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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作者А.И.卡尔图诺娃系俄罗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学术顾问。1988年11月译者访问莫斯科时，她应约撰写了这篇回忆文章。
1957年11月，莫斯科大规模地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参加大会的，除苏联外，还邀请了100多个外国代表团。会后举行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由于举行这两个会议，我有机会在两周时间内天天为中国人民的杰出女儿、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孙逸仙的遗孀宋庆龄做联络、服务工作。当时宋庆龄任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1月初的一天，苏共中央部国际处Е.С.谢尔巴科夫处长往我家里打电话（我在读研究生之前就在该处工作），他告诉我近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将来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代表团成员中有宋庆龄，“我们想让您为宋庆龄做联络服务工作，详细情况见面时再谈”。谢尔巴科夫问我何时能到。
一个半小时之后，我来到谢尔巴科夫办公室。谢尔巴科夫建议我暂时中断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上的课程，完全转到完成中央部交办的任务上，为即将到来的宋庆龄工作一段时间。
在苏共中央部部长Б.Н.波诺马廖夫给我交代了任务之后，我有些不安。使我感到不安的理由有很多：首先是在这以前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中国我从来没有见过宋庆龄；其次，宋庆龄是中国南方人，中国南方地区的方言与北京话有多大的区别我并不清楚，会不会出现翻译或理解上的障碍；第三，引起我不安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意识到这是要与真正传奇式的人物、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交往，她的名字在全世界广为人知，我的能力能否适应。
我作为研究中国史学工作者，清楚地知道，宋庆龄在1915年就把自己的一生同孙逸仙联系在一起了，成了他的夫人、朋友和为中国人民的民族与社会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战友。1925年孙逸仙去世后，宋庆龄是争取实现他的思想的最积极斗士之一。我知道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所作出的最杰出的爱国主义活动，她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做出的贡献。在那个时期，根据她的倡议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通过这些组织，她从国外为战斗中的中国募集到各种援助，特别是为医院募集到药品。我想起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中国工作过的Д.А.戈杜诺夫所讲述的一个关于宋庆龄的爱国主义活动的故事。当特区（即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据地）由于蒋介石军队的封锁，处境特别困难的时候（1946年），宋庆龄组织购买医药和绷带，先用飞机运到美国，然后转运到特区，而且宋庆龄还为此事贡献了自己的资金。
我知道，宋庆龄在世界上享有多高的声誉，她曾被授予“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担任世界保卫和平理事，1952年被选为亚太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我不打算列数宋庆龄的所有功绩和职位，因为中国读者知道的不比我少。
11月4日或5日（准确日期我记不清楚了）晚上，中国代表团的飞机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着陆，苏共中央和苏联国家的高级官员到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
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宋庆龄，从机场陪同把她送到她下榻的克里姆林宫。
在那天白天我看到，在她住处的上空飘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因为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毛泽东也下榻在克里姆林宫里，但他住处的上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因为当时他是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来访的。
第二天早晨8点，我来到宋庆龄的住处，门打开了，打破了平静。宋庆龄走进餐厅，用英语跟我打招呼后，我请她去吃早餐。听到宋庆龄会讲英语，我的心里感到轻松了。宋庆龄英语讲得很好，要知道，她是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
就这样，我们的交往开始了，一天一天地持续了两周时间。
初次见到宋庆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不平凡，很成熟，我可以不夸张地说，她是个大人物，每次与她见面我都有这种感觉。这表现在她的举止上、性格上和她的谈吐内容上。更表现在她所关切的事情上和她在清晨不受任何打扰时所做的事情上。
宋庆龄有怎样的外貌呢？按我们俄国的标准，她身高中等偏下。1957年她67岁，仍然保持着端庄的魅力，脸上没有一丝皱纹，梳着一头光溜溜的黑发，黑眼睛。虽然她上了年纪，但还很漂亮，有一种安详自尊的美，而且她本人并未为此赋予什么意义。在宋庆龄的脸上映出的是少有的迷人微笑。她通常穿旗袍，有时穿深蓝色的裤子。
在我陪同她参加的所有会见中或者是在招待会上，宋庆龄作为所有出席者当中最杰出的女国务活动家，始终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性别，她简短而富有内容的讲话，也引起大家对她的注意，当然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她的外表。
我想不起来宋庆龄什么时候开过玩笑，但她常常用和善的口气与人交谈。她膝关节不好，特别是在下楼梯的时候会感到疼痛。在克里姆林宫，从格奥尔基大厅沿着白色大理石阶梯下楼的时候，我和她的贴身卫士轻轻地托着她的手，她还有点儿不好意思，默默地忍着病痛。
宋庆龄对我说，她的作息制度安排得很严格，她坚持她所制定的时间表已几十年了。早晨4点起床，然后是搞卫生和做健身活动。早上6点她基本上都坐到办公桌旁。8点吃早饭，接下来是工作、开会、会见、外出等。宋庆龄在莫斯科时也坚持这样的作息时间表。
晚饭后，7点钟她自己安静待一会儿。夜里，根据宋庆龄的请求，要给她在卧房放一个柠檬、一些甜饼干和一个生鸡蛋。工作日结束后，谁也不能打扰她。
但我也办过一件令我尴尬的事。宋庆龄一直请求预先告诉她第二天她要参加的会见和活动，以便她的秘书好对她在第二天要参加的活动准确地记录，到晚上好提醒她第二天有什么安排。一天我在苏共中央部被责成转告一次事先没有安排的邀请，是第二天赫鲁晓夫要接见她。当我来到宋庆龄住处时，已是晚上7点10分。我知道她不喜欢即兴发言，所以我请她的秘书向她转告次日安排的变化，她的秘书断然拒绝在未约定的时间去打扰她。但赫鲁晓夫的接见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于是我决定亲自向她说这件事，使她能做相应准备。我敲了门，听到宋庆龄的声音后，我对打扰她表示了歉意。我透过门缝通知了需要做的事情。第二天早晨，她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了对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的不满。我讲这件事只是为了强调宋庆龄是如何遵守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制度的。 有一天，我比约定的时间提前10分钟来到宋庆龄的住处，我看到她正在客厅里浏览杂志并在上面做标记。我们互致问候之后，宋庆龄让我坐下等一会儿。她结束工作后，指着杂志（可能是校样）告诉我，她在回应该杂志编辑部的请求，要在为华侨出版的杂志封面上签名。宋庆龄的威望是很高的，她是该杂志的创办者之一，她的签名足以吸引人们对该杂志的关注。我想，她很明白这一点，并很负责任和很珍惜自己的威望，认真地审读和修改稿子，并不是委托什么人来做这项工作。她有大量的国家事务要做，尽管如此，她还是对这个杂志赋予了很大的希望。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年轻，在它的经济建设方面还需要援助，而华侨明显是这种援助的后备力量。
宋庆龄对自己的讲话是很负责任的。每次她要进行什么出访或会晤时，都会问是否需要她讲话。如果需要她作出什么简短发言，她都会认真做好准备。
观察宋庆龄的言谈举止，我看到的是一位有高度责任感的人。
从1954年起，宋庆龄担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她为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了很多工作，自然，全苏对外文化联络协会主席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波波娃很想利用宋庆龄访问莫斯科的机会邀请她到协会做客。一天，波波娃给我打电话，请我到全苏对外文化联络协会去一下，因为她打算在协会同宋庆龄会面。那天晚上我去见了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问，宋庆龄什么时候方便到协会来做客？我回答说，我只能在第二天去问她，因为先得同宋庆龄说定才能做安排。第二个问题是该送什么礼物的问题，波波娃很明白，什么礼物都不可能使宋庆龄感到惊讶，她也不打算让宋庆龄感到惊讶。于是波波娃提出了几个送给宋庆龄纪念物品的方案，最后我们决定了用中国不产的乌拉尔宝石做成办公室用具送给她。在接待的那一天，友谊宫主人明显很激动，尽管她在各种国际论坛上已见过宋庆龄。一开始，波波娃在自己办公室里同宋庆龄进行了交谈，然后邀请她到大厅里去，在那里波波娃向莫斯科市积极分子们介绍了宋庆龄。波波娃邀请一些著名学者、文学家、演艺界代表和其他文化活动家出席这次会面，还邀请了知名的女工、农业工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在不少人向宋庆龄致欢迎词后，宋庆龄发表了讲话，她讲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很深刻，也很优雅，以至她讲话结束时，所有参加会面的人都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终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日期到了。宋庆龄在那天早上精神饱满，神态端庄。她是唯一一位不是中共正式党员的与会者。
我们走进会议大厅时，会议参加者无比尊敬地把她围了起来，宋庆龄知道会议的许多代表走向她是对她表示欢迎和敬意。宋庆龄每天都参加所有的会议，因为关于举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通知公布之前，哪里也没有提到过这次会议，宋庆龄很遵守纪律，没有提过一点会议代表发言的内容和会议上通过的文件。
宋庆龄在会议结束离开莫斯科之前，还有40分钟自由时间，她跟我谈了自己对刚刚结束的共产党人论坛的看法。她最后说，会议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她的心情很好，看来，她受到了鼓舞，得到了力量。她热情地与我告别，给我留下了久久难以忘怀的印象。
（编辑 王鸽子）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译审）
1957年11月，莫斯科大规模地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参加大会的，除苏联外，还邀请了100多个外国代表团。会后举行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由于举行这两个会议，我有机会在两周时间内天天为中国人民的杰出女儿、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孙逸仙的遗孀宋庆龄做联络、服务工作。当时宋庆龄任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1月初的一天，苏共中央部国际处Е.С.谢尔巴科夫处长往我家里打电话（我在读研究生之前就在该处工作），他告诉我近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将来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代表团成员中有宋庆龄，“我们想让您为宋庆龄做联络服务工作，详细情况见面时再谈”。谢尔巴科夫问我何时能到。
一个半小时之后，我来到谢尔巴科夫办公室。谢尔巴科夫建议我暂时中断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上的课程，完全转到完成中央部交办的任务上，为即将到来的宋庆龄工作一段时间。
在苏共中央部部长Б.Н.波诺马廖夫给我交代了任务之后，我有些不安。使我感到不安的理由有很多：首先是在这以前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中国我从来没有见过宋庆龄；其次，宋庆龄是中国南方人，中国南方地区的方言与北京话有多大的区别我并不清楚，会不会出现翻译或理解上的障碍；第三，引起我不安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意识到这是要与真正传奇式的人物、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交往，她的名字在全世界广为人知，我的能力能否适应。
我作为研究中国史学工作者，清楚地知道，宋庆龄在1915年就把自己的一生同孙逸仙联系在一起了，成了他的夫人、朋友和为中国人民的民族与社会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战友。1925年孙逸仙去世后，宋庆龄是争取实现他的思想的最积极斗士之一。我知道宋庆龄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所作出的最杰出的爱国主义活动，她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做出的贡献。在那个时期，根据她的倡议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通过这些组织，她从国外为战斗中的中国募集到各种援助，特别是为医院募集到药品。我想起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中国工作过的Д.А.戈杜诺夫所讲述的一个关于宋庆龄的爱国主义活动的故事。当特区（即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据地）由于蒋介石军队的封锁，处境特别困难的时候（1946年），宋庆龄组织购买医药和绷带，先用飞机运到美国，然后转运到特区，而且宋庆龄还为此事贡献了自己的资金。
我知道，宋庆龄在世界上享有多高的声誉，她曾被授予“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担任世界保卫和平理事，1952年被选为亚太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我不打算列数宋庆龄的所有功绩和职位，因为中国读者知道的不比我少。
11月4日或5日（准确日期我记不清楚了）晚上，中国代表团的飞机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着陆，苏共中央和苏联国家的高级官员到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
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宋庆龄，从机场陪同把她送到她下榻的克里姆林宫。
在那天白天我看到，在她住处的上空飘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因为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毛泽东也下榻在克里姆林宫里，但他住处的上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因为当时他是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来访的。
第二天早晨8点，我来到宋庆龄的住处，门打开了，打破了平静。宋庆龄走进餐厅，用英语跟我打招呼后，我请她去吃早餐。听到宋庆龄会讲英语，我的心里感到轻松了。宋庆龄英语讲得很好，要知道，她是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
就这样，我们的交往开始了，一天一天地持续了两周时间。
初次见到宋庆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不平凡，很成熟，我可以不夸张地说，她是个大人物，每次与她见面我都有这种感觉。这表现在她的举止上、性格上和她的谈吐内容上。更表现在她所关切的事情上和她在清晨不受任何打扰时所做的事情上。
宋庆龄有怎样的外貌呢？按我们俄国的标准，她身高中等偏下。1957年她67岁，仍然保持着端庄的魅力，脸上没有一丝皱纹，梳着一头光溜溜的黑发，黑眼睛。虽然她上了年纪，但还很漂亮，有一种安详自尊的美，而且她本人并未为此赋予什么意义。在宋庆龄的脸上映出的是少有的迷人微笑。她通常穿旗袍，有时穿深蓝色的裤子。
在我陪同她参加的所有会见中或者是在招待会上，宋庆龄作为所有出席者当中最杰出的女国务活动家，始终是众人关注的焦点。不仅仅是因为她的性别，她简短而富有内容的讲话，也引起大家对她的注意，当然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她的外表。
我想不起来宋庆龄什么时候开过玩笑，但她常常用和善的口气与人交谈。她膝关节不好，特别是在下楼梯的时候会感到疼痛。在克里姆林宫，从格奥尔基大厅沿着白色大理石阶梯下楼的时候，我和她的贴身卫士轻轻地托着她的手，她还有点儿不好意思，默默地忍着病痛。
宋庆龄对我说，她的作息制度安排得很严格，她坚持她所制定的时间表已几十年了。早晨4点起床，然后是搞卫生和做健身活动。早上6点她基本上都坐到办公桌旁。8点吃早饭，接下来是工作、开会、会见、外出等。宋庆龄在莫斯科时也坚持这样的作息时间表。
晚饭后，7点钟她自己安静待一会儿。夜里，根据宋庆龄的请求，要给她在卧房放一个柠檬、一些甜饼干和一个生鸡蛋。工作日结束后，谁也不能打扰她。
但我也办过一件令我尴尬的事。宋庆龄一直请求预先告诉她第二天她要参加的会见和活动，以便她的秘书好对她在第二天要参加的活动准确地记录，到晚上好提醒她第二天有什么安排。一天我在苏共中央部被责成转告一次事先没有安排的邀请，是第二天赫鲁晓夫要接见她。当我来到宋庆龄住处时，已是晚上7点10分。我知道她不喜欢即兴发言，所以我请她的秘书向她转告次日安排的变化，她的秘书断然拒绝在未约定的时间去打扰她。但赫鲁晓夫的接见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于是我决定亲自向她说这件事，使她能做相应准备。我敲了门，听到宋庆龄的声音后，我对打扰她表示了歉意。我透过门缝通知了需要做的事情。第二天早晨，她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了对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的不满。我讲这件事只是为了强调宋庆龄是如何遵守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制度的。 有一天，我比约定的时间提前10分钟来到宋庆龄的住处，我看到她正在客厅里浏览杂志并在上面做标记。我们互致问候之后，宋庆龄让我坐下等一会儿。她结束工作后，指着杂志（可能是校样）告诉我，她在回应该杂志编辑部的请求，要在为华侨出版的杂志封面上签名。宋庆龄的威望是很高的，她是该杂志的创办者之一，她的签名足以吸引人们对该杂志的关注。我想，她很明白这一点，并很负责任和很珍惜自己的威望，认真地审读和修改稿子，并不是委托什么人来做这项工作。她有大量的国家事务要做，尽管如此，她还是对这个杂志赋予了很大的希望。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年轻，在它的经济建设方面还需要援助，而华侨明显是这种援助的后备力量。
宋庆龄对自己的讲话是很负责任的。每次她要进行什么出访或会晤时，都会问是否需要她讲话。如果需要她作出什么简短发言，她都会认真做好准备。
观察宋庆龄的言谈举止，我看到的是一位有高度责任感的人。
从1954年起，宋庆龄担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她为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了很多工作，自然，全苏对外文化联络协会主席尼娜·瓦西里耶夫娜·波波娃很想利用宋庆龄访问莫斯科的机会邀请她到协会做客。一天，波波娃给我打电话，请我到全苏对外文化联络协会去一下，因为她打算在协会同宋庆龄会面。那天晚上我去见了尼娜·瓦西里耶夫娜。尼娜·瓦西里耶夫娜问，宋庆龄什么时候方便到协会来做客？我回答说，我只能在第二天去问她，因为先得同宋庆龄说定才能做安排。第二个问题是该送什么礼物的问题，波波娃很明白，什么礼物都不可能使宋庆龄感到惊讶，她也不打算让宋庆龄感到惊讶。于是波波娃提出了几个送给宋庆龄纪念物品的方案，最后我们决定了用中国不产的乌拉尔宝石做成办公室用具送给她。在接待的那一天，友谊宫主人明显很激动，尽管她在各种国际论坛上已见过宋庆龄。一开始，波波娃在自己办公室里同宋庆龄进行了交谈，然后邀请她到大厅里去，在那里波波娃向莫斯科市积极分子们介绍了宋庆龄。波波娃邀请一些著名学者、文学家、演艺界代表和其他文化活动家出席这次会面，还邀请了知名的女工、农业工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在不少人向宋庆龄致欢迎词后，宋庆龄发表了讲话，她讲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很深刻，也很优雅，以至她讲话结束时，所有参加会面的人都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终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日期到了。宋庆龄在那天早上精神饱满，神态端庄。她是唯一一位不是中共正式党员的与会者。
我们走进会议大厅时，会议参加者无比尊敬地把她围了起来，宋庆龄知道会议的许多代表走向她是对她表示欢迎和敬意。宋庆龄每天都参加所有的会议，因为关于举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通知公布之前，哪里也没有提到过这次会议，宋庆龄很遵守纪律，没有提过一点会议代表发言的内容和会议上通过的文件。
宋庆龄在会议结束离开莫斯科之前，还有40分钟自由时间，她跟我谈了自己对刚刚结束的共产党人论坛的看法。她最后说，会议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她的心情很好，看来，她受到了鼓舞，得到了力量。她热情地与我告别，给我留下了久久难以忘怀的印象。
（编辑 王鸽子）
（作者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译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