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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看演出的人，会幸福吗？真的能消除焦虑吗？心灵会得到滋养吗？类似于《德赛克·巴莱》所描画的那种原生态的部落生活里，会有演员—嘉宾—观众的“三元设定”吗？我想到了看了无数心灵鸡汤，道理听了一大堆，却过不好自己一生的人。
我看了《德赛克·巴莱》这部电影3次。最近一次，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如果没有战争，没有部落仇杀，也就是说，剥离这部电影的时代背景，我其实愿意生活在像原始人一样的那种社会环境里。在那样的社会里生活，肯定会相当苦，但精神上的幸福度不会亚于我们的现在。
这是一种近乎原生态的生活。
当然，这纯属一时的臆想。
回到现实，很多“原生态”其实早已被现代的社会机器碾碎，如一去不复返的古老梦幻。而还在残存的，也挡不住会玩的城里人的蹂躏。
如果我们的艺术、文化、社会结构、情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不原生态了，会怎样呢？
卢梭曾经把社会的“败坏”怪罪给科学和艺术，我不会这样干，但我真的好想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挺有意思。
一场不再传统的传统节庆
前段时间，我回了一次老家—武陵山区，离传说中沈从文所描写的“边城”非常近的一个地方。
当地正在举行一个传统的节日活动。于是，在一堆烦心的杂事之外，我也和乡亲们一起，到离县城35公里的一个景区去看演出。在演出地，恰好遇到了一个在体制内工作的中学同学，于是，在他的安排下，我以记者的身份，得以在一片黑压压挤得到处都是的人流中，坐到了前面可以近距离观看演出的椅子上。
这一看，让我的心情很不好。
所有的节目所反映的内容，其实都是我在小时候，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所熟悉的，最多加上时代变迁的一些新鲜元素而已。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所谓“专业”的演员，无论是唱歌、跳舞，还是绝技、竞技，几乎都是民众当主角，有些节目甚至任何人都可以参与，作为小屁孩我就参与过。其实就是玩，是一次属于所有人的狂欢。
而政府也只是搭台，并不唱戏，把戏交给人民群众去唱。在节日活动的举办地（主要是县城），并没有一个专门把演员和观众区隔开来的演出场，更没有“演员—嘉宾—观众”这样的设定。
也许正因为如此，时隔那么多年了，我的印象都如此深刻，因为它是“我们的节日”。
但现在呢，在前面观看演出的那两排椅子里，坐满了地市领导、请来的嘉宾，以及各路媒体。摄影达人们甚至还在台前跑来跑去，以便更好地“呈现”这次活动。而在后面、旁边挤得水泄不通围观的人民呢，则伸着脑袋。
在台上表演的演员，绝大部分都是“专业”的演员，歌舞团之类的。帅哥美女取代了昔日那些没有任何“专业表演能力”的民众。曾在CCTV这个大奖赛那个歌唱选秀节目露过脸或得过什么奖的面孔，取代了拥有原生态歌喉的人民。即使有平日劳作的“草根演员”，他们事实上也在本地有一定名气，早已“专业化”了。整个节日活动，从演员阵容上看，基本就是以体制和市场的喜好，通过“专业化”来对民众的参与进行排斥。
所以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传统的节日活动，在节目的选取上已经不再传统，比如一些完全可以让民众自由地以个人或组队参与的节目全被取消，不要说像当初的我那样的小屁孩，大妈大嫂们，即使是擅长绝技、武功、唱歌的高手，如果没有进入演出团体或名气并不特别大，也不可能参与表演。
这个演出持续了两个小时，我也在失望的心情中度过了两个小时。
在回家的时候，我问了一下乡亲们：感觉如何？他们都咧着嘴笑：热闹啊！看这样的演出，已经是他们平时只靠打麻将和看电视来娱乐的生活中的一个恩赐了。但很快，这样的看戏经验，像看电视一样，就会在生活中烟消云散。它并没有滋养他们的心灵。
但当地政府官员肯定是满意的。那是他们的一个可以说出去的政绩，举办了这样一次传统节日活动。真要感谢他们，毕竟举办了，年年都这样也并不容易。
但是，这个逻辑已经强化：所有的人，都被分成了控制演出的、专业演出的，以及只能看演出的。
只能看演出的人，会幸福吗？真的能消除焦虑吗？心灵会得到滋养吗？类似于《德赛克·巴莱》所描画的那种原生态的部落生活里，会有演员—嘉宾—观众的“三元设定”吗？
我想到了看了无数心灵鸡汤，道理听了一大堆，却过不好自己一生的人。
在社会价值排序上变得很土很low
把这个逻辑放到更多的社会领域，让我感到吃惊。在很多领域，其实都预设了有的人就是专业演出的，有的人就是只能看，不能参与，更不用说作为主角演出了。
理由呢？是资格设定。资格之一，就是“专业”，前者是专业的，所以如何如何，后者不是，所以怎样怎样。
我采访过中国摇滚第一女声罗琦。请原谅我说实话，我认为20多年了，到现在，她的那种金属质感的嗓音至今无人超越。请不要跟我说某些具有类似嗓音的女明星如何如何，也许她们比罗琦名气大很多，但比起罗琦都弱爆了。不信，你就去听《选择坚强》、《我没有远方》、《我是一只小小小鸟》这些歌，去作出自己的判断。
可她没有受过任何所谓的专业训练，不是“唱歌专业”出来的，高中都没读过，16岁就可以唱出比赵传经典得多的《我是一只小小小鸟》，至今都不识谱。她刮起摇滚的旋风，全凭自身的超强能力，事实上她就是一个天才—不需要接受所谓专业训练而能在某一领域拥有超强能力的就是天才。
但即使利用专业进行社会排斥，放过了很多能力超强的漏网之鱼，“专业既得利益者”们—我创造出的一个词—也还有一招，就是把“专业”往身份上扯，把拥有专业身份设定得比较高档，而把不拥有专业身份的人设定得比较low。就是说，玩知识、能力玩不过天才们了，就出老千，玩身份，直接把大家嵌进社会价值排序的不同位置里，利用所拥有的强势资源和社会上多数人对价值排序的屈服，把自己设定得排序较高，把“非专业的”设定得较低，直接在心理上碾压。 这一招够狠，但相当成功。
它的后遗症是：某些庸人，能力不行，心是虚的，必须不停地强调“专业”来给自己壮胆。
这里有一个术语，“科班”，就是用来干这件事情的。社会价值排序的粉丝们总是喜欢说谁谁谁是“科班”出身，谁谁谁不是—这就是用身份出老千偷换能力，好像“科班”出来的就天然具有了从事好这一职业的能力，而“非科班”就不行一样。
但在逻辑和事实上，知识是有限的，而职业所碰到的问题是无穷多的，“科班”所学到的那点知识和接受的训练，只能说明一个人或许可以具备从事这一职业的基本能力，而不必然说明他有从事这一职业的创造力—有没有创造力，跟“专业”无关，只跟一个人的智商、素质有关，而无论是否“科班”，都可能具备这样的智商和素质，也可能不具备。
我知道揭开这一点会打击到某些人的自我感觉良好，但没有办法。
“专业”这种东西从来不是原生态的东西，虽然不是原生态并不意味着坏，而可能恰恰意味着好。各种专业化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不需要去强调了。但正如哲学家马尔库塞所说的，现代的很多东西，把人折磨疯的，恰恰是它的两面性，即“不合理中的合理性”。我要补充的是，是它“合理中的不合理性”。
“专业化”是合理的，甚至利用专业进行的某些社会排斥也是合理的（比如你要当律师就要通过司法考试），尽管社会排斥的本质不过是一帮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给“外人”设一堆门槛。但以为专业的就是有能力的，就排斥“非专业的”参与就不合理了，至于把“专业的”弄成一种比较高的社会价值排序，来碾压“非专业的”，那已经是无知和傲慢了。
很不幸的是，现代的科层体制和社会价值排序，恰恰是联合起来这么干的。它们通过对“非专业”的排斥和碾压，导致了“原生态”在社会价值排序上变得很土很low，被鄙视，被打压，直到慢慢消失。
解决问题的药方恰恰是在制造问题
我在看电视里的这个歌唱大赛那个歌唱大奖赛时，总是看到某些有“歌唱家”头衔的人（那意味着是“专业的”）对某些来自偏远山区的“原生态选手”指指点点，说应该这样唱应该那样唱，一脸权威的样子。我感到奇怪：不按你那个“专业”的来，大家就不会唱歌了吗？
为什么非要搞得拿腔拿调那么讲究技巧？以致于看上去那么虚假，完全就是在扮演一个和真实的自己不一样的角色？艺术是要以背离一个人的自然状态为代价吗？
本来，唱歌，艺术，还有思考这类东西（包括哲学），都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每个人都可以具备的一种生活方式，它是抒发情感，是认知世界，是提升精神层次，是获得心灵的滋养，所以，应该怎么舒服怎么来，而不是搞得那么压抑、痛苦和虚假。《毛诗·诗大序》早就说过：“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多么原生态，多么能充分地表现出自然情感。
但现在用“专业”进行社会排斥，用“科班”来进行社会价值排序上的碾压，搞得好像人民群众都不会唱歌，都不会搞艺术，都不会抒情，都不会思考了，是人就会的东西，现在变成了某些所谓的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会了。
然后，你要唱歌，好像就要会这个腔调那个技巧;你要思考，就要搞懂这个术语那个概念。是谁规定一定要这样呢？我在和一个学者讨论时，看他说的通篇是概念术语，不由得脱口而出：“当初哲学不是很简单吗？不就是苏格拉底和人在大街上讨论吗？”
有些事情是比较复杂，所以，人民群众按照朴素的思维不一定理解得了。但是，有很多事情其实很简单，是“专业人士”们因为被学科规训所洗脑，或能力、利益的问题整复杂的。
而复杂好像就意味着高深。再加上社会价值排序，于是，人民群众就自卑了，就会承认自己玩不了，还是看你们玩吧。
这样，把某些人设定为演员，某些人设定为只能当观众，这一社会机制功德圆满。“原生态”被渗透着等级关系的权力、资本、知识的价值排序所稀释，消解，就像农民在文化上被城市所碾压，价值排序上在城里人面前自卑，进而乡土文化慢慢消失一样。
但人民群众也有反弹。
表现之一，就是面对那些整得高深复杂的东西，他们表示不玩了，让给“你们”玩吧。同时，也不想看你们怎么玩。既然预设我不懂，而要去搞懂不仅要被鄙视，甚至也折磨大脑，那我就不想懂，不感兴趣，跟我无关。
这个“你们”，指的是学者教授们。所以我悲哀地观察到，人文学科有不少知识分子，其实都是在自娱自乐，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老百姓没有丝毫关系。作为学术体制的食客，如果他们仅仅是为了学术利益，当然也无不可，可以理解，但如果还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去影响社会，恐怕就要克服在一个小圈子自娱自乐了。
表现之二呢？是既然许多人只能当看客，那他们只喜欢去看那些好玩的戏，去看那些能让他们轻松下来，能够感到愉快的东西。这些东西无非就是娱乐逗逼，无非是些心灵鸡汤，无非是打鸡血，诸如此类。既然不能通过原生态的唱歌、艺术、思考让自己开心，那他们只想要有人哄自己开心。
这就是问题所在—没有了原生态，就必然有焦虑，而缓解焦虑的药方，恰恰是在制造、强化焦虑。
我看了《德赛克·巴莱》这部电影3次。最近一次，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如果没有战争，没有部落仇杀，也就是说，剥离这部电影的时代背景，我其实愿意生活在像原始人一样的那种社会环境里。在那样的社会里生活，肯定会相当苦，但精神上的幸福度不会亚于我们的现在。
这是一种近乎原生态的生活。
当然，这纯属一时的臆想。
回到现实，很多“原生态”其实早已被现代的社会机器碾碎，如一去不复返的古老梦幻。而还在残存的，也挡不住会玩的城里人的蹂躏。
如果我们的艺术、文化、社会结构、情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不原生态了，会怎样呢？
卢梭曾经把社会的“败坏”怪罪给科学和艺术，我不会这样干，但我真的好想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挺有意思。
一场不再传统的传统节庆
前段时间，我回了一次老家—武陵山区，离传说中沈从文所描写的“边城”非常近的一个地方。
当地正在举行一个传统的节日活动。于是，在一堆烦心的杂事之外，我也和乡亲们一起，到离县城35公里的一个景区去看演出。在演出地，恰好遇到了一个在体制内工作的中学同学，于是，在他的安排下，我以记者的身份，得以在一片黑压压挤得到处都是的人流中，坐到了前面可以近距离观看演出的椅子上。
这一看，让我的心情很不好。
所有的节目所反映的内容，其实都是我在小时候，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所熟悉的，最多加上时代变迁的一些新鲜元素而已。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所谓“专业”的演员，无论是唱歌、跳舞，还是绝技、竞技，几乎都是民众当主角，有些节目甚至任何人都可以参与，作为小屁孩我就参与过。其实就是玩，是一次属于所有人的狂欢。
而政府也只是搭台，并不唱戏，把戏交给人民群众去唱。在节日活动的举办地（主要是县城），并没有一个专门把演员和观众区隔开来的演出场，更没有“演员—嘉宾—观众”这样的设定。
也许正因为如此，时隔那么多年了，我的印象都如此深刻，因为它是“我们的节日”。
但现在呢，在前面观看演出的那两排椅子里，坐满了地市领导、请来的嘉宾，以及各路媒体。摄影达人们甚至还在台前跑来跑去，以便更好地“呈现”这次活动。而在后面、旁边挤得水泄不通围观的人民呢，则伸着脑袋。
在台上表演的演员，绝大部分都是“专业”的演员，歌舞团之类的。帅哥美女取代了昔日那些没有任何“专业表演能力”的民众。曾在CCTV这个大奖赛那个歌唱选秀节目露过脸或得过什么奖的面孔，取代了拥有原生态歌喉的人民。即使有平日劳作的“草根演员”，他们事实上也在本地有一定名气，早已“专业化”了。整个节日活动，从演员阵容上看，基本就是以体制和市场的喜好，通过“专业化”来对民众的参与进行排斥。
所以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传统的节日活动，在节目的选取上已经不再传统，比如一些完全可以让民众自由地以个人或组队参与的节目全被取消，不要说像当初的我那样的小屁孩，大妈大嫂们，即使是擅长绝技、武功、唱歌的高手，如果没有进入演出团体或名气并不特别大，也不可能参与表演。
这个演出持续了两个小时，我也在失望的心情中度过了两个小时。
在回家的时候，我问了一下乡亲们：感觉如何？他们都咧着嘴笑：热闹啊！看这样的演出，已经是他们平时只靠打麻将和看电视来娱乐的生活中的一个恩赐了。但很快，这样的看戏经验，像看电视一样，就会在生活中烟消云散。它并没有滋养他们的心灵。
但当地政府官员肯定是满意的。那是他们的一个可以说出去的政绩，举办了这样一次传统节日活动。真要感谢他们，毕竟举办了，年年都这样也并不容易。
但是，这个逻辑已经强化：所有的人，都被分成了控制演出的、专业演出的，以及只能看演出的。
只能看演出的人，会幸福吗？真的能消除焦虑吗？心灵会得到滋养吗？类似于《德赛克·巴莱》所描画的那种原生态的部落生活里，会有演员—嘉宾—观众的“三元设定”吗？
我想到了看了无数心灵鸡汤，道理听了一大堆，却过不好自己一生的人。
在社会价值排序上变得很土很low
把这个逻辑放到更多的社会领域，让我感到吃惊。在很多领域，其实都预设了有的人就是专业演出的，有的人就是只能看，不能参与，更不用说作为主角演出了。
理由呢？是资格设定。资格之一，就是“专业”，前者是专业的，所以如何如何，后者不是，所以怎样怎样。
我采访过中国摇滚第一女声罗琦。请原谅我说实话，我认为20多年了，到现在，她的那种金属质感的嗓音至今无人超越。请不要跟我说某些具有类似嗓音的女明星如何如何，也许她们比罗琦名气大很多，但比起罗琦都弱爆了。不信，你就去听《选择坚强》、《我没有远方》、《我是一只小小小鸟》这些歌，去作出自己的判断。
可她没有受过任何所谓的专业训练，不是“唱歌专业”出来的，高中都没读过，16岁就可以唱出比赵传经典得多的《我是一只小小小鸟》，至今都不识谱。她刮起摇滚的旋风，全凭自身的超强能力，事实上她就是一个天才—不需要接受所谓专业训练而能在某一领域拥有超强能力的就是天才。
但即使利用专业进行社会排斥，放过了很多能力超强的漏网之鱼，“专业既得利益者”们—我创造出的一个词—也还有一招，就是把“专业”往身份上扯，把拥有专业身份设定得比较高档，而把不拥有专业身份的人设定得比较low。就是说，玩知识、能力玩不过天才们了，就出老千，玩身份，直接把大家嵌进社会价值排序的不同位置里，利用所拥有的强势资源和社会上多数人对价值排序的屈服，把自己设定得排序较高，把“非专业的”设定得较低，直接在心理上碾压。 这一招够狠，但相当成功。
它的后遗症是：某些庸人，能力不行，心是虚的，必须不停地强调“专业”来给自己壮胆。
这里有一个术语，“科班”，就是用来干这件事情的。社会价值排序的粉丝们总是喜欢说谁谁谁是“科班”出身，谁谁谁不是—这就是用身份出老千偷换能力，好像“科班”出来的就天然具有了从事好这一职业的能力，而“非科班”就不行一样。
但在逻辑和事实上，知识是有限的，而职业所碰到的问题是无穷多的，“科班”所学到的那点知识和接受的训练，只能说明一个人或许可以具备从事这一职业的基本能力，而不必然说明他有从事这一职业的创造力—有没有创造力，跟“专业”无关，只跟一个人的智商、素质有关，而无论是否“科班”，都可能具备这样的智商和素质，也可能不具备。
我知道揭开这一点会打击到某些人的自我感觉良好，但没有办法。
“专业”这种东西从来不是原生态的东西，虽然不是原生态并不意味着坏，而可能恰恰意味着好。各种专业化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不需要去强调了。但正如哲学家马尔库塞所说的，现代的很多东西，把人折磨疯的，恰恰是它的两面性，即“不合理中的合理性”。我要补充的是，是它“合理中的不合理性”。
“专业化”是合理的，甚至利用专业进行的某些社会排斥也是合理的（比如你要当律师就要通过司法考试），尽管社会排斥的本质不过是一帮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给“外人”设一堆门槛。但以为专业的就是有能力的，就排斥“非专业的”参与就不合理了，至于把“专业的”弄成一种比较高的社会价值排序，来碾压“非专业的”，那已经是无知和傲慢了。
很不幸的是，现代的科层体制和社会价值排序，恰恰是联合起来这么干的。它们通过对“非专业”的排斥和碾压，导致了“原生态”在社会价值排序上变得很土很low，被鄙视，被打压，直到慢慢消失。
解决问题的药方恰恰是在制造问题
我在看电视里的这个歌唱大赛那个歌唱大奖赛时，总是看到某些有“歌唱家”头衔的人（那意味着是“专业的”）对某些来自偏远山区的“原生态选手”指指点点，说应该这样唱应该那样唱，一脸权威的样子。我感到奇怪：不按你那个“专业”的来，大家就不会唱歌了吗？
为什么非要搞得拿腔拿调那么讲究技巧？以致于看上去那么虚假，完全就是在扮演一个和真实的自己不一样的角色？艺术是要以背离一个人的自然状态为代价吗？
本来，唱歌，艺术，还有思考这类东西（包括哲学），都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每个人都可以具备的一种生活方式，它是抒发情感，是认知世界，是提升精神层次，是获得心灵的滋养，所以，应该怎么舒服怎么来，而不是搞得那么压抑、痛苦和虚假。《毛诗·诗大序》早就说过：“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多么原生态，多么能充分地表现出自然情感。
但现在用“专业”进行社会排斥，用“科班”来进行社会价值排序上的碾压，搞得好像人民群众都不会唱歌，都不会搞艺术，都不会抒情，都不会思考了，是人就会的东西，现在变成了某些所谓的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会了。
然后，你要唱歌，好像就要会这个腔调那个技巧;你要思考，就要搞懂这个术语那个概念。是谁规定一定要这样呢？我在和一个学者讨论时，看他说的通篇是概念术语，不由得脱口而出：“当初哲学不是很简单吗？不就是苏格拉底和人在大街上讨论吗？”
有些事情是比较复杂，所以，人民群众按照朴素的思维不一定理解得了。但是，有很多事情其实很简单，是“专业人士”们因为被学科规训所洗脑，或能力、利益的问题整复杂的。
而复杂好像就意味着高深。再加上社会价值排序，于是，人民群众就自卑了，就会承认自己玩不了，还是看你们玩吧。
这样，把某些人设定为演员，某些人设定为只能当观众，这一社会机制功德圆满。“原生态”被渗透着等级关系的权力、资本、知识的价值排序所稀释，消解，就像农民在文化上被城市所碾压，价值排序上在城里人面前自卑，进而乡土文化慢慢消失一样。
但人民群众也有反弹。
表现之一，就是面对那些整得高深复杂的东西，他们表示不玩了，让给“你们”玩吧。同时，也不想看你们怎么玩。既然预设我不懂，而要去搞懂不仅要被鄙视，甚至也折磨大脑，那我就不想懂，不感兴趣，跟我无关。
这个“你们”，指的是学者教授们。所以我悲哀地观察到，人文学科有不少知识分子，其实都是在自娱自乐，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老百姓没有丝毫关系。作为学术体制的食客，如果他们仅仅是为了学术利益，当然也无不可，可以理解，但如果还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去影响社会，恐怕就要克服在一个小圈子自娱自乐了。
表现之二呢？是既然许多人只能当看客，那他们只喜欢去看那些好玩的戏，去看那些能让他们轻松下来，能够感到愉快的东西。这些东西无非就是娱乐逗逼，无非是些心灵鸡汤，无非是打鸡血，诸如此类。既然不能通过原生态的唱歌、艺术、思考让自己开心，那他们只想要有人哄自己开心。
这就是问题所在—没有了原生态，就必然有焦虑，而缓解焦虑的药方，恰恰是在制造、强化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