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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昭明文选》在中国古代骈文与散文的分离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沈思翰藻”说为骈文奠定了文坛的正宗地位。《文选》的选录标准与后世的骈散之争有重大干系，特别是持骈文正宗论的学者，纷纷通过对《文选》选录标准的辨析，从而确认骈文的地位。本文以骈散之争的历史眼光，梳理阮元、刘师培、章太炎等学者对《文选》选录标准的论证，并探讨了《文选》的选录标准及这种论证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骈散之争 《昭明文选》 选录标准
一
《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文学总集，选录了自周代至六朝梁代七百余年间130位知名作者的700余篇作品，怎样从浩瀚的文章中“略其芜秽，集其清英”，选择出这些文学作品呢？这就关系到《文选》的选录标准问题。《文选》的标准，是由萧统的文学观决定，还是由总集的体例决定？萧统对“文”的定义是怎样的？他的文学观是如何影响到《文选》的选录？怎样解释《文选序》的选录标准与《文选》实际选择不一致的问题？以上关于《文选》选录标准的讨论是非常复杂的。应该看到的是，作为一部在中国古代影响深远的文学作品选，《文选》对文学的定义和判断标准，与后世文学史中的骈散之争密切相关。通过对《文选》选录标准的辨析，学者们有的希望重建骈文正宗说，有的试图推翻骈文在文坛中的权威地位。关于《文选》选录标准的论证，在骈散之争的历史环境中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在此具体探讨这个话题。
二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发现骈文和散文经常处于此消彼长、互相压抑的关系中。“上古文字，兼有奇偶的美趣，并无骈散的歧视”。例如骈文的坚决拥护者阮元的《文韵说》，就对《诗经》的诗序评价说：“子夏此序，文选引之，亦因其有抑扬咏叹声音，且多偶语也。”再如《左传》、《礼记》、《道德经》中，虽然是散文的写法，但均多用韵比偶之词，可见当时还没有骈散分离的文体意识。两汉时期，骈散已有分离的迹象。魏晋六朝时期，随着“文”“笔”之说的盛行和对文学形式美的重视，骈散的分离变得明晰起来。《文心雕龙·总术》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时的文笔之分只重形式上的分别，后期就开始注意文笔性质的差异，以萧绎《金楼子·立言》篇为代表，它指出以情灵摇荡流连哀思者为文，善为章奏善缉流略之流为笔。综合起来看，六朝时期对文笔的区分，实际上开启了骈文和散文的分离。有韵的、文辞优美的、能给人带来情感满足的作品，被纳入“文”的行列，可以看作是对骈文的要求；无韵的、思想性较强、教化读者影响时政的作品，被称为“笔”，可以算作是对散文的要求。
萧统《文选》在骈散分离的过程上起了重要的作用。《文选》遵循总集的体例，以集部作品为编选范围，并以“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来选录作品。因此基本摒除散文的部分，主要选录骈文的作品进入《文选》。从此奠定了六朝以后文人对于“文”的狭隘观念，自六朝至隋，骈文始终被视为文坛正宗。但经过长时间的盛行，骈文的弊病逐渐暴露了出来，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了第一次古文运动，以单行的文体、极力模古的文章，为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宋代文人推崇韩愈的文章，苏轼曾赞道：“文起八代之衰。”北宋第二次古文运动开展以后，骈文势力趋衰。宋、元、明时期，散文独霸文坛。清代承继几千年文学的余绪，骈散文都迎来自己的盛世，在文坛上交相辉映，成为文体演变史中的奇观。同时，随之而来的是关于骈文与散文正统地位的争论。
三
清代后期至民国初年的骈散之争，演化成桐城派与文选派的一场论证。桐城派以方苞、姚永朴、姚永概兄弟为代表，强调文道合一，推崇程朱理学，以散文为文体正宗。文选派以扬州阮元、刘师培为代表，研习《文选》，在文学特质论上认同俪词韵语，以骈文为文体正宗。文选派在为骈文正本清源的过程中，离不开对《文选》选录标准的辨析。代表人物是阮元，他主张“文”即是用韵比偶，这一观点有两大理论支柱：一是他所谓的“沈思翰藻”说；二是《文韵说》。将“沈思翰藻”作为《文选》的选文标准，是阮元的创见。他着重解释了“翰藻”的含义，以此来论证骈文的合法性。
首先，他为“沈思翰藻”找到了古代的依据。这一依据是孔子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对文的重视显然是对文采的肯定。“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八，韵语凡三十有五”，这里可以看出既然孔子认为“奇偶相生、音韵相和”之文才是“文”之“正体”，那么《文选》对“文”的要求也应该是“奇偶相生、音韵相和”，这是阮元对“沈思翰藻”的理解，也是对骈文标准的阐释。其次，解释《文选》选入没有押韵脚的文章的原因。阮元在《文言说》、《文韵说》中进行了补充说明。既然“沈思翰藻”的内容是用韵比偶，那么怎样来解释《文选》所选入的没有押韵脚的文章呢？阮元解释道：“古人所言之宫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即用韵不单是指押韵，而且指文中的声律。因此，阮元得出《文选》所选之文均是“用韵比偶”之文，而文选派由此便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
当然阮元的论证是有问题的。他没有对“沈思”作出解释，对“翰藻”的论证也缺乏依据。《文选》的选录标准没有那么狭隘，《文选序》对诗的辨析选用了《毛诗序》的定义，这说明它看重雅正的风范，对形式华丽内容轻浮的作品不予选录，对优秀的散文作品也有所取录。但对于正在迫切致力于确立骈文正统地位的阮元来说，这已经不在他的论述范围之内了。“沈思翰藻”说的用意是与推崇古文的桐城派争夺文章正统。他通过对“沈思翰藻”的选文标准进行发挥，批驳当时的古文家所作之文不过是子、史之流，不在文的范围内。在清代骈文复兴的过程中，阮元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师培作为文选派的殿军，承继了阮元的观点，力倡韵偶之文，为骈文正名。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他系统地提出了“骈文正宗”的文学观，强调了对音律文学的重视，通过文笔之辨，否定散文的正统地位。这是对散文的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对《文选》选录标准的解析基本沿袭阮元的说法，认为《文选》的入选要求是文辞华丽，提出：“昭明《文选》，惟以沉思翰藻为宗，故赞论序述之属，亦兼采辑。然所收之文，虽不以有韵为限，实以有藻采者为范围，盖以无藻韵者不得称文也。”这与他的观点——“偶语韵词谓之文，凡非偶语韵词谓之笔”——是一致的。他认为韩愈的作品在唐代被称作笔，后世将其奉为正宗，是“误笔为文”的作法。刘师培力图从文本体裁上否认桐城文派作文之法，将笔排除于文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骈文的文学史地位。
骈文派关于文的狭隘看法也遭到过抨击，对于《文选》的选录标准有人提出了质疑。那就是朴学派的代表人物章太炎。他反驳了骈文派的文笔之辨，对《文选》的选录标准进行了新的解读。他认为，总集的体例决定了《文选序》的选录标准。在《文学总略》中，章太炎指出：“总集者，括囊别集为书，故不取六艺、史传、诸子，非曰别集为文，其他非文也。”所谓“总集”，与“别集”相对，即汇录多人的多体裁的著作成为一书，创始于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流传至今的则以萧统的《文选》为最古。章太炎发现了仅以文学观来发掘《文选》选录标准的软肋。《文选序》“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与《文选》的实际选择有出入。首先，经、史、子中有很多富有文采的文章未被选入。例如易水大风等“临时触兴而作”的作品能够被选入，而苏秦、张仪等人的论说之文，虽然陆机《文赋》都将其列为文之一种，《文选》却没有选录。其次，《文选》所录集部文章，“无韵者猥众”，未必符合“沈思翰藻”的要求。而总集的体例恰好能解释这个软肋。但仅以总集体例来解释《文选》的选录也有漏洞，该怎样解释集部之外作品被选入《文选》的问题呢？章太炎把这个问题归结为《文选》体例不纯，指出：“《文选》上乘其流，而稍入诗序、史赞、新书、典论诸篇，故不曰集林、集钞，然已痟矣，其序简别三部，盖总集之成法，顾已迷误其本。”这种说法对《文选》不免有些求全责备。因为纯正的总集体例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才形成。《文选》虽然明确提出经、子、史不在选录之列，但在具体选录过程中这一标准并不绝对。从单篇文章和已编成的别集、总集中选捡作品，又加上“沈思翰藻”的标准，《文选》也选了《毛诗序》、《过秦论》等史论赞述的作品。
四
骈散之争没有产生较大影响，文选派和桐城派的论证很快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而烟消云散。在“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呼声中，骈文和散文都很快退出历史舞台，对《文选》选录标准的讨论也很快销声匿迹。《文选》所持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选录标准，现代学者已有了自己的结论。从编选范围讲，《文选》按照总集的体例，主要从集部中选择文学作品；从选拣标准讲，《文选》以“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为主要选录标准，既强调内容的雅正，又注重形式的华丽。与此同时，萧统“文质彬彬”的文学理想，《文选序》对于各种文体的论述，当时其他文学批评家的文学观念以及南朝崇尚华丽的文学风尚，都影响到了《文选》的选录。
骈散各领风骚的时代已经过去，但骈散所代表的问题没有过去。骈文注重形式，散文看重内容；骈文重视文辞优美，散文注意内容实用；骈文更多的是使人得到审美的享受和快感，散文更推崇的是让人受到教益和警醒……骈散的区别和分歧并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和说明的，但从它们的差异中，已经能看出现当代文学所要面临的问题。如何平衡文学作品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为人生的文学和为艺术的文学孰是孰非，纯文学在社会动荡时代存在的合法性，直到今天，这些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
萧统“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选录标准，文质彬彬的文学理想，“丽而不浮，典而不野”的文学风范，是古典生存方式和人生趣味在今天的遗留，儒家的君子风范和内在气度，通过《文选》的辞章，传递着自己的气息，延续着自己的生存。同时，骈散之争引发了有关文学观念的一系列讨论，为文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学者们为确立骈文或散文的正统地位，在小学和考据学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在学术的发展史上意义深远。骈散之争中备受关注的《文选序》所体现出来的文学观不乏君子之致，在今天仍余音袅袅，值得我们的关注和思索。
参考文献：
［1］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1989.
［2］黄侃.文选平点.中华书局，2006.
［3］朱自清.《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屈守元.文选导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
［5］穆克宏.昭明文选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6］王运熙.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复旦大学出版，2002.
［7］傅刚.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8］清水凯夫著.韩基国译.六朝文学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89.
［9］禇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0］陈宏天，赵福海，陈复兴.昭明文选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
［11］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2］蒋伯潜.骈文与散文.台北：世界書局，1983.
［13］姜书阁.骈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4］郭院林.《文选》派与桐城派之争背后的学术背景.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6，（86）.
关键词： 骈散之争 《昭明文选》 选录标准
一
《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文学总集，选录了自周代至六朝梁代七百余年间130位知名作者的700余篇作品，怎样从浩瀚的文章中“略其芜秽，集其清英”，选择出这些文学作品呢？这就关系到《文选》的选录标准问题。《文选》的标准，是由萧统的文学观决定，还是由总集的体例决定？萧统对“文”的定义是怎样的？他的文学观是如何影响到《文选》的选录？怎样解释《文选序》的选录标准与《文选》实际选择不一致的问题？以上关于《文选》选录标准的讨论是非常复杂的。应该看到的是，作为一部在中国古代影响深远的文学作品选，《文选》对文学的定义和判断标准，与后世文学史中的骈散之争密切相关。通过对《文选》选录标准的辨析，学者们有的希望重建骈文正宗说，有的试图推翻骈文在文坛中的权威地位。关于《文选》选录标准的论证，在骈散之争的历史环境中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在此具体探讨这个话题。
二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发现骈文和散文经常处于此消彼长、互相压抑的关系中。“上古文字，兼有奇偶的美趣，并无骈散的歧视”。例如骈文的坚决拥护者阮元的《文韵说》，就对《诗经》的诗序评价说：“子夏此序，文选引之，亦因其有抑扬咏叹声音，且多偶语也。”再如《左传》、《礼记》、《道德经》中，虽然是散文的写法，但均多用韵比偶之词，可见当时还没有骈散分离的文体意识。两汉时期，骈散已有分离的迹象。魏晋六朝时期，随着“文”“笔”之说的盛行和对文学形式美的重视，骈散的分离变得明晰起来。《文心雕龙·总术》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时的文笔之分只重形式上的分别，后期就开始注意文笔性质的差异，以萧绎《金楼子·立言》篇为代表，它指出以情灵摇荡流连哀思者为文，善为章奏善缉流略之流为笔。综合起来看，六朝时期对文笔的区分，实际上开启了骈文和散文的分离。有韵的、文辞优美的、能给人带来情感满足的作品，被纳入“文”的行列，可以看作是对骈文的要求；无韵的、思想性较强、教化读者影响时政的作品，被称为“笔”，可以算作是对散文的要求。
萧统《文选》在骈散分离的过程上起了重要的作用。《文选》遵循总集的体例，以集部作品为编选范围，并以“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来选录作品。因此基本摒除散文的部分，主要选录骈文的作品进入《文选》。从此奠定了六朝以后文人对于“文”的狭隘观念，自六朝至隋，骈文始终被视为文坛正宗。但经过长时间的盛行，骈文的弊病逐渐暴露了出来，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了第一次古文运动，以单行的文体、极力模古的文章，为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宋代文人推崇韩愈的文章，苏轼曾赞道：“文起八代之衰。”北宋第二次古文运动开展以后，骈文势力趋衰。宋、元、明时期，散文独霸文坛。清代承继几千年文学的余绪，骈散文都迎来自己的盛世，在文坛上交相辉映，成为文体演变史中的奇观。同时，随之而来的是关于骈文与散文正统地位的争论。
三
清代后期至民国初年的骈散之争，演化成桐城派与文选派的一场论证。桐城派以方苞、姚永朴、姚永概兄弟为代表，强调文道合一，推崇程朱理学，以散文为文体正宗。文选派以扬州阮元、刘师培为代表，研习《文选》，在文学特质论上认同俪词韵语，以骈文为文体正宗。文选派在为骈文正本清源的过程中，离不开对《文选》选录标准的辨析。代表人物是阮元，他主张“文”即是用韵比偶，这一观点有两大理论支柱：一是他所谓的“沈思翰藻”说；二是《文韵说》。将“沈思翰藻”作为《文选》的选文标准，是阮元的创见。他着重解释了“翰藻”的含义，以此来论证骈文的合法性。
首先，他为“沈思翰藻”找到了古代的依据。这一依据是孔子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对文的重视显然是对文采的肯定。“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八，韵语凡三十有五”，这里可以看出既然孔子认为“奇偶相生、音韵相和”之文才是“文”之“正体”，那么《文选》对“文”的要求也应该是“奇偶相生、音韵相和”，这是阮元对“沈思翰藻”的理解，也是对骈文标准的阐释。其次，解释《文选》选入没有押韵脚的文章的原因。阮元在《文言说》、《文韵说》中进行了补充说明。既然“沈思翰藻”的内容是用韵比偶，那么怎样来解释《文选》所选入的没有押韵脚的文章呢？阮元解释道：“古人所言之宫羽，今人所言之平仄也。”即用韵不单是指押韵，而且指文中的声律。因此，阮元得出《文选》所选之文均是“用韵比偶”之文，而文选派由此便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
当然阮元的论证是有问题的。他没有对“沈思”作出解释，对“翰藻”的论证也缺乏依据。《文选》的选录标准没有那么狭隘，《文选序》对诗的辨析选用了《毛诗序》的定义，这说明它看重雅正的风范，对形式华丽内容轻浮的作品不予选录，对优秀的散文作品也有所取录。但对于正在迫切致力于确立骈文正统地位的阮元来说，这已经不在他的论述范围之内了。“沈思翰藻”说的用意是与推崇古文的桐城派争夺文章正统。他通过对“沈思翰藻”的选文标准进行发挥，批驳当时的古文家所作之文不过是子、史之流，不在文的范围内。在清代骈文复兴的过程中，阮元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师培作为文选派的殿军，承继了阮元的观点，力倡韵偶之文，为骈文正名。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他系统地提出了“骈文正宗”的文学观，强调了对音律文学的重视，通过文笔之辨，否定散文的正统地位。这是对散文的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对《文选》选录标准的解析基本沿袭阮元的说法，认为《文选》的入选要求是文辞华丽，提出：“昭明《文选》，惟以沉思翰藻为宗，故赞论序述之属，亦兼采辑。然所收之文，虽不以有韵为限，实以有藻采者为范围，盖以无藻韵者不得称文也。”这与他的观点——“偶语韵词谓之文，凡非偶语韵词谓之笔”——是一致的。他认为韩愈的作品在唐代被称作笔，后世将其奉为正宗，是“误笔为文”的作法。刘师培力图从文本体裁上否认桐城文派作文之法，将笔排除于文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骈文的文学史地位。
骈文派关于文的狭隘看法也遭到过抨击，对于《文选》的选录标准有人提出了质疑。那就是朴学派的代表人物章太炎。他反驳了骈文派的文笔之辨，对《文选》的选录标准进行了新的解读。他认为，总集的体例决定了《文选序》的选录标准。在《文学总略》中，章太炎指出：“总集者，括囊别集为书，故不取六艺、史传、诸子，非曰别集为文，其他非文也。”所谓“总集”，与“别集”相对，即汇录多人的多体裁的著作成为一书，创始于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流传至今的则以萧统的《文选》为最古。章太炎发现了仅以文学观来发掘《文选》选录标准的软肋。《文选序》“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与《文选》的实际选择有出入。首先，经、史、子中有很多富有文采的文章未被选入。例如易水大风等“临时触兴而作”的作品能够被选入，而苏秦、张仪等人的论说之文，虽然陆机《文赋》都将其列为文之一种，《文选》却没有选录。其次，《文选》所录集部文章，“无韵者猥众”，未必符合“沈思翰藻”的要求。而总集的体例恰好能解释这个软肋。但仅以总集体例来解释《文选》的选录也有漏洞，该怎样解释集部之外作品被选入《文选》的问题呢？章太炎把这个问题归结为《文选》体例不纯，指出：“《文选》上乘其流，而稍入诗序、史赞、新书、典论诸篇，故不曰集林、集钞，然已痟矣，其序简别三部，盖总集之成法，顾已迷误其本。”这种说法对《文选》不免有些求全责备。因为纯正的总集体例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才形成。《文选》虽然明确提出经、子、史不在选录之列，但在具体选录过程中这一标准并不绝对。从单篇文章和已编成的别集、总集中选捡作品，又加上“沈思翰藻”的标准，《文选》也选了《毛诗序》、《过秦论》等史论赞述的作品。
四
骈散之争没有产生较大影响，文选派和桐城派的论证很快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生而烟消云散。在“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呼声中，骈文和散文都很快退出历史舞台，对《文选》选录标准的讨论也很快销声匿迹。《文选》所持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选录标准，现代学者已有了自己的结论。从编选范围讲，《文选》按照总集的体例，主要从集部中选择文学作品；从选拣标准讲，《文选》以“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为主要选录标准，既强调内容的雅正，又注重形式的华丽。与此同时，萧统“文质彬彬”的文学理想，《文选序》对于各种文体的论述，当时其他文学批评家的文学观念以及南朝崇尚华丽的文学风尚，都影响到了《文选》的选录。
骈散各领风骚的时代已经过去，但骈散所代表的问题没有过去。骈文注重形式，散文看重内容；骈文重视文辞优美，散文注意内容实用；骈文更多的是使人得到审美的享受和快感，散文更推崇的是让人受到教益和警醒……骈散的区别和分歧并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和说明的，但从它们的差异中，已经能看出现当代文学所要面临的问题。如何平衡文学作品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为人生的文学和为艺术的文学孰是孰非，纯文学在社会动荡时代存在的合法性，直到今天，这些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
萧统“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选录标准，文质彬彬的文学理想，“丽而不浮，典而不野”的文学风范，是古典生存方式和人生趣味在今天的遗留，儒家的君子风范和内在气度，通过《文选》的辞章，传递着自己的气息，延续着自己的生存。同时，骈散之争引发了有关文学观念的一系列讨论，为文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学者们为确立骈文或散文的正统地位，在小学和考据学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有目共睹，在学术的发展史上意义深远。骈散之争中备受关注的《文选序》所体现出来的文学观不乏君子之致，在今天仍余音袅袅，值得我们的关注和思索。
参考文献：
［1］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1989.
［2］黄侃.文选平点.中华书局，2006.
［3］朱自清.《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屈守元.文选导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
［5］穆克宏.昭明文选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6］王运熙.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复旦大学出版，2002.
［7］傅刚.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8］清水凯夫著.韩基国译.六朝文学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89.
［9］禇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0］陈宏天，赵福海，陈复兴.昭明文选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
［11］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2］蒋伯潜.骈文与散文.台北：世界書局，1983.
［13］姜书阁.骈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4］郭院林.《文选》派与桐城派之争背后的学术背景.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6，（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