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1946年春，仅为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李政道被选中赴美研修原子技术，原因与三位物理学大师密不可分。束星北对李政道志向物理学有“启蒙”之功；吴大猷选中李政道跟随自己赴美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引发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年轻教师的不满，但得到了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的鼎力支持。李政道在学业上表现出来的天分和才华是吴大猷和叶企孙都选中他的根本原因。李政道早年的“机遇”与“幸运”是他后来不断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做出贡献的根源所在。
关键词 李政道 束星北 吴大猷 叶企孙
1945年夏天，原子弹的威力不仅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败亡，也震撼了身处二战煎熬之中的各国政治家的心。譬如，当时的蒋介石听从了高参们的意见和建议，计划向美国学习原子技术，在中国研发原子弹。于是，从1945年秋开始，国民政府就开始为研制原子弹而做准备，其中最著名、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1946年派员赴美学习原子技术的“种子计划”了。
在“种子计划”遴选出的6位年轻人中，李政道最引人注目。李政道当时不足20岁，仅为西南联大物理系二年级在读学生。可是，就是这么一位大二的学生，竟然被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吴大猷教授选中赴美深造学习原子技术，这不仅让时人大为惊讶，也是一个有争议的决定。要知道，彼时的西南联大物理系不仅有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还有在读研究生（彼时已赴美的杨振宁即为该系研究生），甚至还有不少毕业留校青年教师（与李政道一起赴美的朱光亚就是留校工作的助教）。也就是说，吴大猷并非无人可选，可他为何偏偏选中了李政道？他如何面对和处理来自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的非议和不满？又是谁鼎力支持他的决定？
一 束星北的“启蒙”之功
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伐其身行，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段话用在李政道的身上恰如其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国人民生活在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李政道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难以获得完整的基础教育。李政道的特殊性在于，他甚至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有毕业过！也就是说，学生时代的李政道只获得过博士学位！这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而事实就是如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李政道没有接受严格的科学训练。恰恰相反，李政道凭借顽强的毅力和过人的天分，在每一个学习阶段，都有超越同龄人的付出和收获。
1935—1937年，李政道在上海读小学，1937年11月12日，侵华日军占领上海，他被迫辍学。1938—1941年，李政道前往租界念中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2月8日日军进占外国租界，上海完全沦陷，李政道再次辍学。因志在向学并难以忍受日军在上海的野蛮行径，他决心离开上海。1942—1943年，经过长途跋涉，他到达江西，就读于赣州联合中学。这一时期，李政道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自学，既是学生，又当老师。中学未毕业即赴贵州参加高考，竟如愿考上浙江大学（贵州湄潭）。赴贵阳途中身染恶疾，受尽磨难，几乎死掉。
也就是在浙江大学，李政道幸遇他人生中的第一位恩师——束星北。对于束星北的“启蒙”之功，李政道一直念念不忘，以至于在1972年首次回国时，他第一个想见的老师就是束星北，多次询问束星北的近况并表示关心（[1]，页410）。在以后李政道频繁回国的多种场合和多个回忆性文章里，李政道都表达了对束星北的感激之情。
在为《束星北档案》一书所写的《序》里，李政道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束星北对他的教育和影响，他说：“对于我一生的物理学研究来说，束老师对我最初的帮助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2]，页1—2）李政道本来考取的是浙江大学的电机系，而束星北是物理系教授。对于结识束星北的过程，他说：“在浙大开学前一个月，我从贵阳到湄潭，由友人束慰曾介绍，拜访了他的叔父，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很快，我也认识了另一位浙大物理系的教授王淦昌先生。”（[2]，页1—2）李政道在入学后不久便转学至物理系。当时，浙大师生关系融洽、学术讨论自由，老师们的一言一行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李政道：“当时我仅16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2]，页1—2）
当时浙大一年级学生在永兴上课，束星北每周或两周由湄潭到永兴一天，为物理系的同学上自由讨论课。李政道说：“每次束老师来永兴，我都是唯一的学生，而我们讨论的问题也是没有规定的。在这样一对一的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2]，页1—2）1944年底，日军侵入贵州，人心惶惶，浙大办学也陷于停顿。那时交通极为不便，1944年暑期受伤了的李政道随束星北去了重庆，在那里与家人团聚，并听从了束星北的建议为转学西南联大做准备。在重庆的半年时间里，据李政道回忆：“在重庆和束老师告别时，他送了我一本琼斯（J. Jeans）写的电磁学名著，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随达尔文（C. G. Darwin）教授做研究时用的。琼斯的书中有很多剑桥大学会考的考题，不很简单。我在重庆养病等待转昆明的时间，就以束老师送我的书为伴，还手写了一册Jeans电磁学习题全解。”（[2]，页1—2）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虽然李政道在浙大只读了一年，但在束星北、王淦昌等名师悉心指导和潜移默化的影響下，他已对物理学整体有了一定了解，特别是在与束星北一对一的讨论学习中，激发了李政道从事物理学研究的热情，用李政道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2]，页1—2）而滞留重庆期间研读束星北赠送的琼斯电磁学名著，则无意之中为李政道进入西南联大后能迅速脱颖而出做好了铺垫。
二 吴大猷对李政道的青睐
1945年春，带着对物理学的深深热爱，李政道经人介绍，转学至西南联大物理系二年级就读。对此，时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的吴大猷回忆说：“1945年春的一天，忽然有个不到二十岁的胖胖的孩子拿着一封介绍信来找我……那时，恰值学年中间。不经考试，不能转学。我便和教二年级物理、数学课的几位老师商量，让李随班听讲、考试，他若及格，则等到暑假正式转入二年级时，可免读以前课程。”（[3]，页150—152） 西南联大堪称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为后世敬仰。西南联大的物理学科更是一流，对此朱光亚曾说：“那时的西南联大物质条件虽然艰苦，但是云集了大批名师，学术研究气氛非常浓厚。在叶企孙、吴有训、饶毓泰、周培源、吴大猷等老师的影响下，联大物理系坚持着眼世界科学前沿开展教学和研究，充满了朝气和自信。”（[4]，页243）大师云集的联大物理系令李政道如鱼得水，其天赋和才能很快便显露出来。
李政道的勤奋和天资让吴大猷很惊讶，以至于吴大猷称其为“奇才”。吴大猷在李政道、杨振宁于1957年获诺贝尔奖后，曾屡次谈到李、杨二人特别是李政道的成长经历，下面这段吴大猷的回忆可以很好反映西南联大时期李政道的异禀：“李应付课程，绰绰有余，每天课后都来请我给他更多的读物和习题。有时，我风湿病发作，他替我捶背，还常帮我做些家务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样难的书和题目，他都能很快地读完做完，并又来要更多的。我从他做题的步骤和方法上，很快发现，他思维敏捷的程度大大异乎常人。老实讲，在那些日子里，我为了我自身的工作、冠世的疾病，还有每日买菜、烧饭、生火等家务劳动，牵扯精力很多，再加上物价飞涨，实在没有心绪准备更多的参考资料和习题给他。好在他天资高，亦不需要我详细讲解，自能领会资料和习题的内容。”（[3]，页150—152）由这段话也可以看出，吴大猷对李政道的欣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密，只是基于日积月累的接触和观察，发现李政道因勤奋而“思维敏捷的程度大大异乎常人”。并且，我们从吴大猷的回忆中还可以看出，年轻的李政道并非死读书的书呆子，而是情商很高，非常机灵，又善解人意，还比较勤快，完全没有富家子弟的纨绔习气，因此深得吴大猷喜爱。
李政道不仅物理专业课成绩好，数学课成绩也很优秀。据彼时的同学黄祖洽回忆：“我们共同上过分别由赵忠尧、叶企孙和蒋硕民等先生开的理论力学、电磁学和高等代数等课，另外政道还参加了吴大猷先生为高年级同学开的近代物理课……1980年，我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来工作，一次去拜访当时也在北师大讲课的蒋硕民先生，说起当年在西南联大选修他讲授的高等代数时，蒋先生还记得政道、万哲先和我三个人的学习在班上比较优异的情况。”（[5]，页95—96）可见，李政道的数学成绩给了任课老师极为深刻的印象。
尽管李政道在西南联大的学习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时光，但他的天资和才华却已显露出来。朱光亚后来回忆说：“我们一起听课，一起讨论，相互启发。探索研究带来的兴奋激励着我们，常常通宵达旦、不知疲倦，心中充满了激情。那时，政道即已显露超人的物理才华，深受老师的赞誉和同学们的钦佩（[4]，页243）。李政道的人生也即将因为已经展露出来的才华而改变。
1945年秋，蒋介石的原子弹计划及其“种子计划”启动，吴大猷获准带两名年轻的助手一同前往美国学习原子技术，而且这两名助手由他自己挑选。吴大猷首先挑选了1944年联大毕业留校当助教的朱光亚，然后挑选了还是二年级学生的李政道，因为在他看来，“当时，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及助教中，具有天赋、学习勤奋的没有像李政道的”（[3]，页150—152）。就这样，幸运之神降临到一个19岁的孩子身上。那么，吴大猷对自己的选择有没有犹豫过呢？毕竟李政道只是个只有19岁的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他能堪当起学成原子技术的大任吗？
三 叶企孙支持吴大猷的选择
在为《束星北档案》所写的《序》里，李政道谈到了三位恩师：“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2]，页1—2）在这里，李政道并没有提到叶企孙，但叶企孙却是李政道人生面临重大转折时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吴大猷选择仅为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李政道赴美，自然会引起不满和议论，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事放在今天几乎完全是不可能的。吴大猷在犹豫之际，一定是要找“领导”商量的，当时吴大猷的直接上司就是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教授。叶企孙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超过10位是叶企孙的学生或者他有推荐之功：包括钱学森、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王希季等。另外，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翹、戴振铎、王竹溪、钱伟长等也都是他的学生。因此，叶企孙被誉为是“培养大师的大师”[6]。
吴大猷找叶企孙商量，谈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叶企孙与他的想法一致，完全支持他的选择，完全同意李政道赴美学习。关于这个十分关键的历史细节，近年来随着口述史的发展，笔者发现了三个版本的说法：
一是李政道自己在《我的老师和老师的老师——纪念叶企孙老师》一文里的记述，他说：“吴大猷老师从西南联大物理系助教中，推荐朱光亚一人，尚缺一人他无法确定，就找当年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老师，叶老师破格推荐当时只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我去美国作博士生。”（[7]，页387）显然，李政道的记述比较简单。
二是叶铭汉院士为祝贺李政道先生九十华诞而作的《李政道在西南联合大学》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当时吴大猷是物理系主任，他有一点顾虑，提拔李政道，可能在物理系助教中引起不满。我的叔父当时担任理学院院长，吴大猷找我的叔父商议。我的叔父也认为应该破格提拔李政道。理学院院长同意了，就此敲定了。”（[8]，页51）叶铭汉院士在西南联大时与李政道的宿舍相邻，两人虽不在一个系科，但却是好朋友，而且叶铭汉的叔父就是当时的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因此他的回忆是可信的。
三是叶铭汉院士接受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口述史访谈时所讲的内容，这份材料更为丰富：“吴大猷就挑了李政道。可是这样做法，引起有的助教不满意。李政道当时还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实际上，李政道已把大学三年级的课都听了，同时他还听了吴大猷先生给大学四年级、研究生开的《量子力学》，也就是说，李政道的学习程度相当于大学四年级的水平。这时候，吴大猷拿不定主意，就找叶企孙先生，叶先生当时极力推荐李政道，这样一来，这个事情就通过了。那时候叶先生是理学院院长，有的时候梅贻琦校长不在昆明时，他曾代理校长管理学校，所以他讲的话，比较有权威性。”[9] 就这样，在叶企孙的鼎力支持下，选李政道赴美深造一事，尘埃落定。李政道对老师的推荐一直感念在心。对于吴大猷，李政道曾在多个场合和文章里谈到他的知遇之恩，在此不赘述，仅举一例。1957年10月31日，该年度诺贝尔奖物理学奖揭晓，李政道和杨振宁折桂，李政道獲知电讯后，立即给吴大猷写信，告知喜讯并感谢他的栽培之恩，李政道信中说：“现在的成就，大部分由于在昆明时您的教导，而假使在46年没有能来美的机会，那更根本不可能会有这几年的工作，此点我深深感觉，特此致意。”（[10]，页219）对于叶企孙，李政道也心怀感念，2006年他在《我的老师和老师的老师——纪念叶企孙老师》中写道：“没有叶老师和吴大猷老师，就没有我后来的科学成就。叶老师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是影响我一生科学成就的恩师！”（[7]，页387）
四 叶企孙慧眼识得李政道才华
接下来的问题是，叶企孙凭什么也极力推荐李政道呢？他是怎样了解到李政道的天资与学识的呢？叶铭汉的另外一段回忆为我们揭开了谜底：“政道除了听吴大猷的课和其他高年级的物理、数学课之外，还选修了电磁学。他虽已经自学过高深的Jeans的电磁学，为了学分，不得不按规定选电磁学。跟他一起选电磁学的李德平院士回忆，政道在上电磁学的时候看别的较深的电磁学书，被教课的我的叔父叶企孙先生发现了。课后叶先生找李政道了解了情况。叶先生说，我教的内容，你都学过了，你不必上我的课，学期终了时你参加考试就可以了，但是，你对电磁学实验没有接触过，实验很重要，你一定要受到做实验的训练。学期终了，你的实验成绩跟你期终考试成绩一起计算。”（[8]，页50）李政道的电磁学功底深厚，得益于束星北对李政道的教育，因为李政道已经研读过的琼斯的电磁学书籍，这正是束星北赠送给李政道的——李政道受到了叶企孙的赏识而且令他印象深刻——他赞同吴大猷的选择，支持李政道赴美深造的理由正在于此。
1993年，叶铭汉在整理叶企孙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了叶企孙珍藏多年的李政道的电磁学考试试卷，叶企孙先生在试卷上规整地批改了李政道的答题情况，并给出了分数：“李政道：58+25=83。”李政道的期末理论考试成绩为58分（满分60），实验只得了25分（满分40分）（[7]，页390）。由这份珍贵的试卷我们可以看到，李政道的电磁学成绩，理论考试部分几乎得满分，而实验成绩则比较低，仅为刚刚及格。战争导致李政道的生活颠沛流离，他的学业也断断续续，因此不能得到很好的实验训练。据叶铭汉回忆：“李先生做实验不太顺利，他到实验室里好奇，不小心把一个电流计的丝弄断了。这根丝是国外买来的。电流计的丝上挂着个小镜子，电流通过时镜子转动，光通过镜子照出去，落在半圆形的尺子上，这样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晰。这个丝是很宝贵的，物理系只有两三根这样的丝，他弄断了一根，当时助教大为生气。后来李先生电学实验的分数是70分，差不多是最低分了。”[9]
然而，瑕不掩瑜，李政道用自己的勤奋与才华赢得了吴大猷的欣赏，赢得了叶企孙的支持，也为自己的人生赢得了机遇。1946年秋，李政道和其他几位年轻人怀揣梦想，从上海乘船赴美，开启了世界近现代科学史上的一个新篇章。
李政道对自己早年的“机遇”与“幸运”极为感恩。后来，李政道尽心尽力，不断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多源于这种感恩情结。笔者以李政道一段著名的谈话，即李政道谈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的一段话结束全文，这段话也可以看作是李政道对自己早年的“机遇”与“幸运”的最好诠释：“1946年，经吴大猷教授的推荐，我获得了中国政府的一笔奖学金赴美留学，在物理学方面继续深造。他给我的这一难得的机会改变了我的一生。一个人的成功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其中机遇也许是最重要的；但从它的本质来说，也是最难驾驭的。尽管机遇不可能预定，但它的出现几率至少在统计的意义上却可以人为增加。我对于1946年的这一机遇的珍视，是促使我近年来组织CUSPEA考试的主因之一，希望更多类似的机遇能够光顾其他年轻人。”（[11]，页3）
参考文献
[1]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 李政道年谱[A]. 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C].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2]刘海军. 束星北档案： 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3]冯友兰等. 联大教授[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4]朱光亚. 我和政道六十多年的友谊[A]. 李政道教授八十华诞文集[C].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5]黄祖洽. 学比海、狄， 情系华夏[A]. 李政道教授八十华诞文集[C].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6]虞昊. 叶企孙[M].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
[7]李政道. 我的老师和老师的老师——纪念叶企孙老师[A] . 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 [C].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8]叶铭汉. 李政道在西南联合大学[A]. 李政道教授九十华诞文集[C].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9]口述史资料. 叶铭汉院士访谈录[R].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
[10]李政道. 李政道文录[C].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
[11]李政道. 往事回忆： 早期芝加哥的岁月和宇称不守恒[A]. 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 [C].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关键词 李政道 束星北 吴大猷 叶企孙
1945年夏天，原子弹的威力不仅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败亡，也震撼了身处二战煎熬之中的各国政治家的心。譬如，当时的蒋介石听从了高参们的意见和建议，计划向美国学习原子技术，在中国研发原子弹。于是，从1945年秋开始，国民政府就开始为研制原子弹而做准备，其中最著名、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1946年派员赴美学习原子技术的“种子计划”了。
在“种子计划”遴选出的6位年轻人中，李政道最引人注目。李政道当时不足20岁，仅为西南联大物理系二年级在读学生。可是，就是这么一位大二的学生，竟然被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吴大猷教授选中赴美深造学习原子技术，这不仅让时人大为惊讶，也是一个有争议的决定。要知道，彼时的西南联大物理系不仅有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还有在读研究生（彼时已赴美的杨振宁即为该系研究生），甚至还有不少毕业留校青年教师（与李政道一起赴美的朱光亚就是留校工作的助教）。也就是说，吴大猷并非无人可选，可他为何偏偏选中了李政道？他如何面对和处理来自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的非议和不满？又是谁鼎力支持他的决定？
一 束星北的“启蒙”之功
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伐其身行，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段话用在李政道的身上恰如其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使中国人民生活在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李政道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难以获得完整的基础教育。李政道的特殊性在于，他甚至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有毕业过！也就是说，学生时代的李政道只获得过博士学位！这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而事实就是如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李政道没有接受严格的科学训练。恰恰相反，李政道凭借顽强的毅力和过人的天分，在每一个学习阶段，都有超越同龄人的付出和收获。
1935—1937年，李政道在上海读小学，1937年11月12日，侵华日军占领上海，他被迫辍学。1938—1941年，李政道前往租界念中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2月8日日军进占外国租界，上海完全沦陷，李政道再次辍学。因志在向学并难以忍受日军在上海的野蛮行径，他决心离开上海。1942—1943年，经过长途跋涉，他到达江西，就读于赣州联合中学。这一时期，李政道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自学，既是学生，又当老师。中学未毕业即赴贵州参加高考，竟如愿考上浙江大学（贵州湄潭）。赴贵阳途中身染恶疾，受尽磨难，几乎死掉。
也就是在浙江大学，李政道幸遇他人生中的第一位恩师——束星北。对于束星北的“启蒙”之功，李政道一直念念不忘，以至于在1972年首次回国时，他第一个想见的老师就是束星北，多次询问束星北的近况并表示关心（[1]，页410）。在以后李政道频繁回国的多种场合和多个回忆性文章里，李政道都表达了对束星北的感激之情。
在为《束星北档案》一书所写的《序》里，李政道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束星北对他的教育和影响，他说：“对于我一生的物理学研究来说，束老师对我最初的帮助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2]，页1—2）李政道本来考取的是浙江大学的电机系，而束星北是物理系教授。对于结识束星北的过程，他说：“在浙大开学前一个月，我从贵阳到湄潭，由友人束慰曾介绍，拜访了他的叔父，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很快，我也认识了另一位浙大物理系的教授王淦昌先生。”（[2]，页1—2）李政道在入学后不久便转学至物理系。当时，浙大师生关系融洽、学术讨论自由，老师们的一言一行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李政道：“当时我仅16岁，对工科和理科的认识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教授接触多了，使我逐渐了解了物理学科的意义和重要，对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2]，页1—2）
当时浙大一年级学生在永兴上课，束星北每周或两周由湄潭到永兴一天，为物理系的同学上自由讨论课。李政道说：“每次束老师来永兴，我都是唯一的学生，而我们讨论的问题也是没有规定的。在这样一对一的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2]，页1—2）1944年底，日军侵入贵州，人心惶惶，浙大办学也陷于停顿。那时交通极为不便，1944年暑期受伤了的李政道随束星北去了重庆，在那里与家人团聚，并听从了束星北的建议为转学西南联大做准备。在重庆的半年时间里，据李政道回忆：“在重庆和束老师告别时，他送了我一本琼斯（J. Jeans）写的电磁学名著，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随达尔文（C. G. Darwin）教授做研究时用的。琼斯的书中有很多剑桥大学会考的考题，不很简单。我在重庆养病等待转昆明的时间，就以束老师送我的书为伴，还手写了一册Jeans电磁学习题全解。”（[2]，页1—2）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虽然李政道在浙大只读了一年，但在束星北、王淦昌等名师悉心指导和潜移默化的影響下，他已对物理学整体有了一定了解，特别是在与束星北一对一的讨论学习中，激发了李政道从事物理学研究的热情，用李政道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2]，页1—2）而滞留重庆期间研读束星北赠送的琼斯电磁学名著，则无意之中为李政道进入西南联大后能迅速脱颖而出做好了铺垫。
二 吴大猷对李政道的青睐
1945年春，带着对物理学的深深热爱，李政道经人介绍，转学至西南联大物理系二年级就读。对此，时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的吴大猷回忆说：“1945年春的一天，忽然有个不到二十岁的胖胖的孩子拿着一封介绍信来找我……那时，恰值学年中间。不经考试，不能转学。我便和教二年级物理、数学课的几位老师商量，让李随班听讲、考试，他若及格，则等到暑假正式转入二年级时，可免读以前课程。”（[3]，页150—152） 西南联大堪称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为后世敬仰。西南联大的物理学科更是一流，对此朱光亚曾说：“那时的西南联大物质条件虽然艰苦，但是云集了大批名师，学术研究气氛非常浓厚。在叶企孙、吴有训、饶毓泰、周培源、吴大猷等老师的影响下，联大物理系坚持着眼世界科学前沿开展教学和研究，充满了朝气和自信。”（[4]，页243）大师云集的联大物理系令李政道如鱼得水，其天赋和才能很快便显露出来。
李政道的勤奋和天资让吴大猷很惊讶，以至于吴大猷称其为“奇才”。吴大猷在李政道、杨振宁于1957年获诺贝尔奖后，曾屡次谈到李、杨二人特别是李政道的成长经历，下面这段吴大猷的回忆可以很好反映西南联大时期李政道的异禀：“李应付课程，绰绰有余，每天课后都来请我给他更多的读物和习题。有时，我风湿病发作，他替我捶背，还常帮我做些家务琐事。我无论给他什么样难的书和题目，他都能很快地读完做完，并又来要更多的。我从他做题的步骤和方法上，很快发现，他思维敏捷的程度大大异乎常人。老实讲，在那些日子里，我为了我自身的工作、冠世的疾病，还有每日买菜、烧饭、生火等家务劳动，牵扯精力很多，再加上物价飞涨，实在没有心绪准备更多的参考资料和习题给他。好在他天资高，亦不需要我详细讲解，自能领会资料和习题的内容。”（[3]，页150—152）由这段话也可以看出，吴大猷对李政道的欣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密，只是基于日积月累的接触和观察，发现李政道因勤奋而“思维敏捷的程度大大异乎常人”。并且，我们从吴大猷的回忆中还可以看出，年轻的李政道并非死读书的书呆子，而是情商很高，非常机灵，又善解人意，还比较勤快，完全没有富家子弟的纨绔习气，因此深得吴大猷喜爱。
李政道不仅物理专业课成绩好，数学课成绩也很优秀。据彼时的同学黄祖洽回忆：“我们共同上过分别由赵忠尧、叶企孙和蒋硕民等先生开的理论力学、电磁学和高等代数等课，另外政道还参加了吴大猷先生为高年级同学开的近代物理课……1980年，我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来工作，一次去拜访当时也在北师大讲课的蒋硕民先生，说起当年在西南联大选修他讲授的高等代数时，蒋先生还记得政道、万哲先和我三个人的学习在班上比较优异的情况。”（[5]，页95—96）可见，李政道的数学成绩给了任课老师极为深刻的印象。
尽管李政道在西南联大的学习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时光，但他的天资和才华却已显露出来。朱光亚后来回忆说：“我们一起听课，一起讨论，相互启发。探索研究带来的兴奋激励着我们，常常通宵达旦、不知疲倦，心中充满了激情。那时，政道即已显露超人的物理才华，深受老师的赞誉和同学们的钦佩（[4]，页243）。李政道的人生也即将因为已经展露出来的才华而改变。
1945年秋，蒋介石的原子弹计划及其“种子计划”启动，吴大猷获准带两名年轻的助手一同前往美国学习原子技术，而且这两名助手由他自己挑选。吴大猷首先挑选了1944年联大毕业留校当助教的朱光亚，然后挑选了还是二年级学生的李政道，因为在他看来，“当时，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及助教中，具有天赋、学习勤奋的没有像李政道的”（[3]，页150—152）。就这样，幸运之神降临到一个19岁的孩子身上。那么，吴大猷对自己的选择有没有犹豫过呢？毕竟李政道只是个只有19岁的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他能堪当起学成原子技术的大任吗？
三 叶企孙支持吴大猷的选择
在为《束星北档案》所写的《序》里，李政道谈到了三位恩师：“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能极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锻炼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2]，页1—2）在这里，李政道并没有提到叶企孙，但叶企孙却是李政道人生面临重大转折时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吴大猷选择仅为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李政道赴美，自然会引起不满和议论，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事放在今天几乎完全是不可能的。吴大猷在犹豫之际，一定是要找“领导”商量的，当时吴大猷的直接上司就是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教授。叶企孙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超过10位是叶企孙的学生或者他有推荐之功：包括钱学森、王淦昌、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王希季等。另外，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翹、戴振铎、王竹溪、钱伟长等也都是他的学生。因此，叶企孙被誉为是“培养大师的大师”[6]。
吴大猷找叶企孙商量，谈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叶企孙与他的想法一致，完全支持他的选择，完全同意李政道赴美学习。关于这个十分关键的历史细节，近年来随着口述史的发展，笔者发现了三个版本的说法：
一是李政道自己在《我的老师和老师的老师——纪念叶企孙老师》一文里的记述，他说：“吴大猷老师从西南联大物理系助教中，推荐朱光亚一人，尚缺一人他无法确定，就找当年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老师，叶老师破格推荐当时只是大学二年级学生的我去美国作博士生。”（[7]，页387）显然，李政道的记述比较简单。
二是叶铭汉院士为祝贺李政道先生九十华诞而作的《李政道在西南联合大学》一文，他在文中写道：“当时吴大猷是物理系主任，他有一点顾虑，提拔李政道，可能在物理系助教中引起不满。我的叔父当时担任理学院院长，吴大猷找我的叔父商议。我的叔父也认为应该破格提拔李政道。理学院院长同意了，就此敲定了。”（[8]，页51）叶铭汉院士在西南联大时与李政道的宿舍相邻，两人虽不在一个系科，但却是好朋友，而且叶铭汉的叔父就是当时的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因此他的回忆是可信的。
三是叶铭汉院士接受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口述史访谈时所讲的内容，这份材料更为丰富：“吴大猷就挑了李政道。可是这样做法，引起有的助教不满意。李政道当时还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实际上，李政道已把大学三年级的课都听了，同时他还听了吴大猷先生给大学四年级、研究生开的《量子力学》，也就是说，李政道的学习程度相当于大学四年级的水平。这时候，吴大猷拿不定主意，就找叶企孙先生，叶先生当时极力推荐李政道，这样一来，这个事情就通过了。那时候叶先生是理学院院长，有的时候梅贻琦校长不在昆明时，他曾代理校长管理学校，所以他讲的话，比较有权威性。”[9] 就这样，在叶企孙的鼎力支持下，选李政道赴美深造一事，尘埃落定。李政道对老师的推荐一直感念在心。对于吴大猷，李政道曾在多个场合和文章里谈到他的知遇之恩，在此不赘述，仅举一例。1957年10月31日，该年度诺贝尔奖物理学奖揭晓，李政道和杨振宁折桂，李政道獲知电讯后，立即给吴大猷写信，告知喜讯并感谢他的栽培之恩，李政道信中说：“现在的成就，大部分由于在昆明时您的教导，而假使在46年没有能来美的机会，那更根本不可能会有这几年的工作，此点我深深感觉，特此致意。”（[10]，页219）对于叶企孙，李政道也心怀感念，2006年他在《我的老师和老师的老师——纪念叶企孙老师》中写道：“没有叶老师和吴大猷老师，就没有我后来的科学成就。叶老师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是影响我一生科学成就的恩师！”（[7]，页387）
四 叶企孙慧眼识得李政道才华
接下来的问题是，叶企孙凭什么也极力推荐李政道呢？他是怎样了解到李政道的天资与学识的呢？叶铭汉的另外一段回忆为我们揭开了谜底：“政道除了听吴大猷的课和其他高年级的物理、数学课之外，还选修了电磁学。他虽已经自学过高深的Jeans的电磁学，为了学分，不得不按规定选电磁学。跟他一起选电磁学的李德平院士回忆，政道在上电磁学的时候看别的较深的电磁学书，被教课的我的叔父叶企孙先生发现了。课后叶先生找李政道了解了情况。叶先生说，我教的内容，你都学过了，你不必上我的课，学期终了时你参加考试就可以了，但是，你对电磁学实验没有接触过，实验很重要，你一定要受到做实验的训练。学期终了，你的实验成绩跟你期终考试成绩一起计算。”（[8]，页50）李政道的电磁学功底深厚，得益于束星北对李政道的教育，因为李政道已经研读过的琼斯的电磁学书籍，这正是束星北赠送给李政道的——李政道受到了叶企孙的赏识而且令他印象深刻——他赞同吴大猷的选择，支持李政道赴美深造的理由正在于此。
1993年，叶铭汉在整理叶企孙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了叶企孙珍藏多年的李政道的电磁学考试试卷，叶企孙先生在试卷上规整地批改了李政道的答题情况，并给出了分数：“李政道：58+25=83。”李政道的期末理论考试成绩为58分（满分60），实验只得了25分（满分40分）（[7]，页390）。由这份珍贵的试卷我们可以看到，李政道的电磁学成绩，理论考试部分几乎得满分，而实验成绩则比较低，仅为刚刚及格。战争导致李政道的生活颠沛流离，他的学业也断断续续，因此不能得到很好的实验训练。据叶铭汉回忆：“李先生做实验不太顺利，他到实验室里好奇，不小心把一个电流计的丝弄断了。这根丝是国外买来的。电流计的丝上挂着个小镜子，电流通过时镜子转动，光通过镜子照出去，落在半圆形的尺子上，这样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晰。这个丝是很宝贵的，物理系只有两三根这样的丝，他弄断了一根，当时助教大为生气。后来李先生电学实验的分数是70分，差不多是最低分了。”[9]
然而，瑕不掩瑜，李政道用自己的勤奋与才华赢得了吴大猷的欣赏，赢得了叶企孙的支持，也为自己的人生赢得了机遇。1946年秋，李政道和其他几位年轻人怀揣梦想，从上海乘船赴美，开启了世界近现代科学史上的一个新篇章。
李政道对自己早年的“机遇”与“幸运”极为感恩。后来，李政道尽心尽力，不断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多源于这种感恩情结。笔者以李政道一段著名的谈话，即李政道谈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的一段话结束全文，这段话也可以看作是李政道对自己早年的“机遇”与“幸运”的最好诠释：“1946年，经吴大猷教授的推荐，我获得了中国政府的一笔奖学金赴美留学，在物理学方面继续深造。他给我的这一难得的机会改变了我的一生。一个人的成功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其中机遇也许是最重要的；但从它的本质来说，也是最难驾驭的。尽管机遇不可能预定，但它的出现几率至少在统计的意义上却可以人为增加。我对于1946年的这一机遇的珍视，是促使我近年来组织CUSPEA考试的主因之一，希望更多类似的机遇能够光顾其他年轻人。”（[11]，页3）
参考文献
[1]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 李政道年谱[A]. 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C].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2]刘海军. 束星北档案： 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3]冯友兰等. 联大教授[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4]朱光亚. 我和政道六十多年的友谊[A]. 李政道教授八十华诞文集[C].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5]黄祖洽. 学比海、狄， 情系华夏[A]. 李政道教授八十华诞文集[C].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6]虞昊. 叶企孙[M].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
[7]李政道. 我的老师和老师的老师——纪念叶企孙老师[A] . 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 [C].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8]叶铭汉. 李政道在西南联合大学[A]. 李政道教授九十华诞文集[C].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9]口述史资料. 叶铭汉院士访谈录[R].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
[10]李政道. 李政道文录[C].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
[11]李政道. 往事回忆： 早期芝加哥的岁月和宇称不守恒[A]. 李政道文选（科学和人文） [C].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