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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09—0071—02
1954年，《历史教学》发行量增加到4万多份，在国内外史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自这年第9期起，社务并入天津通俗出版社(后改称天津人民出版社)，对外仍沿用《历史教学》编辑部的名义，行政由出版社领导，业务仍由编委会领导。
《历史教学》1954年第9期刊登了编委会“给本刊读者”的一封信。文中说：现在最急迫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中学历史教学质量，今后将从以下几方面改进。第一，明确规定《历史教学》的办刊方针为“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帮助提高中学历史教学的质量为本刊唯一的任务。第二，提高本刊内容的思想水平。……第三，增加有关教学的参考材料。
这时，扩大的编委会增加了天津市史学、教育工作者王仁忱、耿夫孟、朱星、刘冀农、韦力、卢士林为编委，王仁忱兼副总编辑。王仁忱系河北大学历史系主任，河北大学原址天津，主要也是培养中学教师。朱星系河北师范学院院长，后来是天津师大中文系教授。刘翼农是天津教育局局长。韦力是天津一中校长，后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普教专家。这些编委的加盟，无疑增加了历史教学方面的力量，确保了“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的办刊方针。 《历史教学》1954年第9期之前发表了为数不多的几篇学术论文：罗尔纲《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的问题》、杨宽《春秋战国间封建的军事组织和战争的变化》、金宝祥《唐代封建经济的发展及其矛盾》、郑昌淦《试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矛盾的特殊性》。之后，与中学历史内容无关的学术论文明显减少，与中学教学有关的，如杨宽《历史教学中有关处理战国年代的问题》、赵俪生《南京初的钟相、杨么起义》等仍具学术价值。时政文章几乎每期都有，如吴廷璆《国家过渡时期的历史意义》、尚钺《总路线对历史科学的伟大贡献》、季陶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大意义》、邓初民《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等。建国初期，报刊不多，刊物上发表一些紧跟政治形势，宣扬党的方针政策的文章，也是一种常态。
为配合政治运动，1954年《历史教学》开设了“学习总路线笔谈”栏目。1955年又开设了“学习思想讨论、批判”栏目，主要批判胡适。还有几篇批判梁漱溟的文章。
为了帮助中学教师系统地学习中国革命史，逐步领会毛泽东思想，自1954年9月号起，连载梁寒冰《中国革命史讲授提纲》。梁寒冰(1909-1989)，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当过教师，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天津市教育局局长、市委文教部长、河北大学校长、中共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是党内历史学家。
《历史教学》1954年第5期发表雷海宗的《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很有意思。其中有关“蚕桑业由中国传人欧洲的问题”中，作者指出：6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由中国学会了养蚕的方法。但拜占庭有关此事的记载说，两个曾到过中国，并注意到中国养蚕法的波斯基督教传教士，受了拜占庭皇帝的委托，把蚕卵由中国偷运出境；偷运，是因为中国一向对养蚕法保守秘密，不准外传，以便在世界专利。这个故事今日在所有欧洲文字的历史书中仍然被互相传抄，对中国实际上是以怨报德的诬蔑。中国向来对养蚕法没有保守过秘密，日本及远东所有国家的蚕桑业都是传自中国，今日全世界的养蚕技术也无不直接或间接源于中国。拜占庭统治集团编造的故事，欧洲历史学者不假思索地传抄了1400年。
作者还指出，“所谓土耳其人阻塞西欧人东方贸易的商路问题”完全是捏造。事实上，一直到葡萄牙人已到达印度的那一年(1498年)，强大的土耳其势力尚未发展到西欧人东方贸易旧路的主要路线所在地埃及。远东商品运往西欧，亚洲大陆的路线虽有一定的地位，但自横亘亚欧非三大洲的大食帝国成立后，也就说自中古初期以后，经由印度洋及红海而达埃及的海上交通线，就成为东西贸易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商路。中国的商品西运，海陆两种交通线始终各有重要性。西欧人急于取得的远东商品是印度和南洋的香料，这主要是靠印度洋红海的海路运到埃及。另外一个较为次要的半海半陆的交通线，是由印度洋进入波斯湾，再从波斯湾经由驼运而达叙利亚沿岸的各港口。香料到达埃及或叙利亚以前，商运操持在回教商人的手中；再往西运，就为意大利北部各城的商人所专制。葡萄牙人对这项一本万利的生意不能染指，所以他们很早就想寻求一条直达远东的海路。一旦达到这个目标，他们第一件所注意的事就是割断旧的商路，以便自己垄断东西之间的贸易。后来，经过多年争斗，1509年，在印度西北岸的海战中，葡萄牙打败大食，垄断了东西贸易，割断了旧日东西贸易的交通线。到1517年土耳其人的势力才达到埃及，他们想阻断重开旧商路，但始终为葡萄牙所阻。所以，一般史书中所谓由于土耳其人阻塞旧商路，而西欧人才开辟新航线的说法与事实正相反。实际是西欧人开辟新航路后，有计划地堵塞了大食人的旧航路，而大食人及土耳其人一切重开旧路的努力，都因西欧人的阻挠而未能成功。
雷海宗批驳的说法源自前苏联的世界通史，至今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仍持这样的观点。本期我们特约对此有详细研究的王加丰教授撰文，以正视听。
有关教学问题研究，涉及面也比较广，《历史教学》刊登了有关备课、教材评价、课堂教学、教法、教改、考试、历史地图使用、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苏联历史教学介绍，等等。
1954-1955年的《历史教学》，确实落实了“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的办刊方针。
(本文执笔：倪金荣)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央苏区的发展与失败
1931年11月，九一八事变后不足两个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当时中央苏区总共控制着五个县的范围。1932年1月，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不得不从剿共前线调回中央军主力，以应不时之需。红军因此获得发展机遇。到1932年4月，中央苏区的面积已经跨有18个县，完全占有7个全县，控制人口约300余万。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刚一签订，蒋介石立即调集大军进行第四次“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先后被攻陷，两部红军损失严重。中央苏区没有陷落，除了指挥上灵活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蒋介石刚刚结束了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围剿，在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作战时，日军攻陷了热河，并试图大举攻入长城。蒋介石分身乏术，无法两头兼顾，不得不调兵北上。失去鄂豫皖、湘鄂西两大苏区的犄角之势，中央苏区更加独立，本身也缩小了一半。1932年12月，共产国际电令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全部搬到中央苏区。24岁的博古原来还不是中央委员，经王明推荐居然被共产国际任命为最高领导人。已经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体制，以及与国际联系的电台掌握在博古手里，使周恩来等人也心甘情愿地接受其指挥。1933年9月，蒋介石开始发动第五次围剿。1934年4月，广昌一战，红军主力损失5000余人，国民党军仅伤亡2400人。此时，中央苏区除了强制征来的粮食可以支撑外，从武器弹药到食盐、服装，各种物资均陷入绝境，民心动摇，基层干部带着群众反水，士兵逃亡上万人。相当一批被认为不可靠的红军将领被秘密处决，如董振堂、赵博生。竭泽而渔的经济政策和左倾做法，加剧了内部矛盾。中央苏区已经再无存在的可能了。
摘编 自杨奎松著《“中间地带”的革命》
1954年，《历史教学》发行量增加到4万多份，在国内外史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自这年第9期起，社务并入天津通俗出版社(后改称天津人民出版社)，对外仍沿用《历史教学》编辑部的名义，行政由出版社领导，业务仍由编委会领导。
《历史教学》1954年第9期刊登了编委会“给本刊读者”的一封信。文中说：现在最急迫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中学历史教学质量，今后将从以下几方面改进。第一，明确规定《历史教学》的办刊方针为“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帮助提高中学历史教学的质量为本刊唯一的任务。第二，提高本刊内容的思想水平。……第三，增加有关教学的参考材料。
这时，扩大的编委会增加了天津市史学、教育工作者王仁忱、耿夫孟、朱星、刘冀农、韦力、卢士林为编委，王仁忱兼副总编辑。王仁忱系河北大学历史系主任，河北大学原址天津，主要也是培养中学教师。朱星系河北师范学院院长，后来是天津师大中文系教授。刘翼农是天津教育局局长。韦力是天津一中校长，后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普教专家。这些编委的加盟，无疑增加了历史教学方面的力量，确保了“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的办刊方针。 《历史教学》1954年第9期之前发表了为数不多的几篇学术论文：罗尔纲《太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的问题》、杨宽《春秋战国间封建的军事组织和战争的变化》、金宝祥《唐代封建经济的发展及其矛盾》、郑昌淦《试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矛盾的特殊性》。之后，与中学历史内容无关的学术论文明显减少，与中学教学有关的，如杨宽《历史教学中有关处理战国年代的问题》、赵俪生《南京初的钟相、杨么起义》等仍具学术价值。时政文章几乎每期都有，如吴廷璆《国家过渡时期的历史意义》、尚钺《总路线对历史科学的伟大贡献》、季陶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大意义》、邓初民《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等。建国初期，报刊不多，刊物上发表一些紧跟政治形势，宣扬党的方针政策的文章，也是一种常态。
为配合政治运动，1954年《历史教学》开设了“学习总路线笔谈”栏目。1955年又开设了“学习思想讨论、批判”栏目，主要批判胡适。还有几篇批判梁漱溟的文章。
为了帮助中学教师系统地学习中国革命史，逐步领会毛泽东思想，自1954年9月号起，连载梁寒冰《中国革命史讲授提纲》。梁寒冰(1909-1989)，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当过教师，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天津市教育局局长、市委文教部长、河北大学校长、中共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是党内历史学家。
《历史教学》1954年第5期发表雷海宗的《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很有意思。其中有关“蚕桑业由中国传人欧洲的问题”中，作者指出：6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由中国学会了养蚕的方法。但拜占庭有关此事的记载说，两个曾到过中国，并注意到中国养蚕法的波斯基督教传教士，受了拜占庭皇帝的委托，把蚕卵由中国偷运出境；偷运，是因为中国一向对养蚕法保守秘密，不准外传，以便在世界专利。这个故事今日在所有欧洲文字的历史书中仍然被互相传抄，对中国实际上是以怨报德的诬蔑。中国向来对养蚕法没有保守过秘密，日本及远东所有国家的蚕桑业都是传自中国，今日全世界的养蚕技术也无不直接或间接源于中国。拜占庭统治集团编造的故事，欧洲历史学者不假思索地传抄了1400年。
作者还指出，“所谓土耳其人阻塞西欧人东方贸易的商路问题”完全是捏造。事实上，一直到葡萄牙人已到达印度的那一年(1498年)，强大的土耳其势力尚未发展到西欧人东方贸易旧路的主要路线所在地埃及。远东商品运往西欧，亚洲大陆的路线虽有一定的地位，但自横亘亚欧非三大洲的大食帝国成立后，也就说自中古初期以后，经由印度洋及红海而达埃及的海上交通线，就成为东西贸易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商路。中国的商品西运，海陆两种交通线始终各有重要性。西欧人急于取得的远东商品是印度和南洋的香料，这主要是靠印度洋红海的海路运到埃及。另外一个较为次要的半海半陆的交通线，是由印度洋进入波斯湾，再从波斯湾经由驼运而达叙利亚沿岸的各港口。香料到达埃及或叙利亚以前，商运操持在回教商人的手中；再往西运，就为意大利北部各城的商人所专制。葡萄牙人对这项一本万利的生意不能染指，所以他们很早就想寻求一条直达远东的海路。一旦达到这个目标，他们第一件所注意的事就是割断旧的商路，以便自己垄断东西之间的贸易。后来，经过多年争斗，1509年，在印度西北岸的海战中，葡萄牙打败大食，垄断了东西贸易，割断了旧日东西贸易的交通线。到1517年土耳其人的势力才达到埃及，他们想阻断重开旧商路，但始终为葡萄牙所阻。所以，一般史书中所谓由于土耳其人阻塞旧商路，而西欧人才开辟新航线的说法与事实正相反。实际是西欧人开辟新航路后，有计划地堵塞了大食人的旧航路，而大食人及土耳其人一切重开旧路的努力，都因西欧人的阻挠而未能成功。
雷海宗批驳的说法源自前苏联的世界通史，至今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仍持这样的观点。本期我们特约对此有详细研究的王加丰教授撰文，以正视听。
有关教学问题研究，涉及面也比较广，《历史教学》刊登了有关备课、教材评价、课堂教学、教法、教改、考试、历史地图使用、历史唯物主义，以及苏联历史教学介绍，等等。
1954-1955年的《历史教学》，确实落实了“为中学历史教学服务”的办刊方针。
(本文执笔：倪金荣)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央苏区的发展与失败
1931年11月，九一八事变后不足两个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当时中央苏区总共控制着五个县的范围。1932年1月，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不得不从剿共前线调回中央军主力，以应不时之需。红军因此获得发展机遇。到1932年4月，中央苏区的面积已经跨有18个县，完全占有7个全县，控制人口约300余万。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刚一签订，蒋介石立即调集大军进行第四次“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先后被攻陷，两部红军损失严重。中央苏区没有陷落，除了指挥上灵活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蒋介石刚刚结束了对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围剿，在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作战时，日军攻陷了热河，并试图大举攻入长城。蒋介石分身乏术，无法两头兼顾，不得不调兵北上。失去鄂豫皖、湘鄂西两大苏区的犄角之势，中央苏区更加独立，本身也缩小了一半。1932年12月，共产国际电令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全部搬到中央苏区。24岁的博古原来还不是中央委员，经王明推荐居然被共产国际任命为最高领导人。已经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体制，以及与国际联系的电台掌握在博古手里，使周恩来等人也心甘情愿地接受其指挥。1933年9月，蒋介石开始发动第五次围剿。1934年4月，广昌一战，红军主力损失5000余人，国民党军仅伤亡2400人。此时，中央苏区除了强制征来的粮食可以支撑外，从武器弹药到食盐、服装，各种物资均陷入绝境，民心动摇，基层干部带着群众反水，士兵逃亡上万人。相当一批被认为不可靠的红军将领被秘密处决，如董振堂、赵博生。竭泽而渔的经济政策和左倾做法，加剧了内部矛盾。中央苏区已经再无存在的可能了。
摘编 自杨奎松著《“中间地带”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