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口述实录
罗皓，湖北省基层干部。在抗疫中首个被火线提拔的网红干部。奋斗在一线。
我是罗皓，今年44岁，是一名退伍军人，2019年3月，我从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调配到崇阳县下属的天城镇，成为了一名四级主任科员。2月4日，我突然登上了新闻头条，传播最广的那篇文章《这位湖北干部，火线提拔》刷屏，让大家开始认识我。
网友对我褒奖有嘉说“能者上劣者下”，一天之内我接了十几通记者的采访电话，同事们都纷纷调侃我成为了“网红”。其实在我看来，自己并没有做什么突出的事情，天城镇里和我一样奋斗在一线的人很多，我也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被嘉奖。
记得1月20日，疫情开始有了苗头，我们天城镇党委书记廖旦发布通知，要组织干部紧急开会，全面部署防控工作方案。我虽然来这里工作时间不长，但从小生长于此，天城镇——崇阳县最大的镇、防疫阻击战的主阵地，这两点基本的判断还是错不了的。
据我了解，天城镇下辖28个村，11个社区，农业人口5.3万人，城镇人囗13万人，距离武汉市中心车程仅一个小时。镇上前往咸宁周边城市，特别是武汉打工、上班、做生意的人特别多，粗略估算，20万总人口中，流动人口接近有上万人。
从初一开始，就是返乡敏感期，对我们的挑战很大，但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畏惧过。当时我接到崇阳县颐和医院消息，说人员配备不够，需要多一辆车来运送确诊和疑似病例以及密切接触者，因为以前在部队开过车，我觉得自己完全能胜任这个工作，就主动报了名。至于害不害怕，会不会感染，我根本没有多余的心思去纠结和担心什么。
当时镇上条件有限，没有很正规的用车，但征用的这辆车也算接近，有点类似救护车的7座金杯面包车。在出发之前，我会把车用酒精、84消毒液里里外外消毒一遍，穿好防护服，戴好护目镜、手套和口罩，当时和我一同去的“战友”，社区1个人，村里1个人，镇上干部1个人（就是我），一般是3个人。如果工作不好做，就会增派两个人。
第一次转送病人，我们就遇到了阻力，前后做工作用了三个小时。在镇上有着100多户的中型小区，有一栋住户陈燕（化名）老公确认为新冠肺炎，陈燕和21岁、13岁的两个孩子，作为第2类密切接触者，需要隔离观察。陈燕当时很不愿意配合，在她看来，隔离在家也一样能做，不一定非要到医院去。
在运送病人的金怀车里。
最重要的是陈燕也害怕周边邻居会另眼看待，心理上有些接受不了。我清楚镇上的风俗，特别能理解陈燕的顾虑，和我同去的镇干部，主要做心理疏导，我们就劝她要往大方向想，以及告诉她在家隔离存在的风险。三个小时我们一行五人真的像居委会大妈一样苦口婆心地劝，终于把对方劝了下来。
相比之下，老人的工作可能更难做一些。有一位60多岁的刘姓住户，他妻子已经确诊，他属于疑似病例，已经有点咳嗽了，但他却说“死在房里都不去医院”。后来社区书记、镇书记都派专人来劝解，跟他讲事情的严重性，来来回回，上午两三个小时，下午两三个小时，晚上他又说要吃完晚饭再说。我们就守在他家门口等着他出来，后来被我们磨得没办法，才同意跟我们走。
后来，事实证明这种坚持是对的，老人目前已经确诊，幸好当时早点来医院，否则有可能更危险，因为他本身还有高血糖、高血压等病症。
当然，大部分人都是很配合的，镇上一位老人，因在与武汉亲戚有过拜年接触后感染。当时家里还带着一个10岁的孙子，在房间里没有直接接触。我去接老人入院隔离，男孩就很懂事，像个男子汉一样对爷爷说了安慰的话：“爷爷你去吧，我会照顾好自己。”当时我一个大男人站在旁边，眼泪就下来了。
我是1月28日运送了一批11人，后面几天又运送了好几次，前后护送30余人到颐和医院进行集中观察。工作强度的确不小，每天早上6点出门，连续一周凌晨两三点休息，每天工作除了护送病人，我还会不定时地运送社会各界捐助的物资，比如体温计、口罩、酒精、矿泉水、宣传画等，反正随叫随到。
要说不累是假的，但我觉得自己军人出身，一定能撑得下去。我一天与隔离人员接触20多个小时，忙的时候，就吃点泡面充饥;开车时间长，颈椎和腰也会酸痛;最尴尬的是不敢上厕所，防护服本来就紧缺，我们能把损耗降到最低就降到最低，留给一线的医护人员。
天城镇部署防疫工作。
因为经常接触确诊人员的关系，镇里专门安排了值班室供我们住宿，大概二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可以放两张单人床、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视机，我和市场部的一位干部住在一起，他是劝说员，我是司机，忙完一天回来，我俩常常聊天，我想在这个特殊时期，换成任何一个人都愿意做出一些牺牲。
2月5日我11点钟到宿舍，算是比较早的一天，同事帮我打了饭，放在微波炉里热好了，有菜有肉，这么多天，第一次能吃上一口应时的热饭，觉得很幸福。从1月28日开始，我一直没回家吃过一次饭，年三十晚上只在家待了半个小时就走了。我有一儿一女，妻子也无条件地支持我。现在，太想太想和家人在一起吃一頓团圆饭了。
2月5日，我接到了县委通报嘉奖，并提拔为镇党委委员，你问我对自己的评价，我想说，对于嘉奖，受之有愧。我只是镇上抗疫工作中一个非常普通的小角色，我也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分内工作，真的不必宣传报道。
身边像我这样的人真的太多了，大家都在奉献，可能领导觉得，我是直接接触、运送确诊和疑似病人，有一定胆识。但能得到这份荣誉，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全体一线同事们的嘉奖。
在这场抗疫阻击战中，我们很多干部都是无所畏惧地冲在第一线的，党委副书记徐干本来身体不太好，在分管后勤保障时，亲自搬方便面，烧开水，扛医疗用品，背消毒桶，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31岁的镇党委组织委员陈祯和我一样，也是在一线运送病人的干部。疫情一出，他就主动请缨上一线，父母从老家来看他，也没打上照面，连换洗衣服都是妻子送到镇政府门卫室。
我18岁时，站在党旗下宣誓入党，我对这片土地有着深深的热爱。平时我不爱拍照，连新闻报道中用的图片都是自己临时拍的，但等这场“战疫”打赢了，等我们的祖国好起来，我想好好和家人吃顿团圆饭，拍张全家福。
罗皓，湖北省基层干部。在抗疫中首个被火线提拔的网红干部。奋斗在一线。
我是罗皓，今年44岁，是一名退伍军人，2019年3月，我从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调配到崇阳县下属的天城镇，成为了一名四级主任科员。2月4日，我突然登上了新闻头条，传播最广的那篇文章《这位湖北干部，火线提拔》刷屏，让大家开始认识我。
网友对我褒奖有嘉说“能者上劣者下”，一天之内我接了十几通记者的采访电话，同事们都纷纷调侃我成为了“网红”。其实在我看来，自己并没有做什么突出的事情，天城镇里和我一样奋斗在一线的人很多，我也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被嘉奖。
记得1月20日，疫情开始有了苗头，我们天城镇党委书记廖旦发布通知，要组织干部紧急开会，全面部署防控工作方案。我虽然来这里工作时间不长，但从小生长于此，天城镇——崇阳县最大的镇、防疫阻击战的主阵地，这两点基本的判断还是错不了的。
据我了解，天城镇下辖28个村，11个社区，农业人口5.3万人，城镇人囗13万人，距离武汉市中心车程仅一个小时。镇上前往咸宁周边城市，特别是武汉打工、上班、做生意的人特别多，粗略估算，20万总人口中，流动人口接近有上万人。
从初一开始，就是返乡敏感期，对我们的挑战很大，但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畏惧过。当时我接到崇阳县颐和医院消息，说人员配备不够，需要多一辆车来运送确诊和疑似病例以及密切接触者，因为以前在部队开过车，我觉得自己完全能胜任这个工作，就主动报了名。至于害不害怕，会不会感染，我根本没有多余的心思去纠结和担心什么。
当时镇上条件有限，没有很正规的用车，但征用的这辆车也算接近，有点类似救护车的7座金杯面包车。在出发之前，我会把车用酒精、84消毒液里里外外消毒一遍，穿好防护服，戴好护目镜、手套和口罩，当时和我一同去的“战友”，社区1个人，村里1个人，镇上干部1个人（就是我），一般是3个人。如果工作不好做，就会增派两个人。
第一次转送病人，我们就遇到了阻力，前后做工作用了三个小时。在镇上有着100多户的中型小区，有一栋住户陈燕（化名）老公确认为新冠肺炎，陈燕和21岁、13岁的两个孩子，作为第2类密切接触者，需要隔离观察。陈燕当时很不愿意配合，在她看来，隔离在家也一样能做，不一定非要到医院去。
最重要的是陈燕也害怕周边邻居会另眼看待，心理上有些接受不了。我清楚镇上的风俗，特别能理解陈燕的顾虑，和我同去的镇干部，主要做心理疏导，我们就劝她要往大方向想，以及告诉她在家隔离存在的风险。三个小时我们一行五人真的像居委会大妈一样苦口婆心地劝，终于把对方劝了下来。
相比之下，老人的工作可能更难做一些。有一位60多岁的刘姓住户，他妻子已经确诊，他属于疑似病例，已经有点咳嗽了，但他却说“死在房里都不去医院”。后来社区书记、镇书记都派专人来劝解，跟他讲事情的严重性，来来回回，上午两三个小时，下午两三个小时，晚上他又说要吃完晚饭再说。我们就守在他家门口等着他出来，后来被我们磨得没办法，才同意跟我们走。
后来，事实证明这种坚持是对的，老人目前已经确诊，幸好当时早点来医院，否则有可能更危险，因为他本身还有高血糖、高血压等病症。
当然，大部分人都是很配合的，镇上一位老人，因在与武汉亲戚有过拜年接触后感染。当时家里还带着一个10岁的孙子，在房间里没有直接接触。我去接老人入院隔离，男孩就很懂事，像个男子汉一样对爷爷说了安慰的话：“爷爷你去吧，我会照顾好自己。”当时我一个大男人站在旁边，眼泪就下来了。
我是1月28日运送了一批11人，后面几天又运送了好几次，前后护送30余人到颐和医院进行集中观察。工作强度的确不小，每天早上6点出门，连续一周凌晨两三点休息，每天工作除了护送病人，我还会不定时地运送社会各界捐助的物资，比如体温计、口罩、酒精、矿泉水、宣传画等，反正随叫随到。
要说不累是假的，但我觉得自己军人出身，一定能撑得下去。我一天与隔离人员接触20多个小时，忙的时候，就吃点泡面充饥;开车时间长，颈椎和腰也会酸痛;最尴尬的是不敢上厕所，防护服本来就紧缺，我们能把损耗降到最低就降到最低，留给一线的医护人员。
因为经常接触确诊人员的关系，镇里专门安排了值班室供我们住宿，大概二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可以放两张单人床、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视机，我和市场部的一位干部住在一起，他是劝说员，我是司机，忙完一天回来，我俩常常聊天，我想在这个特殊时期，换成任何一个人都愿意做出一些牺牲。
2月5日我11点钟到宿舍，算是比较早的一天，同事帮我打了饭，放在微波炉里热好了，有菜有肉，这么多天，第一次能吃上一口应时的热饭，觉得很幸福。从1月28日开始，我一直没回家吃过一次饭，年三十晚上只在家待了半个小时就走了。我有一儿一女，妻子也无条件地支持我。现在，太想太想和家人在一起吃一頓团圆饭了。
2月5日，我接到了县委通报嘉奖，并提拔为镇党委委员，你问我对自己的评价，我想说，对于嘉奖，受之有愧。我只是镇上抗疫工作中一个非常普通的小角色，我也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分内工作，真的不必宣传报道。
身边像我这样的人真的太多了，大家都在奉献，可能领导觉得，我是直接接触、运送确诊和疑似病人，有一定胆识。但能得到这份荣誉，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全体一线同事们的嘉奖。
在这场抗疫阻击战中，我们很多干部都是无所畏惧地冲在第一线的，党委副书记徐干本来身体不太好，在分管后勤保障时，亲自搬方便面，烧开水，扛医疗用品，背消毒桶，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31岁的镇党委组织委员陈祯和我一样，也是在一线运送病人的干部。疫情一出，他就主动请缨上一线，父母从老家来看他，也没打上照面，连换洗衣服都是妻子送到镇政府门卫室。
我18岁时，站在党旗下宣誓入党，我对这片土地有着深深的热爱。平时我不爱拍照，连新闻报道中用的图片都是自己临时拍的，但等这场“战疫”打赢了，等我们的祖国好起来，我想好好和家人吃顿团圆饭，拍张全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