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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企业家来说，拖家带口搬迁到一个地方，一心想壮大自己的企业，但万一这个地方，有个别腐败的党政领导，把自己的企业当成‘摇钱树’。‘聚餐盆’，那就不是‘二次创业’，而是彻底毁业了”
8月，温州人张忠青再三考虑后，向家人提出了酝酿已久的计划：把家迁到上海，并把儿女的户口也办到上海。尽管张忠青之前在上海早就拥有数套住宅，但他没想过迁移，让张忠青下决心迁居因素很多。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孩子看来是块读书的料，让他在大城市受教育应该比较好，另外，如果能把他办成上海人的话，孩子高考有不少优势，上海的重点分数线比浙江要低几十分甚至更多。”
张忠青把迁居的计划告诉家人后，没想到除了老父亲保持沉默外，其他成员全部支持，尤其是他的儿女和妻子，仿佛早就在等他这句话了。这位在上海拥有数套住宅、商铺，在外地有多个投资项目的温州人，决心在数月之内实现迁居上海的计划。
张忠青迁居上海的另一层背景是，他在老家与朋友合办的皮鞋厂，因为规模太小、利税也不多，很难得到地方政府扶持，所以，几次申请工业用地都没有下文。他觉得在温州的事业已做到了顶点，按照他的话说，就是“很难有更进一步发展了”。
事实上，像温州人张忠青那样，先富起来之后，离开家乡迁移到外地发展的富裕人群，并不是少数，越来越多的富人选择离开家乡。根据浙江省政府协作办的统计，浙江省在外发展的浙商就有400万人。
迄今为止，无论专家学者、媒体舆论，对“外来人员”的概念更多停留在农民工身上，而对于人数庞大且掌握着巨大财富的移居富裕阶层，则关注甚少。
迁徙的富裕人群绝大多数属于新社会阶层。他们为何衣锦离乡?为什么离开养育他们、甚至让他们掘到第一桶金的故土?他们的迁移，对地方政经格局，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屠昌忠：不得不走的温州富豪
柳市是温州模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以电器工业闻名于世，每年创造了数以百亿计的产值，数十万人赖以谋生。但翻开柳市电器工业发展史，我们就可以发现，有大批的乐清人，连家带口，和企业一起搬到了上海。
一开投资集团董事长屠昌忠是其中一位代表，尽管屠昌忠的企业，无论在乐清还是上海，都不是工业电器行业中规模最大的，但他却一直是新闻焦点人物。作为温州商人中知名的慈善家，他曾向社会捐助过上千万元，他所在的一开集团，也是国内首个开设慈善部的民营企业。到了2006年前后，他则以团购私人飞机而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时，他坦言“人生和企业的转折点都是在走出柳市，迁移到上海之后。”回忆起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创业历程，屠昌忠颇为感慨。
柳市生产工业电器始于1969年，到了1979年，当时的柳市通用电器厂产值就超过亿元，在当时连温州市区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也难以达到这个数字。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柳市的电器产业得到飞速发展，但“小、乱、差”的局面开始形成，由于恶性竞争而导致的偷工减料现象开始出现，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柳市电器遭遇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由于柳市假冒伪劣电器配件而造成的安全事故不断，惊动了国家领导。1990年，国务院办公厅出乎意料地为柳市这个小镇“单独发文”——《关于温州乐清县生产和销售无证伪劣产品的调查情况及处理建议的通知》，即柳市人人皆知的国办[1990]29号文件。
国家六部委、省市县三级政府闻风而动，近200人组成的工作组、督察队纷纷进驻柳市，进行长达5个月的治理整顿。迅即之间，柳市的店铺被取缔，产品被销毁，沿路沿海处处设防，假冒伪劣插翅难飞。当时的公开报道披露说，全镇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全部关闭，1544家家庭生产工业户全部歇业，359个旧货电器经营执照全被吊销。公安部门立案17起、涉及18人，检察院立案26起、涉及34人，工商部门立案144起。当时产值就达10亿元的柳市电器产业几乎一夜之间陷于瘫痪。
尽管治理整顿5个月就结束了，但这次行动导致的全国对柳市的“信任危机”，却难以消除。
1990年之前，屠昌忠一直在外面跑销售，集中整治之后，1991年，已完成原始积累的屠昌忠在柳市开了一家电器厂，刚创办不久，屠昌忠就发现企业很难做大。屠昌忠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当时我们企业一共就7个人，多数工人是农民出身，我意识到，技术将是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要想获得先进技术关键是人才，于是屠昌忠想到了找工程师到柳市，“但大城市的工程师没有一个人愿意到小地方工作，哪怕工资高一点他也不干。”屠昌忠说。
于是，屠昌忠决心找科研单位合作，但就是在寻找合作伙伴的过程中，屠昌忠的自尊心一再受到伤害。“我一说自己是温州人，来自柳市，那些国营大厂和科研院所的领导们马上转变态度，坚决不和我们合作。”屠昌忠为了寻求技术支持，曾到过武汉、上海、成都、广州等许多大城市，但都遭拒绝。
尽管如今的温州早已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化身，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但屠昌忠仍对一件事耿耿于怀。
企业创办后不久，屠昌忠到了广州电器科学研究所寻找技术支持，但被研究所门卫干脆地拒之门外，门卫告诉屠昌忠，单位领导不在，所以你进去也没用。屠昌忠没有放弃：大领导不在，找其他人谈合作也可以。但门卫还是不放行，江湖经验很老到的屠递上一根香烟，和门卫天南海北聊起来，到最后门卫才告诉他，领导曾交代过，只要是温州人上门寻技术，一律不接待。说到这个故事时，屠昌忠表情严峻。
另外一个让屠昌忠痛心的事实是，自从六部委集中整治之后，许多他跑供销积累的客户资源，都不再愿意用柳市的产品。
毫无疑问，这种局面需要改变，屠昌忠当时就想，企业外迁可能是解决技术瓶颈和信任危机的捷径，一番波折后，屠找到了嘉兴一家国营电器大厂的支持，仅仅1年不到，屠昌忠就尝到了甜头，企业的销售额从每年20多万元飙升到800多万元。他认为，如果将企业搬到上海，应该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人才、技术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品牌形象也会大幅提升。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屠昌忠就在上海收购了一系列集体企业，获得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和先进生产设备，产品质量得到了质的提高。市场上的反应也让他十分欣慰。
屠昌忠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当时内蒙古一家热电厂，与我们一直关系都不错，但私交归私交，他们就是不用我们柳市的产品，当时负责采购的人也没办法，说领导就是这么交代的。我们的企业放到上海后，他们派人来看了生产环境、检查了产品 质量，结果很满意，很快我们就拿下了这个厂的300多万元的大订单。”
屠昌忠介绍，有大批乐清电器企业搬迁到上海，除了人才、技术和品牌之外，商务成本因素也很重要。“上海对我们这些外来投资的政策是3免2减半，如果继续在柳市投资，这些政策可能享受不到，另外，我们企业所在的奉贤的土地成本，大概是温州柳市的三分之一。”
在上海发展已超过10年的屠昌忠，早已在上海购置了住宅，他把上海的家安在了浦东仁恒滨江园。按照他的话说，他已“把根留在了上海”，屠昌忠的儿子、儿媳妇和孙子，很早就认同新上海人的身份了。
对比自己家族三代人生经历的巨大落差，屠昌忠也感慨万千：父亲曾因贫穷，被国民党抓壮丁，后来部队起义后，成为志愿军参加了朝鲜战争，立功伤残回国后居无定所，在政府照顾下在柳市分得了50多平米的住宅，在这间房子里，屠的父母养育了他们6兄妹。而如今，屠昌忠的儿孙辈，则已成为拥有亿万财富、融入上海主流社会的新社会阶层人物了。
柳市电器富豪的上海情结
事实上，像屠昌忠这样将企业总部乃至拖儿带女迁移到上海来的柳市电器企业家并不在少数。在上海的民营企业家中，乐清电器富豪占了重要位置，除了一开集团的屠昌忠外，南民创办的中发电气、金福音创办的人民企业等都是上海知名企业。
金福音是温州乐清人，他是上海第二大民营企业——人民企业集团的创始人，这个行事十分低调、常以上海企业家身份到浙江参加活动的董事长，另外一个并不为人知的身份是“温州人首富”。
《福布斯》公布的2005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温州人、上海人民企业集团金福音家族以36．69亿元人民币居第22位、在温州老乡高居第一，比第二的均瑶集团的14亿元高出两倍多，但无论是商界还是传媒界，金福音这个名字相比南存辉、胡成中等他的乐清同行来说要陌生得多。
许多乐清的低压电器业内人士表示，柳市电器富豪迁移到上海曾有两次高潮。
其中第一次是“八大王”事件之后。1982年，改革开放初期“左”的思潮尚有残余，当时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案件”，矛头直指个私企业。当时的柳市的“电器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等“八大王”遭追捕，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八大王”事件。
当年曾在柳市经商的陈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八大王事件之后，许多老板尽管没有直接被抓，但还是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觉得在柳市已无法生存，所以决定迁居外地，其中一部分就到了上海农村。因为当时上海农村也开始创办一些企业，但上海和苏南一样，出于生存智慧，许多个私企业都挂着集体企业的名号生产。当时一些到上海农村的温州人没有当地身份，许多都没有办法直接办厂。他们又想到了变通方法，把在柳市积累的许多乡镇企业急缺的大量现金投入到一些乡镇企业里，然后按照一定比例收取利润，这可能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的控股参股举措之一。”
陈飞和其他柳市商人也坦言，20世纪80年代的柳市人迁居上海的规模并不大，许多企业经过20多年的大浪淘沙，也早已不存在了，但这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大规模迁居潮埋下了伏笔。
第二次则是1990年国家六部委联合整治之后，多数知名企业家，如上述的屠昌忠、南民等都是在这次迁移潮中将企业迁移到上海的。迁移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根据屠昌忠的估计，其他企业和他考虑的因素大同小异，上海这个地方容易打品牌、解决技术和人才瓶颈问题，也适合企业家本人和家庭居住。
金福音很可能是在沪柳市企业家中融入上海做得最好的，温州方言和上海方言差别极大，但到上海已20年的金福音已一口上海话，上海本土企业家低调沉稳乃至神秘的地域个性，在他身上也已具备。在一些重要的政经场合，金福音还以上海企业家的身份到浙江交流。
为何离乡
像柳市这样群体性大规模的富人迁移，当然只是在富人迁移行动中的少数。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企业搬迁都是富豪离乡。
屠昌忠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柳市企业家中，真正企业重心在上海，企业家本人和家人生活中心也在上海的，其实就我、金福音、南民这群人，像正泰、德力西等这些企业，他们只是在上海设了一些生产基地和科研机构等等。”
富豪离乡除了个人生活、事业发展之外，还有许多考虑。
已担任宁波商会常务副会长的裘东方是新生代宁波在沪商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老家宁波的履历颇不平凡：曾是宁波化工局最年轻的处长，后来成为化工部科技总院、浙江省化工厅和宁波市有关部门合作创办的一家科工贸一体化股份公司的负责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企业到上海发展，之后企业改制，成为现在的保集集团。
对于为何离开宁波选择上海，裘东方有自己的考虑，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作为宁波人，企业和自己当时在上海也有不少业务伙伴、私人关系，当时我们看到了上海房地产发展的苗头，而企业单靠化工科技产品似乎很难长期盈利，因此，那时候我们就迁到了上海。”
像裘东方这样因为事业需要而随企业迁移的案例很多。以长三角为例，不少知名企业家都走过这样的迁移之路，如温州已故企业家王均瑶、杉杉集团的郑永刚、神秘低调的宁波富豪郁国祥兄弟等等。
根据上海浙江商会秘书长陈康汉公布的数据，目前上海的个体私营企业约30多万家，其中浙商就占到了1／6。据介绍，目前，在上海注册的浙江民营企业有2．7万家，如果包括个体户在内，则总数达到5．7万家，总注册资金逾900亿元，实际运作的资本超过3000亿元。
除了这些正常因素之外，迫使企业家迁移的还有一些别的因素。2004年，浙江企业和富豪外迁非常严重，曾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关注。根据统计，当时有至少3000家浙江民营企业外迁，其中不少还是企业和企业家拖家带口彻底走人。
2004年，浙江省个私协会专门就该事件作了一次调查，完成了《从浙企外迁看我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浙江一些政府部门的职能转换和服务改进措施不如沪苏到位。少数把持行政大权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和服务意识仍需提高。有的把个私民营企业当作自己的“摇钱树”，有的在企业审批过程中拖着不办变相设卡，有的部门片面强调法律法规的规定，使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打着规范的旗号，使本已降低的准入门槛重新抬高，还有一些政府主管部门总想把“好事”都留给关系户，个私民营企业稍有“非分之想”，不是当头棒喝就是“不批不阅”。
离乡之路非坦途
对于新兴富人而言，离乡可能意味着更多的成功、意味着更好的生活质量。但 离乡之路并非坦途，并不是只有农民工出门在外才会受委屈。也有的企业，总部迁移到别的城市后，核心产业反而衰退。
金华人黄青松曾在老家事业有成，除了有几家商铺外，还在两家工厂里有较多股份。数年前，在北方某省的一次投资失败经历至今仍耿耿于怀。2001年前后，黄青松在一次招商会上认识北方某省一个农业县的副县长。这位县长热情邀请老黄等企业家到他们县投资创业，并列举了若干优势和给予的若干优惠政策。到当地考察之后，他发现该县尽管经济比较落后，但消费能力强的人和机构并不少，该县上档次的酒楼却不多。
经过一番考察后，黄青松将老家的商铺转让，工厂也委托熟人照料，决定去那里投资一家酒店。开业不久，老黄发现一些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到酒店消费较多，但很多是赊账。老黄当时没有多想，因为按照餐饮业的惯例，大客户每月甚至更长时间清一次账也很正常。但数月之后，有几个部门没有清账的意思，老黄只好去催，他得到的答案是这些账目要到年底才能算总账，现在单位资金不够。但到了年底，这些部门又说财政困难，账款一下子付不清，可能要拖一段时间，这一拖可能就是几年，当然立即付钱也可以，但只能按照6折算钱……
黄青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我在那个县经营了2年，每年都亏损上百万，那边的规矩和我老家这边完全不一样，后来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就歇业回家，原本我打算都把儿子转到当地读书了，但结果居然是这样。”
原本打算打官司的老黄最后还是作罢：“这个县连教师工资都发不全，估计怎么告也算不清这笔账了。”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当富裕阶层迁移的目的是发展事业时，他们对于当地党政班子的执政思路十分看重。温州人徐鸿在外地也有投资项目，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应该说，绝大多数地方党政班子都廉洁奉公、以人民利益为重，一心想着事业发展。有的地方党政领导亲自为企业当挡箭牌，挡住各种各样的吃拿卡要。但对于企业家来说，拖儿带口、举家搬迁到一个地方，一心想壮大自己的企业，但万一这个地方，有个别腐败的党政领导，把自己的企业当成‘摇钱树’、‘聚餐盆’，那就不是‘二次创业’，而是彻底毁业了。”
除了普通的民营小企业外，巨无霸型的大型民企，总部迁移之后也未必就一帆风顺。
1999年1月，曾长期坐稳中国西服第一品牌的杉杉集团，把总部从宁波迁到上海。
毫无疑问，作为宁波市的服装龙头企业，杉杉集团肯定是宁波重点扶持企业，它为何要远走上海呢?
集团总裁郑永刚曾对媒体表示：“一个企业在一个地方做大了，当地政府会给予很多扶持政策，税收减免、土地优惠等等。这个扶持那个扶持，对企业眼前利益可能会有好处，但对企业长远发展未必有利。在上海，别指望有什么照顾，我也不希望什么照顾，只要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在这方面，上海与其他地方可能不太一样，而我们企业需要的恰恰就是这个环境。有了这个环境，我们做起事情就游刃有余，发展也就比较顺。扶持、‘吃小灶’，这还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制造不公平竞争的氛围。”
杉杉还认为他们的迁移战略取得了很大成功，理由包括资产规模也从18亿元增长到42亿元，在高科技，投资等许多领域，杉杉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毋庸讳言的是，杉杉集团的主业市场占有率在下降。最鼎盛时期，杉杉集团曾占有中国品牌西服40％以上的市场，但到了21104年后，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0％以下，有学者甚至认为已下降到不足5％。
与此同时，1999年之前在业内比杉杉集团规模略小的雅戈尔集团，却走上中国男装的第一把交椅，无论是西服还是衬衫。2005年，雅戈尔衬衫国内的市场占有率达到11．8％，连续11年排名同行业第一，而雅戈尔西服的市场占有率也高于12％，连续6年稳坐行业头把交椅。
除了扎实的主业之外，雅戈尔还成为了宁波最重要的地产商之一，市场占有率达到25％。
雅戈尔2005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2005年主营业务收入46．28亿元人民币，净利润5．65亿元人民币，其中雅戈尔全资拥有的地产子公司雅戈尔置业，2005年全年实现净利润2．73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相当于雅戈尔当年利润的50％——雅戈尔半壁江山已成地产。
宁波当地许多评论者认为，雅戈尔能成为宁波首席地产商，和宁波市政府的优惠政策与支持不无关系。至于主业服装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政府支持更是必不可少。许多宁波人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假如杉杉留在宁波，他们会取得什么政策优惠，雅戈尔是否还能一枝独秀呢?
尽管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猜测并无多大意义，但如今的雅戈尔或是杉杉，似乎都不愿多谈这个话题。《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曾分别致电雅戈尔集团高管李如刚和杉杉集团高管郑学明，希望就此话题采访，但都没能如愿。
8月，温州人张忠青再三考虑后，向家人提出了酝酿已久的计划：把家迁到上海，并把儿女的户口也办到上海。尽管张忠青之前在上海早就拥有数套住宅，但他没想过迁移，让张忠青下决心迁居因素很多。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孩子看来是块读书的料，让他在大城市受教育应该比较好，另外，如果能把他办成上海人的话，孩子高考有不少优势，上海的重点分数线比浙江要低几十分甚至更多。”
张忠青把迁居的计划告诉家人后，没想到除了老父亲保持沉默外，其他成员全部支持，尤其是他的儿女和妻子，仿佛早就在等他这句话了。这位在上海拥有数套住宅、商铺，在外地有多个投资项目的温州人，决心在数月之内实现迁居上海的计划。
张忠青迁居上海的另一层背景是，他在老家与朋友合办的皮鞋厂，因为规模太小、利税也不多，很难得到地方政府扶持，所以，几次申请工业用地都没有下文。他觉得在温州的事业已做到了顶点，按照他的话说，就是“很难有更进一步发展了”。
事实上，像温州人张忠青那样，先富起来之后，离开家乡迁移到外地发展的富裕人群，并不是少数，越来越多的富人选择离开家乡。根据浙江省政府协作办的统计，浙江省在外发展的浙商就有400万人。
迄今为止，无论专家学者、媒体舆论，对“外来人员”的概念更多停留在农民工身上，而对于人数庞大且掌握着巨大财富的移居富裕阶层，则关注甚少。
迁徙的富裕人群绝大多数属于新社会阶层。他们为何衣锦离乡?为什么离开养育他们、甚至让他们掘到第一桶金的故土?他们的迁移，对地方政经格局，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屠昌忠：不得不走的温州富豪
柳市是温州模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以电器工业闻名于世，每年创造了数以百亿计的产值，数十万人赖以谋生。但翻开柳市电器工业发展史，我们就可以发现，有大批的乐清人，连家带口，和企业一起搬到了上海。
一开投资集团董事长屠昌忠是其中一位代表，尽管屠昌忠的企业，无论在乐清还是上海，都不是工业电器行业中规模最大的，但他却一直是新闻焦点人物。作为温州商人中知名的慈善家，他曾向社会捐助过上千万元，他所在的一开集团，也是国内首个开设慈善部的民营企业。到了2006年前后，他则以团购私人飞机而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时，他坦言“人生和企业的转折点都是在走出柳市，迁移到上海之后。”回忆起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创业历程，屠昌忠颇为感慨。
柳市生产工业电器始于1969年，到了1979年，当时的柳市通用电器厂产值就超过亿元，在当时连温州市区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也难以达到这个数字。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柳市的电器产业得到飞速发展，但“小、乱、差”的局面开始形成，由于恶性竞争而导致的偷工减料现象开始出现，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柳市电器遭遇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由于柳市假冒伪劣电器配件而造成的安全事故不断，惊动了国家领导。1990年，国务院办公厅出乎意料地为柳市这个小镇“单独发文”——《关于温州乐清县生产和销售无证伪劣产品的调查情况及处理建议的通知》，即柳市人人皆知的国办[1990]29号文件。
国家六部委、省市县三级政府闻风而动，近200人组成的工作组、督察队纷纷进驻柳市，进行长达5个月的治理整顿。迅即之间，柳市的店铺被取缔，产品被销毁，沿路沿海处处设防，假冒伪劣插翅难飞。当时的公开报道披露说，全镇1267家低压电器门市部全部关闭，1544家家庭生产工业户全部歇业，359个旧货电器经营执照全被吊销。公安部门立案17起、涉及18人，检察院立案26起、涉及34人，工商部门立案144起。当时产值就达10亿元的柳市电器产业几乎一夜之间陷于瘫痪。
尽管治理整顿5个月就结束了，但这次行动导致的全国对柳市的“信任危机”，却难以消除。
1990年之前，屠昌忠一直在外面跑销售，集中整治之后，1991年，已完成原始积累的屠昌忠在柳市开了一家电器厂，刚创办不久，屠昌忠就发现企业很难做大。屠昌忠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当时我们企业一共就7个人，多数工人是农民出身，我意识到，技术将是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
要想获得先进技术关键是人才，于是屠昌忠想到了找工程师到柳市，“但大城市的工程师没有一个人愿意到小地方工作，哪怕工资高一点他也不干。”屠昌忠说。
于是，屠昌忠决心找科研单位合作，但就是在寻找合作伙伴的过程中，屠昌忠的自尊心一再受到伤害。“我一说自己是温州人，来自柳市，那些国营大厂和科研院所的领导们马上转变态度，坚决不和我们合作。”屠昌忠为了寻求技术支持，曾到过武汉、上海、成都、广州等许多大城市，但都遭拒绝。
尽管如今的温州早已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化身，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但屠昌忠仍对一件事耿耿于怀。
企业创办后不久，屠昌忠到了广州电器科学研究所寻找技术支持，但被研究所门卫干脆地拒之门外，门卫告诉屠昌忠，单位领导不在，所以你进去也没用。屠昌忠没有放弃：大领导不在，找其他人谈合作也可以。但门卫还是不放行，江湖经验很老到的屠递上一根香烟，和门卫天南海北聊起来，到最后门卫才告诉他，领导曾交代过，只要是温州人上门寻技术，一律不接待。说到这个故事时，屠昌忠表情严峻。
另外一个让屠昌忠痛心的事实是，自从六部委集中整治之后，许多他跑供销积累的客户资源，都不再愿意用柳市的产品。
毫无疑问，这种局面需要改变，屠昌忠当时就想，企业外迁可能是解决技术瓶颈和信任危机的捷径，一番波折后，屠找到了嘉兴一家国营电器大厂的支持，仅仅1年不到，屠昌忠就尝到了甜头，企业的销售额从每年20多万元飙升到800多万元。他认为，如果将企业搬到上海，应该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人才、技术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品牌形象也会大幅提升。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屠昌忠就在上海收购了一系列集体企业，获得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和先进生产设备，产品质量得到了质的提高。市场上的反应也让他十分欣慰。
屠昌忠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当时内蒙古一家热电厂，与我们一直关系都不错，但私交归私交，他们就是不用我们柳市的产品，当时负责采购的人也没办法，说领导就是这么交代的。我们的企业放到上海后，他们派人来看了生产环境、检查了产品 质量，结果很满意，很快我们就拿下了这个厂的300多万元的大订单。”
屠昌忠介绍，有大批乐清电器企业搬迁到上海，除了人才、技术和品牌之外，商务成本因素也很重要。“上海对我们这些外来投资的政策是3免2减半，如果继续在柳市投资，这些政策可能享受不到，另外，我们企业所在的奉贤的土地成本，大概是温州柳市的三分之一。”
在上海发展已超过10年的屠昌忠，早已在上海购置了住宅，他把上海的家安在了浦东仁恒滨江园。按照他的话说，他已“把根留在了上海”，屠昌忠的儿子、儿媳妇和孙子，很早就认同新上海人的身份了。
对比自己家族三代人生经历的巨大落差，屠昌忠也感慨万千：父亲曾因贫穷，被国民党抓壮丁，后来部队起义后，成为志愿军参加了朝鲜战争，立功伤残回国后居无定所，在政府照顾下在柳市分得了50多平米的住宅，在这间房子里，屠的父母养育了他们6兄妹。而如今，屠昌忠的儿孙辈，则已成为拥有亿万财富、融入上海主流社会的新社会阶层人物了。
柳市电器富豪的上海情结
事实上，像屠昌忠这样将企业总部乃至拖儿带女迁移到上海来的柳市电器企业家并不在少数。在上海的民营企业家中，乐清电器富豪占了重要位置，除了一开集团的屠昌忠外，南民创办的中发电气、金福音创办的人民企业等都是上海知名企业。
金福音是温州乐清人，他是上海第二大民营企业——人民企业集团的创始人，这个行事十分低调、常以上海企业家身份到浙江参加活动的董事长，另外一个并不为人知的身份是“温州人首富”。
《福布斯》公布的2005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温州人、上海人民企业集团金福音家族以36．69亿元人民币居第22位、在温州老乡高居第一，比第二的均瑶集团的14亿元高出两倍多，但无论是商界还是传媒界，金福音这个名字相比南存辉、胡成中等他的乐清同行来说要陌生得多。
许多乐清的低压电器业内人士表示，柳市电器富豪迁移到上海曾有两次高潮。
其中第一次是“八大王”事件之后。1982年，改革开放初期“左”的思潮尚有残余，当时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案件”，矛头直指个私企业。当时的柳市的“电器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等“八大王”遭追捕，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八大王”事件。
当年曾在柳市经商的陈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八大王事件之后，许多老板尽管没有直接被抓，但还是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觉得在柳市已无法生存，所以决定迁居外地，其中一部分就到了上海农村。因为当时上海农村也开始创办一些企业，但上海和苏南一样，出于生存智慧，许多个私企业都挂着集体企业的名号生产。当时一些到上海农村的温州人没有当地身份，许多都没有办法直接办厂。他们又想到了变通方法，把在柳市积累的许多乡镇企业急缺的大量现金投入到一些乡镇企业里，然后按照一定比例收取利润，这可能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的控股参股举措之一。”
陈飞和其他柳市商人也坦言，20世纪80年代的柳市人迁居上海的规模并不大，许多企业经过20多年的大浪淘沙，也早已不存在了，但这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大规模迁居潮埋下了伏笔。
第二次则是1990年国家六部委联合整治之后，多数知名企业家，如上述的屠昌忠、南民等都是在这次迁移潮中将企业迁移到上海的。迁移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根据屠昌忠的估计，其他企业和他考虑的因素大同小异，上海这个地方容易打品牌、解决技术和人才瓶颈问题，也适合企业家本人和家庭居住。
金福音很可能是在沪柳市企业家中融入上海做得最好的，温州方言和上海方言差别极大，但到上海已20年的金福音已一口上海话，上海本土企业家低调沉稳乃至神秘的地域个性，在他身上也已具备。在一些重要的政经场合，金福音还以上海企业家的身份到浙江交流。
为何离乡
像柳市这样群体性大规模的富人迁移，当然只是在富人迁移行动中的少数。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企业搬迁都是富豪离乡。
屠昌忠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柳市企业家中，真正企业重心在上海，企业家本人和家人生活中心也在上海的，其实就我、金福音、南民这群人，像正泰、德力西等这些企业，他们只是在上海设了一些生产基地和科研机构等等。”
富豪离乡除了个人生活、事业发展之外，还有许多考虑。
已担任宁波商会常务副会长的裘东方是新生代宁波在沪商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老家宁波的履历颇不平凡：曾是宁波化工局最年轻的处长，后来成为化工部科技总院、浙江省化工厅和宁波市有关部门合作创办的一家科工贸一体化股份公司的负责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企业到上海发展，之后企业改制，成为现在的保集集团。
对于为何离开宁波选择上海，裘东方有自己的考虑，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作为宁波人，企业和自己当时在上海也有不少业务伙伴、私人关系，当时我们看到了上海房地产发展的苗头，而企业单靠化工科技产品似乎很难长期盈利，因此，那时候我们就迁到了上海。”
像裘东方这样因为事业需要而随企业迁移的案例很多。以长三角为例，不少知名企业家都走过这样的迁移之路，如温州已故企业家王均瑶、杉杉集团的郑永刚、神秘低调的宁波富豪郁国祥兄弟等等。
根据上海浙江商会秘书长陈康汉公布的数据，目前上海的个体私营企业约30多万家，其中浙商就占到了1／6。据介绍，目前，在上海注册的浙江民营企业有2．7万家，如果包括个体户在内，则总数达到5．7万家，总注册资金逾900亿元，实际运作的资本超过3000亿元。
除了这些正常因素之外，迫使企业家迁移的还有一些别的因素。2004年，浙江企业和富豪外迁非常严重，曾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关注。根据统计，当时有至少3000家浙江民营企业外迁，其中不少还是企业和企业家拖家带口彻底走人。
2004年，浙江省个私协会专门就该事件作了一次调查，完成了《从浙企外迁看我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浙江一些政府部门的职能转换和服务改进措施不如沪苏到位。少数把持行政大权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和服务意识仍需提高。有的把个私民营企业当作自己的“摇钱树”，有的在企业审批过程中拖着不办变相设卡，有的部门片面强调法律法规的规定，使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打着规范的旗号，使本已降低的准入门槛重新抬高，还有一些政府主管部门总想把“好事”都留给关系户，个私民营企业稍有“非分之想”，不是当头棒喝就是“不批不阅”。
离乡之路非坦途
对于新兴富人而言，离乡可能意味着更多的成功、意味着更好的生活质量。但 离乡之路并非坦途，并不是只有农民工出门在外才会受委屈。也有的企业，总部迁移到别的城市后，核心产业反而衰退。
金华人黄青松曾在老家事业有成，除了有几家商铺外，还在两家工厂里有较多股份。数年前，在北方某省的一次投资失败经历至今仍耿耿于怀。2001年前后，黄青松在一次招商会上认识北方某省一个农业县的副县长。这位县长热情邀请老黄等企业家到他们县投资创业，并列举了若干优势和给予的若干优惠政策。到当地考察之后，他发现该县尽管经济比较落后，但消费能力强的人和机构并不少，该县上档次的酒楼却不多。
经过一番考察后，黄青松将老家的商铺转让，工厂也委托熟人照料，决定去那里投资一家酒店。开业不久，老黄发现一些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到酒店消费较多，但很多是赊账。老黄当时没有多想，因为按照餐饮业的惯例，大客户每月甚至更长时间清一次账也很正常。但数月之后，有几个部门没有清账的意思，老黄只好去催，他得到的答案是这些账目要到年底才能算总账，现在单位资金不够。但到了年底，这些部门又说财政困难，账款一下子付不清，可能要拖一段时间，这一拖可能就是几年，当然立即付钱也可以，但只能按照6折算钱……
黄青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我在那个县经营了2年，每年都亏损上百万，那边的规矩和我老家这边完全不一样，后来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就歇业回家，原本我打算都把儿子转到当地读书了，但结果居然是这样。”
原本打算打官司的老黄最后还是作罢：“这个县连教师工资都发不全，估计怎么告也算不清这笔账了。”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当富裕阶层迁移的目的是发展事业时，他们对于当地党政班子的执政思路十分看重。温州人徐鸿在外地也有投资项目，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应该说，绝大多数地方党政班子都廉洁奉公、以人民利益为重，一心想着事业发展。有的地方党政领导亲自为企业当挡箭牌，挡住各种各样的吃拿卡要。但对于企业家来说，拖儿带口、举家搬迁到一个地方，一心想壮大自己的企业，但万一这个地方，有个别腐败的党政领导，把自己的企业当成‘摇钱树’、‘聚餐盆’，那就不是‘二次创业’，而是彻底毁业了。”
除了普通的民营小企业外，巨无霸型的大型民企，总部迁移之后也未必就一帆风顺。
1999年1月，曾长期坐稳中国西服第一品牌的杉杉集团，把总部从宁波迁到上海。
毫无疑问，作为宁波市的服装龙头企业，杉杉集团肯定是宁波重点扶持企业，它为何要远走上海呢?
集团总裁郑永刚曾对媒体表示：“一个企业在一个地方做大了，当地政府会给予很多扶持政策，税收减免、土地优惠等等。这个扶持那个扶持，对企业眼前利益可能会有好处，但对企业长远发展未必有利。在上海，别指望有什么照顾，我也不希望什么照顾，只要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在这方面，上海与其他地方可能不太一样，而我们企业需要的恰恰就是这个环境。有了这个环境，我们做起事情就游刃有余，发展也就比较顺。扶持、‘吃小灶’，这还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制造不公平竞争的氛围。”
杉杉还认为他们的迁移战略取得了很大成功，理由包括资产规模也从18亿元增长到42亿元，在高科技，投资等许多领域，杉杉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毋庸讳言的是，杉杉集团的主业市场占有率在下降。最鼎盛时期，杉杉集团曾占有中国品牌西服40％以上的市场，但到了21104年后，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0％以下，有学者甚至认为已下降到不足5％。
与此同时，1999年之前在业内比杉杉集团规模略小的雅戈尔集团，却走上中国男装的第一把交椅，无论是西服还是衬衫。2005年，雅戈尔衬衫国内的市场占有率达到11．8％，连续11年排名同行业第一，而雅戈尔西服的市场占有率也高于12％，连续6年稳坐行业头把交椅。
除了扎实的主业之外，雅戈尔还成为了宁波最重要的地产商之一，市场占有率达到25％。
雅戈尔2005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2005年主营业务收入46．28亿元人民币，净利润5．65亿元人民币，其中雅戈尔全资拥有的地产子公司雅戈尔置业，2005年全年实现净利润2．73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相当于雅戈尔当年利润的50％——雅戈尔半壁江山已成地产。
宁波当地许多评论者认为，雅戈尔能成为宁波首席地产商，和宁波市政府的优惠政策与支持不无关系。至于主业服装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政府支持更是必不可少。许多宁波人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假如杉杉留在宁波，他们会取得什么政策优惠，雅戈尔是否还能一枝独秀呢?
尽管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猜测并无多大意义，但如今的雅戈尔或是杉杉，似乎都不愿多谈这个话题。《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曾分别致电雅戈尔集团高管李如刚和杉杉集团高管郑学明，希望就此话题采访，但都没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