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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唐明皇与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曾是后世众多文人才士进行文学创作的主题，其中中唐诗人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与金元之交白朴的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都是流传后世的名篇。从文学的前后相承与接受的角度看，后者对前者有很大程度的接受与发展，但在接受的同时他们亦各具艺术内涵。
关键词：白居易 《长恨歌》 白朴 《梧桐雨》 接受
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是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常见的皇帝因宠爱姬妃而导致亡国的厉史事件。前期的唐明皇是历史公认的明君治世，且风流倜傥、儒雅盖世;杨玉环亦有倾国倾城的美貌与绝美的舞技才艺，他们的故事理应是完满的。可正是完满的搭配使得玄宗不再“旰食宵衣”，转而沉溺享乐，最终种种矛盾集结，发生“安史之乱”。于是，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优患意识的文人学士将唐帝国的衰微归咎于玄宗的溺情荒政和贵妃的淫乱祸世。他们在痛心疾首同时，一些感怀、概叹、讥讽、托咏李杨爱情故事及杨妃死难马嵬的诗词便不绝如缕地产生。迨宋元时期，南戏及杂剧等戏剧形式中也加以表现。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和金元之交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杂剧为后世广为称颂。从文学接受的角度关照，它们之间有明晰的前后相承的关系，也有各自的特色与坚持，所以有必要探究一番。
一.《梧桐雨》对《长恨歌》的主题及文本的接受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7），是时白居易为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县尉，其与陈鸿等人同游盩厔仙游谷时，谈起当年唐玄宗、杨贵妃故事，陈鸿写了《长恨歌传》，白居易写了这首诗。据《长恨歌传》所言，白居易写这首诗意在“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白诗中除涉及劝诫的内容外，还有许多近于民间传说的动人情节，如仙山问答、七夕盟誓等。一方面由于白居易当时所在的盩厔地近马嵬，此地为玄宗继续西幸成都避难的必经之地，故李杨爱情故事在此地广为流传。白诗注重描写李、杨爱情故事本身，让后人读它时更多地感受到一个爱的悲剧而忘了它原本的规劝讽谏之意，这或许正是它具有其他相关的诗作所没有的艺术性与人情味而广为流传的原因之一。白朴的《梧桐雨》具体的创作地点与年月均不详，它选取了白居易《长恨歌》中的“秋叶梧桐叶落时”的诗意，重新布局结构，演化成一本四折的元杂剧。《长恨歌》与《梧桐雨》相距四百年左右的时间，这四百年里，社会状况与文化背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梧桐雨》有明显的接受《长恨歌》的痕迹。
首先，《梧桐雨》题目与主要意象“梧桐雨”即化于白诗。
白居易诗第二节写到唐玄宗避至蜀中时因思念贵妃，连看见月色、听到铃声都不能忍受：“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第三节写从蜀中回到皇宫，池苑依旧，只增几份荒败，触物伤情，悲从心生：“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白朴将诗中两处情景结合，化为其杂剧正名“杨贵妃晓日荔枝香，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同时，“梧桐雨”这一意象所承载的感伤情绪即是杂剧第四折的主要基调。第四折写玄宗幸蜀还京，退居西宫养老，教画工画了一幅妃子真容，每日相对。小睡梦到贵妃唤他赴长生殿排宴，惊醒后非常伤心：“好梦将成还警觉，半襟情泪湿鲛绡”。后便将满心的懊恼全怪在窗外的雨打梧桐上“[蛮姑儿]懊恼，窨约。……是兀那窗儿外梧桐上雨潇潇。一声声洒残叶，一点点滴寒梢，会把愁人定虐。”其后[滚绣球]、[叨叨令]、[倘秀才]等几支曲细致描述了这愁煞人的秋雨。这种悲切的情感表达与哀婉、感伤的情绪一直持续到本剧的结尾。
其次，白朴杂剧语句中有对白诗的大量化用。
王文才校注的《梧桐雨》在注釋中明确标注的化用《长恨歌》诗句的有12处。楔子是故事缘起，白诗中没有涉及。第一折首支曲后带云“寡人自从得了杨妃，真所谓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也”。其中“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即意化于白诗“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还有最后一支曲中玄宗唱到“在天呵做鸳鸯长比并，在地呵做连理枝生”更是化自白诗的名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还有第四折的“斜躺翠鸾翘，浑一似出浴的旧风标”化自“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杏花雨红湿阑干，梨花雨玉容寂寞”化自“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等。白诗中一些流传千古的名句，白朴并没有直接引用，但白朴的这些化用不仅保留了白诗原有的艺术性，更使这些意境在曲中有了另一种味道的诠释。
二.同是“长恨”主题下的各具内涵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具有历史性，“对于历史上同一作家、同一作品的理解、判断、评价，不同时代的读者往往不尽相同，甚至存在较大的差异。”[1]同理，对于同一文学主题，尤其是经久不衰的主题，后世人结合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创作个体的思想，对它的理解会产生更大的差异。同时，可从接受美学角度审视“文学演变”，即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深层意义的理解、把握需要一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品本身会不断呈现它在效果史的丰富的 “语义潜能”，从而衍生出同一主题下多样性的理解。后世对于《长恨歌》主题意义的不断挖掘即证明了这一过程。《梧桐雨》在接受白诗的同时，也产生了它自己独有的思想艺术。
首先，白朴杂剧的抒情角度不同于白诗全知的角度，他将唐明皇设为“正末”，着重写他的思想与情感。
这一方面是因为元杂剧只允许正末或正旦一个人从头至尾唱完，这样就势必限制了不能唱另一人在剧中的情感抒发。另一方面，对比而言，白朴写集中描写唐明皇的形象，而让杨贵妃的形象有被忽视之嫌。剧中楔子里杨贵妃有两句台词：“陛下，这人又矬矮，又会旋舞，留着解闷倒好。”“多谢圣恩”。第一折七夕乞巧设宴，杨贵妃自报家门，正式登场，与玄宗梧桐树下盟誓时有一席对话。第二折贼兵铁骑踏破霓裳羽衣舞，杨贵妃只有“是好荔枝也！”“这荔枝颜色娇嫩，端的可爱也。”等四句台词，其他便是作舞科等科介。第三折西幸路上，马嵬兵变，杨贵妃也只有“妾死不足惜，但主上之恩，不曾报得。数年恩爱，教妾怎生割舍？”等两句台词。第四折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下思贵妃，杨贵妃在玄宗梦中有两句台词。可见，杨贵妃在剧中确实只是个陪衬的角色，几句对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她性格中的某些特征，但人物形象描写欠丰满。 白朴这样突出唐玄宗的布局，将他的形象刻画得丰满、复杂，应是白朴想让玄宗这个形象传达自己的思想、情感。第三折，玄宗率领杨贵妃等人准备西幸避难时唱道“[驻马听]隐隐天涯，剩水残山五六撘;萧萧林下。坏垣破屋两三家。秦川远树雾昏花，灞桥衰柳风潇洒。煞不如碧牕纱，晨光闪烁鸳鸯瓦。”虽然大唐王朝走到这一步就是唐玄宗昏庸统治的结果，但眼看着自己的江山将陷贼手，昔日的繁华不再;作为一国之君，他不得不扔下全城百姓，西幸避难，这实在是令人不堪忍受的一幕。白朴生活在元代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唐明皇那种唯我独尊的民族感情受到伤害而又无力反抗的深沉悲哀即浸透着作者无限的怨恨和忧愁。第四折玄宗西幸回京，剧中以大量的曲段抒写了玄宗对贵妃的思念，也有他在马嵬不能救贵妃的无限歉意。白朴笔下的爱情是其美好理想的象征，是剧作家思想感情、民族意识的某种程度的外化和寄托。
其次，白朴的杂剧在情节安排上与白诗有较大的差别。
由于杂剧有用于表演的实用性的一面，在剧情安排上必需考虑到观众的心理需求，所以故事的演绎必须具备起因、发展、高潮、结局等阶段，这是《梧桐雨》在情节上不同于白诗的原因之一。但杂剧第四折与诗的第四节同是结局，白诗是相对完满的，似表达了作者的美好期望;杂剧的结局处理是悲剧式的。白朴只是让玄宗在片刻的小睡中梦到贵妃，倏忽之间梦醒，只剩无尽的惆怅。剧末，唐明皇只能在“雨湿寒梢，泪湿龙袍，不肯相饶，共隔着一树梧桐直滴到晓”的叹息声中，无可奈何的结束自己的絮叨。这样的结局的处理，一方面源于白朴对于这一故事不同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透露出白朴不同于白居易的人生观。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时代是政治改革与文学改革并进的时期，有志于国事的文人志士都有一个“中兴”大唐的梦。白居易就秉有“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文学改革主张，所以他对《长恨歌》结局的完满处理似一定程度上承载了自己对美好的盛唐时代的追望。而白朴生活的时代里汉族知识分子地位是极为低贱的，悲剧意味浓厚的作品更能表达创作者的心境。白朴少年历经金元之交的动乱，成年后不肯出仕元朝，所以他的《梧桐雨》中对爱情的描写虽承载他的美好理想，但这样的理想的实现是渺茫的，最终只能归于无尽的愁怨与无奈。
三.社会功能的传承与发展
“文学的功能是建筑在作品与社会效果之上的”“所有时代的文学都不可能斩断文学与社会的联系”。[2]《长恨歌》与《梧桐雨》产生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与文化环境下，考察二者的社会功能便需从这一角度出发。
《长恨歌》在创作之初即界定了它的现实劝诫目的。只是作者表现出对李、杨的强烈同情，导致了它功利性作用的隐去，使人不易察觉，这反而促成了因爱情故事的凄美而酿就的悲剧意味，忽略了文人志士所关注的社会悲剧意识。这一基调的形成虽在很多人看来是不恰当的，也与白居易早期的功利主义诗歌主张不符合。但更多的社会民众都接受了白诗中所散发的浓郁的人情意味，从而使得白诗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打破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道德禁忌的社会功能。白朴主要的生活年代是蒙元王朝统治的时期，科举取士制度被取消，文人的社会地位低下。所以他们不像中唐士人那样积极关心国事，他们关注的只有自己的生存与情感，《长恨歌》中的社会悲剧意味得不到他们广泛的认同与深切的感受，而其关于爱情的悲剧情结却能为广大士人理解。通过爱情理想表达自己的心绪，抒发自己的情懷，而且以戏剧的形式将这种情绪广泛传播，最终实现它的社会功能与价值。
诚然，《长恨歌》和《梧桐雨》在同一文学主题下都成就了各自的艺术价值，李、杨爱情故事能够流传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反复赏析，不得不归于白诗创造的那个悲剧的意境与《梧桐雨》在此基础上的接受与发展。
注 释
[1][2]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0，14.
参考文献
1.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2.葛兆光.唐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3.王文才校注白朴戏剧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4.吴乾浩.白朴评传[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
（作者单位：甘肃平凉市静宁县第二中学）
关键词：白居易 《长恨歌》 白朴 《梧桐雨》 接受
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是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常见的皇帝因宠爱姬妃而导致亡国的厉史事件。前期的唐明皇是历史公认的明君治世，且风流倜傥、儒雅盖世;杨玉环亦有倾国倾城的美貌与绝美的舞技才艺，他们的故事理应是完满的。可正是完满的搭配使得玄宗不再“旰食宵衣”，转而沉溺享乐，最终种种矛盾集结，发生“安史之乱”。于是，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优患意识的文人学士将唐帝国的衰微归咎于玄宗的溺情荒政和贵妃的淫乱祸世。他们在痛心疾首同时，一些感怀、概叹、讥讽、托咏李杨爱情故事及杨妃死难马嵬的诗词便不绝如缕地产生。迨宋元时期，南戏及杂剧等戏剧形式中也加以表现。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和金元之交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杂剧为后世广为称颂。从文学接受的角度关照，它们之间有明晰的前后相承的关系，也有各自的特色与坚持，所以有必要探究一番。
一.《梧桐雨》对《长恨歌》的主题及文本的接受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7），是时白居易为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县尉，其与陈鸿等人同游盩厔仙游谷时，谈起当年唐玄宗、杨贵妃故事，陈鸿写了《长恨歌传》，白居易写了这首诗。据《长恨歌传》所言，白居易写这首诗意在“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白诗中除涉及劝诫的内容外，还有许多近于民间传说的动人情节，如仙山问答、七夕盟誓等。一方面由于白居易当时所在的盩厔地近马嵬，此地为玄宗继续西幸成都避难的必经之地，故李杨爱情故事在此地广为流传。白诗注重描写李、杨爱情故事本身，让后人读它时更多地感受到一个爱的悲剧而忘了它原本的规劝讽谏之意，这或许正是它具有其他相关的诗作所没有的艺术性与人情味而广为流传的原因之一。白朴的《梧桐雨》具体的创作地点与年月均不详，它选取了白居易《长恨歌》中的“秋叶梧桐叶落时”的诗意，重新布局结构，演化成一本四折的元杂剧。《长恨歌》与《梧桐雨》相距四百年左右的时间，这四百年里，社会状况与文化背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梧桐雨》有明显的接受《长恨歌》的痕迹。
首先，《梧桐雨》题目与主要意象“梧桐雨”即化于白诗。
白居易诗第二节写到唐玄宗避至蜀中时因思念贵妃，连看见月色、听到铃声都不能忍受：“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第三节写从蜀中回到皇宫，池苑依旧，只增几份荒败，触物伤情，悲从心生：“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白朴将诗中两处情景结合，化为其杂剧正名“杨贵妃晓日荔枝香，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同时，“梧桐雨”这一意象所承载的感伤情绪即是杂剧第四折的主要基调。第四折写玄宗幸蜀还京，退居西宫养老，教画工画了一幅妃子真容，每日相对。小睡梦到贵妃唤他赴长生殿排宴，惊醒后非常伤心：“好梦将成还警觉，半襟情泪湿鲛绡”。后便将满心的懊恼全怪在窗外的雨打梧桐上“[蛮姑儿]懊恼，窨约。……是兀那窗儿外梧桐上雨潇潇。一声声洒残叶，一点点滴寒梢，会把愁人定虐。”其后[滚绣球]、[叨叨令]、[倘秀才]等几支曲细致描述了这愁煞人的秋雨。这种悲切的情感表达与哀婉、感伤的情绪一直持续到本剧的结尾。
其次，白朴杂剧语句中有对白诗的大量化用。
王文才校注的《梧桐雨》在注釋中明确标注的化用《长恨歌》诗句的有12处。楔子是故事缘起，白诗中没有涉及。第一折首支曲后带云“寡人自从得了杨妃，真所谓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也”。其中“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即意化于白诗“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还有最后一支曲中玄宗唱到“在天呵做鸳鸯长比并，在地呵做连理枝生”更是化自白诗的名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还有第四折的“斜躺翠鸾翘，浑一似出浴的旧风标”化自“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杏花雨红湿阑干，梨花雨玉容寂寞”化自“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等。白诗中一些流传千古的名句，白朴并没有直接引用，但白朴的这些化用不仅保留了白诗原有的艺术性，更使这些意境在曲中有了另一种味道的诠释。
二.同是“长恨”主题下的各具内涵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具有历史性，“对于历史上同一作家、同一作品的理解、判断、评价，不同时代的读者往往不尽相同，甚至存在较大的差异。”[1]同理，对于同一文学主题，尤其是经久不衰的主题，后世人结合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创作个体的思想，对它的理解会产生更大的差异。同时，可从接受美学角度审视“文学演变”，即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深层意义的理解、把握需要一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品本身会不断呈现它在效果史的丰富的 “语义潜能”，从而衍生出同一主题下多样性的理解。后世对于《长恨歌》主题意义的不断挖掘即证明了这一过程。《梧桐雨》在接受白诗的同时，也产生了它自己独有的思想艺术。
首先，白朴杂剧的抒情角度不同于白诗全知的角度，他将唐明皇设为“正末”，着重写他的思想与情感。
这一方面是因为元杂剧只允许正末或正旦一个人从头至尾唱完，这样就势必限制了不能唱另一人在剧中的情感抒发。另一方面，对比而言，白朴写集中描写唐明皇的形象，而让杨贵妃的形象有被忽视之嫌。剧中楔子里杨贵妃有两句台词：“陛下，这人又矬矮，又会旋舞，留着解闷倒好。”“多谢圣恩”。第一折七夕乞巧设宴，杨贵妃自报家门，正式登场，与玄宗梧桐树下盟誓时有一席对话。第二折贼兵铁骑踏破霓裳羽衣舞，杨贵妃只有“是好荔枝也！”“这荔枝颜色娇嫩，端的可爱也。”等四句台词，其他便是作舞科等科介。第三折西幸路上，马嵬兵变，杨贵妃也只有“妾死不足惜，但主上之恩，不曾报得。数年恩爱，教妾怎生割舍？”等两句台词。第四折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下思贵妃，杨贵妃在玄宗梦中有两句台词。可见，杨贵妃在剧中确实只是个陪衬的角色，几句对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她性格中的某些特征，但人物形象描写欠丰满。 白朴这样突出唐玄宗的布局，将他的形象刻画得丰满、复杂，应是白朴想让玄宗这个形象传达自己的思想、情感。第三折，玄宗率领杨贵妃等人准备西幸避难时唱道“[驻马听]隐隐天涯，剩水残山五六撘;萧萧林下。坏垣破屋两三家。秦川远树雾昏花，灞桥衰柳风潇洒。煞不如碧牕纱，晨光闪烁鸳鸯瓦。”虽然大唐王朝走到这一步就是唐玄宗昏庸统治的结果，但眼看着自己的江山将陷贼手，昔日的繁华不再;作为一国之君，他不得不扔下全城百姓，西幸避难，这实在是令人不堪忍受的一幕。白朴生活在元代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唐明皇那种唯我独尊的民族感情受到伤害而又无力反抗的深沉悲哀即浸透着作者无限的怨恨和忧愁。第四折玄宗西幸回京，剧中以大量的曲段抒写了玄宗对贵妃的思念，也有他在马嵬不能救贵妃的无限歉意。白朴笔下的爱情是其美好理想的象征，是剧作家思想感情、民族意识的某种程度的外化和寄托。
其次，白朴的杂剧在情节安排上与白诗有较大的差别。
由于杂剧有用于表演的实用性的一面，在剧情安排上必需考虑到观众的心理需求，所以故事的演绎必须具备起因、发展、高潮、结局等阶段，这是《梧桐雨》在情节上不同于白诗的原因之一。但杂剧第四折与诗的第四节同是结局，白诗是相对完满的，似表达了作者的美好期望;杂剧的结局处理是悲剧式的。白朴只是让玄宗在片刻的小睡中梦到贵妃，倏忽之间梦醒，只剩无尽的惆怅。剧末，唐明皇只能在“雨湿寒梢，泪湿龙袍，不肯相饶，共隔着一树梧桐直滴到晓”的叹息声中，无可奈何的结束自己的絮叨。这样的结局的处理，一方面源于白朴对于这一故事不同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透露出白朴不同于白居易的人生观。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时代是政治改革与文学改革并进的时期，有志于国事的文人志士都有一个“中兴”大唐的梦。白居易就秉有“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文学改革主张，所以他对《长恨歌》结局的完满处理似一定程度上承载了自己对美好的盛唐时代的追望。而白朴生活的时代里汉族知识分子地位是极为低贱的，悲剧意味浓厚的作品更能表达创作者的心境。白朴少年历经金元之交的动乱，成年后不肯出仕元朝，所以他的《梧桐雨》中对爱情的描写虽承载他的美好理想，但这样的理想的实现是渺茫的，最终只能归于无尽的愁怨与无奈。
三.社会功能的传承与发展
“文学的功能是建筑在作品与社会效果之上的”“所有时代的文学都不可能斩断文学与社会的联系”。[2]《长恨歌》与《梧桐雨》产生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与文化环境下，考察二者的社会功能便需从这一角度出发。
《长恨歌》在创作之初即界定了它的现实劝诫目的。只是作者表现出对李、杨的强烈同情，导致了它功利性作用的隐去，使人不易察觉，这反而促成了因爱情故事的凄美而酿就的悲剧意味，忽略了文人志士所关注的社会悲剧意识。这一基调的形成虽在很多人看来是不恰当的，也与白居易早期的功利主义诗歌主张不符合。但更多的社会民众都接受了白诗中所散发的浓郁的人情意味，从而使得白诗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打破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道德禁忌的社会功能。白朴主要的生活年代是蒙元王朝统治的时期，科举取士制度被取消，文人的社会地位低下。所以他们不像中唐士人那样积极关心国事，他们关注的只有自己的生存与情感，《长恨歌》中的社会悲剧意味得不到他们广泛的认同与深切的感受，而其关于爱情的悲剧情结却能为广大士人理解。通过爱情理想表达自己的心绪，抒发自己的情懷，而且以戏剧的形式将这种情绪广泛传播，最终实现它的社会功能与价值。
诚然，《长恨歌》和《梧桐雨》在同一文学主题下都成就了各自的艺术价值，李、杨爱情故事能够流传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反复赏析，不得不归于白诗创造的那个悲剧的意境与《梧桐雨》在此基础上的接受与发展。
注 释
[1][2]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0，14.
参考文献
1.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2.葛兆光.唐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3.王文才校注白朴戏剧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4.吴乾浩.白朴评传[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
（作者单位：甘肃平凉市静宁县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