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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76年7月28日,中国北京时间3时42分53.11秒,唐山地震真实场景东经118.1度、北纬39.6度,在距地面16公里深处的地球外壳,比日本广岛原子弹强烈400倍的猛烈爆炸发生了。 中国唐山市突然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仅仅几秒钟后,唐山便成一片废墟,65万多间民用建筑倒塌和受到严重破坏,24万多人死亡,16万多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达30亿元以上。地震罹难场面惨烈到极点,为世界罕见。
《唐山大地震》将一个普通家庭大灾难后32年的生活与情感展现在大银幕上,无论时代如何进步与发展,始终不变的是中国人最传统的家庭观念,无论再大的灾难也不能摧毁。在冯小刚看来,《唐山大地震》是不是“史诗电影”并不重要,他说:“史诗电影说得多了,观众就麻木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史诗,但是我记录了这样一个家庭,他们的灾难和重聚。地震可以摧毁房屋,但这些都可以恢复重建,但对人内心的伤害是没办法重建的,这种伤害一直伴随着受害者,直到他们走进坟墓。这个电影,更准确地说,是小说《余震》,说的是亲情力量。”
主题篇—— 大时代下的人性
对于灾难片来说,其实套路大多只有一个,即宏大背景加小人物命运,此招屡试不爽,曾经赚了全球眼泪的《泰坦尼克号》如此,现在吓得全世界人民都“想开了”的《2012》亦是如此,所以这部《唐山大地震》在形式上也确实想不出什么新花招,不过灾难片本来也不是靠着形式赚钱的,主要还在于主题。
在各种主题中,难度最小的是爱情,难度最大的就是人性。一般功力稍浅之人是不敢碰“人性”这二字的,一是这个主题太宏大,又太具体,不好把握,二是稍微有些差池,就会画蛇添足,有哗众取宠之嫌。所以从中找一个平衡点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好在《唐山大地震》有张翎的知名小说《余震》“撑腰”,《余震》写的不是血淋淋的伤口,而是伤疤下暗暗涌动的东西,将人性放在一个“疗伤”的容器中,无疑让《唐山大地震》这部灾难片产生了一种不一样的特质。
电影的结构基本上就是小说的结构,从地震开始,然后母亲和女儿三十二年的分离,妈妈以为女儿死了,而女儿则是不愿意再去回首灾难来临被母亲抛弃的这段往事。当然编剧并没有把精力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将笔墨分散开来,既写了这样一个觉得自己被亲人遗弃的女孩,也写了失去女儿和丈夫的这个母亲对儿子的感觉,还有儿子对母亲的特殊感情。一条线延伸出的三条线,更加丰厚和全面地折射了时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等等层面,让“疗伤”在其中慢慢地“发酵”。
当然电影的主题跟原著比,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张翎《余震》的主题更多地是一个女孩,因为妈妈的选择,造成的一种心灵的伤害,和她怎么去修复。注重表达地震灾难是一时的,而灾难对人的影响可能是一生的。电影的主题则更关注中国人对家这个概念。这一场一场的地震,不管是唐山大地震,还是汶川地震,其实它破坏了什么呢?那就是家庭。如果你孑然一身,地震不会对你有太大影响,活就活了,死就死了,没有牵挂,但是假如你有家人,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唐山大地震》说的主要就是家庭,地震之后,虽然逝去的人已经逝去,活着的也已远走他乡,但家一直还在心里。
人物篇—— 选择与被放弃
女儿方登:过不去的一道坎儿
“ 1976年7月的一个傍晚,地震突然来袭。为救孩子,父亲死了,女儿方登和儿子方达被同一块楼板压在两边,无论人们想救哪一个,都要放弃另一个。母亲元妮选择了从小体弱多病的弟弟方达,而头脑清醒的方登听到了母亲做出的抉择……”
地震来袭的时候,最最困难的就是选择,尤其是选择自己亲人的命运的时候,不管这种选择是在什么条件下,什么心境下,它一定会伤害到不被选择的一方。饰演女儿的张静初说:“在发布会上,小女孩说了一句能让所有大人都哭了的话,她说想不通为什么妈妈会选择弟弟,而不是我,我也是妈妈的孩子啊。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创伤,你就觉得可能需要怎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她才能够真正地忘掉。虽然整部电影演完了,也经历了这个过程,作为她这个人物我慢慢能理解一点,可是有时候乍一想我还是觉得很伤心。如果是我妈妈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不能原谅她。”
对于这样一部电影,女儿方登的心路历程无疑是整部影片的一条主线,她的心理重建是这部电影最大的难点、看点所在。“戏里面女儿跨越自己心理的坎经历过很多层面,包括汶川地震的时候她去救灾,包括她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感受,还有就是她见到妈妈之后的感觉,这个一层一层往上添加,来帮她越过这个坎儿。其实也是让观众一起过这个坎儿。要大家能够相信,能够接受,在经历这么大的信任危机之后,她还可以学着去宽容,去爱她的妈妈。”张静初说。
母亲李元妮:选择是最痛苦的!
人们在关注《唐山大地震》这部戏的时候,往往容易把焦点放在劫后余生的女儿身上,而忽略了那个同样痛苦的母亲。那个被环境推入绝境而被迫做出残酷选择的母亲,才是这条脉络中最疼的一环,她一直存在于影片的背景中,没有女儿的戏那么重,那么突出,但母亲的喜怒哀乐却像空气一样一直牵绊着整部影片。
对于母亲这个角色,她既是被谴责的一方,又是受同情的一方,无法想象,在一个母亲放弃自己亲生孩子之后,她该如何继续自己的生活?“这部戏最难的就是把握李元妮是怎么过日子的。她是从地震堆里爬出来的人,对今后没有什么设想,不敢想,因为什么都没有了。丈夫没了,女儿没了,她还要带着一个残疾的儿子,就得从头做起。对于李元妮的乐观,很多人认为她是被动的,其实我理解她是再主动不过了,痛苦不一定要一天到晚都挂在脸上,她积极地活下去也是一种痛苦。我真是从这部片子中感受到了母亲是最伟大的,她的那个心啊,不管怎么样,孩子走到哪,她都是揪着心的。”饰演母亲的徐帆说。
道具篇—— 细节还原真实
冯小刚是一个喜欢用平民视角来记录时代的人,小市民群体的原生态展现,让他的影片在戏剧性之外,平添一份纪实感。正因为主角多为小市民,没有温饱的压力,又攀不上铺张的奢侈生活,冯导片中的主人公多半抱有自己的坚持与信仰。
这种感情一般在冯小刚的片子中是尽在不言中的,而这种尽在不言中,无非就是将情感物化成一种东西,通过它来传递情感,这一向是冯小刚影片中常用的伎俩。《不见不散》里象征爱情的物件是刘元送给李清的挂饰表,它是前者送给后者的告别礼物,却被后者当做鼓励自己留下的信仰加以收藏。一年后的再见面,最先映入刘元眼帘的是它,再两年的分合纠缠,它是李清身上不曾缺席的饰品,最终成了她对刘元说“我愿意”的小暗号。
自然,《唐山大地震》中也少不了这种象征意义浓郁的道具,而它就配合“家”这个主题概念串联着登场亮相。无论是原著小说还是电影成片,“家”的破碎是残留在每一个地震幸存者心中的隐痛。
这次冯小刚在《唐山大地震》中用道具融汇成了一部流畅的通史。母亲的衬衫和衫上的有机玻璃扣子;凤凰烟、茯苓饼、水果罐头和饭菜票是食;筒子楼是住,黄河大卡、飞鸽、永久自行车是行。1976年的唐山市一户普通人家的形象与活计全浓缩在这些符号性的道具里。而老式红绿灯、各类口号标语横幅、电影院与各家各户中张贴的老式招贴画,则撑起了1976年整个唐山市的风骨。
《唐山大地震》将一个普通家庭大灾难后32年的生活与情感展现在大银幕上,无论时代如何进步与发展,始终不变的是中国人最传统的家庭观念,无论再大的灾难也不能摧毁。在冯小刚看来,《唐山大地震》是不是“史诗电影”并不重要,他说:“史诗电影说得多了,观众就麻木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史诗,但是我记录了这样一个家庭,他们的灾难和重聚。地震可以摧毁房屋,但这些都可以恢复重建,但对人内心的伤害是没办法重建的,这种伤害一直伴随着受害者,直到他们走进坟墓。这个电影,更准确地说,是小说《余震》,说的是亲情力量。”
主题篇—— 大时代下的人性
对于灾难片来说,其实套路大多只有一个,即宏大背景加小人物命运,此招屡试不爽,曾经赚了全球眼泪的《泰坦尼克号》如此,现在吓得全世界人民都“想开了”的《2012》亦是如此,所以这部《唐山大地震》在形式上也确实想不出什么新花招,不过灾难片本来也不是靠着形式赚钱的,主要还在于主题。
在各种主题中,难度最小的是爱情,难度最大的就是人性。一般功力稍浅之人是不敢碰“人性”这二字的,一是这个主题太宏大,又太具体,不好把握,二是稍微有些差池,就会画蛇添足,有哗众取宠之嫌。所以从中找一个平衡点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好在《唐山大地震》有张翎的知名小说《余震》“撑腰”,《余震》写的不是血淋淋的伤口,而是伤疤下暗暗涌动的东西,将人性放在一个“疗伤”的容器中,无疑让《唐山大地震》这部灾难片产生了一种不一样的特质。
电影的结构基本上就是小说的结构,从地震开始,然后母亲和女儿三十二年的分离,妈妈以为女儿死了,而女儿则是不愿意再去回首灾难来临被母亲抛弃的这段往事。当然编剧并没有把精力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将笔墨分散开来,既写了这样一个觉得自己被亲人遗弃的女孩,也写了失去女儿和丈夫的这个母亲对儿子的感觉,还有儿子对母亲的特殊感情。一条线延伸出的三条线,更加丰厚和全面地折射了时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等等层面,让“疗伤”在其中慢慢地“发酵”。
当然电影的主题跟原著比,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张翎《余震》的主题更多地是一个女孩,因为妈妈的选择,造成的一种心灵的伤害,和她怎么去修复。注重表达地震灾难是一时的,而灾难对人的影响可能是一生的。电影的主题则更关注中国人对家这个概念。这一场一场的地震,不管是唐山大地震,还是汶川地震,其实它破坏了什么呢?那就是家庭。如果你孑然一身,地震不会对你有太大影响,活就活了,死就死了,没有牵挂,但是假如你有家人,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唐山大地震》说的主要就是家庭,地震之后,虽然逝去的人已经逝去,活着的也已远走他乡,但家一直还在心里。
人物篇—— 选择与被放弃
女儿方登:过不去的一道坎儿
“ 1976年7月的一个傍晚,地震突然来袭。为救孩子,父亲死了,女儿方登和儿子方达被同一块楼板压在两边,无论人们想救哪一个,都要放弃另一个。母亲元妮选择了从小体弱多病的弟弟方达,而头脑清醒的方登听到了母亲做出的抉择……”
地震来袭的时候,最最困难的就是选择,尤其是选择自己亲人的命运的时候,不管这种选择是在什么条件下,什么心境下,它一定会伤害到不被选择的一方。饰演女儿的张静初说:“在发布会上,小女孩说了一句能让所有大人都哭了的话,她说想不通为什么妈妈会选择弟弟,而不是我,我也是妈妈的孩子啊。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创伤,你就觉得可能需要怎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她才能够真正地忘掉。虽然整部电影演完了,也经历了这个过程,作为她这个人物我慢慢能理解一点,可是有时候乍一想我还是觉得很伤心。如果是我妈妈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不能原谅她。”
对于这样一部电影,女儿方登的心路历程无疑是整部影片的一条主线,她的心理重建是这部电影最大的难点、看点所在。“戏里面女儿跨越自己心理的坎经历过很多层面,包括汶川地震的时候她去救灾,包括她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感受,还有就是她见到妈妈之后的感觉,这个一层一层往上添加,来帮她越过这个坎儿。其实也是让观众一起过这个坎儿。要大家能够相信,能够接受,在经历这么大的信任危机之后,她还可以学着去宽容,去爱她的妈妈。”张静初说。
母亲李元妮:选择是最痛苦的!
人们在关注《唐山大地震》这部戏的时候,往往容易把焦点放在劫后余生的女儿身上,而忽略了那个同样痛苦的母亲。那个被环境推入绝境而被迫做出残酷选择的母亲,才是这条脉络中最疼的一环,她一直存在于影片的背景中,没有女儿的戏那么重,那么突出,但母亲的喜怒哀乐却像空气一样一直牵绊着整部影片。
对于母亲这个角色,她既是被谴责的一方,又是受同情的一方,无法想象,在一个母亲放弃自己亲生孩子之后,她该如何继续自己的生活?“这部戏最难的就是把握李元妮是怎么过日子的。她是从地震堆里爬出来的人,对今后没有什么设想,不敢想,因为什么都没有了。丈夫没了,女儿没了,她还要带着一个残疾的儿子,就得从头做起。对于李元妮的乐观,很多人认为她是被动的,其实我理解她是再主动不过了,痛苦不一定要一天到晚都挂在脸上,她积极地活下去也是一种痛苦。我真是从这部片子中感受到了母亲是最伟大的,她的那个心啊,不管怎么样,孩子走到哪,她都是揪着心的。”饰演母亲的徐帆说。
道具篇—— 细节还原真实
冯小刚是一个喜欢用平民视角来记录时代的人,小市民群体的原生态展现,让他的影片在戏剧性之外,平添一份纪实感。正因为主角多为小市民,没有温饱的压力,又攀不上铺张的奢侈生活,冯导片中的主人公多半抱有自己的坚持与信仰。
这种感情一般在冯小刚的片子中是尽在不言中的,而这种尽在不言中,无非就是将情感物化成一种东西,通过它来传递情感,这一向是冯小刚影片中常用的伎俩。《不见不散》里象征爱情的物件是刘元送给李清的挂饰表,它是前者送给后者的告别礼物,却被后者当做鼓励自己留下的信仰加以收藏。一年后的再见面,最先映入刘元眼帘的是它,再两年的分合纠缠,它是李清身上不曾缺席的饰品,最终成了她对刘元说“我愿意”的小暗号。
自然,《唐山大地震》中也少不了这种象征意义浓郁的道具,而它就配合“家”这个主题概念串联着登场亮相。无论是原著小说还是电影成片,“家”的破碎是残留在每一个地震幸存者心中的隐痛。
这次冯小刚在《唐山大地震》中用道具融汇成了一部流畅的通史。母亲的衬衫和衫上的有机玻璃扣子;凤凰烟、茯苓饼、水果罐头和饭菜票是食;筒子楼是住,黄河大卡、飞鸽、永久自行车是行。1976年的唐山市一户普通人家的形象与活计全浓缩在这些符号性的道具里。而老式红绿灯、各类口号标语横幅、电影院与各家各户中张贴的老式招贴画,则撑起了1976年整个唐山市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