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酒救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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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欧美各地的超市货架上都被洗劫一空,而除了卫生纸和食品之外,就连免洗洗手液都成了抢手货。
  为了弥补免洗洗手液需求的巨大缺口,一些酒厂站了出来。众所周知70%酒精度以上的酒精能够有效抵御新型冠状病毒,而这些酒厂纷纷把蒸馏出来的好酒做成免洗洗手液或者消毒用酒精,提供给民众,以解燃眉之急。

不要把朗姆酒洗手液喝掉


  英国伦敦的58 Gin金酒厂,将每年的酒厂游项目取消,将部分产能转向为附近的伦敦居民提供自己生产的免洗洗手液,据说香气还挺不错的。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建议免洗洗手液的酒精度最好在80%以上,而印第安纳州的Cardinal酒厂积极响应此号召推出了酒精度80度的免洗洗手液,提供给当地救护人员使用。
  苏格兰Deeside酒厂,也是生产全世界酒精度最高金酒(酒精度高达87%)的酒厂,如此高的酒精度完美符合了免洗洗手液的消毒要求,由此酒厂紧急生产了4000瓶提供给附近的银行和学校使用。
  加州的Prohibition Spirits酒厂还推出了三款鸡尾酒味的免洗洗手液,分别是青柠玛格丽特、古典鸡尾酒和椰林飘香,据说洗完手之后手变得更香了。
  华盛顿的一位调酒师同时经营着一间微型蒸馏厂,华盛顿进入紧急状态之后,他把椰子油、茶树还有自己蒸馏的朗姆酒做成了一款免洗洗手液,由于闻上去实在太诱人,他会提醒购买者:“虽然这瓶洗手液是可食用级别的,但请还是用来消毒比较好,别当酒喝!”

为抗战造燃料


  其实,酒厂“救国”早有先例。酒厂是酒精的生产源头,如果加大蒸馏次数,酒厂很容易就能产出浓度超过95%的优质食用酒精。酒精除了稀释调和成烈酒之外,在国防化工、医疗卫生、食品加工、工农业生产等各个领域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退到重庆,西南地区成为抗战大本营。那个时期,沿海地区被日军占领,物资调配全靠公路远距离运输,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缅甸被日军侵占,滇缅公路切断,再加上当时中国并没有成规模的油田,于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抗战后方的燃料问题十分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酒精就成了抗战时期的重要军需物资。酒精是高效的生物燃料,在整个同盟国阵营里都有使用,中国也不例外。
  一吨酒精能够代替0.65吨汽油,而稻米、小麦、玉米、高粱等粮食都可以用于酿酒,再加以提炼便可以得到90%以上高纯度的酒精,是当时条件下比较理想的汽油替代品。
  于是,西南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甘肃以及那个年代特有的西康省(现在的雅安、西昌、甘孜、凉山州等地),酿酒工业纷纷高速发展,仅四川地区的酒精产量,在1942年就创了800万加仑的记录,为抗战输出燃料,保障交通运输。1949年后,这些保障后方的酒厂纷纷被国家收编,改制成为我们熟悉的茅台、泸州老窖、五粮液……

外汇与物资


  二战初期,威士忌作为英国的重要出口商品,依旧在可流通的范围内出口售卖。像美国这样未参战的国家,往往通过购买物资的方式来支持同盟国的事业,比如美国著名烈酒公司Schenley,就一直大批量进口苏格兰威士忌在美国市场销售。
  当时,虽然威士忌大规模减产,但是麦卡伦、帝王这些坚持生产的酒厂,依旧为英国撑起了数额不菲的外汇储备。
  随着战事进一步加剧,苏格兰酒厂从对外销售转为为后方生产,酒厂出产的酒精开始直供国家,为前方战线提供物资保障。
  二战时期,美国波本威士忌行业同样被政府直接接管。一方面,大量小酒厂被关闭,以保证后方粮食供应充足;另一方面,大酒厂生产的酒精直供前线,美国参战总共使用了17亿加仑酒精,其中44%都是由各大波本酒厂生产出来的。
  酒精的持续供给,给战争时期的同盟国带来了充足的物资保障,生产弹药需要酒精,更重要的是,合成橡胶也需要酒精——彼时,日本切断了南太平洋天然橡胶的供给,而利用酒精制成的合成橡胶,让盟军的车轮滚滚向前。
  (摘自《作家文摘》)

道理最大


  ◇ 且 庵
  《梦溪笔谈》中记有一事:“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这里的太祖皇帝是赵匡胤,赵普就是那个“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当时的宰相。
  一问一答间,君臣二人都蛮叫人佩服的。当着皇帝的面,被皇帝一再追问,赵普就是不肯说皇帝最大,倒有几两骨头。听了赵普的回答,赵匡胤没有不快活,反而连连叫好,说明他肚量也不小。君临天下为皇帝,知道天下是道理最大,也知道自己这个皇帝没有道理大,这样的皇帝其实也蛮大的。相反,以为天下唯朕最大,朕比道理大,或者朕就是道理,这样的皇帝就很小了,天下会看他很小,历史会看他很小。
  我忽然想起老舍《茶馆》里常四爷的一句话:“咱们老百姓盼啊,盼啊,就盼着谁都讲理!”谁都能和我们老百姓讲理,一个社会上上下下都讲理,多好呢。天下人心,其实也只服一个理,不服其他。
  (摘自《羊城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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