，奥地利汉学家埃尔文 ·扎赫（Erwin Zach）在一九二八年为这一译本第一卷所作的书评中再一次盛赞《金瓶梅》为“以性心理展露中国精神的最珍贵记录 ”。
《金瓶梅》西传在此达到了一个高峰。其后又有雷维安（André Lévy）在一九八五年出版法译本，美国汉学家芮校卫（David Tod Roy）则在二○一三年出全了他的五卷本英译本，它们与奇巴特兄弟的德译本构成鼎足之势，展示出《金瓶梅》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纪欧美知识界和文学界的一次次重生。
回顾这横跨三个世纪的西传历程，《金瓶梅》融世态、人情与性事为一炉的文学奇观随着欧洲性话语系统的变更而逐渐突破重围，获取关注与肯定，彰显其不同寻常的认知价值与文化意义。而借此反观我们自身对《金瓶梅》的品读体味，是否也让我们站到了另一幅画框前，窥见了自我与他者的对望，欲望与文学的共生？
如果从这一论述基点来观察《金瓶梅》中颇有宣淫之嫌的直露的性描写，其实本可以掀去文中那些 “惩恶扬善、因果报应 ”之类道德说教的障眼帘幕，从小说作者对纵欲贪淫的恣意书写中摸索出这一文学文本建构情欲主体的话语机制。从国家层面施加的德治礼教作为个人道德主体性的询唤机制此时已全然失效，沦为道貌岸然的空壳；与之相应，长期被 “思无邪 ”的律令所规训和遮蔽的性欲便浮出文本叙事的地表，展露出喷涌四溢的蓬勃生机，俨然成为西门庆与潘金莲们所思所为的唯一驱动力，支撑了其生命主体亢奋不息的自我体验和自我确证。这种性欲的不断滋长繁衍与物质财富得以迅速积累的社会态势，亦官亦商的社会阶层的自我意识萌发环环相扣，互得彰扬。但另一方面，正是金钱、肉体与权势勾连细密的这一网络让这个欲望主体无法真正走向一种本性张扬与自为存在。网中人物在肉欲本能上的极度放纵始终与内在道德感的极度空缺、家国体制与人格结构的极度失衡互为表里。正由于晚明繁荣的商品经济终究不能突破既有文官体制与农业传统而塑造出新的伦理主体，看似能突破礼教法规和社会等级的 “性解放 ”，也只能是人心涣散无所依托的反转倒影而与个体自由毫无关系。西门庆纵欲致死的结局，其精心经营出的感官王国、淫乐世界的崩塌，固然可以看作释家色空之说的应验，但也足以说明在与伦常礼教对立的另一极并不存在一个新型个人的生长空间。不过，从小说诗学的层面来看，如此以性欲为中心的述人叙事在道德文章与志怪传奇之外确实另开辟出了一个文学天地，特定历史时空里 “社会人 ”的私欲体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文本表达，其中或可见出一种新的人性观照与文本快感。
然而，《金瓶梅》毕竟不是 “三言二拍 ”，其独特的魅力虽不能定于性事一端，却也不在与性事无关的世情、禅机与文字机关，而在世态、人情、性事的有机结合与互相牵动上。其文字处处关照的，正是道德操守被架空之际，以性事为关节点钩织的人际网络与权力关系。文中细致繁多而无所避讳的性描写本身已不在善恶真妄的载道框架里，而展露出文学 “窥淫 ”的功力：作者引领读者去看那些被遮蔽被禁忌的性，去观赏在性本能驱动下越界违禁的赤裸男女，也去目睹人心中藏着的情欲困兽如何在诸多姿势、体位、器物的反复刺激挑动中走向自我毁灭；这性能力的盛极而衰又与舞台外围的家财聚散、权位得失、人情温寒互成映照。在逞兴挑衅之外，别有冷峻在。由此，出现在第五回文末的诗句 “雪隐鹭鸶飞始见 ”，未尝不可解读为长久以来隐藏在重重文字禁讳之下的性，以格外飞扬跋扈的姿态登场，在此后九十五回中供人窥尽各种色相形容，由此牵出随私欲纵横而流转不息的人间悲喜。
实际上，小说文本内部对窥望房事有过多次直接描写。听淫声的和尚，窥房事的迎春，多次跟踪西门庆的潘金莲，张望陈、潘、庞私会的秋菊，他们对性的偷窥与读者对性描写的阅读构成了微妙对应，让读者在直观性事的同时又在这第三者身上看到了自身作为旁观者的镜像。（绣像本的许多插画更在视觉上强化了这一层重叠关系：画里行淫者被门窗所框住，窥淫者被画框所框住，画框外是观画人，既观人行淫，也观人窥淫。）正因为有了这一层兼顾文本内外的设置，《金瓶梅》对性的袒露，既曝光了明末具体社会时空中的人欲与世情，也流露出对文明社会中因压抑而愈发亢张的窥淫欲的嘲弄。这部所谓 “愤世 ”或“戒世 ”之书的作者可称狡黠，他将五百年来的读者，包括我们在内，都齐齐放置于窥望者的地位。这满纸色欲，可读作文学往事，却也可反照出书外世间人心深处的本我和对本我的徒劳隐藏。也正因为此，《金瓶梅》之横空出世，让中国特色的性书写有了穿越时空的吸引力和冲击力。
这吸引力和冲击力，毫无意外地抵达了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其中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欧洲的汉学家们。但他们对《金瓶梅》世界的阅读与窥望，更多一重东方想象的意味，也反映出另一性文化史的演进。一本完全不含怪、力、乱、神的世情小说，无疑为他们揭起了遥远异邦的神秘纱帐的一角，让他们可以窥见对他们来说格外本真的 “中国面目 ”。而另一方面，与这世态和人情不可割裂的性事细节，却又让他们在译介这部小说时颇多踌躇，因为他们也要忌惮欧洲社会的性禁忌和性道德。因此，他们置身于一个遭受窥望诱惑又唯恐暴露自己的尴尬地位。只有在欧洲的性话语逐渐在 “求知意志 ”（福柯语）的驱动和庇护下走出私人闺阁和忏悔密室，走向公共讨论和学术言说之后，《金瓶梅》全译本才应运而生，而这一过程跨度逾一百年。
第一次在欧洲知识界提及《金瓶梅》的也是欧洲第一个汉学系教授，时任法兰西学院中文兼鞑靼 —满语教授的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i）。在一八二二年的《中文语法要略》中他便将《金瓶梅》与《玉娇梨》、《好逑传》和《画图缘小传》并列为 “于风格上最可推重的小说 ”。他自己于一八二七年翻译出了《玉娇梨》，在译本序言中，他又一次提到了《金瓶梅》： “我还知道另一部小说，其中描述了身处市民生活种种境况中的一大批男男女女。如果将这部小说翻译出来，会让一切关于中国风俗的专著变得多余。但我必须说，这部小说中许多段落是无法以我们的语言再现出来的。”显然，雷慕沙深知《金瓶梅》作为世情小说的价值，却难以面对其中性事的直露，甚至不愿点明这 “不可译 ”的原由，因而实际上又将其遮蔽在讳莫若深的神秘面纱之下。 在雷慕沙之后，以英法汉学界为首，中国文学在欧洲的译介渐入佳境。各国汉学界与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也逐渐改观。雷慕沙自己的学生、德国汉学家海因里希 ·库尔茨（Heinrich Kurz）在一八三○年便已参照冯梦龙的说法，列出了 “四大奇书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一八五三年，以研究元杂剧出名的法国汉学家巴赞（Antoine Pierre Louis Bazin）终于将《金瓶梅》第一回，也即源出《水浒传》的一小部分，译成了法语，题为 “武松与金莲的故事 ”。不妨说，巴赞是将《金瓶梅》介绍成了武松外传，悄悄回避了它直书性事以讽世情的独特之处。而在莱茵河的另一边，
德国图林根州的贵族与业余语言学家汉斯 ·科农 ·封·加布伦兹（Hans Canon von der Gabelentz）则在一八六二至一八六九年私下将满语版《金瓶梅》译成了德语。但他也深知十九世纪中期的欧洲主流文化界对色情文学持有的贬斥态度，不敢将这个译本公开。他在一八六三年写给自己的儿子 ——日后成为德国一流汉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甲柏连孜（George von der Gabelentz）的信中抱怨说：“《金瓶梅》早该传入欧洲，如果不是异族夷人在美学和道德上的偏见从中作梗的话。就连我也只能极为谨慎地择要而译。”不过，加布伦兹的译本已经格外贴近满语原著，堪称十九世纪《金瓶梅》西传的一个奇迹。
随着十九世纪走向结束，整个欧洲关于性的话语体系出现了转变。正如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所描述的，医学、心理学和性学的勃兴改变了对性的言说方式，性事以科学之名进入公众集体观看的视域之内，并且得到了国家、法庭、医院等诸多社会机制的规制与传播。而这也影响了新一代欧洲汉学家对《金瓶梅》的传播与介绍。
他们不再如十九世纪初的前辈那样语焉不详或藏而不露，而是越来越大胆地透露这部小说的描写重点，虽然一开始仍然抱着道德批判的负面态度。有趣的是，他们往往会借用欧洲自己的情色文学含沙射影，曲言其事，无意中却沟通了由性事写世情的中西方文学传统。
学者威廉 ·弗德里卡 ·迈尔斯（William Frederick Mayers）长年任职英国驻华使馆，他早在自己发表于一八六七年的《中国小说集》中便用上了这一招：“如果说这部小说在风格上的纯粹可与意大利语中薄迦丘的故事集比肩，那么另一方面，薄迦丘笔法上的自由也与《金瓶梅》的不知名作者不相上下。”薄迦丘的《十日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讽世之作，对教会的虚伪性道德极尽嘲讽之能事。
迈尔斯正是借薄迦丘在性描写上的大胆直白来类比《金瓶梅》，从而暗示其同为 “色情小说 ”的性质。更为有趣的是由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系教授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于一九○一年发表的欧洲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对《金瓶梅》的介绍。翟理斯在称述了小说 “与北京方言相近的简单、平易的文风 ”之后，便“犹抱琵琶半遮面 ”地写道：“该书有一种卓尔不群的特色。许多词句都语带双关，其中一类涵义难入谦谦君子之耳。总体而言，这本书让人难堪，要翻译的话，唯有具备伯顿那样的神经才行。”虽然初看上去他和雷慕沙一样支支吾吾，不愿点明要义，但最后一句却是点睛之笔：他提到的这个伯顿应是英国探险家与翻译家理查德 ·弗兰西斯 ·伯顿（Richard Francis Burton），其享誉欧洲的译作除了《一千零一夜》之外还有一部印度《性经》。
柏林大学的威廉 ·格鲁伯（Wilhelm Grube）几乎在同一时间，在一九○二年也出版了一部足可代表当时德国汉学界最高成就的《中国文学史》。他在评说《金瓶梅》时显然大胆得多，而且将其与同时代的欧洲文学进行了对照 ：“小说在描述一个陷入道德堕落的最深泥沼的社会时，展示出了无情也无耻的现实主义，即使是我们现代文学中最极端的自然主义代表看了也不免要脸红。”这一时期，不少欧洲自然主义作家对堕落社会的逼真刻画也包含了直露的性描写。欧洲文艺界对性的表现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来自中国的性事描写正是在此环境下逐渐成为 “可说 ”、“可译 ”的了。格鲁伯最后的评价则再次强调了《金瓶梅》中性事与世态人情的密切关联：“不论如何，《金瓶梅》是社会风情史的记录，任何与中国文化状况打交道的人都不可将其忽视。”格鲁伯对《金瓶梅》的评价催生出了整个西方最流行的一个译本，这便是德国汉学家弗朗茨 ·库恩（Franz Kuhn）在一九三○年的德译本。在这一译本的后记中，库恩重复了格鲁伯的判断，称《金瓶梅》为“价值不可估量的时代与文化记录 ”，突出了它对明末世态人情的真实映现。实际上，库恩在柏林大学学习中文时的老师正是格鲁伯，他也亲耳听过格鲁伯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讲座。但库恩这个译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全译本，绣像本一百回到了他手上缩减成了四十九回，但他并不是为了避讳而删去了性描写的段落，相反不少性描写得到了保留。
从格鲁伯评说《金瓶梅》到库恩译介《金瓶梅》，对其刻画中国社会世态风情的现实主义的强调可谓一脉相承。但这部长久以来被视作有违风纪而不可译的作品能在二十世纪初获准进入欧洲语言，欧洲人对中国性事的窥望冲动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二十世纪初以弗洛伊德等人为首掀起的对性心理的研究热潮让这种窥望具有了合法的名目。格鲁伯的另一个学生贝尔托尔特 ·劳菲（Berthold Laufer）在一九○八年撰文呼吁寻找并发表传说中的加布伦兹版全译本，声称：“我们迫切渴望这一译本的发表，这不仅是为了满语学习之需，也有助于了解中国性心理，而且也能从整体上促进这一最近几年尤为兴旺的重要科学领域的进步……《金瓶梅》无疑是从性心理方面对中国精神所做的独一无二、最为珍贵的记录。”劳菲对《金瓶梅》翻译的热情期许，已不再是因为它记录了世态人情，而是因为它能让欧洲人从性事之一孔得窥中国的世态人情。性作为心理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不再需要遮掩，不应再受到道德批判。劳菲继续写道：“这部小说和左拉或易卜生的任何作品一样都不是不道德的，也和它们一样都是出自大师手笔的一件艺术品。” 《金瓶梅》的第一个较完备的英语译本也正是在如此一种 “求知”精神和激赏态度的启发下完成的。艾支顿（Clement Egerton）在当时任职于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老舍的帮助下，耗时五年，最终于一九三九年出版了四卷本英译《金瓶梅》。在前言中，艾支顿直接引用了格鲁伯和劳菲对《金瓶梅》的评价，并承认自己正是在这些前辈的指点下，将这部小说认定为 “心理学和文化材料的矿藏 ”而有心开掘之。然而，他将书中直露的性描写都译为了拉丁语，颇显得欲盖弥彰，招致了他的同行和竞争者库恩的讥笑。但无论如何，他陈述的翻译经历仍然说明了盛极一时的心理学如何改变了欧洲对《金瓶梅》的接受场域，如何让人能以科学之名窥望异国性事。
而真正将《金瓶梅》的窥淫笔法丝毫不减地再现出来的，则是德国的阿尔图和奥托 ·奇巴特（Artur、Otto Kibat）两兄弟。他们合力完成了欧洲第一个真正的《金瓶梅》全译本，分五卷出版，另专有一卷为词汇注释。其中第一、二卷分别于一九二八和一九三二年出版，但在纳粹政权上台后遭禁。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两人克服了种种艰难，坚持译完了全书一百回。到一九六七年全五卷得以出版之际，两人已先后过世。奇巴特兄弟的译本紧扣原文，性事细节也无一遗漏。译者由此在文本与读者之间多层窥望的欲望结构里构成了关键一环，让作者数百年前经营出的一场情色狂欢及其承托的人生世相得以跨越历史、文化与语言的重重边界，激荡万里之外的 “文学窥淫者 ”的心旌。有感于此，奥地利汉学家埃尔文 ·扎赫（Erwin Zach）在一九二八年为这一译本第一卷所作的书评中再一次盛赞《金瓶梅》为“以性心理展露中国精神的最珍贵记录 ”。
《金瓶梅》西传在此达到了一个高峰。其后又有雷维安（André Lévy）在一九八五年出版法译本，美国汉学家芮校卫（David Tod Roy）则在二○一三年出全了他的五卷本英译本，它们与奇巴特兄弟的德译本构成鼎足之势，展示出《金瓶梅》在二十和二十一世纪欧美知识界和文学界的一次次重生。
回顾这横跨三个世纪的西传历程，《金瓶梅》融世态、人情与性事为一炉的文学奇观随着欧洲性话语系统的变更而逐渐突破重围，获取关注与肯定，彰显其不同寻常的认知价值与文化意义。而借此反观我们自身对《金瓶梅》的品读体味，是否也让我们站到了另一幅画框前，窥见了自我与他者的对望，欲望与文学的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