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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义和团运动，是从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运动转折的历史界标。义和团以其愚昧的壮烈和失败的惨烈，成为近代中国民众的民族抗争运动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历史转折。以“主权”为核心，以“争利权”为基本诉求的一系列民族抗争，构成1901以后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时代表征。而这一运动的历史起点则是义和团运动。而以“革命话语”为主导的“新的民族觉醒”的历史转折也始于庚辛之际的义和团运动。
[关键词]义和团，民族主义，时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交童编号]0457—6241(2011)02—0007—09
关于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可以有不同层面的认识，就现代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来说，它强调的是主权这一国际法的权利主体。对于民族的认同也就是对于这个民族的主权的认同，主权是民族认同的核心标志，也是民族认同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基础。这显然与基于“华夷之辨”的中国传统民族意识相去甚远。正是这种不同，区分了两种不同时代的民族主义特征。而正是义和团运动，成为从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运动转折的历史界标。
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时代特征
从社会运动层面而言，近代中国的民族抗争运动以1901年为分界，明确标示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体现出民族运动的两个不同的价值取向。即从鸦片战争时期三元里民众抗英活动开始，以及其后持续几年的反入城斗争；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持续不绝的反洋教运动一直到义和团运动，属于传统民族主义的社会运动。1901年后以“拒俄运动”“反美爱国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一系列前后相继的斗争，则属于具有近代民族主义特征的社会运动。
从表现形式上看，两大时代的民族主义运动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19世纪传统民族主义运动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历史的一致性，即从组织力量上看，无论是鸦片战争时三元里的社学还是义和团时期的“坛”“拳”等，都属于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机制。他们借以动员民众的手段是传统社会中的揭帖、告白、歌谣、俚语等具有隐秘性和隐喻性的载体。而20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无论是反美爱国运动，还是收回利权运动，其组织力量已是近代性的社团组织，如商会、学生会以及渗入其中的革命党人组织等等。新世纪民族运动的动员手段已经主要是报刊、电报、公告以及特刊，甚至还有各种公开的演讲、报告等，更多地表现为公共性、公开性的载体。
大规模民族抗争运动所依据的主要精神武器及其文化内涵，是我们判别其时代特征的主要依据。可以说，1901年后大规模民族抗争运动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武器发生了时代性变化，正是这种历史性变化决定了民族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其一，从“华夷”分辨向“主权”认同的转变。19世纪的民族抗争运动从三元里到义和团，民众动员的精神力量是“华夷之辨”。虽然鸦片战争后有列强割地赔款、通商谋利等一系列攫取利益的问题，但借以动员民众抗争的主要理由却不是民族利益本身，而是“夷性犬羊，难保不生事端”这种注重文化异同的成服远大于民族利益得失的，以文化认同为出发点的“华夷”观念。因此，从三元里斗争到反洋教乃至义和团运动，主要是从传统文化遗存中发掘着动员民众的思想武器，形成以“华夷之辨”，“人禽之辨”，“正邪之辨”的文化认同，来抵拒“西夷”的入侵。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其斗争具有反侵略的民族性价值，但民族利益的意向却被传统的文化认同严密地包裹着，并没有凸现为时代性价值。
20世纪勃兴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精神武器是立足于民族一国家的“主权”认同。这一时期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议题是“利权意识”，而所谓“利权”最终表达的是国家或民族利权。收回路矿权利运动显然并不仅仅着眼于经济利益的拷量，而是立足于民族一国家主权危亡的深层思虑。当时，动员民众起而奋争的立足点是“亡人国之法，计无巧妙于铁路者”的民族危亡意识。具体路权集中体现的是“国权”，即“故今欲言自立于强权之漩涡中，非先保其路权，以渐复其国家主权不可”。当时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直截了当地承认湖广铁路借款合同“乃举吾国之国权、路权，一畀之四国。而内乱外患不可思议之在祸，亦将缘此合同，循环发生”。“路权即国权”的认识构成了新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前提。
其二，从天朝话语向国家一民族话语转变。就世界秩序而言，鸦片战争后一再而起的民族抗争运动，始终坚持着传统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天朝”观念。“天朝”与“蛮夷”的对立构成绅民反抗外来侵略力量的天然道理。在《全粤义民申谕英夷告示》中，“天朝”一词的使用超过十处，并且是以“天朝”与“属国”的概念表达整个生存世界。这一观念从三元里斗争到反洋教一直延续到义和团运动。因而，19世纪一直延续于民族抗争运动中“恭维天朝大统，岂容裂土以与人”的“天朝”意识与20世纪收回利权运动中所揭示的“财产属于人民。人民属于国家，所有国有、民有者，为名义上之分别，而于事实上究不必强分离”的民族一国家观念有着天壤之别。正是这种巨大的差别，揭示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时代价值。
其二，从臣民话语向国民话语的转变。就民众自身称谓而言，在19世纪的告白、揭帖中更多地以“臣民”、“义民”，“子民”相称，这是与“天朝”相匹配的传统民族意识概念。然而，进入20世纪初年，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新世纪“国民”概念取代传统“臣民”概念的历史趋向。1902年《大公报》一篇《论演说》中说：“须知古今天下国民，从未有纯由书册报篇能使一律晓然于所当之危险，所短之知能，所可乘之事机与其所享之权利者。今欲作其上下之气，皋其通国之魂，则死文字断不及生语言感通之为最捷。此后起爱国之贤不可不讲演说之术。”《顺天时报》中更多地以“国民”“权利”话语取代了传统的“子民”“臣民”和“华夷”话语。“是以各强国之民族，人人有国家思想，有政法思想，有权利义务思想，其收效于演说者良多。而演说之关系于国家人民，非浅显也!”1905年，天津天齐庙宣讲所就附没一个门机构，向人民劝募“国民捐”。从社会舆论和民众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具有现代性的国民意识被普遍认同的程度。
民众运动层面上展示的民族主义的时代特征，与思想家学理层面上的民族主义的时代内涵存在着历史的一致性。梁启超在1901年10月发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褐橥了近代民族主义的时代特征。梁文提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梁氏同时指出，西方民族主义已发达数百年，当时已进人民族帝国主义时期，我中国人民正受此民族帝国主义侵害。故“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思想”或“公民权利”思想也构成梁启超近代理性的“民族主义”思 想体系中应有之义。“对梁来说，近代国民思想包含了公民权利。国民不再是传统制度下的臣民，他们是国家主权的主体。”此后，梁氏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又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为此后学者谈民族主义问题立一典范。梁启超于1902年2月至4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建设民族国家，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梁氏最早揭明此义，亦属可贵的贡献。此后梁氏之言论、活动均不脱建立民族国家，争取中华民族之国际地位这一总目标。
如果不是过分拘泥于细枝末节的历史表象，我们则可以从历史演变的大势中分辨出近代中国民众抗争运动所具有的时代性界标：无论从其组织形式还是精神内容来看，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显然是划分两大时代民族主义运动(即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分界。
二、从“华夷”冲突、反洋教到“灭洋”口号的历史演变
作为西方列强打开中国门户，同时也作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鸦片战争，实际上是从两个层面上进行的：其一是清王朝与英国在军事上、政治上的较量；其二是以民众为主体的体现为“华夷”对立的文化冲突。前者很快结束于《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之中。然而，以民众为主体的民族抗争运动，或作为“华夷”对立的文化层面上的较量却刚刚拉开序幕。
从三元里抗英斗争为开端，到广州民众持久的抵御英军入城的斗争，都是超越朝廷控制的大规模民众运动。我们没有理由否认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危始终是推动民众慷慨赴义的根本前提，“恭维天朝大统，岂容裂土以与人，而草野效忠，但知杀贼而报国。”但从当时士绅们动员民众的揭帖、檄文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来看，发生在广州滩头的以民众为主体的抗英斗争，显然还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而更多地表现为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华夷”观念。借以动员和组织民众的理由无疑是“华夷之辨”：
西南诸夷，亦莫不候风占月，输忱效顺。乃独英吉利者，其主忽女忽男，其人若禽若兽，凶残之性，甚于虎狼，贪黩之心，不殊蛇虺。惟蚕食夫南夷，辄夜郎以自大。
所谓“夷性犬羊，难保不生事端”，这是以文化为出发点，注重文化分辨成分远大于民族利益权衡成分的传统民族意识。“华夷未可杂居，人畜不堪并处”，以士绅为领导中心的民族运动，主要体现为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执拗的抗拒。这种冲突本身虽然也具有民族利益、爱国情感的理性因素，但它却被深深地包裹在“华夷之辨”的话语体系之中。
具有近代理性意义的民族主义及其运动，只有在彻底摒弃“华夷”观念的基础上得以形成。当然，这将是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此后，随着洋人足迹及其教会文化向内地的深入，这种民族抗争运动将以“反洋教”的形式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展开。
从1861年贵州青岩教案始，直到1900年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爆发，绵延40年的反泮洋教运动的具体致因各有不同：或因传教士“僭礼”乘轿，或因教民拒纳“赛神”钱粮，或因教堂“男女混杂”，或因教堂“迷拐”儿童……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不断反复的冲突中，文化层面上的对立和误解所引起的全民性仇教文化心理，将超越任何一次“教案”的具体诱因，而使得反洋教运动拥有极为广厚的文化背景。由士绅们精心制造的适合于民间传播的文字——歌谣、告白、揭帖等——通畅地向民众传递着他们的反教心声。无论是流布甚广的《辟邪纪实》《辟邪实录》，还是具有地域局限的揭帖口号，大体都是从传统文化遗存中发掘着召唤民众的思想力量。要而言之，这种思想力量可概括为三个方面：正邪之辨、人禽之辨和华夷之辨。
从近代早期发生在广州的民众抵御“英夷”的群体行为，到60年代后持续不绝的反洋教，脉系相连地从“华夷分辨”走向了普遍的“反洋教”；但是，义和团却将这一传统民族抗争运动推向了历史的顶点。义和团最具特色也最能揭示其斗争主题的口号是“灭洋”，即“灭洋教，杀洋人，我们不怕拿破仑”。无论是前期的“扶清灭洋”还是后期的“扫清灭洋”，对于义和团运动而言，其“灭洋”主题是始终不变的。这一口号历史地承接了“反洋教”的主旨，同时，又顺应时代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扩展了它的内容：
首先，“反洋教”口号直接针对的是“传教士”或“教民”，而无法包容其他具有侵略性质的对象。无疑，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整个民族危机的刺激，是近代中国社会反洋教大潮汹涌激荡的根本前提。不难理解，反洋教斗争本身也构成了中华民族反侵略的民族抗争运动的组织部分。但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究的问题在于，列强对华侵略最重要的是以“通商的开拓，乃当时列强共同的目标，影响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至深且巨”。而且，西方各国与其朝野舆论，对传教一事远不及对通商重视。但中国的士大夫和社会舆论却正好相反，对于传教的抵触远比较通商更为强烈：所谓，“通商罔利，情尚可容，邪说横行，神人共愤。”“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传教则并欲夺华人之心。”然而，义和团兴起之初就以“灭洋仇教”为宗旨，焚烧教堂、逐杀传教士和非法教民。随着义和团声势日益壮大，参加者的成分也越来越复杂，打击的对象也逐渐扩大，常以二毛子、三毛子称之一切与洋相关的人，以至于发展到“自洋人教士教民，以至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用洋货者，其间分别等差，共有十毛之目。”“十毛之人……必杀无赦。”而且“遇有紧衣窄袖以及平素所称洋务人员，必以刀刃相向”。因此，持续40年之久的反洋教运动在义和团推动下，扩展成为反抗一切与西方侵略势力相关者的运动(当然由此引发的问题及其历史局限性，当另论)。
其次，义和团运动把斗争的内容扩展到经济和社会层面，而不再局限于“洋教”的单一文化层面。从三元里的民众抗英斗争直到整个“反洋教”运动，底层民众的民族抗争运动的基本诉求，还局限于传统的民族文化认同方面，对于近代意义上民族主义的国家主权、民族一国家经济利益等问题少有涉及或未能明确提出。而义和团“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补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凡是与西方列强侵夺中国利益相关的事物，一概纳入义和团“灭洋”的斗争口号之内。虽然“灭洋”口号也并未明确揭示出反对列强经济侵略(即“通商”)的主旨，但它却包容了这方面的内容：“掀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大轮船。”如国外学者所揭示的，从义和团的“灭洋”到20世纪初年的“反美”，体现了中国民众对外观的变化，由此“民众不但脱离了传统的中华主义世界观，而且意味着形成了平等的国际关系观”。从义和团“最恶洋货”“必毁而后快”的“排外”，到“禁用美货”的“文明抵制”的历史转折，从“反洋教”到“灭洋”，即从无形 的精神文化层面扩展到有形的实体内容(掀铁道，拔电竿)，恰恰是通过义和团运动得以完成的。
其三，义和团的“灭洋”口号将持续既久的“反洋教”运动推向了暴力斗争形式。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反洋教”斗争此伏彼起层出不穷，虽然其间的冲突时而愤激、时而迟缓，并不时有毙命殴伤者，但一个“反洋教”的“反”字，却也大体标示这一运动并没有整体上走向有规模的暴力斗争。义和团兴起伊始即坚持“灭洋教，杀洋人，我们不怕拿破仑”，将“反洋教”运动导向暴力斗争阶段。“毁物杀人”是义和团“灭洋”口号的具体体现，凡“十毛之人，……必杀无赦”。即对于“平素所称洋务人员，必以刀刃相向”。
鸦片战争以来，从早期的三元里抗英斗争，到后来持续不绝的“反洋教”，直到义和团运动，都是在传统民族意识主导下的民族运动。其间的相互承接和步步递进，既反映着民族矛盾及其力量构成的历史变化，也揭示着民族意识内在发展演进的基本路向。义和团“灭洋”的口号及其实践，将传统文化框架内的民族主义运动推向了顶点；从而无论在抗争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使得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必须突破传统文化理念的制约，才能获得新的活力，并在新的历史阶段成为动员民众的时代旗帜。义和团以其愚昧的壮烈和结局的惨烈，成为近代中国民众的民族抗争运动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历史转折。
三、从“排外”到“争利权”
“列强雄雄来日方多，我国民无权利以抵抗之，地球狭小，其将何以托足耶!人民虽多，其将何以蕃生耶!今列陈权利之义，望我国民幸一察焉。”以“主权”为核心，以“争利权”为基本诉求的一系列民族抗争，构成1901以后近代民族主义的时代表征。而这一运动的历史起点则是义和团运动。
跨入20世纪后，骤然勃发的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并已经舍弃了传统的“华夷之辨”的文化理念，转而从现代性的民族主义理论体系中寻求符合自己时代的理论支撑。同时，新的民族抗争运动也直接从义和团运动中延伸和弘扬着属于自己时代的精神力量。这种必然的也是内在的历史关联至少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义和团的“排外”实践及其精神成为新的“主权观”和“争利权”诉求的历史起点。当“主权”观念成为重构民族主义运动的新的要素时，20世纪初年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不是简单地割断历史，将义和团的“排外”与“文明抵制”对立起来，而是在“排外”与“争利权”之间建构起历史的也是必然的联系。《中国旬报》(1900年12月26日)第33期的社论申明：“洪秀全之举义也，旗上大书曰‘官逼民变’；义和团之举事也，旗上大书曰‘扶清灭洋’，此皆为中国国民能知争权之显据。何也?盖洪秀全与本国争权，同义和团与外国争权，虽所争之事未尽合理，而争权之兆已隐伏于四百兆人之方寸之间矣。呜呼!今则义和团与各国争权，维新党与国内之君相争权，斯岂非中国自立之绝大起点，必发为自立自主自由之胚胎，而使支那大陆终成为一民主之大国也。”因此，“排外”与“争主权”、“保利权”是一脉相承的关系，“然卒能雪当年之耻辱，振帝国之主权者，无他，君臣上下励精图治，修明内政，整饬军备，虽无排外之形迹，实有排外之精神也。”20世纪之初的反美爱国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在斗争内容和方式上，与义和团相比具有明显的时代之别，但其“爱国思想”之本相未变，“近者美约之抵制，公堂之扰乱，南昌之暴动，层见迭出，纷纷不已……夫国民之排外举动实出于爱国思想，吾岂不崇拜而祷祀之……为今之计，保全利权之心，万不可无。”甚至，新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就是义和团“排外”主张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区别只是义和团“有形迹上之排外，无精神上之排外也。”因而，“当联络民气，共竭腕力，顺天之命，尽人之责，幸则杜绝列强，不幸亦振起国民排外之思想，此义和团之所由作也。所以，正是站在新时代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孙中山也给予义和团的“排外”斗争以高度评价：
然自卫其乡族，自保其身家，则必有出万死而不辞者矣。观于义和团民，以惑于莫须有之分割，致激成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已有视死如归以求俸中者矣。……然义和团仅直隶一隅之民也，若其举国一心，则又岂义和团之可比哉!自保身家之谋，则支那人同仇敌忾之气，当有不让于杜国(杜兰斯哇，今译德兰士瓦，在南部非洲)人民也。
事实上，在新兴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排外”主张已经被纳入或内化为近代民族主义，并将之提升为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民族抗争运动的诉求。因为“世界未臻大同，则不得不严国界。国界之观念明，则排外之现象起。古代欧陆列强，盛倡排异国的主义；今日美洲人民，盛倡排异种的主义。”“排外”运动是世界列强推行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独其宣教异国者，则以计外交之长算，便自国之隐谋，借口保护，以行侵略政策，一有衅端，即种种要挟，以为利焉。”“吾且亦非谓排外之心之可以消灭也。”因而，“排外”主义“虽未谐于人道之公谊”，却是新时代“而亦国民主义发达自然之结果出”的必然产物。难道面对列强肢解中国的现状，人们可以听任“若谓排外者非，则岂媚外者为是乎?夫群吾民而相率以媚外，即惟有蕺然驯伏，以为外人之顺民耳!宁非亡国之现象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纯的“仇教”才不是真正的“排外”，“吾今正告蜀人日：仇教者非排外也!”真正的“排外”“则当为实力的竞争，勿为虚气的暴动。从政治、教育、军事、实业各方面，着着进行；……不然，考中国权利，危亡殆尽。……外间大有人图侬，幸勿快心一逞，贻我河山羞也!”
客观历史进程表明，20世纪以抵制美约、收回利权为主体的民族主义运动，与义和团的“排外”运动既有着内在的历史关联，又显示着时代的超越和进步。“议抵制美约之事”，“国民当自保利权之说，至此遂遍于通国，延及于下流社会矣。夫以今日之局，较诸三年以前国家有大得失士夫皆熟视无睹时，岂不谓之大有进步?”“今之举国皆群言争公利之时，当再告之以排外之预备。盖‘预备’二字，为今古办事不二法门，而尤今日之急务也。试观吾人今日之所持以下外争衡者，初不越乎集会演说、罢市停工二途。”正如金希教提出的：“自义和团运动以后，中国民众已不再是单纯被动的群体，而是成为了具有民众民族主义和独立意识且保有自己的初步的近代文明世界相的民众群体，从而具备了克服瓜分危机的力量。”曾任驻华公使的田贝说过：抵抗外来侵略和资本浸透的民众反帝民族主义，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出现，至抵抗美货运动时期更加发展，并进一步发展为全中国人的反外势力感情，成为对抗外国人的有力武器”。
其次，义和团张扬的“民气”构成了锻造新时代“民族精神”的历史前提。“故言民族之精神，则以知民族之历史与其土地之关系为第一义，而后可以进而言生存竞争之理。”20世纪之初，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抗争运动，标举着“民族精神” 的时代旗帜，推动着传统民族抗争运动跃升到一个新的时代高度。这一历史性的跃升并不是一个概念或范畴的移借，而是根植于民族历史深层尤其是源于民族抗争斗争的“自然历史”的发展。
“民族精神”作为最具时代性又具凝聚力的一面旗帜，却是义和团运动的“民气”的发展和提升。所谓“则各国于此一役，知民气之不可侮”。面对20世纪之初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义和团的“民气”成为新时代民族抗争中凝聚民心、激励民力的精神财富。“今日之义和团，以赤拳锈刃，何以一勇至此哉?不过以目击德据山东苛虐苦楚之惨，不忍闻见……义和团亦如木石之电火，因击钻过力而起矣……如是，则我中国之民气，未尝泯然息没也……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矣!”“今虽败师逐北，溅血横尸，然其‘勇’之一字，未尝不轰全球人之耳，电全球人之目也……有此数功，则我国民精神可从此振刷矣。”虽然义和团运动中不乏后来“识者”经常所指斥的“迷信”、“愚昧”行为，但在20世纪之初的民族主义运动倡导者看来，义和团之兴乃完全出于民族危机激发而成的爱国精神：“熟察其所由来，以德人横于胶州，民不能忍，故以外界触起其士心，而敌忾之气乃驱此平素专事生产、重视身命之民人，相率赴于死地而不避轰轰烈烈，万人一致以冲突于硝烟弹雨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在以“民权”“主权”“国民”等新时代话语体系中，“出于爱国之心，忍之无可忍，故冒万死以一敌八”的义和团的“民气”，构成其当然的历史前提和精神资源。时论认为，一方面“义和团虽一败涂地……而亦为中国种无算之强根，播国民独立之种子……义和团之揭竿起也，虽未害其灭洋之目的，而亦开历史之辉光，倾此二百余年根深蒂固野蛮无纪之政府，灭此不可枚举尸位素餐冥顽不灵之满族，使非天假义和团之手，借联合军之力，而为我国民雪二百余年之深恨，茁固有民权之萌芽，曷克至此!”另一方面，义和团凝聚的“民气”当为国家独立、强盛的根基：“国者人民之聚合体也，民强斯国强，民弱斯国弱。善观其国者，不观其国势之强弱而观其民气之盛衰。”这种具有强烈“排外”主张的“民气”不仅不是与所谓“文明”“民族主义”相对立的东西，反而是新时代民族——国家赖以独立、强盛的重要力量，因为它揭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最根本的内核：“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具此精神，具此气魄，用文明排外之手段，则中国或庶几为中国人之中国乎?”所以，从义和团的“民气”到20世纪之初的“民族精神”的演变，也就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传统民族抗争运动向近代民族主义运动演变的历史轨迹。
第三，义和团运动也是20世纪“下层启蒙”运动的历史起点。清末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广泛展开，是从义和团之后开始的。根据李孝悌的统计，1900年到1911年间，共出版了111种白话报，“因其说理平浅，最易开下等人之知识，故民众从而效之者日众。”以至于“担夫走卒居然有坐阶石读报者”。这一普遍的“开民智”——即对于民众以新的理论、新的话语进行民族主义的动员的推力，也是源于义和团运动。“鸦片战争时，两广之书院、社学成为反西人之中心，社学中之士绅鼓励村中团练排外，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是一种基于传统组织机制形成的民族抗争运动体现为“绅民同构”模式。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义和团的兴起。直隶士绅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凭借自己在当地的威望，组织义和团。“各处拳党，尽有衣冠之族，殷实之家，杂乎其中。”“义和团的揭帖、歌谣、告示等大多出自他们之手……”同时，一方面这种传统组织机制和动员模式无法完成近代民族运动所应当担负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义和团本身呈现出来的愚昧无知和盲目排外，也成为新时代民族主义运动倡导者们必须面对的课题。“凡此愚民，其举动可哂，其残杀可恶，其热心则可嘉，而开其智以求得伸其民主之权，此又志兴中亚者所不容自己者也。”如何将以“绅民同构”的民族抗争模式转变为全民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对于民众的“社会启蒙”即“开民智”，无疑成为义和团失败后迫切的时代任务。容闳就提出：“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民气也……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因此，清末最后十年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最初和最主要的原动力是义和团运动所带来的刺激。”“大量的启蒙形式：像戏曲、阅报社、讲报、宣讲、演说乃至各种各样的汉字改革方案以及识字学堂等都在1901年以后大量出现。——理论加上实践，使得整个风潮成为一个自觉、绵续、有理念、有目的，而且有相当程度组织力的运动。”同时，它又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思想和社会运动——知识分子走向人民的‘民粹运动’(populist movement)——的源头。”就这一层意义来说，1900年代实在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新动向的起始……”
在思想启蒙方面，义和团之后“开民智”“新民德”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成为社会精英们的共识，由此导致1900年后中国社会风俗发生明显变化，讲求新学、新风的人逐渐增多。“庚子(1900)后粤中新学渐兴，汉民饱读书报译本，以提倡新学自任。某岁元旦尝大书门外长联曰：‘文明新世界，独立大精神。’见者多视为怪物。辛丑(1901)壬寅间女医士张竹君在河南南福医院开演说会，倡办育贤女学，为广东女学之先声。一时新学志士多奔走其门，隐然执新学界之牛耳。”梁启超也认为，新趋向的转变发生在庚辛之际：“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壬寅、癸卯(1902--1903年)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
义和团运动反推了“开民智”时代的到来。“在这样一个开民智的前提下”，不单单是“白话文因此有了长足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在民智既开的条件下，不仅使得民族抗争运动达成“一概排外者，此惩于媚外者之愤兵，非救亡存弱之通津也”的共识，而且也推动了全民动员的民族抗争运动的兴起，从而打破了传统的“绅民同构”抗争模式。义和团之后，即“国民当自保利权之说，至此遂遍于通国，延及于下流社会矣。无以今日之局，较诸三年以前国家有大得失土夫皆熟视无睹时，岂不谓之大有进步?”民族主义、爱国情操和休戚与共的同胞感情渐渐在一般人心中滋长。相继而起的抵制美货、争矿运动、收回利权等运动，新知识群体、传统绅士等知识精英，常常直接诉诸群众的力量的态度，既体现了“社会启蒙”的成功，也反映了当时“民间社会”势力的茁壮。
四、义和团与20世纪之初的“革命话语
1901年后，革命风潮骤起并相续不绝推演成为时代主潮，而“革命话语”不久即成为一个时代性话语。促成这一世纪性转折的因素固然复杂而多样，但义和团却无疑是最重要的直接致因。梁启超对此有深切的感受，他说19世纪和20世纪之 交是“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而1900至1901年间义和团的起落兴衰，则成为这一时代更嬗的界碑，因为正是“庚子辛丑之间，陈旧一面的解体，同时又促成了新的民族觉醒”，于是“自亡清义和团之变，而革命党始兴……”“革命在20世纪开始之后成为时代的主流则又是救亡所唤起的新的民族觉醒的结果。”而“新的民族觉醒”的历史转折则是义和团。
庚辛之际义和团标举的旗帜经历了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的转变。“扫清”之时义和团已败局既定，但相继而起的“排满革命”风潮却很快弥漫全国。就历史演进的线索而言，正是从“扫清”到“排满”历史性转变，为20世纪之初“革命”主流话语的形成搭建了一个历史的、也是逻辑的合理进程。迅速兴起的“革命话语”，不仅具有学理建构的合理性，而且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邹容在《革命军》中把革命分为“野蛮之革命”与“文明之革命”，义和团属于“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狙，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义和团、意大利之加波拿里，为国民增祸乱。”在此，义和团已被纳入“革命话语”之中，尽管是“野蛮之革命”。对此，陈天华给出了另一角度的解说：“这义和团心思是很好的，却有几件大大的不好处，不操切实本领，靠着那邪术，这邪术乃是小说中一段故事，哪里靠得住。……我们要杀洋人，当杀那些千军万马的洋人，不要杀那一二无用的洋人……义和团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弄出天大的祸来……”1903年《苏报》评论说：“革命之说，非自今日始。然从前持此议者三数人而已，近则其数渐多……是则主义革命者，必以其说为不可易矣。”因此，“庚子之变”不啻为事变，而实为一历史性转变，“庚子以后……鼓吹革命排满者日众，《译书汇编》《开智录》《国民报》缤纷并起，《湖北学生界》《新湖南》《湖北学生界》《江苏》等月刊继之。……上海书报案前后，已渐入于革命书报全盛时期矣。”
显然，义和团是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的关节点。在所谓“变其腕力之排外，为脑力之排外”的过程中，突出其“不可有排外之形迹，但当有排外之精神”。这一时代性转变，是通过义和团的历史而完成的。正如1903年的《觉报》所论，旧时代的攘夷民族主义实际是一种盲目的民族自大心理的体现，“自以为尊贵，而此外则目之为夷狄”，今日之民族主义“亦守文明国之民族主义，而不宜守吾旧日之攘夷主义”。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何以在20年代末的大革命时代，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一样，是有严重的革命意义。”诚如陈寅恪1932年所言：“今日神州之世局，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三十年前即指庚子辛丑间，为世纪之转折，也为20世纪“世局”之“成定”。“说义和团事件是个历史转折点或不为过”。芮玛丽也是从历史转折意义上给予义和团这样的评价：“历史上没有哪一年能像1900年对于中国那样具有分水岭般的决定性意义。”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如果现代化运动(或进程)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而且也应该包括精神层面的话，那么，近代民族主义(亦称为现代民族主义)也理所应当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由传统民族意识及其民族抗争运动向近代民族主义及其运动转变的历史进程，也当然地属于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或进程)中最基本的内容之一。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转折进程中，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必然的历史中介，是挽接传统民族抗争运动和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必然环节。准乎此，我们当然不能认同以所谓“现代化史观”将义和团运动排斥其外的立场，也无法认同将义和团与现代化简单对立的观点。因为，这种认识不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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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义和团，民族主义，时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交童编号]0457—6241(2011)02—0007—09
关于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可以有不同层面的认识，就现代性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来说，它强调的是主权这一国际法的权利主体。对于民族的认同也就是对于这个民族的主权的认同，主权是民族认同的核心标志，也是民族认同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基础。这显然与基于“华夷之辨”的中国传统民族意识相去甚远。正是这种不同，区分了两种不同时代的民族主义特征。而正是义和团运动，成为从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运动转折的历史界标。
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时代特征
从社会运动层面而言，近代中国的民族抗争运动以1901年为分界，明确标示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体现出民族运动的两个不同的价值取向。即从鸦片战争时期三元里民众抗英活动开始，以及其后持续几年的反入城斗争；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持续不绝的反洋教运动一直到义和团运动，属于传统民族主义的社会运动。1901年后以“拒俄运动”“反美爱国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一系列前后相继的斗争，则属于具有近代民族主义特征的社会运动。
从表现形式上看，两大时代的民族主义运动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19世纪传统民族主义运动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历史的一致性，即从组织力量上看，无论是鸦片战争时三元里的社学还是义和团时期的“坛”“拳”等，都属于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机制。他们借以动员民众的手段是传统社会中的揭帖、告白、歌谣、俚语等具有隐秘性和隐喻性的载体。而20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无论是反美爱国运动，还是收回利权运动，其组织力量已是近代性的社团组织，如商会、学生会以及渗入其中的革命党人组织等等。新世纪民族运动的动员手段已经主要是报刊、电报、公告以及特刊，甚至还有各种公开的演讲、报告等，更多地表现为公共性、公开性的载体。
大规模民族抗争运动所依据的主要精神武器及其文化内涵，是我们判别其时代特征的主要依据。可以说，1901年后大规模民族抗争运动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武器发生了时代性变化，正是这种历史性变化决定了民族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其一，从“华夷”分辨向“主权”认同的转变。19世纪的民族抗争运动从三元里到义和团，民众动员的精神力量是“华夷之辨”。虽然鸦片战争后有列强割地赔款、通商谋利等一系列攫取利益的问题，但借以动员民众抗争的主要理由却不是民族利益本身，而是“夷性犬羊，难保不生事端”这种注重文化异同的成服远大于民族利益得失的，以文化认同为出发点的“华夷”观念。因此，从三元里斗争到反洋教乃至义和团运动，主要是从传统文化遗存中发掘着动员民众的思想武器，形成以“华夷之辨”，“人禽之辨”，“正邪之辨”的文化认同，来抵拒“西夷”的入侵。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其斗争具有反侵略的民族性价值，但民族利益的意向却被传统的文化认同严密地包裹着，并没有凸现为时代性价值。
20世纪勃兴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精神武器是立足于民族一国家的“主权”认同。这一时期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议题是“利权意识”，而所谓“利权”最终表达的是国家或民族利权。收回路矿权利运动显然并不仅仅着眼于经济利益的拷量，而是立足于民族一国家主权危亡的深层思虑。当时，动员民众起而奋争的立足点是“亡人国之法，计无巧妙于铁路者”的民族危亡意识。具体路权集中体现的是“国权”，即“故今欲言自立于强权之漩涡中，非先保其路权，以渐复其国家主权不可”。当时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直截了当地承认湖广铁路借款合同“乃举吾国之国权、路权，一畀之四国。而内乱外患不可思议之在祸，亦将缘此合同，循环发生”。“路权即国权”的认识构成了新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前提。
其二，从天朝话语向国家一民族话语转变。就世界秩序而言，鸦片战争后一再而起的民族抗争运动，始终坚持着传统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天朝”观念。“天朝”与“蛮夷”的对立构成绅民反抗外来侵略力量的天然道理。在《全粤义民申谕英夷告示》中，“天朝”一词的使用超过十处，并且是以“天朝”与“属国”的概念表达整个生存世界。这一观念从三元里斗争到反洋教一直延续到义和团运动。因而，19世纪一直延续于民族抗争运动中“恭维天朝大统，岂容裂土以与人”的“天朝”意识与20世纪收回利权运动中所揭示的“财产属于人民。人民属于国家，所有国有、民有者，为名义上之分别，而于事实上究不必强分离”的民族一国家观念有着天壤之别。正是这种巨大的差别，揭示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时代价值。
其二，从臣民话语向国民话语的转变。就民众自身称谓而言，在19世纪的告白、揭帖中更多地以“臣民”、“义民”，“子民”相称，这是与“天朝”相匹配的传统民族意识概念。然而，进入20世纪初年，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新世纪“国民”概念取代传统“臣民”概念的历史趋向。1902年《大公报》一篇《论演说》中说：“须知古今天下国民，从未有纯由书册报篇能使一律晓然于所当之危险，所短之知能，所可乘之事机与其所享之权利者。今欲作其上下之气，皋其通国之魂，则死文字断不及生语言感通之为最捷。此后起爱国之贤不可不讲演说之术。”《顺天时报》中更多地以“国民”“权利”话语取代了传统的“子民”“臣民”和“华夷”话语。“是以各强国之民族，人人有国家思想，有政法思想，有权利义务思想，其收效于演说者良多。而演说之关系于国家人民，非浅显也!”1905年，天津天齐庙宣讲所就附没一个门机构，向人民劝募“国民捐”。从社会舆论和民众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具有现代性的国民意识被普遍认同的程度。
民众运动层面上展示的民族主义的时代特征，与思想家学理层面上的民族主义的时代内涵存在着历史的一致性。梁启超在1901年10月发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褐橥了近代民族主义的时代特征。梁文提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梁氏同时指出，西方民族主义已发达数百年，当时已进人民族帝国主义时期，我中国人民正受此民族帝国主义侵害。故“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思想”或“公民权利”思想也构成梁启超近代理性的“民族主义”思 想体系中应有之义。“对梁来说，近代国民思想包含了公民权利。国民不再是传统制度下的臣民，他们是国家主权的主体。”此后，梁氏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又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为此后学者谈民族主义问题立一典范。梁启超于1902年2月至4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建设民族国家，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梁氏最早揭明此义，亦属可贵的贡献。此后梁氏之言论、活动均不脱建立民族国家，争取中华民族之国际地位这一总目标。
如果不是过分拘泥于细枝末节的历史表象，我们则可以从历史演变的大势中分辨出近代中国民众抗争运动所具有的时代性界标：无论从其组织形式还是精神内容来看，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显然是划分两大时代民族主义运动(即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分界。
二、从“华夷”冲突、反洋教到“灭洋”口号的历史演变
作为西方列强打开中国门户，同时也作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鸦片战争，实际上是从两个层面上进行的：其一是清王朝与英国在军事上、政治上的较量；其二是以民众为主体的体现为“华夷”对立的文化冲突。前者很快结束于《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之中。然而，以民众为主体的民族抗争运动，或作为“华夷”对立的文化层面上的较量却刚刚拉开序幕。
从三元里抗英斗争为开端，到广州民众持久的抵御英军入城的斗争，都是超越朝廷控制的大规模民众运动。我们没有理由否认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危始终是推动民众慷慨赴义的根本前提，“恭维天朝大统，岂容裂土以与人，而草野效忠，但知杀贼而报国。”但从当时士绅们动员民众的揭帖、檄文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来看，发生在广州滩头的以民众为主体的抗英斗争，显然还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而更多地表现为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华夷”观念。借以动员和组织民众的理由无疑是“华夷之辨”：
西南诸夷，亦莫不候风占月，输忱效顺。乃独英吉利者，其主忽女忽男，其人若禽若兽，凶残之性，甚于虎狼，贪黩之心，不殊蛇虺。惟蚕食夫南夷，辄夜郎以自大。
所谓“夷性犬羊，难保不生事端”，这是以文化为出发点，注重文化分辨成分远大于民族利益权衡成分的传统民族意识。“华夷未可杂居，人畜不堪并处”，以士绅为领导中心的民族运动，主要体现为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执拗的抗拒。这种冲突本身虽然也具有民族利益、爱国情感的理性因素，但它却被深深地包裹在“华夷之辨”的话语体系之中。
具有近代理性意义的民族主义及其运动，只有在彻底摒弃“华夷”观念的基础上得以形成。当然，这将是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此后，随着洋人足迹及其教会文化向内地的深入，这种民族抗争运动将以“反洋教”的形式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展开。
从1861年贵州青岩教案始，直到1900年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爆发，绵延40年的反泮洋教运动的具体致因各有不同：或因传教士“僭礼”乘轿，或因教民拒纳“赛神”钱粮，或因教堂“男女混杂”，或因教堂“迷拐”儿童……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不断反复的冲突中，文化层面上的对立和误解所引起的全民性仇教文化心理，将超越任何一次“教案”的具体诱因，而使得反洋教运动拥有极为广厚的文化背景。由士绅们精心制造的适合于民间传播的文字——歌谣、告白、揭帖等——通畅地向民众传递着他们的反教心声。无论是流布甚广的《辟邪纪实》《辟邪实录》，还是具有地域局限的揭帖口号，大体都是从传统文化遗存中发掘着召唤民众的思想力量。要而言之，这种思想力量可概括为三个方面：正邪之辨、人禽之辨和华夷之辨。
从近代早期发生在广州的民众抵御“英夷”的群体行为，到60年代后持续不绝的反洋教，脉系相连地从“华夷分辨”走向了普遍的“反洋教”；但是，义和团却将这一传统民族抗争运动推向了历史的顶点。义和团最具特色也最能揭示其斗争主题的口号是“灭洋”，即“灭洋教，杀洋人，我们不怕拿破仑”。无论是前期的“扶清灭洋”还是后期的“扫清灭洋”，对于义和团运动而言，其“灭洋”主题是始终不变的。这一口号历史地承接了“反洋教”的主旨，同时，又顺应时代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扩展了它的内容：
首先，“反洋教”口号直接针对的是“传教士”或“教民”，而无法包容其他具有侵略性质的对象。无疑，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整个民族危机的刺激，是近代中国社会反洋教大潮汹涌激荡的根本前提。不难理解，反洋教斗争本身也构成了中华民族反侵略的民族抗争运动的组织部分。但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究的问题在于，列强对华侵略最重要的是以“通商的开拓，乃当时列强共同的目标，影响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至深且巨”。而且，西方各国与其朝野舆论，对传教一事远不及对通商重视。但中国的士大夫和社会舆论却正好相反，对于传教的抵触远比较通商更为强烈：所谓，“通商罔利，情尚可容，邪说横行，神人共愤。”“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传教则并欲夺华人之心。”然而，义和团兴起之初就以“灭洋仇教”为宗旨，焚烧教堂、逐杀传教士和非法教民。随着义和团声势日益壮大，参加者的成分也越来越复杂，打击的对象也逐渐扩大，常以二毛子、三毛子称之一切与洋相关的人，以至于发展到“自洋人教士教民，以至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用洋货者，其间分别等差，共有十毛之目。”“十毛之人……必杀无赦。”而且“遇有紧衣窄袖以及平素所称洋务人员，必以刀刃相向”。因此，持续40年之久的反洋教运动在义和团推动下，扩展成为反抗一切与西方侵略势力相关者的运动(当然由此引发的问题及其历史局限性，当另论)。
其次，义和团运动把斗争的内容扩展到经济和社会层面，而不再局限于“洋教”的单一文化层面。从三元里的民众抗英斗争直到整个“反洋教”运动，底层民众的民族抗争运动的基本诉求，还局限于传统的民族文化认同方面，对于近代意义上民族主义的国家主权、民族一国家经济利益等问题少有涉及或未能明确提出。而义和团“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杯，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补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凡是与西方列强侵夺中国利益相关的事物，一概纳入义和团“灭洋”的斗争口号之内。虽然“灭洋”口号也并未明确揭示出反对列强经济侵略(即“通商”)的主旨，但它却包容了这方面的内容：“掀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大轮船。”如国外学者所揭示的，从义和团的“灭洋”到20世纪初年的“反美”，体现了中国民众对外观的变化，由此“民众不但脱离了传统的中华主义世界观，而且意味着形成了平等的国际关系观”。从义和团“最恶洋货”“必毁而后快”的“排外”，到“禁用美货”的“文明抵制”的历史转折，从“反洋教”到“灭洋”，即从无形 的精神文化层面扩展到有形的实体内容(掀铁道，拔电竿)，恰恰是通过义和团运动得以完成的。
其三，义和团的“灭洋”口号将持续既久的“反洋教”运动推向了暴力斗争形式。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反洋教”斗争此伏彼起层出不穷，虽然其间的冲突时而愤激、时而迟缓，并不时有毙命殴伤者，但一个“反洋教”的“反”字，却也大体标示这一运动并没有整体上走向有规模的暴力斗争。义和团兴起伊始即坚持“灭洋教，杀洋人，我们不怕拿破仑”，将“反洋教”运动导向暴力斗争阶段。“毁物杀人”是义和团“灭洋”口号的具体体现，凡“十毛之人，……必杀无赦”。即对于“平素所称洋务人员，必以刀刃相向”。
鸦片战争以来，从早期的三元里抗英斗争，到后来持续不绝的“反洋教”，直到义和团运动，都是在传统民族意识主导下的民族运动。其间的相互承接和步步递进，既反映着民族矛盾及其力量构成的历史变化，也揭示着民族意识内在发展演进的基本路向。义和团“灭洋”的口号及其实践，将传统文化框架内的民族主义运动推向了顶点；从而无论在抗争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使得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必须突破传统文化理念的制约，才能获得新的活力，并在新的历史阶段成为动员民众的时代旗帜。义和团以其愚昧的壮烈和结局的惨烈，成为近代中国民众的民族抗争运动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历史转折。
三、从“排外”到“争利权”
“列强雄雄来日方多，我国民无权利以抵抗之，地球狭小，其将何以托足耶!人民虽多，其将何以蕃生耶!今列陈权利之义，望我国民幸一察焉。”以“主权”为核心，以“争利权”为基本诉求的一系列民族抗争，构成1901以后近代民族主义的时代表征。而这一运动的历史起点则是义和团运动。
跨入20世纪后，骤然勃发的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并已经舍弃了传统的“华夷之辨”的文化理念，转而从现代性的民族主义理论体系中寻求符合自己时代的理论支撑。同时，新的民族抗争运动也直接从义和团运动中延伸和弘扬着属于自己时代的精神力量。这种必然的也是内在的历史关联至少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义和团的“排外”实践及其精神成为新的“主权观”和“争利权”诉求的历史起点。当“主权”观念成为重构民族主义运动的新的要素时，20世纪初年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不是简单地割断历史，将义和团的“排外”与“文明抵制”对立起来，而是在“排外”与“争利权”之间建构起历史的也是必然的联系。《中国旬报》(1900年12月26日)第33期的社论申明：“洪秀全之举义也，旗上大书曰‘官逼民变’；义和团之举事也，旗上大书曰‘扶清灭洋’，此皆为中国国民能知争权之显据。何也?盖洪秀全与本国争权，同义和团与外国争权，虽所争之事未尽合理，而争权之兆已隐伏于四百兆人之方寸之间矣。呜呼!今则义和团与各国争权，维新党与国内之君相争权，斯岂非中国自立之绝大起点，必发为自立自主自由之胚胎，而使支那大陆终成为一民主之大国也。”因此，“排外”与“争主权”、“保利权”是一脉相承的关系，“然卒能雪当年之耻辱，振帝国之主权者，无他，君臣上下励精图治，修明内政，整饬军备，虽无排外之形迹，实有排外之精神也。”20世纪之初的反美爱国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在斗争内容和方式上，与义和团相比具有明显的时代之别，但其“爱国思想”之本相未变，“近者美约之抵制，公堂之扰乱，南昌之暴动，层见迭出，纷纷不已……夫国民之排外举动实出于爱国思想，吾岂不崇拜而祷祀之……为今之计，保全利权之心，万不可无。”甚至，新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就是义和团“排外”主张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区别只是义和团“有形迹上之排外，无精神上之排外也。”因而，“当联络民气，共竭腕力，顺天之命，尽人之责，幸则杜绝列强，不幸亦振起国民排外之思想，此义和团之所由作也。所以，正是站在新时代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孙中山也给予义和团的“排外”斗争以高度评价：
然自卫其乡族，自保其身家，则必有出万死而不辞者矣。观于义和团民，以惑于莫须有之分割，致激成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已有视死如归以求俸中者矣。……然义和团仅直隶一隅之民也，若其举国一心，则又岂义和团之可比哉!自保身家之谋，则支那人同仇敌忾之气，当有不让于杜国(杜兰斯哇，今译德兰士瓦，在南部非洲)人民也。
事实上，在新兴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排外”主张已经被纳入或内化为近代民族主义，并将之提升为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民族抗争运动的诉求。因为“世界未臻大同，则不得不严国界。国界之观念明，则排外之现象起。古代欧陆列强，盛倡排异国的主义；今日美洲人民，盛倡排异种的主义。”“排外”运动是世界列强推行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独其宣教异国者，则以计外交之长算，便自国之隐谋，借口保护，以行侵略政策，一有衅端，即种种要挟，以为利焉。”“吾且亦非谓排外之心之可以消灭也。”因而，“排外”主义“虽未谐于人道之公谊”，却是新时代“而亦国民主义发达自然之结果出”的必然产物。难道面对列强肢解中国的现状，人们可以听任“若谓排外者非，则岂媚外者为是乎?夫群吾民而相率以媚外，即惟有蕺然驯伏，以为外人之顺民耳!宁非亡国之现象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纯的“仇教”才不是真正的“排外”，“吾今正告蜀人日：仇教者非排外也!”真正的“排外”“则当为实力的竞争，勿为虚气的暴动。从政治、教育、军事、实业各方面，着着进行；……不然，考中国权利，危亡殆尽。……外间大有人图侬，幸勿快心一逞，贻我河山羞也!”
客观历史进程表明，20世纪以抵制美约、收回利权为主体的民族主义运动，与义和团的“排外”运动既有着内在的历史关联，又显示着时代的超越和进步。“议抵制美约之事”，“国民当自保利权之说，至此遂遍于通国，延及于下流社会矣。夫以今日之局，较诸三年以前国家有大得失士夫皆熟视无睹时，岂不谓之大有进步?”“今之举国皆群言争公利之时，当再告之以排外之预备。盖‘预备’二字，为今古办事不二法门，而尤今日之急务也。试观吾人今日之所持以下外争衡者，初不越乎集会演说、罢市停工二途。”正如金希教提出的：“自义和团运动以后，中国民众已不再是单纯被动的群体，而是成为了具有民众民族主义和独立意识且保有自己的初步的近代文明世界相的民众群体，从而具备了克服瓜分危机的力量。”曾任驻华公使的田贝说过：抵抗外来侵略和资本浸透的民众反帝民族主义，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出现，至抵抗美货运动时期更加发展，并进一步发展为全中国人的反外势力感情，成为对抗外国人的有力武器”。
其次，义和团张扬的“民气”构成了锻造新时代“民族精神”的历史前提。“故言民族之精神，则以知民族之历史与其土地之关系为第一义，而后可以进而言生存竞争之理。”20世纪之初，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抗争运动，标举着“民族精神” 的时代旗帜，推动着传统民族抗争运动跃升到一个新的时代高度。这一历史性的跃升并不是一个概念或范畴的移借，而是根植于民族历史深层尤其是源于民族抗争斗争的“自然历史”的发展。
“民族精神”作为最具时代性又具凝聚力的一面旗帜，却是义和团运动的“民气”的发展和提升。所谓“则各国于此一役，知民气之不可侮”。面对20世纪之初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义和团的“民气”成为新时代民族抗争中凝聚民心、激励民力的精神财富。“今日之义和团，以赤拳锈刃，何以一勇至此哉?不过以目击德据山东苛虐苦楚之惨，不忍闻见……义和团亦如木石之电火，因击钻过力而起矣……如是，则我中国之民气，未尝泯然息没也……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矣!”“今虽败师逐北，溅血横尸，然其‘勇’之一字，未尝不轰全球人之耳，电全球人之目也……有此数功，则我国民精神可从此振刷矣。”虽然义和团运动中不乏后来“识者”经常所指斥的“迷信”、“愚昧”行为，但在20世纪之初的民族主义运动倡导者看来，义和团之兴乃完全出于民族危机激发而成的爱国精神：“熟察其所由来，以德人横于胶州，民不能忍，故以外界触起其士心，而敌忾之气乃驱此平素专事生产、重视身命之民人，相率赴于死地而不避轰轰烈烈，万人一致以冲突于硝烟弹雨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在以“民权”“主权”“国民”等新时代话语体系中，“出于爱国之心，忍之无可忍，故冒万死以一敌八”的义和团的“民气”，构成其当然的历史前提和精神资源。时论认为，一方面“义和团虽一败涂地……而亦为中国种无算之强根，播国民独立之种子……义和团之揭竿起也，虽未害其灭洋之目的，而亦开历史之辉光，倾此二百余年根深蒂固野蛮无纪之政府，灭此不可枚举尸位素餐冥顽不灵之满族，使非天假义和团之手，借联合军之力，而为我国民雪二百余年之深恨，茁固有民权之萌芽，曷克至此!”另一方面，义和团凝聚的“民气”当为国家独立、强盛的根基：“国者人民之聚合体也，民强斯国强，民弱斯国弱。善观其国者，不观其国势之强弱而观其民气之盛衰。”这种具有强烈“排外”主张的“民气”不仅不是与所谓“文明”“民族主义”相对立的东西，反而是新时代民族——国家赖以独立、强盛的重要力量，因为它揭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最根本的内核：“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外人所得而干涉也。具此精神，具此气魄，用文明排外之手段，则中国或庶几为中国人之中国乎?”所以，从义和团的“民气”到20世纪之初的“民族精神”的演变，也就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传统民族抗争运动向近代民族主义运动演变的历史轨迹。
第三，义和团运动也是20世纪“下层启蒙”运动的历史起点。清末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广泛展开，是从义和团之后开始的。根据李孝悌的统计，1900年到1911年间，共出版了111种白话报，“因其说理平浅，最易开下等人之知识，故民众从而效之者日众。”以至于“担夫走卒居然有坐阶石读报者”。这一普遍的“开民智”——即对于民众以新的理论、新的话语进行民族主义的动员的推力，也是源于义和团运动。“鸦片战争时，两广之书院、社学成为反西人之中心，社学中之士绅鼓励村中团练排外，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是一种基于传统组织机制形成的民族抗争运动体现为“绅民同构”模式。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义和团的兴起。直隶士绅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凭借自己在当地的威望，组织义和团。“各处拳党，尽有衣冠之族，殷实之家，杂乎其中。”“义和团的揭帖、歌谣、告示等大多出自他们之手……”同时，一方面这种传统组织机制和动员模式无法完成近代民族运动所应当担负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义和团本身呈现出来的愚昧无知和盲目排外，也成为新时代民族主义运动倡导者们必须面对的课题。“凡此愚民，其举动可哂，其残杀可恶，其热心则可嘉，而开其智以求得伸其民主之权，此又志兴中亚者所不容自己者也。”如何将以“绅民同构”的民族抗争模式转变为全民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对于民众的“社会启蒙”即“开民智”，无疑成为义和团失败后迫切的时代任务。容闳就提出：“汝以义和团为乱民乎?此中国民气也……纳民气于正轨，此中国少年之责也。”因此，清末最后十年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最初和最主要的原动力是义和团运动所带来的刺激。”“大量的启蒙形式：像戏曲、阅报社、讲报、宣讲、演说乃至各种各样的汉字改革方案以及识字学堂等都在1901年以后大量出现。——理论加上实践，使得整个风潮成为一个自觉、绵续、有理念、有目的，而且有相当程度组织力的运动。”同时，它又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思想和社会运动——知识分子走向人民的‘民粹运动’(populist movement)——的源头。”就这一层意义来说，1900年代实在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新动向的起始……”
在思想启蒙方面，义和团之后“开民智”“新民德”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成为社会精英们的共识，由此导致1900年后中国社会风俗发生明显变化，讲求新学、新风的人逐渐增多。“庚子(1900)后粤中新学渐兴，汉民饱读书报译本，以提倡新学自任。某岁元旦尝大书门外长联曰：‘文明新世界，独立大精神。’见者多视为怪物。辛丑(1901)壬寅间女医士张竹君在河南南福医院开演说会，倡办育贤女学，为广东女学之先声。一时新学志士多奔走其门，隐然执新学界之牛耳。”梁启超也认为，新趋向的转变发生在庚辛之际：“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壬寅、癸卯(1902--1903年)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
义和团运动反推了“开民智”时代的到来。“在这样一个开民智的前提下”，不单单是“白话文因此有了长足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在民智既开的条件下，不仅使得民族抗争运动达成“一概排外者，此惩于媚外者之愤兵，非救亡存弱之通津也”的共识，而且也推动了全民动员的民族抗争运动的兴起，从而打破了传统的“绅民同构”抗争模式。义和团之后，即“国民当自保利权之说，至此遂遍于通国，延及于下流社会矣。无以今日之局，较诸三年以前国家有大得失土夫皆熟视无睹时，岂不谓之大有进步?”民族主义、爱国情操和休戚与共的同胞感情渐渐在一般人心中滋长。相继而起的抵制美货、争矿运动、收回利权等运动，新知识群体、传统绅士等知识精英，常常直接诉诸群众的力量的态度，既体现了“社会启蒙”的成功，也反映了当时“民间社会”势力的茁壮。
四、义和团与20世纪之初的“革命话语
1901年后，革命风潮骤起并相续不绝推演成为时代主潮，而“革命话语”不久即成为一个时代性话语。促成这一世纪性转折的因素固然复杂而多样，但义和团却无疑是最重要的直接致因。梁启超对此有深切的感受，他说19世纪和20世纪之 交是“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而1900至1901年间义和团的起落兴衰，则成为这一时代更嬗的界碑，因为正是“庚子辛丑之间，陈旧一面的解体，同时又促成了新的民族觉醒”，于是“自亡清义和团之变，而革命党始兴……”“革命在20世纪开始之后成为时代的主流则又是救亡所唤起的新的民族觉醒的结果。”而“新的民族觉醒”的历史转折则是义和团。
庚辛之际义和团标举的旗帜经历了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的转变。“扫清”之时义和团已败局既定，但相继而起的“排满革命”风潮却很快弥漫全国。就历史演进的线索而言，正是从“扫清”到“排满”历史性转变，为20世纪之初“革命”主流话语的形成搭建了一个历史的、也是逻辑的合理进程。迅速兴起的“革命话语”，不仅具有学理建构的合理性，而且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邹容在《革命军》中把革命分为“野蛮之革命”与“文明之革命”，义和团属于“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狙，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义和团、意大利之加波拿里，为国民增祸乱。”在此，义和团已被纳入“革命话语”之中，尽管是“野蛮之革命”。对此，陈天华给出了另一角度的解说：“这义和团心思是很好的，却有几件大大的不好处，不操切实本领，靠着那邪术，这邪术乃是小说中一段故事，哪里靠得住。……我们要杀洋人，当杀那些千军万马的洋人，不要杀那一二无用的洋人……义和团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弄出天大的祸来……”1903年《苏报》评论说：“革命之说，非自今日始。然从前持此议者三数人而已，近则其数渐多……是则主义革命者，必以其说为不可易矣。”因此，“庚子之变”不啻为事变，而实为一历史性转变，“庚子以后……鼓吹革命排满者日众，《译书汇编》《开智录》《国民报》缤纷并起，《湖北学生界》《新湖南》《湖北学生界》《江苏》等月刊继之。……上海书报案前后，已渐入于革命书报全盛时期矣。”
显然，义和团是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的关节点。在所谓“变其腕力之排外，为脑力之排外”的过程中，突出其“不可有排外之形迹，但当有排外之精神”。这一时代性转变，是通过义和团的历史而完成的。正如1903年的《觉报》所论，旧时代的攘夷民族主义实际是一种盲目的民族自大心理的体现，“自以为尊贵，而此外则目之为夷狄”，今日之民族主义“亦守文明国之民族主义，而不宜守吾旧日之攘夷主义”。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何以在20年代末的大革命时代，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一样，是有严重的革命意义。”诚如陈寅恪1932年所言：“今日神州之世局，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三十年前即指庚子辛丑间，为世纪之转折，也为20世纪“世局”之“成定”。“说义和团事件是个历史转折点或不为过”。芮玛丽也是从历史转折意义上给予义和团这样的评价：“历史上没有哪一年能像1900年对于中国那样具有分水岭般的决定性意义。”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如果现代化运动(或进程)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而且也应该包括精神层面的话，那么，近代民族主义(亦称为现代民族主义)也理所应当是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由传统民族意识及其民族抗争运动向近代民族主义及其运动转变的历史进程，也当然地属于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或进程)中最基本的内容之一。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转折进程中，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必然的历史中介，是挽接传统民族抗争运动和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必然环节。准乎此，我们当然不能认同以所谓“现代化史观”将义和团运动排斥其外的立场，也无法认同将义和团与现代化简单对立的观点。因为，这种认识不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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