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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五年来，国际战略格局经历深刻调整，一方面，新兴大国与老牌大国“新升老降”成为大势所趋，多极化加速推进；另一方面，“新升老降”也不是直线式的与一帆风顺的，老牌大国仍然顽强，新兴大国开始出现分化。格局演变的复杂性在二十国集团（G20）圣彼得堡峰会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而中国的角色也正变得愈发吃重。
G20峰会遭遇世界经济增长新变局
以“增长和就业”为主题的G20第八次峰会于9月5日-6日在俄圣彼得堡举行，此次峰会时机特殊、背景复杂，因为就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五周年之际，金融危机之后老牌大国与新兴大国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出现了暂时性“逆转”，世界格局的“新升老降”有所放缓。其中，西方发达国家凭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给其病态经济肌体持续输血显效，同时竭力抢占新科技与产业革命制高点，加快自身改革并加强彼此间的大联合，美国领衔力推“跨两大洋”经贸大战略，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性颓势有所改观。对此，美国某高官不无得意地指出，G20此次峰会“将是自2010年11月以来第一次不以解决美国及后来欧洲金融危机的紧急措施为主”，声称“美国经济正处于G20成立以来的最强地位，同时正在实现大规模财政整顿。美国经济已连续四年扩大，近几年来私人需求平均增长3%，私营雇主已创造7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
反观新兴经济体，不少受到美联储即将“退出”量宽的严重拖累，加之自身经济改革滞后与经济结构单一，以至资本外逃、本币贬值、金融市场震荡、增长显著放缓、通胀上升。新兴国家近年来高歌猛进的势头不再，而发达国家则纷纷触底反弹、卷土重来，国际战略格局在某种程度上逆转为“老升新降”，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两大“集群”的战略博弈由此进入新阶段。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大幅调整全球经济预测，认为世界经济增长“动力转移”，其已不再将新兴经济体视为全球经济的活力引擎，而是预计“动力将主要来自发达经济体”，而英国《金融时报》也直言“G20面对新兴经济体放缓挑战”。
在此复杂背景下，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经过激烈讨价还价，最终就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达成妥协，双方发表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五周年声明》强调了彼此共识，包括：在确保财政可持续的前提下，恢复强劲和包容性的增长和就业，促进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在内的投资融资，在金融改革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在贸易、发展、打击逃税、改变允许国际避税、税基侵蚀和利益转移的规则方面作出坚定承诺；G20未来最有效的工作方式仍是强有力的“集体行动”，“作为世界主要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论坛”，各方将加强政策协调与合作，促进增长，处理好国内决定带来的任何“外溢效应”。回首过去，G20成员协调行动避免了全球大衰退，彰显G20作为“危机管理机制”的价值。展望未来，G20将继往开来，继续在世界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达成应对新挑战的新共识，协调行动、共同应对。
国际格局多极化进入分化重组新阶段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上具有很高的代表性，因为其成员国合计的GDP占全球的80%以上，贸易占全球近80%，人口占全球三分之二。G20既是大国“竞合”博弈与政策协调的重要平台，其本身也正是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格局新变化的产物，因为G20的成员构成大致“一半对一半”，发达与新兴市场国家两大“集群”可谓平分秋色，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作为整体的欧盟共九家，新兴市场国家则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韩国、土耳其、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阿根廷、沙特阿拉伯共十一家。
G20可说是国际力量对比多极化的一个缩影，进一步分析，国际格局多极化业已进入新阶段，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强”经过二十二年（1991年-2013年）的发展，现已演变成“新一超多强”，当今国际新格局呈现为错综复杂的“立体几何”图景，包括如下四大特征：
首先，“一超多强”渐成“一超六强”，中国提前“被第二”。当今世界存在着七大“力量中心”（有影响力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分别是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日本、印度与巴西，其中，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整体上相对下滑，而且其“三驾马车”可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美国虽然仍是“唯一超级大国”，但其超强实力今非昔比、已相对削弱。美国虽然凭借美元霸权，连续实施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超低利率与狂印美钞等维持了经济增长，但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尾大不掉，失业率高位徘徊，国防等预算面临削减；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深重，经济增长长期处于衰退，南部“重灾区”国家与北部国家分歧加深，危机国家内部社会矛盾激化，未来较长时期欧盟主要精力在于应对危机后遗症，对外影响力与整体合力大不如前；日本政府债务规模惊人，自民党安倍政权企图通过宽松货币政策与日元贬值刺激经济增长，其既是治标不治本，也难以扭转人口严重老龄化等不利趋势。
综合国外普遍看法，结合其“现实力”与“潜力”，金融危机不仅造就了“一超六强”的当今格局，而且还使得“六强”的排序发生了明显调整，欧盟与日本的位置相对后退，新兴大国的位置相对前进，中国尽管还只是发展中大国，但已被外界越来越多地看成是“六强之首”与“世界第二”。由此，七大“力量中心”的排序依次是：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日本、印度、巴西。
其次，从综合实力来看，“七大力量中心”又分成三个层次：美国无疑仍然独处第一个层次；中国、欧盟、俄罗斯同处第二个层次，其原因之一是三家都是或都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欧盟中的英国与法国），具有不可或缺的政治影响力；日本、印度、巴西同处第三个层次，其原因之一也是三家都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政治影响力被大打折扣。
再次，两大“集群”的“竞合博弈”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或“主线”。基于国家利益以及意识形态、价值观与发展道路的异同，“七大力量中心”在参与国际战略博弈时选择了不同的伙伴或盟友，这在客观上形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与非西方新兴大国这两大“集群”的分野组合。而由于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当今的两大集群完全不同于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彼此不是对抗与截然分割的零和游戏，而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竞合博弈”。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五年后的今天，当前两大集群各自的发展态势又呈现出阶段性新特点：西方发达国家集群接近摆脱危机，相继“止跌反弹”，同时开展了新的大联合（如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美日等“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TPP），力图联手重振往昔雄风、继续把持国际体系主导权；非西方新兴大国集群则因为经济增长放缓而处于阶段性困境，与此同时也在开展彼此之间的大合作（如中、俄、印度、巴西、南非五国共同参与的“金砖国家”峰会）。 两大集群之间的矛盾与竞合博弈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一条主线，双方的地缘博弈主要集中于中东北非与亚太两大“热点板块”，并在前者主要体现为美俄博弈，在后者主要体现为中美博弈。与此同时，两大集群还在多个问题领域展开全方位的“领域”博弈，包括在经济、金融、能源、气候变化与科技领域，竞争新工业革命与新能源革命的制高点；在“全球四大公地”领域，博弈网络、海洋、太空与南北两极的话语权与权益；在发展模式、价值观与意识形态领域，竞争软实力与话语权。由于中美分别在各自集群之中综合实力最强，使得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全球格局性意义，中美战略博弈愈发牵动全球，堪称“主线中的主线”，双方共同探索构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备受国际社会瞩目。
最后，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影响国际格局。在全球化与网络化时代，权力正从政府向公众流失，各国国内社会与跨国社会的影响上升，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乃至特定个人在内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作用增强，这也成为审视当今国际格局的一个全新视角与重要变量，“斯诺登事件”及其背后的“维基解密”即为佐证。
习主席讲话引领世界经济健康发展新潮流
面对世界经济增长新变局与国际格局深刻调整，首次出席G20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仁不让，发表《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讲话，阐述“中国主张”，宣介“中国经验”，分享“中国机遇”，提出一系列新思想与新举措，主动引领“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新潮流。
首先，讲话指明了实现世界经济健康增长的“三个关键”与“三点要求”，强调应努力塑造“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坚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一，“发展创新”是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避免单纯以GDP增长率论英雄，各国要通过积极的结构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与增强经济竞争力；其二，“增长联动”是世界经济“强劲增长”的要求，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其三，“利益融合”是世界经济“平衡增长”的需要。各国要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培育普惠各方的全球大市场。
其次，讲话提出了促进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三大主张”与“三条路径”，强调G20各成员应“建设更加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肩负起应有的责任。”其一，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各主要经济体要首先办好自己的事，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要用社会政策“托底”经济政策。其二，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保护主义，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不搞排他性贸易标准、规则、体系，避免造成全球市场分割和贸易体系分化。正当美国在WTO之外另起炉灶、推行“跨两洋”经贸战略并拉帮结派之际，习主席的这一讲话可谓有的放矢。其三，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使之更加公平公正。抓紧落实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制定反映各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权重的新份额公式，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监管，改革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组成。
再次，讲话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外界对中国经济放缓的质疑误读，客观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经济稳健大势与改革前景。强调“中国采取的经济政策既对中国经济负责，也对世界经济负责。”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地方政府债务、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问题可控，中国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增速降下来一些，并正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研究。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各国创造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为世界经济带来更多正面外溢效应。
此外，习主席还利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之际，唱响新兴大国联合自强主旋律，力促彼此经济合作与战略协调，以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增长新变局，共同破解新兴大国“成长烦恼”与“崛起瓶颈”。习主席强调，面对各种风险和挑战，金砖国家要凝聚共识，加强团结。他提出了当前“三大任务”：一要共同应对好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外溢效应，发达国家要切实进行结构改革，把握量宽货币政策退出的时机、步骤、方式；二要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保护主义，维护好多边贸易体系；三要共同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加快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构建金砖国家金融安全网。
习主席首次与会G20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展望未来，面对世界经济增长新变局与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中国将从自身新的实力地位出发，统筹内外，对内适时加快改革，对外多方周旋与主动引领，从而牢牢掌握国际战略博弈的主动权。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
G20峰会遭遇世界经济增长新变局
以“增长和就业”为主题的G20第八次峰会于9月5日-6日在俄圣彼得堡举行，此次峰会时机特殊、背景复杂，因为就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五周年之际，金融危机之后老牌大国与新兴大国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出现了暂时性“逆转”，世界格局的“新升老降”有所放缓。其中，西方发达国家凭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给其病态经济肌体持续输血显效，同时竭力抢占新科技与产业革命制高点，加快自身改革并加强彼此间的大联合，美国领衔力推“跨两大洋”经贸大战略，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性颓势有所改观。对此，美国某高官不无得意地指出，G20此次峰会“将是自2010年11月以来第一次不以解决美国及后来欧洲金融危机的紧急措施为主”，声称“美国经济正处于G20成立以来的最强地位，同时正在实现大规模财政整顿。美国经济已连续四年扩大，近几年来私人需求平均增长3%，私营雇主已创造7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
反观新兴经济体，不少受到美联储即将“退出”量宽的严重拖累，加之自身经济改革滞后与经济结构单一，以至资本外逃、本币贬值、金融市场震荡、增长显著放缓、通胀上升。新兴国家近年来高歌猛进的势头不再，而发达国家则纷纷触底反弹、卷土重来，国际战略格局在某种程度上逆转为“老升新降”，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两大“集群”的战略博弈由此进入新阶段。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大幅调整全球经济预测，认为世界经济增长“动力转移”，其已不再将新兴经济体视为全球经济的活力引擎，而是预计“动力将主要来自发达经济体”，而英国《金融时报》也直言“G20面对新兴经济体放缓挑战”。
在此复杂背景下，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经过激烈讨价还价，最终就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达成妥协，双方发表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五周年声明》强调了彼此共识，包括：在确保财政可持续的前提下，恢复强劲和包容性的增长和就业，促进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在内的投资融资，在金融改革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在贸易、发展、打击逃税、改变允许国际避税、税基侵蚀和利益转移的规则方面作出坚定承诺；G20未来最有效的工作方式仍是强有力的“集体行动”，“作为世界主要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论坛”，各方将加强政策协调与合作，促进增长，处理好国内决定带来的任何“外溢效应”。回首过去，G20成员协调行动避免了全球大衰退，彰显G20作为“危机管理机制”的价值。展望未来，G20将继往开来，继续在世界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达成应对新挑战的新共识，协调行动、共同应对。
国际格局多极化进入分化重组新阶段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上具有很高的代表性，因为其成员国合计的GDP占全球的80%以上，贸易占全球近80%，人口占全球三分之二。G20既是大国“竞合”博弈与政策协调的重要平台，其本身也正是金融危机之后国际格局新变化的产物，因为G20的成员构成大致“一半对一半”，发达与新兴市场国家两大“集群”可谓平分秋色，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作为整体的欧盟共九家，新兴市场国家则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韩国、土耳其、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阿根廷、沙特阿拉伯共十一家。
G20可说是国际力量对比多极化的一个缩影，进一步分析，国际格局多极化业已进入新阶段，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强”经过二十二年（1991年-2013年）的发展，现已演变成“新一超多强”，当今国际新格局呈现为错综复杂的“立体几何”图景，包括如下四大特征：
首先，“一超多强”渐成“一超六强”，中国提前“被第二”。当今世界存在着七大“力量中心”（有影响力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分别是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日本、印度与巴西，其中，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整体上相对下滑，而且其“三驾马车”可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美国虽然仍是“唯一超级大国”，但其超强实力今非昔比、已相对削弱。美国虽然凭借美元霸权，连续实施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超低利率与狂印美钞等维持了经济增长，但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尾大不掉，失业率高位徘徊，国防等预算面临削减；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深重，经济增长长期处于衰退，南部“重灾区”国家与北部国家分歧加深，危机国家内部社会矛盾激化，未来较长时期欧盟主要精力在于应对危机后遗症，对外影响力与整体合力大不如前；日本政府债务规模惊人，自民党安倍政权企图通过宽松货币政策与日元贬值刺激经济增长，其既是治标不治本，也难以扭转人口严重老龄化等不利趋势。
综合国外普遍看法，结合其“现实力”与“潜力”，金融危机不仅造就了“一超六强”的当今格局，而且还使得“六强”的排序发生了明显调整，欧盟与日本的位置相对后退，新兴大国的位置相对前进，中国尽管还只是发展中大国，但已被外界越来越多地看成是“六强之首”与“世界第二”。由此，七大“力量中心”的排序依次是：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日本、印度、巴西。
其次，从综合实力来看，“七大力量中心”又分成三个层次：美国无疑仍然独处第一个层次；中国、欧盟、俄罗斯同处第二个层次，其原因之一是三家都是或都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欧盟中的英国与法国），具有不可或缺的政治影响力；日本、印度、巴西同处第三个层次，其原因之一也是三家都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政治影响力被大打折扣。
再次，两大“集群”的“竞合博弈”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或“主线”。基于国家利益以及意识形态、价值观与发展道路的异同，“七大力量中心”在参与国际战略博弈时选择了不同的伙伴或盟友，这在客观上形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与非西方新兴大国这两大“集群”的分野组合。而由于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当今的两大集群完全不同于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彼此不是对抗与截然分割的零和游戏，而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竞合博弈”。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五年后的今天，当前两大集群各自的发展态势又呈现出阶段性新特点：西方发达国家集群接近摆脱危机，相继“止跌反弹”，同时开展了新的大联合（如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美日等“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TPP），力图联手重振往昔雄风、继续把持国际体系主导权；非西方新兴大国集群则因为经济增长放缓而处于阶段性困境，与此同时也在开展彼此之间的大合作（如中、俄、印度、巴西、南非五国共同参与的“金砖国家”峰会）。 两大集群之间的矛盾与竞合博弈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一条主线，双方的地缘博弈主要集中于中东北非与亚太两大“热点板块”，并在前者主要体现为美俄博弈，在后者主要体现为中美博弈。与此同时，两大集群还在多个问题领域展开全方位的“领域”博弈，包括在经济、金融、能源、气候变化与科技领域，竞争新工业革命与新能源革命的制高点；在“全球四大公地”领域，博弈网络、海洋、太空与南北两极的话语权与权益；在发展模式、价值观与意识形态领域，竞争软实力与话语权。由于中美分别在各自集群之中综合实力最强，使得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全球格局性意义，中美战略博弈愈发牵动全球，堪称“主线中的主线”，双方共同探索构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备受国际社会瞩目。
最后，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影响国际格局。在全球化与网络化时代，权力正从政府向公众流失，各国国内社会与跨国社会的影响上升，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乃至特定个人在内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作用增强，这也成为审视当今国际格局的一个全新视角与重要变量，“斯诺登事件”及其背后的“维基解密”即为佐证。
习主席讲话引领世界经济健康发展新潮流
面对世界经济增长新变局与国际格局深刻调整，首次出席G20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仁不让，发表《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讲话，阐述“中国主张”，宣介“中国经验”，分享“中国机遇”，提出一系列新思想与新举措，主动引领“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新潮流。
首先，讲话指明了实现世界经济健康增长的“三个关键”与“三点要求”，强调应努力塑造“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坚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一，“发展创新”是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要求，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避免单纯以GDP增长率论英雄，各国要通过积极的结构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与增强经济竞争力；其二，“增长联动”是世界经济“强劲增长”的要求，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其三，“利益融合”是世界经济“平衡增长”的需要。各国要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培育普惠各方的全球大市场。
其次，讲话提出了促进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三大主张”与“三条路径”，强调G20各成员应“建设更加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肩负起应有的责任。”其一，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各主要经济体要首先办好自己的事，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要用社会政策“托底”经济政策。其二，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保护主义，维护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不搞排他性贸易标准、规则、体系，避免造成全球市场分割和贸易体系分化。正当美国在WTO之外另起炉灶、推行“跨两洋”经贸战略并拉帮结派之际，习主席的这一讲话可谓有的放矢。其三，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使之更加公平公正。抓紧落实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制定反映各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权重的新份额公式，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监管，改革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组成。
再次，讲话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外界对中国经济放缓的质疑误读，客观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经济稳健大势与改革前景。强调“中国采取的经济政策既对中国经济负责，也对世界经济负责。”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地方政府债务、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问题可控，中国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增速降下来一些，并正就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研究。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各国创造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为世界经济带来更多正面外溢效应。
此外，习主席还利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之际，唱响新兴大国联合自强主旋律，力促彼此经济合作与战略协调，以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增长新变局，共同破解新兴大国“成长烦恼”与“崛起瓶颈”。习主席强调，面对各种风险和挑战，金砖国家要凝聚共识，加强团结。他提出了当前“三大任务”：一要共同应对好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外溢效应，发达国家要切实进行结构改革，把握量宽货币政策退出的时机、步骤、方式；二要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保护主义，维护好多边贸易体系；三要共同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加快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构建金砖国家金融安全网。
习主席首次与会G20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展望未来，面对世界经济增长新变局与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中国将从自身新的实力地位出发，统筹内外，对内适时加快改革，对外多方周旋与主动引领，从而牢牢掌握国际战略博弈的主动权。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