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成為她的邻居、朋友或同事，多半会觉得舒服、暖心，这个女人行事得体，没有心机，懂得推己及人，也不会高高在上，在交往半径中一直没违背自己的准则：做一个不讨厌的人。然而，在公众视野里，她总是被一些争议纠缠着，而且恰恰还与道德有关。
　　前不久，当年红极一时的央视主持“一姐”重新回到熟悉的位置，新节目《等着我》不想去刻意迎合市场趣味，但也小心翼翼地确立风格，不想被“煽情”一类的评语包围。倪萍本人也做着同样的风格微调。
　　从方头方脑的匣子到宽且扁平的液晶，电视机不断演进，里面的倪萍的形象也不断被定义。1990年代初，倪萍出现在《综艺大观》，观众蓦然发现，呀，央视传统的播音腔如此不堪，主持人还能这样做。凭借与观众的亲近感及真性情的流露，倪萍赢得了巨大的声望，但是不可避免地，她也在央视这个庞大体系内被修正、被模式化。倪萍的节目里，嘉宾或她自己的泪腺每每决堤，对于电视中的催泪弹，许多人缴械，也有许多人发出抗议之声，且后者越来越强势。
　　在一个人人谈论道德危机的年代，假如对他人命运表现出过度敏感与关切，承受“煽情”的责难似乎并不意外，而“煽情”的语义所指，是更严重的一个词：伪善。
　　自认为本色主持的倪萍疑惑了，这种认知错位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在节目里，在现实中，倪萍与人交流带有北方传统社会的风格，恨不能一上来就拉着你的手，嘘寒问暖，像母亲、姐姐或女儿，现代城市青年显然不习惯这种亲热劲儿，他们本能地要把手向后缩——谁要跟一个陌生人这么亲近啊？同样近乎本能地，他们也对主持人带给自己的“感动”有所拒斥。
　　命运的吊诡之处在于，倪萍因为“说人话”让人眼前一亮，而她的“煽情”风格受到质疑，也包含“请说人话”的提醒。“人话”标准的变迁，有着耐人寻味的时代更迭的密码。
　　倪萍不解，现在的一些综艺节目，也看得到许多对“泪点”、“动情点”的幕后操控痕迹，难道不是煽情？为什么还火得一塌糊涂？
　　倪萍来自乡土，来自儒家文化的原乡，正如另一位屏幕大姐敬一丹所言，倪萍带有一种中国式的道德感。在与本刊的深度对话中不难发现，倪萍代表着一种传统的“善”的形象，它在央视这个被无限放大的舞台接受公众审视，并随着社会的多元而折射出更丰富的光谱。
　　倪萍对“善良”有着简朴的理解方式，它确实发诸本性，不过深究下去，其中也有自我蒙蔽之嫌，她信奉“公共场合就是要说鼓舞人心的话”，无原则地一味强调“正能量”，她展示对苦难人群的关切，但甚少过问苦难的根源。
　　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强调隐忍，对于公众人物来说，它未必总代表美德。倪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遭遇新一轮的质疑，被认为不发声，不作为，这也符合倪萍的一贯作风——把对体制与集体意志的服从视为美德。
　　毫无疑问，倪萍符合传统价值体系的好人标准，她的亲和力、善良与真纯足以泽被周围的人，受益者之多，足够住满一座村庄，但是当她作为知名人物登场，公众希望她的美德可以释放更大的影响力，不管这算不算一种苛求，都是“好人倪萍”无法承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