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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关于十月革命的研究中存在许多有争议性的问题，现在的观点与传统观点相去甚远。有时甚至完全背离。研究发现，当代俄罗斯和西方学者的一些典型论断似乎忽略或者说偏离了历史的本原。苏联模式尽管受到十月革命方式的影响。但不是其注定的结果。对苏联发展道路的功过应该客观地予以评价。
[关键词]十月革命 性质 道路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7)06-0176-05
十月革命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十月革命问题的研究和争论从革命发生时一直延续到现在。特别是苏联解体后，革命问题不再受到意识形态束缚，真正成为历史学客观研究的对象，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如1917年十月革命是悲剧性的错误还是历史的自觉的选择?十月革命是否不可避免，应不应该从二月走到十月，是否存在其他的方案?俄国是否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十月革命产生了怎样的后果?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是，在争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学者们并没有很好地回复到历史的本原，有些历史事实或者是被忽略了，或者是被扭曲了。
一、十月革命是不是可以不发生
近年来经常会听到俄罗斯人说，如果没有十月革命的发生，俄国今天会发展得更好。有一些观点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小撮人的密谋，是少数人的政变，学者们甚至会谈到从二月到十月是否有必要的问题。笔者认为，历史是不存在假设的。尽管不是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是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根源。
无论是在俄国史学界还是国际史学界，几乎都不存在对二月革命的质疑，俄国在20世纪初的经济、政治情况特别是卷入一战之后社会的危机状态，使得二月革命的发生被认定是条件成熟的产物，不管它是自发与否。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使俄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自由。那么为什么从二月到十月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俄国资产阶级不能保有其胜利成果，俄国不能沿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发展下去，使政权从沙皇到资产阶级再到无产阶级呢?
以往的文章从布尔什维克纲领策略的成功方面分析这个问题的已经不少，本文仅从二月到十月期间临时政府及布尔什维克之外的其他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政策失误的角度来阐释这个问题。
二月革命胜利之初，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及其主席李沃夫的威信都很高，俄国内各主要资产阶级政党甚至人民群众都对其寄予厚望。但是临时政府的施政纲领却只谈到了一般的政治民主改革，比如实行政治和宗教特赦，言论、出版、集会和罢工自由等。不论是临时政府，还是保皇的十月党、标榜民主自由的立宪民主党，对人民最迫切关心的战争和土地问题都没能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甚至还声称要把战争进行到底。正是时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的米留可夫在照会盟国的《告公民书》上所加的注解引发了临时政府的第一次危机。注解上说：“临时政府与盟国同心同德。继续对这次战争的胜利结束充满信心。”临时政府的内外政策比之沙皇时代是个巨大进步，但是因为不能满足人民对和平、土地和面包的迫切要求而失去了民心。
二月革命突然爆发，使资产阶级仓促掌权，一方面它还缺乏领导整个国家的成熟经验，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前线失败、经济崩溃的混乱局面，加之适逢刚刚打破沙皇封建君主专制，在空前的政治自由环境下，社会上各党派和阶层积极行动起来，为争取参加政权和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而展开公开的政治斗争。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无法应付革命后混乱的局面，整个控制系统处于无组织状态。而且，临时政府内部不和，意见分歧甚至互相敌视。在二月到十月这段时间内，政府多次发生危机，频繁更迭，数易其主，包括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内共存在过五届政府。这些都显示了资产阶级领导革命和国家的不成熟，损害了临时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了人民对它的期望值。同时也给布尔什维克反对临时政府，反对奉行同政府妥协的政策宣传制造了机会。
从二月到十月期间，活跃在俄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资产阶级政党有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派等。在临时政府中占优势的立宪民主党是二月革命时期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到1917年5月，全党约有三万党员。该党主张全部政权归临时政府，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在战争、土地、民族等问题上与临时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在政治上也随着临时政府而起落。资产阶级政党中还有进步党、十月党等，力量都弱于立宪民主党。
当时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是社会革命党。其平分土地的纲领吸引了大批农民和士兵，党员人数多达100万。社会革命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意见分歧，分左、中、右三派，这使其力量相对削弱。最初各派都主张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5月其领袖参加政府后，中派和右派都要求全力支持政府，在战争与土地等问题上都与临时政府站在一起。左派则反对党的领袖入阁，主张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在土地问题上坚持土地社会化纲领，主张农民自己起来夺取地主土地。社会革命党在社会上的影响较大，但也许是像该党一位领导人B·切尔诺夫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权力恐惧症”，他们并不积极为自己争取政权，而是喜欢在联合政府里占有一席之地。切尔诺夫讲道：“先前的大多数革命都是激烈的夺权斗争的竞技场。而我们俄国的革命有时却退化为争取放弃权力、争取将权力推在别人肩上的斗争。”作为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社会革命党也自愿把自己的命运绑在了临时政府的战车上。
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派的力量也很强大，早在1912年就宣称有党员25万人。孟什维克主张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主张由立宪会议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农民擅自夺取地主土地。孟什维克派在二月到十月期间有几次大的失误。他们认为，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因此政权理应由资产阶级掌握。无产阶级在现时代还没有能力主持政府，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按照我们的观点。争取政治自由应该是，而且只能是为在多少遥远的未来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在二月革命胜利之初就掌握了苏维埃领导权的盂什维克领袖们如齐赫泽等，居然通过决议把政权转归临时政府。用苏维埃执委会成员孟什维克派的H·苏汉诺夫的话说，这意味着“把政权奉送给阶级敌人”，但他仍然提议这样做，“以保证民主派同这些敌人作斗争的完全自由”。这是孟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后的第一个重大失误。要知道，拥有政权，才拥有行动的主动权。
在临时政府的“四月危机”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占多数并把持彼得格勒苏维埃，他们又一次有机会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但由于领导人的妥协政策，他们派代表参加了联合政府，使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得以继续执政。1917年8月底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被粉碎后，列宁建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组成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 但遭到拒绝。不仅如此，苏维埃还通过决议，支持克伦斯基的新执政内阁。政权和平过渡到苏维埃的机会再次失去。
当时社会上各主要资产阶级政党如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新生活党等还犯了一个共同的但却是致命的错误。他们意识到了在平定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影响迅速增长，苏维埃和社会愈益“布尔什维克化”，存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可能，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过分轻视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能力。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后，10月25～27日在斯摩尔尼宫召开了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包括左派都对这次代表大会缺乏重视，没有像布尔什维克一样进行有效的组织工作。结果，在出席会议的代表625人中在布尔什维克占39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179名，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21名，孟什维克联合派国际主义代表35名。布尔什维克人数占了60％。只占少数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不包括左派)又因会上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分歧而退出了会议。而左派社会革命党因坚持要组织包括全体社会主义政党的政府而没能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产生的新政府由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组成。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决定了事件后来发展的整个进程。虽然围绕着建立纯粹社会主义者政府的问题和联合政府的组成问题的争吵在继续，但在很大程度上，结局已然确定。
从布尔什维克党的角度来说，二月革命之初，它的力量还相对弱小，党员人数只有2.4万人。但是布尔什维克党一方面以符合人民利益的纲领和政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或者用某些史家的说法是其“政治现实主义”为其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善于利用临时政府及上述政治派别的失误，抓住历史赋予的契机，加强自己的宣传，壮大自己的力量。布尔什维克党员人数从二月革命之初的2.4万人增长到4月的8万人、7月的24万人，到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控制了圣彼得堡、莫斯科等全国多数大城市的苏维埃。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是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前面我们引述过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等资产阶级党派对布尔什维克可能掌权的轻慢 态度，我们从他们纷纷出来探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可能性问题本身，也能了解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影响力已经达到了涉足政权的程度。可以说，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其坚强的、杰出的领袖列宁的带动下，以其适时的策略赢得了人民，壮大了自己，赢得了政权。这样的情况用“一小撮人的密谋”和“少数人的政变”来解释显然是不合适的。
二、到底什么是十月革命道路
什么是十月革命道路呢?评价十月革命道路问题时，不少研究者喜欢把十月革命道路与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发展道路合二为一。探讨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界定十月革命的性质。
二月革命爆发之前，列宁远在瑞士，当时他对欧洲革命和俄国革命的估计还相对遥远，正如其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但是我认为我能够满怀信心地表示这样的希望，那就是现在正在瑞士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色地工作着的青年们，会有幸在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不仅参加斗争，而且取得胜利。”应该说，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和俄国的国情来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还没有提到列宁的议事日程上。但是出于职业革命家的敏锐的政治嗅觉，列宁意识到了二月革命的爆发给俄国无产阶级提供的历史契机。他在写给国内同志的信中指出：“二、三月革命不过是革命的第一阶段。俄国目前正处在向革命的下一阶段……过渡的特殊的历史时刻。”列宁提出，在这次革命中无产阶级的任务是要善于通过最可靠的途径走向革命的下一阶段，应当在第二次革命中把国家政权从地主资本家政府手中夺过来交给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府，应当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人人普遍参加的人民武装组织，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争取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对最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等。列宁指出，采取这些步骤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不过这个时候列宁还没有明确意识到第二阶段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到来，正像他自己所说：“我不能从我所在的这个该死的远方来判断这第二次革命究竟临近到什么程度。”
列宁回国后在《真理报》发表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一文，也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指出“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
列宁在这里提到的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说的也就是建立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那么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不是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呢?列宁在1917年4月反驳加米涅夫对他的指责时说：“这是不对的。我不但没有‘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直接提醒不要有这种想法，我在提纲的第8条中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列宁在这里又重提他在1905年写的文章《两种策略》中的一段话：“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特权……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可见，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所主张的这个革命第二阶段，即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掌握政权的阶段还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它的未来才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才是“走向社会主义”。在这里。列宁所界定的革命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本质差别是政权在谁手里的问题。
在回国之前列宁还不清楚未来的这次革命到底临近到什么程度，但是当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布尔什维克力量的壮大出现了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契机的时候，列宁坚决而果敢地提出了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任务。在9月30日的《告工人、农民、士兵书》中列宁说道：“如果政权由苏维埃掌握，那么在10月25日以前(如果苏维埃代表大会在10月20日召开)就会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提出公正的和约。……如果政权由苏维埃掌握，那么立刻就会宣布地主的土地是全体人民的财产。”列宁丝毫不隐讳布尔什维克党对政权的追求，“我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任何政党，特别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如果在可能取得政权的时候拒绝夺取政权，那它就没有权利存在下去，就不配称为政党，就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渺小的无用之辈。”。从这些文字中不难体会到列宁坚持举行武装起义的目的是夺取政权。而缔结和约以实现和平、夺取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既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也是迎合群众对和平和土地的迫切要求借以争取群众的手段。
当然，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 十月革命的结束。列宁甚至把从1917年10月25日到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都视为革命的第一个阶段，而在这个阶段，列宁认为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因为当时我们所完成的任务就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为当时‘农民’内部还没有发生阶级斗争”。不过列宁同时指出，这一阶段已经“超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做了很多事情”。
这样说来，将十月革命的性质直接界定为社会主义革命就过于简单了。也许分两个层次来阐释它更为准确，那就是：从根本目标上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用社会主义原则建设国家，从这个角度上说它具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从具体目标上是为了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夺取并捍卫政权，实现广大人民对和平和土地的迫切要求，它的未来是在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下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从这个角度上说，它还只是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过渡的一种性质。
界定了十月革命的性质，再来认识十月革命道路。我们不妨说，十月革命是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手中武装夺取政权并捍卫政权的斗争，十月革命道路是以暴力手段武装夺取政权为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道路的道路。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路线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及其他主要资产阶级政党政策之间存在的主要差别是和平和土地问题，不是未来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
三、十月革命是不是俄国现代化的断裂
笔者在最近几次与西方学者和俄罗斯学者接触的过程中，都听到这样的观点：十月革命阻断了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是俄国现代化的断裂。这个提法本身还是把十月革命与苏联发展道路合二为一了。那么我们就把它们合二为一来说，它是不是俄国现代化的断裂呢?
尽管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称得上是有影响的帝国主义大国之一，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也处于大发展时期，但是俄国的资本主义关系发展得很不充分，存在着严重的农奴制残余，已有的工业发展按地域分布极不平衡，按人均折算也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发达的现代大工业与大量旧的工业组织形式——212工业并存。一战前夕，在俄国人口达到1.7亿的时候，工人的数量也只有300万，其中产业工人不超过200万。根据1897年的人口调查，城镇人口只占全体居民的13％。对于俄国工业来说，战争是一场考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工业暴露出其在辉煌的外表掩盖下的所有缺陷。因此说，这个时期的俄国只能说是不再处于经济落后阶段的国家，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仍然是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实现。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先是经过了三年国内战争时期(从政策角度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然后是新经济政策二元经济探索期，用西方学者的话说，“1917～1927年这一时期是一个试错期，是前进和倒退交替的时期，是一个以妥协精神为特征的时期”。但是即便在这个时期，大上业的发展或者说是工业化也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不可动摇的追求。早在1918年，在列宁的倡议和主持下，集中了全国200多名优秀科学家，制定了为期10～15年的全国电气化计划。列宁高度评价这个计划，将其称之为“第二个党纲”。列宁指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惟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斯大林上台后，更加强调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求在短时间内把苏联从农业国变为上业国，赶超西方国家。
与俄罗斯帝国的版图相比，苏联失去了与其经济唇齿相依的波罗的海沿岸和波兰地区，因此俄国工业部门的经济增长潜力减少了10％～20％，而如果考虑到这两个地区在国内外贸易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及从整体上对经济的刺激作用，那么苏联的实际经济损失还要严重得多。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工业化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引用伯明翰大学研究苏联经济的R.W.戴维斯教授的话说：“在1928年之后的10年里，苏联T业以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发展着。”据苏联官方统计，1937年的工业总产值是1928年的446％，即便是按照西方最保守的估计，这个数字也有249％，与此相对应的从1928—1937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18％和10.5％。而在前面所说的沙皇俄国最后几十年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的1860～1913年间，俄国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年均只有5％，就是达到峰值时期的19世纪最后10年也只有年均7％左右。苏联官方估计的劳动生产率1937年达到1928年的244％，按照一项美国机构的估计这一数字也有174％～177％。即便按照174％估算，也表明劳动生产率以年均6％的速度递增，远远高于英国或美国在19世纪任何时期的增长情况。在工业化破坏了广大消费者生活水平的同时，苏联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全国人口统计数据表明，9～49岁人群中文盲率从1926年的43.4％下降到1939年的12.6％，各类在校生人数从1928～1929年度的1200万上升到1939～1940年度的3300万，普遍地实行了7年义务教育制(其中1／3的城市儿童获得了8～10年的义务教育)，接受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技术教育的人数增长得更快。到1939年，苏联城镇人口达到了5600万。
以上引用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分析苏联前两个五年计划时期也就是加速工业化时期的发展情况。不久前俄罗斯学者B.M.西姆切拉出版的一本专著《俄国经济发展百年：1900～2000》，根据20世纪不同时期的官方统计数据对俄国百年来的经济发展指标进行了比较，据此我们能够对整个苏联时期的经济发展有个更为全面的了解。在西姆切拉提供的数据中，苏联时期比帝俄时期的经济指标增长了几十甚至上百倍。比如：石油开采量是帝俄时期的70倍，1914年为880万吨，1990年为6.17亿吨；钢铁产量是帝俄时期的51.9倍，1914年310万吨，1990年1.61l亿吨；即便是被认为落后的农业，粮食产量也是帝俄时期的4.2倍，1914年5460万吨，1990年2.32亿吨。在整个20世纪，俄国(包括苏联)国民财富的实物总量增长了79倍，而相比来说，美国同期只增长了不足16倍。0如果说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不能完全被认同，那么按照西方学者通常所作的折扣，这些经济发展指标依然是惊人的。经济的持续增长大幅度提高了苏联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从1950～1975年，苏联人均实际消费以年均3.8％的速度递增，这个时期内消费总体增加了2.5倍，而同期美国的年人均实际消费只增加了2.0％，25年增加了1.6倍。
谈到苏联的工业化，在列举其业绩的同时我们不能否认与它相伴生的巨大的代价。比如工业化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农民交纳的贡赋，工业化的成就牺牲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在1929～1933年“一五计划”期间，农业产值出现了大幅降低，其中家畜产量的下滑几乎是灾难性的。1932～1933年的大饥荒导致饿殍遍野。直到二战之前，苏联人均农业产值仍低于20年代末期的水平。在工业化高歌猛进的过程中，苏联城市和乡村人民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严重，1937年人均食品消费与工业消费品数量下降了3～8个百分点，二战前的几年，这一消费水平下降得更快。根据F.洛里梅尔的计算，在1926～1939年间，苏联的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50万之多，其中饥荒和强制劳工营是造成超高死亡人数的直接原因。据称，在1939年的调查统计中，苏联集中劳工营里的人数最多时达到400～500万人。
苏联工业化的代价是惨痛和令人震惊的，由此引发的后果是造成苏联模式失败的因素之一，但是我们在批评其实现工业化的途径和发展模式的时候也不能因为这些就否认其成就。从工业化本身及苏联时期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苏联时期非但不能说成是俄国现代化的断裂，而正应该说是布尔什维克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的扩张所导致的紧迫感，从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追赶型现代化的尝试。这种尝试的结果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从经济或者工业化本身的角度看，它依然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
当然，现代化问题是个更复杂的现象，单是从经济角度讲也还应该有更多的研究视角，这是一个大而重要的、尚需我们花大气力去做的学问。但是无论如何，作出“现代化的断裂”这样的结论不能仅凭苏联经济在20世纪后几十年的停滞和苏联解体、俄罗斯重回资本主义道路这些事实，也不能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十年的衰退来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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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十月革命 性质 道路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7)06-0176-05
十月革命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十月革命问题的研究和争论从革命发生时一直延续到现在。特别是苏联解体后，革命问题不再受到意识形态束缚，真正成为历史学客观研究的对象，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如1917年十月革命是悲剧性的错误还是历史的自觉的选择?十月革命是否不可避免，应不应该从二月走到十月，是否存在其他的方案?俄国是否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十月革命产生了怎样的后果?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是，在争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学者们并没有很好地回复到历史的本原，有些历史事实或者是被忽略了，或者是被扭曲了。
一、十月革命是不是可以不发生
近年来经常会听到俄罗斯人说，如果没有十月革命的发生，俄国今天会发展得更好。有一些观点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小撮人的密谋，是少数人的政变，学者们甚至会谈到从二月到十月是否有必要的问题。笔者认为，历史是不存在假设的。尽管不是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是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根源。
无论是在俄国史学界还是国际史学界，几乎都不存在对二月革命的质疑，俄国在20世纪初的经济、政治情况特别是卷入一战之后社会的危机状态，使得二月革命的发生被认定是条件成熟的产物，不管它是自发与否。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使俄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自由。那么为什么从二月到十月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俄国资产阶级不能保有其胜利成果，俄国不能沿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发展下去，使政权从沙皇到资产阶级再到无产阶级呢?
以往的文章从布尔什维克纲领策略的成功方面分析这个问题的已经不少，本文仅从二月到十月期间临时政府及布尔什维克之外的其他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政策失误的角度来阐释这个问题。
二月革命胜利之初，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及其主席李沃夫的威信都很高，俄国内各主要资产阶级政党甚至人民群众都对其寄予厚望。但是临时政府的施政纲领却只谈到了一般的政治民主改革，比如实行政治和宗教特赦，言论、出版、集会和罢工自由等。不论是临时政府，还是保皇的十月党、标榜民主自由的立宪民主党，对人民最迫切关心的战争和土地问题都没能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甚至还声称要把战争进行到底。正是时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的米留可夫在照会盟国的《告公民书》上所加的注解引发了临时政府的第一次危机。注解上说：“临时政府与盟国同心同德。继续对这次战争的胜利结束充满信心。”临时政府的内外政策比之沙皇时代是个巨大进步，但是因为不能满足人民对和平、土地和面包的迫切要求而失去了民心。
二月革命突然爆发，使资产阶级仓促掌权，一方面它还缺乏领导整个国家的成熟经验，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前线失败、经济崩溃的混乱局面，加之适逢刚刚打破沙皇封建君主专制，在空前的政治自由环境下，社会上各党派和阶层积极行动起来，为争取参加政权和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而展开公开的政治斗争。新成立的临时政府无法应付革命后混乱的局面，整个控制系统处于无组织状态。而且，临时政府内部不和，意见分歧甚至互相敌视。在二月到十月这段时间内，政府多次发生危机，频繁更迭，数易其主，包括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内共存在过五届政府。这些都显示了资产阶级领导革命和国家的不成熟，损害了临时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了人民对它的期望值。同时也给布尔什维克反对临时政府，反对奉行同政府妥协的政策宣传制造了机会。
从二月到十月期间，活跃在俄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资产阶级政党有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派等。在临时政府中占优势的立宪民主党是二月革命时期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到1917年5月，全党约有三万党员。该党主张全部政权归临时政府，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在战争、土地、民族等问题上与临时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在政治上也随着临时政府而起落。资产阶级政党中还有进步党、十月党等，力量都弱于立宪民主党。
当时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是社会革命党。其平分土地的纲领吸引了大批农民和士兵，党员人数多达100万。社会革命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意见分歧，分左、中、右三派，这使其力量相对削弱。最初各派都主张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5月其领袖参加政府后，中派和右派都要求全力支持政府，在战争与土地等问题上都与临时政府站在一起。左派则反对党的领袖入阁，主张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在土地问题上坚持土地社会化纲领，主张农民自己起来夺取地主土地。社会革命党在社会上的影响较大，但也许是像该党一位领导人B·切尔诺夫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权力恐惧症”，他们并不积极为自己争取政权，而是喜欢在联合政府里占有一席之地。切尔诺夫讲道：“先前的大多数革命都是激烈的夺权斗争的竞技场。而我们俄国的革命有时却退化为争取放弃权力、争取将权力推在别人肩上的斗争。”作为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社会革命党也自愿把自己的命运绑在了临时政府的战车上。
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派的力量也很强大，早在1912年就宣称有党员25万人。孟什维克主张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主张由立宪会议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农民擅自夺取地主土地。孟什维克派在二月到十月期间有几次大的失误。他们认为，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因此政权理应由资产阶级掌握。无产阶级在现时代还没有能力主持政府，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按照我们的观点。争取政治自由应该是，而且只能是为在多少遥远的未来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在二月革命胜利之初就掌握了苏维埃领导权的盂什维克领袖们如齐赫泽等，居然通过决议把政权转归临时政府。用苏维埃执委会成员孟什维克派的H·苏汉诺夫的话说，这意味着“把政权奉送给阶级敌人”，但他仍然提议这样做，“以保证民主派同这些敌人作斗争的完全自由”。这是孟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后的第一个重大失误。要知道，拥有政权，才拥有行动的主动权。
在临时政府的“四月危机”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占多数并把持彼得格勒苏维埃，他们又一次有机会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但由于领导人的妥协政策，他们派代表参加了联合政府，使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得以继续执政。1917年8月底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被粉碎后，列宁建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组成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 但遭到拒绝。不仅如此，苏维埃还通过决议，支持克伦斯基的新执政内阁。政权和平过渡到苏维埃的机会再次失去。
当时社会上各主要资产阶级政党如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新生活党等还犯了一个共同的但却是致命的错误。他们意识到了在平定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影响迅速增长，苏维埃和社会愈益“布尔什维克化”，存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可能，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过分轻视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能力。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胜利后，10月25～27日在斯摩尔尼宫召开了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包括左派都对这次代表大会缺乏重视，没有像布尔什维克一样进行有效的组织工作。结果，在出席会议的代表625人中在布尔什维克占39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179名，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21名，孟什维克联合派国际主义代表35名。布尔什维克人数占了60％。只占少数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不包括左派)又因会上同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分歧而退出了会议。而左派社会革命党因坚持要组织包括全体社会主义政党的政府而没能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产生的新政府由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组成。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决定了事件后来发展的整个进程。虽然围绕着建立纯粹社会主义者政府的问题和联合政府的组成问题的争吵在继续，但在很大程度上，结局已然确定。
从布尔什维克党的角度来说，二月革命之初，它的力量还相对弱小，党员人数只有2.4万人。但是布尔什维克党一方面以符合人民利益的纲领和政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或者用某些史家的说法是其“政治现实主义”为其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善于利用临时政府及上述政治派别的失误，抓住历史赋予的契机，加强自己的宣传，壮大自己的力量。布尔什维克党员人数从二月革命之初的2.4万人增长到4月的8万人、7月的24万人，到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时控制了圣彼得堡、莫斯科等全国多数大城市的苏维埃。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是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前面我们引述过立宪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等资产阶级党派对布尔什维克可能掌权的轻慢 态度，我们从他们纷纷出来探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可能性问题本身，也能了解到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影响力已经达到了涉足政权的程度。可以说，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其坚强的、杰出的领袖列宁的带动下，以其适时的策略赢得了人民，壮大了自己，赢得了政权。这样的情况用“一小撮人的密谋”和“少数人的政变”来解释显然是不合适的。
二、到底什么是十月革命道路
什么是十月革命道路呢?评价十月革命道路问题时，不少研究者喜欢把十月革命道路与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发展道路合二为一。探讨这个问题，首先需要界定十月革命的性质。
二月革命爆发之前，列宁远在瑞士，当时他对欧洲革命和俄国革命的估计还相对遥远，正如其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这次革命的决战。但是我认为我能够满怀信心地表示这样的希望，那就是现在正在瑞士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出色地工作着的青年们，会有幸在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不仅参加斗争，而且取得胜利。”应该说，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和俄国的国情来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还没有提到列宁的议事日程上。但是出于职业革命家的敏锐的政治嗅觉，列宁意识到了二月革命的爆发给俄国无产阶级提供的历史契机。他在写给国内同志的信中指出：“二、三月革命不过是革命的第一阶段。俄国目前正处在向革命的下一阶段……过渡的特殊的历史时刻。”列宁提出，在这次革命中无产阶级的任务是要善于通过最可靠的途径走向革命的下一阶段，应当在第二次革命中把国家政权从地主资本家政府手中夺过来交给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府，应当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人人普遍参加的人民武装组织，没收全部地主土地，争取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对最重要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等。列宁指出，采取这些步骤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不过这个时候列宁还没有明确意识到第二阶段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到来，正像他自己所说：“我不能从我所在的这个该死的远方来判断这第二次革命究竟临近到什么程度。”
列宁回国后在《真理报》发表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一文，也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指出“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
列宁在这里提到的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说的也就是建立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那么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不是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呢?列宁在1917年4月反驳加米涅夫对他的指责时说：“这是不对的。我不但没有‘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直接提醒不要有这种想法，我在提纲的第8条中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列宁在这里又重提他在1905年写的文章《两种策略》中的一段话：“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特权……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可见，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所主张的这个革命第二阶段，即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掌握政权的阶段还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它的未来才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才是“走向社会主义”。在这里。列宁所界定的革命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本质差别是政权在谁手里的问题。
在回国之前列宁还不清楚未来的这次革命到底临近到什么程度，但是当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布尔什维克力量的壮大出现了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契机的时候，列宁坚决而果敢地提出了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任务。在9月30日的《告工人、农民、士兵书》中列宁说道：“如果政权由苏维埃掌握，那么在10月25日以前(如果苏维埃代表大会在10月20日召开)就会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提出公正的和约。……如果政权由苏维埃掌握，那么立刻就会宣布地主的土地是全体人民的财产。”列宁丝毫不隐讳布尔什维克党对政权的追求，“我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任何政党，特别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如果在可能取得政权的时候拒绝夺取政权，那它就没有权利存在下去，就不配称为政党，就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渺小的无用之辈。”。从这些文字中不难体会到列宁坚持举行武装起义的目的是夺取政权。而缔结和约以实现和平、夺取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既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也是迎合群众对和平和土地的迫切要求借以争取群众的手段。
当然，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 十月革命的结束。列宁甚至把从1917年10月25日到1918年1月5日解散立宪会议都视为革命的第一个阶段，而在这个阶段，列宁认为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因为当时我们所完成的任务就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为当时‘农民’内部还没有发生阶级斗争”。不过列宁同时指出，这一阶段已经“超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做了很多事情”。
这样说来，将十月革命的性质直接界定为社会主义革命就过于简单了。也许分两个层次来阐释它更为准确，那就是：从根本目标上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用社会主义原则建设国家，从这个角度上说它具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从具体目标上是为了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夺取并捍卫政权，实现广大人民对和平和土地的迫切要求，它的未来是在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下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从这个角度上说，它还只是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过渡的一种性质。
界定了十月革命的性质，再来认识十月革命道路。我们不妨说，十月革命是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手中武装夺取政权并捍卫政权的斗争，十月革命道路是以暴力手段武装夺取政权为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道路的道路。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路线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及其他主要资产阶级政党政策之间存在的主要差别是和平和土地问题，不是未来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
三、十月革命是不是俄国现代化的断裂
笔者在最近几次与西方学者和俄罗斯学者接触的过程中，都听到这样的观点：十月革命阻断了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是俄国现代化的断裂。这个提法本身还是把十月革命与苏联发展道路合二为一了。那么我们就把它们合二为一来说，它是不是俄国现代化的断裂呢?
尽管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称得上是有影响的帝国主义大国之一，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也处于大发展时期，但是俄国的资本主义关系发展得很不充分，存在着严重的农奴制残余，已有的工业发展按地域分布极不平衡，按人均折算也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发达的现代大工业与大量旧的工业组织形式——212工业并存。一战前夕，在俄国人口达到1.7亿的时候，工人的数量也只有300万，其中产业工人不超过200万。根据1897年的人口调查，城镇人口只占全体居民的13％。对于俄国工业来说，战争是一场考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工业暴露出其在辉煌的外表掩盖下的所有缺陷。因此说，这个时期的俄国只能说是不再处于经济落后阶段的国家，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仍然是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实现。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先是经过了三年国内战争时期(从政策角度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然后是新经济政策二元经济探索期，用西方学者的话说，“1917～1927年这一时期是一个试错期，是前进和倒退交替的时期，是一个以妥协精神为特征的时期”。但是即便在这个时期，大上业的发展或者说是工业化也是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不可动摇的追求。早在1918年，在列宁的倡议和主持下，集中了全国200多名优秀科学家，制定了为期10～15年的全国电气化计划。列宁高度评价这个计划，将其称之为“第二个党纲”。列宁指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惟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斯大林上台后，更加强调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求在短时间内把苏联从农业国变为上业国，赶超西方国家。
与俄罗斯帝国的版图相比，苏联失去了与其经济唇齿相依的波罗的海沿岸和波兰地区，因此俄国工业部门的经济增长潜力减少了10％～20％，而如果考虑到这两个地区在国内外贸易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及从整体上对经济的刺激作用，那么苏联的实际经济损失还要严重得多。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工业化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引用伯明翰大学研究苏联经济的R.W.戴维斯教授的话说：“在1928年之后的10年里，苏联T业以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发展着。”据苏联官方统计，1937年的工业总产值是1928年的446％，即便是按照西方最保守的估计，这个数字也有249％，与此相对应的从1928—1937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18％和10.5％。而在前面所说的沙皇俄国最后几十年资本主义大发展时期的1860～1913年间，俄国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年均只有5％，就是达到峰值时期的19世纪最后10年也只有年均7％左右。苏联官方估计的劳动生产率1937年达到1928年的244％，按照一项美国机构的估计这一数字也有174％～177％。即便按照174％估算，也表明劳动生产率以年均6％的速度递增，远远高于英国或美国在19世纪任何时期的增长情况。在工业化破坏了广大消费者生活水平的同时，苏联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全国人口统计数据表明，9～49岁人群中文盲率从1926年的43.4％下降到1939年的12.6％，各类在校生人数从1928～1929年度的1200万上升到1939～1940年度的3300万，普遍地实行了7年义务教育制(其中1／3的城市儿童获得了8～10年的义务教育)，接受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技术教育的人数增长得更快。到1939年，苏联城镇人口达到了5600万。
以上引用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分析苏联前两个五年计划时期也就是加速工业化时期的发展情况。不久前俄罗斯学者B.M.西姆切拉出版的一本专著《俄国经济发展百年：1900～2000》，根据20世纪不同时期的官方统计数据对俄国百年来的经济发展指标进行了比较，据此我们能够对整个苏联时期的经济发展有个更为全面的了解。在西姆切拉提供的数据中，苏联时期比帝俄时期的经济指标增长了几十甚至上百倍。比如：石油开采量是帝俄时期的70倍，1914年为880万吨，1990年为6.17亿吨；钢铁产量是帝俄时期的51.9倍，1914年310万吨，1990年1.61l亿吨；即便是被认为落后的农业，粮食产量也是帝俄时期的4.2倍，1914年5460万吨，1990年2.32亿吨。在整个20世纪，俄国(包括苏联)国民财富的实物总量增长了79倍，而相比来说，美国同期只增长了不足16倍。0如果说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不能完全被认同，那么按照西方学者通常所作的折扣，这些经济发展指标依然是惊人的。经济的持续增长大幅度提高了苏联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从1950～1975年，苏联人均实际消费以年均3.8％的速度递增，这个时期内消费总体增加了2.5倍，而同期美国的年人均实际消费只增加了2.0％，25年增加了1.6倍。
谈到苏联的工业化，在列举其业绩的同时我们不能否认与它相伴生的巨大的代价。比如工业化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农民交纳的贡赋，工业化的成就牺牲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在1929～1933年“一五计划”期间，农业产值出现了大幅降低，其中家畜产量的下滑几乎是灾难性的。1932～1933年的大饥荒导致饿殍遍野。直到二战之前，苏联人均农业产值仍低于20年代末期的水平。在工业化高歌猛进的过程中，苏联城市和乡村人民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严重，1937年人均食品消费与工业消费品数量下降了3～8个百分点，二战前的几年，这一消费水平下降得更快。根据F.洛里梅尔的计算，在1926～1939年间，苏联的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50万之多，其中饥荒和强制劳工营是造成超高死亡人数的直接原因。据称，在1939年的调查统计中，苏联集中劳工营里的人数最多时达到400～500万人。
苏联工业化的代价是惨痛和令人震惊的，由此引发的后果是造成苏联模式失败的因素之一，但是我们在批评其实现工业化的途径和发展模式的时候也不能因为这些就否认其成就。从工业化本身及苏联时期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苏联时期非但不能说成是俄国现代化的断裂，而正应该说是布尔什维克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的扩张所导致的紧迫感，从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追赶型现代化的尝试。这种尝试的结果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从经济或者工业化本身的角度看，它依然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
当然，现代化问题是个更复杂的现象，单是从经济角度讲也还应该有更多的研究视角，这是一个大而重要的、尚需我们花大气力去做的学问。但是无论如何，作出“现代化的断裂”这样的结论不能仅凭苏联经济在20世纪后几十年的停滞和苏联解体、俄罗斯重回资本主义道路这些事实，也不能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十年的衰退来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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