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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对于语文教科书文章的删除、替换，网络上的热议大多集结在“‘记忆’被删除了”层面上，而问题的实质何在，可有解决的途径?在此转载原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张翼健先生发表于《瞭望新闻周刊》的《求索语文教育的基础》一文，供读者朋友参考。
早在1978年就已提出的语文教学“少慢差费”问题，迄今为止似更不尽如人意，其表现是：小学五六年的时间解决不了识字的问题；初中语文教学基本无目标可言；高中语文教育在应试背景下变了味，学生成了做题机器，教师自己的灵性与创造力遭到了压制与扼杀。
这种教学造成的结果是：由于小学未能解决识字任务，中小学流失的学生有的成为新文盲、半文盲；中小学毕业生未能继续升学而返乡或走上社会者，由于语文能力不过关而无法在实际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即使升入高等学校者，语文能力也不适应要求，重点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写作水平之低，让人们感到不可思议。
对这种种现象，我们需要从根本上分析原因，逐步解决。
没有遵循母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
语文教育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认真地遵照教育规律与母语文教学规律办事。语文教育现代化，应当坚持走语文教育民族化的道路，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作为世界硕果仅存的以方块汉字为基础的汉语言，与各种拼音文字均有本质的不同，尤其不能乱搬乱套别人的东西。
关于这一点，中国艺术研究院周汝昌教授曾批评过“古典诗歌”、“旧诗词”提法的不科学。他认为，这种名词的出现，是由于“忘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诗歌的体制之所以形成，完全是由于中华民族的主要语文即汉语文本身所有的极大的极鲜明突出的特点特色，这种特点特色，决定着民族传统诗歌的一切特点特色之产生、之发展、之成熟完美——而且这是经过了祖国数千年文化历史上的无数艺术大师们的探索、实践、积累而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
二是近代以来在语言与语文教育上的民族虚无主义，盲目崇洋导致脱离甚至违背汉语言规律的现象却绵延不絕，堪为大祸。其代表便是以《马氏文通》为发端的用西方语言语法为模式来构筑汉语法体系的做法，不仅从根本上违背客观事物自身来总结规律的科学精神，而且百多年来，这套非驴非马的语法体系把汉语文搞得不中不西，既扼杀了汉语言的灵性与活力，又严重损害了语文教育的健康发展。
可以这样说，按目前语法教学体系去教学，教得越细，练得越多，对学生汉语文水平的提高害处越大。
三是新中国建立以后，语文教育上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仍未能回到母语文教育规律上来。虽然在1950年代经过一些有识之士的努力，编出一套水平较高、深受欢迎、效果很好，到现在仍未有他者能超乎其上的汉语、文学分析教材，使语文教育露出一线曙光，但很快便夭折了。“大跃进”与十年动乱的极左思潮已经完全漠视与不顾语文教育规律，语文教学遭受严重摧残，中间虽有1960年代初的调整，但已属无力回天。
四是近几年来，语文教学改革已出现停滞现象，效率问题不仅未得到解决，而且更令人不安。比如，我们迄今未对语文教育规律、汉语文教育发展历史、语文教学改革的哲学依据等作出认真的梳理与研究，改革没有坚实的基础，难以为继就成为其必然结果。
由于方方面面原因，片面追求升学之风越演越烈，语文教学的路便越走越窄。
这些年来，教育也在不断学习、吸收外国的思想与经验，但以生吞活剥、盲目照搬、片面肢解者为多，而真正从汉语文自身规律出发，经过消化吸收外国经验者则鲜见。外来的东西一涌而入，反而又阻止或延误了我们对汉语自身规律的深入研究与总结。
语文教学“科学化”存在误区
关于语文教育现代化中，有一个说法现在非常时髦，那就是语文教学科学化。语文教育科学化就是一丝不苟地按照语文特点与语文教育规律办事。然而现实中某些所谓“科学化”的说法与现象，经不起推敲。
前几年，曾兴起一股以“控制论”、“信息论”与“系统论”指导语文教学的浪潮。但是，即使大致弄明白这三种学说，也得有高等数学等理科学科的基础常识。而在全国的中学语文教师与教学法研究者们有几个是懂得高等数学的呢?那些著作论文的权威者们，那些教学经验的创造者们，自己真正弄懂了“三论”没有?而懂得“三论”的科学家们又还没有倒出时间或者没有兴趣来研究中小学的语文教学。
这样的运用“三论”指导语文教改的理论与经验缺乏科学性，语文教师们头脑里接下来的只有子系统、子子系统之类看似新颖实则毫无价值的概念与名词术语，把语文教学引向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的歪路上去!
再如，一些人提出将语文教学的评价“量化”，以此作为科学标准。但在实际教学中，一是除了识字量以外语文教学的大部分内容是不能做到精确量化的，这已为几千年来中外教育经验所证明。二是语文教学中的许多内容是需要模糊的，因为语文教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文教学，无论教师或学生，其在思想、感情、心理、灵性上的因素均占有很大比重，这些都无法量化；一堂好的语文课必须能做到师生感情交流、融为一体，互相理解、互相感染，这也无法打分。三是量化的评价办法容易在教学评价上将教师引向形式主义与懒惰的误区，而不是指导教师提高自己的教学艺术与水平。
又如，这些年来喊得非常响亮的“语文知识序列化”口号，未能对语文教育内部规律做认真的思考，还有的则是犯了急于求成的毛病。
这是因为，首先，语文是母语文，从婴儿开始学话就已经开始学习了，环境不同，老师不同，知识起点不同，这就很难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序列。
其次，语文教学内容的序列界定缺乏科学依据。比如三千常用字，就很难由易到难排出一至三千的顺序；词语学习，课文排列，作文次序，等等，都是如此。
再次，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语文课中的人文因素最丰富，美学修养、感情熏陶、思想觉悟、分析能力、生活与知识积累、悟性灵感都直接关系到语文能力的提高，这些东西也不能排出个科学的序列。
从上述这些所谓科学化的做法与效果看，根据我们对科学化的看法，是否应该先在认真研究汉语及汉语文教育的规律上踏踏实实、齐心协力、争鸣讨论、反复实践地下一番苦功夫，初步摸到门径之后再提科学化，那样也许会离科学更近一点儿。
民族化是根本中的根本
正是基于此，当前尤其应该倡导的是语文教育的民族化。
因为近百年来，我们基本上中断了对汉语文及语文教育自身规律的探索，我们的改革，大多是拿外国的东西来改造汉语文及其教学。直到现在这种现象远未中止，而在某些方面还有越演越烈的趋势。违背事物本身规律而想强求达到好的效果，那只能是缘木求鱼。
比如说充斥于各种教参、课文分析与课堂上的一句经典：“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按照原义，广义的散文，是我国历史上将文章分为韵文及散文两大类，不讲节奏韵律的文体不管是议论、叙事、说明、抒情，文学与非文学体裁 都是散文。由于上面的分类，可见散文的“形散而神不散”不是指材料的选择与组织，而是指语言形式。而在现实中，语文老师们基本没有依照这个真实的涵义来教学。
再如，目前流行的三大文体的文章体裁划分与教学体系，既不甚符合汉语言文学的情况，也不适应社会生活中交往的需要，又不是理想的语文知识教学体系。
首先，我国古代、现代的许多名篇，无法按照三大文体来分类。比如初中课本中有三篇“说”——按现在文体分法，当属议论文，但《爱莲说》还勉强可算是议论文，《黄生借书说》严格说来当属书信一类的应用文体，至于《捕蛇者说》则基本是叙述。再如鲁迅的《论雷锋塔的倒掉》，从题目看是议论文，但其实是杂文的写法。名篇中这样丰富的内涵、多样的变化，不是三大文体就能包容下来的。
其次，从社会生活中语文能力的运用看，所謂纯粹的说明文、议论文、记叙文除了少数场合外，很少用到，人们在各种场合所要进行的表达常常都是议论、记叙、说明、抒情、描写等方式综合运用，交替进行，一般都不可能是某一种表达方式的纯粹使用，所以，三大文体的体系脱离社会实际。
再如，现在的语文教学，语法知识越讲越深，语法训练越搞越难。这里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任何一种语言的学习都以语言实践为决定性因素，语法则是一种辅助手段，尤其是母语学习，从来就没有也不会首先学语法的。
二是基于上一点，语感的体会对学生来说更为重要，语言中丰富的内涵都只有靠语感来体会，现在的语法教学恰恰在这方面予以忽视。
三是最重要的，当前语法体系完全不符合汉语言自身特点。西方拼音文字语法规则与汉语有质的不同，且不说那些形态、人称、时态、词缀等等之类外在语言形式的区别，就说最关键的一点，英语语句是以动词为中心的，没有动词就没有了句子，与此相联系，即有了动作的发出者与接受者，亦即主语与宾语，这就构成英语句型基本特点。而汉语不是以动词为中心，汉语是流动性的、弹性的、充满灵性的、重意连的，目前以拼音文字语法体系为本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不推倒重来，就不能很好地促进汉语言的发展与教学，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例证。
周汝昌先生曾经指出：“从小时只接受过欧西语法观念并用来解释和要求汉语的人，将永远不会真懂得我们自己的传统诗歌的妙处。”周先生指出祖国语文三个特点特色，即汉语单音而有四声平仄；汉语的“特别组联机能”；以及“汉语中数量惊人的双字联系词语，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于客观世界的深刻而高超的体察感受”，却几乎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如果不从我们自己语言的特点特色出发，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讲授与练习能有什么好的效果呢?
再有，还有一道当前难以逾越的难关，就是高考这根指挥棒。这些年高考试题特别是基础知识与阅读理解中，大量的是单项选择、多项选择等题目，因而在教学中这一类的练习也便泛滥成灾。
早在1978年就已提出的语文教学“少慢差费”问题，迄今为止似更不尽如人意，其表现是：小学五六年的时间解决不了识字的问题；初中语文教学基本无目标可言；高中语文教育在应试背景下变了味，学生成了做题机器，教师自己的灵性与创造力遭到了压制与扼杀。
这种教学造成的结果是：由于小学未能解决识字任务，中小学流失的学生有的成为新文盲、半文盲；中小学毕业生未能继续升学而返乡或走上社会者，由于语文能力不过关而无法在实际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即使升入高等学校者，语文能力也不适应要求，重点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写作水平之低，让人们感到不可思议。
对这种种现象，我们需要从根本上分析原因，逐步解决。
没有遵循母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
语文教育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认真地遵照教育规律与母语文教学规律办事。语文教育现代化，应当坚持走语文教育民族化的道路，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作为世界硕果仅存的以方块汉字为基础的汉语言，与各种拼音文字均有本质的不同，尤其不能乱搬乱套别人的东西。
关于这一点，中国艺术研究院周汝昌教授曾批评过“古典诗歌”、“旧诗词”提法的不科学。他认为，这种名词的出现，是由于“忘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诗歌的体制之所以形成，完全是由于中华民族的主要语文即汉语文本身所有的极大的极鲜明突出的特点特色，这种特点特色，决定着民族传统诗歌的一切特点特色之产生、之发展、之成熟完美——而且这是经过了祖国数千年文化历史上的无数艺术大师们的探索、实践、积累而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
二是近代以来在语言与语文教育上的民族虚无主义，盲目崇洋导致脱离甚至违背汉语言规律的现象却绵延不絕，堪为大祸。其代表便是以《马氏文通》为发端的用西方语言语法为模式来构筑汉语法体系的做法，不仅从根本上违背客观事物自身来总结规律的科学精神，而且百多年来，这套非驴非马的语法体系把汉语文搞得不中不西，既扼杀了汉语言的灵性与活力，又严重损害了语文教育的健康发展。
可以这样说，按目前语法教学体系去教学，教得越细，练得越多，对学生汉语文水平的提高害处越大。
三是新中国建立以后，语文教育上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仍未能回到母语文教育规律上来。虽然在1950年代经过一些有识之士的努力，编出一套水平较高、深受欢迎、效果很好，到现在仍未有他者能超乎其上的汉语、文学分析教材，使语文教育露出一线曙光，但很快便夭折了。“大跃进”与十年动乱的极左思潮已经完全漠视与不顾语文教育规律，语文教学遭受严重摧残，中间虽有1960年代初的调整，但已属无力回天。
四是近几年来，语文教学改革已出现停滞现象，效率问题不仅未得到解决，而且更令人不安。比如，我们迄今未对语文教育规律、汉语文教育发展历史、语文教学改革的哲学依据等作出认真的梳理与研究，改革没有坚实的基础，难以为继就成为其必然结果。
由于方方面面原因，片面追求升学之风越演越烈，语文教学的路便越走越窄。
这些年来，教育也在不断学习、吸收外国的思想与经验，但以生吞活剥、盲目照搬、片面肢解者为多，而真正从汉语文自身规律出发，经过消化吸收外国经验者则鲜见。外来的东西一涌而入，反而又阻止或延误了我们对汉语自身规律的深入研究与总结。
语文教学“科学化”存在误区
关于语文教育现代化中，有一个说法现在非常时髦，那就是语文教学科学化。语文教育科学化就是一丝不苟地按照语文特点与语文教育规律办事。然而现实中某些所谓“科学化”的说法与现象，经不起推敲。
前几年，曾兴起一股以“控制论”、“信息论”与“系统论”指导语文教学的浪潮。但是，即使大致弄明白这三种学说，也得有高等数学等理科学科的基础常识。而在全国的中学语文教师与教学法研究者们有几个是懂得高等数学的呢?那些著作论文的权威者们，那些教学经验的创造者们，自己真正弄懂了“三论”没有?而懂得“三论”的科学家们又还没有倒出时间或者没有兴趣来研究中小学的语文教学。
这样的运用“三论”指导语文教改的理论与经验缺乏科学性，语文教师们头脑里接下来的只有子系统、子子系统之类看似新颖实则毫无价值的概念与名词术语，把语文教学引向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的歪路上去!
再如，一些人提出将语文教学的评价“量化”，以此作为科学标准。但在实际教学中，一是除了识字量以外语文教学的大部分内容是不能做到精确量化的，这已为几千年来中外教育经验所证明。二是语文教学中的许多内容是需要模糊的，因为语文教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文教学，无论教师或学生，其在思想、感情、心理、灵性上的因素均占有很大比重，这些都无法量化；一堂好的语文课必须能做到师生感情交流、融为一体，互相理解、互相感染，这也无法打分。三是量化的评价办法容易在教学评价上将教师引向形式主义与懒惰的误区，而不是指导教师提高自己的教学艺术与水平。
又如，这些年来喊得非常响亮的“语文知识序列化”口号，未能对语文教育内部规律做认真的思考，还有的则是犯了急于求成的毛病。
这是因为，首先，语文是母语文，从婴儿开始学话就已经开始学习了，环境不同，老师不同，知识起点不同，这就很难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序列。
其次，语文教学内容的序列界定缺乏科学依据。比如三千常用字，就很难由易到难排出一至三千的顺序；词语学习，课文排列，作文次序，等等，都是如此。
再次，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语文课中的人文因素最丰富，美学修养、感情熏陶、思想觉悟、分析能力、生活与知识积累、悟性灵感都直接关系到语文能力的提高，这些东西也不能排出个科学的序列。
从上述这些所谓科学化的做法与效果看，根据我们对科学化的看法，是否应该先在认真研究汉语及汉语文教育的规律上踏踏实实、齐心协力、争鸣讨论、反复实践地下一番苦功夫，初步摸到门径之后再提科学化，那样也许会离科学更近一点儿。
民族化是根本中的根本
正是基于此，当前尤其应该倡导的是语文教育的民族化。
因为近百年来，我们基本上中断了对汉语文及语文教育自身规律的探索，我们的改革，大多是拿外国的东西来改造汉语文及其教学。直到现在这种现象远未中止，而在某些方面还有越演越烈的趋势。违背事物本身规律而想强求达到好的效果，那只能是缘木求鱼。
比如说充斥于各种教参、课文分析与课堂上的一句经典：“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按照原义，广义的散文，是我国历史上将文章分为韵文及散文两大类，不讲节奏韵律的文体不管是议论、叙事、说明、抒情，文学与非文学体裁 都是散文。由于上面的分类，可见散文的“形散而神不散”不是指材料的选择与组织，而是指语言形式。而在现实中，语文老师们基本没有依照这个真实的涵义来教学。
再如，目前流行的三大文体的文章体裁划分与教学体系，既不甚符合汉语言文学的情况，也不适应社会生活中交往的需要，又不是理想的语文知识教学体系。
首先，我国古代、现代的许多名篇，无法按照三大文体来分类。比如初中课本中有三篇“说”——按现在文体分法，当属议论文，但《爱莲说》还勉强可算是议论文，《黄生借书说》严格说来当属书信一类的应用文体，至于《捕蛇者说》则基本是叙述。再如鲁迅的《论雷锋塔的倒掉》，从题目看是议论文，但其实是杂文的写法。名篇中这样丰富的内涵、多样的变化，不是三大文体就能包容下来的。
其次，从社会生活中语文能力的运用看，所謂纯粹的说明文、议论文、记叙文除了少数场合外，很少用到，人们在各种场合所要进行的表达常常都是议论、记叙、说明、抒情、描写等方式综合运用，交替进行，一般都不可能是某一种表达方式的纯粹使用，所以，三大文体的体系脱离社会实际。
再如，现在的语文教学，语法知识越讲越深，语法训练越搞越难。这里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任何一种语言的学习都以语言实践为决定性因素，语法则是一种辅助手段，尤其是母语学习，从来就没有也不会首先学语法的。
二是基于上一点，语感的体会对学生来说更为重要，语言中丰富的内涵都只有靠语感来体会，现在的语法教学恰恰在这方面予以忽视。
三是最重要的，当前语法体系完全不符合汉语言自身特点。西方拼音文字语法规则与汉语有质的不同，且不说那些形态、人称、时态、词缀等等之类外在语言形式的区别，就说最关键的一点，英语语句是以动词为中心的，没有动词就没有了句子，与此相联系，即有了动作的发出者与接受者，亦即主语与宾语，这就构成英语句型基本特点。而汉语不是以动词为中心，汉语是流动性的、弹性的、充满灵性的、重意连的，目前以拼音文字语法体系为本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不推倒重来，就不能很好地促进汉语言的发展与教学，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例证。
周汝昌先生曾经指出：“从小时只接受过欧西语法观念并用来解释和要求汉语的人，将永远不会真懂得我们自己的传统诗歌的妙处。”周先生指出祖国语文三个特点特色，即汉语单音而有四声平仄；汉语的“特别组联机能”；以及“汉语中数量惊人的双字联系词语，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于客观世界的深刻而高超的体察感受”，却几乎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如果不从我们自己语言的特点特色出发，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讲授与练习能有什么好的效果呢?
再有，还有一道当前难以逾越的难关，就是高考这根指挥棒。这些年高考试题特别是基础知识与阅读理解中，大量的是单项选择、多项选择等题目，因而在教学中这一类的练习也便泛滥成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