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尔兰的第一年，包慧怡养成了傍晚去海边散步的习惯。她住在都柏林东郊黑岩镇的学生公寓，从那里向东走15分钟就是爱尔兰海。她记下沿途每一处最隐蔽的窄巷的名字，比如修道院巷和天使海巷。她说，暮色里的黑岩镇是一座空城。
　　从主街再拐过两个巷口，眼前是一整片灰绿色的大海。海滩破败不堪，除了岩石和水草，只有海鸥和矶鹞。海滩上有一种独特的气味，朋友告诉她是海生物尸体腐烂的腥味，她却觉得很好闻。
　　她在都柏林的生活主要围绕家和校图书馆这两个地方展开，搬入城里后连图书馆也不怎么去了，每隔一个星期把需要的资料借回来。去得最多的地方是自己家的后院，一般去喂猫，偶尔也种花。上一个住处旁边有一片树林，穿过树林就是一个山坡，山坡上有一些砍倒的大松树，太阳好的时候她会去树干上看书，爬到坡顶就可以看到远处的海平面，以及都柏林湾的烟囱。傍晚的时候，蓝紫色的海平面看起来比地面高很多，她一直很纳闷海水为什么没有倒出来，经常去看。
　　她身上某种与岛屿相似的天性使她来到了爱尔兰。这个盛产文学的国家对大多数译者来说，充满魔力。
　　“爱尔兰人对自己身处欧洲极西、四面被海浪隔绝的地理事实有着良好的认知，可说是这种认知造就了中世纪凯尔特修道文化，当欧陆陷入蛮族混战的黑暗时代，‘已知世界的尽头’却耸立起座座孤塔，在璀璨的手抄本彩页中呵护着灵性的火花。这种古老的历史地理认知跟我当时的自我心理认同比较合拍。”包慧怡说。
　　包慧怡在爱尔兰一所大学攻读中古英语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是英国14世纪头韵诗歌、基督教神秘主义思想以及8至15世纪手抄本。
　　“‘海波尼亚’是爱尔兰的拉丁文旧称，意思是‘冬境’。这个名字实在贴切不过。”9月下半月起，她就没有摘掉过羊绒围巾，始终套着在上海时只有大冬天才会穿的雪地靴、大衣。那段时间，她必须天亮前起床，在阴雨中走一个多小时赶去导师办公室。她的专业要求她前两年都得上语言课，从拉丁文、古英语到中古英语，这些她过去断断续续自学过的语言，在到了爱尔兰之后都要系统地重新学过。她的专业课涵盖了乔叟精读、神曲精读、古文版本学、15世纪文学、字体辨识、后现代语境中的中世纪主义等课程，其中有一门课叫“手、羊皮纸、羽毛笔、墨水、手稿”，课上学生打扮成中世纪僧侣，学做山寨手抄本。她还会去旁听音乐系开的中世纪圣咏，以及古典系的拉丁碑铭学。
　　学术之外，她是译者、诗人。过去10年里，她出版了10本译作（其中有两种再版），包括保罗·奥斯特的长篇小说《隐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散文诗集《好骨头》等。在爱尔兰，她又完成了3部：西尔维娅·普拉斯诗集《爱丽尔》、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集《唯有孤独恒常如新》、爱尔兰小说家科伦·麦卡恩的中短篇集《在这国，万物注定》。同时，她是诗集《异教时辰书》的作者。明年1月，她聚焦爱尔兰文学、风物、神话的散文集《翡翠岛编年》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并不是所有劳作都会变成铅字。有时，她也会伏在桌前与10世纪古英语抒情诗《妻室哀歌》中扑朔迷离的属格、与格、离格以及交叉结构作斗争，产生一种“过于强烈的代入感”——刚到爱尔兰时她一度离群索居，不主动结交朋友，也尽量避免和陌生人打交道。住的地方本来就人烟稀少，除了周末去超市买菜时与收银员简短的交流，她可以数十天不和现实中的任何人说话。看书间歇她养成了观察对面公寓一排排窗帘的习惯：统一的脏兮兮的淡卡其色，以不同的幅度在风中鼓动，形成角形或者波形的褶皱，没有一副被拉开过。她甚至发现自己和诗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在完全不自知的情况下，一边扳着手指喃喃自语，一边绕着客厅里的桌子走圈。
　　但她哪儿也没去，待在原地，站在可以看到磁蓝色远山、满园枯枝、枝头蹦跳的灰喜鹊的落地窗前。爱尔兰还像她初次抵达时那样：天气很糟糕，森林很美妙，喜鹊很肥，口音很难懂，人很少。总之，这是适合一个人读书、写作的地方。

　　第一次读到西尔维娅·普拉斯的《爱丽尔》时，包慧怡刚好和《钟形罩》的主人公同年，她们甚至有着相似的过去：大三暑假，普拉斯被权威女性杂志《淑女》选去纽约做实习编辑；而包慧怡在复旦大学英语系念大四时，被选去亚特兰大，在CNN国际新闻部任实习编辑。21岁的她抱着也许新闻适合自己的想法，进入一个关于非洲的纪实节目实习，节目组里的所有人每天都处在一个分分秒秒要对外界指令作出反应的状态，身体和精神随时紧绷着，这令她“很不舒服”。虽然上司对她很好，来自牙买加的制片人总是垂着二十几根大辫子手把手教她编辑节目，而栏目总编会用下班时间帮她改稿子，但这一切反而加重了她的内疚感，“因为实在没法为讨厌工作找到理由，觉得自己挺差劲的。”
　　一些人会在合作中熠熠生辉，另一些人却只有在埋头独干时才会能量爆表，包慧怡显然属于后一种。每天下班后，她都会光顾电视台底楼的沃登书屋，一本接一本地买书。正是在那家沃登书屋里，她买到了附有普拉斯手稿和打字稿的修复版《爱丽尔》。从2006年秋天在稿纸上翻译《爱丽尔》中的一首诗《夜舞》起，到去年春天最后一遍改定电子稿，40首诗，包慧怡译了7年。最初那一沓横纹信纸早已破损不堪，上面字迹也变得模糊而难以辨认，她带着这份手稿去过很多地方，飞机上、火车上，重读并修改译稿成了她的习惯。
　　“翻译是很容易引发强迫症的，怎么校稿、修订都不为多，根本没有放心那天。虽然让人平静，却也是缓慢内耗的过程。” 　　这期间，她完成了地理上的又一次迁徙，放弃了待遇优渥的工作机会从美洲大陆回到上海，准备赴海波尼亚岛继续求学。启程前往都柏林前，她去看望了自己本科时代的院长陆谷孙老师，陆老强烈支持她攻读中古英语。
　　从第一年下半学期起，包慧怡就着手翻译她论文要写的那位14世纪诗人的作品全集。这位诗人用的中西部柴郡方言非常冷僻，比乔叟的伦敦中古英语还要难上几倍。由于现代英语的前身就是伦敦方言，这一支的词汇脉系没有断，一般现代读者还能够借助注释读懂《坎特伯雷故事集》；但柴郡方言基本上已经不是英语，还要对比好几个不同的评注本，不同版本的断句和对手稿上缺损部分的处理都不同，所以一天只能翻译二三十行。她每两个星期给导师交一份读书报告，逐句讨论原文疑难处。
　　她也渐渐碰触到中世纪文学研究中最艰涩的部分。
　　“在今天的资源环境下，学习几门死语言不算太难，难的是学深学精，尤其在没有人可以练习、几乎完全依赖阅读的情况下，很容易学完就忘。而语言永远是文化的灵魂，要想与一个时代精神神交，语言不进入环境是不行的。
　　“另一个难点是神学背景。欧洲中世纪的文化核心之一是基督教，而中古英语作品中几乎每一个句子都有一千年的解经传统横在前面作为参照。对我来说，要辨明二十多种三一论异端间的细微差别，得依靠机械记忆和智识上的好奇心才能办到，而对一个信仰者可能就自然得多，因为这些问题关乎真理。”中世纪文学是一个建立在古书基础上的抄本传统，古登堡发明印刷术前，由于手抄本制作耗时、来之不易，作者不会忘记提醒读者自己“读过某本书”这个事实。“当每个作者都在暗示或明示自己言必有据，那么找到所有的出处并辨明这个作者对它们做了什么微妙修正，就成了展开任何严肃讨论的基础，而这个出处的蛛网往往非常错综复杂，没有留下太多供今人天马行空阐释的基础。”
　　爱尔兰却让她曾经悬在空中的幻想扎下了根。她亲眼看到大量从前只看过影印件或电子版的中古彩绘手抄本，和自己的研究对象建立了物质层面的联系。去拜访叶芝墓时，她给长眠在那里的诗人念了随身带着的袁可嘉译《叶芝诗选》中的那首《永恒的声音》，然后把书页撕下，压在墓前的鹅卵石堆下。

　　“作为精灵与矮仙、竖琴与风笛之邦的，在史诗与神话的广度与深度上惟一可与希腊媲美的（欧洲范围内），说着淙淙泠泠、语法优美的盖尔语的，人称仙境或是翡翠岛的老爱尔兰是浪漫主义想象力最后的停尸房。一个持久有力的局内人与局外人共同打造的‘爱尔兰迷思’是：爱尔兰代表纯净的、天真、未经文明败坏的、民族特色的。”
　　她很早就接触过炼金、如尼、神智学等西方玄学传统，现在偶尔也会把那些东西跟手头的研究结合起来。比如，乔叟给自己10岁的儿子刘易斯写的一本《论星盘的使用》，他的短诗《火星哀歌》、长诗《特洛伊罗斯与克丽希达》中的部分情节以及《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巴斯妇的角色塑造就是基于扎实的星相学知识，包慧怡曾写过论文分析这些，也出于好玩做过根据中世纪文学的人物设定倒推其本命盘的事。
　　不久前，她在给翻译的毕肖普诗集作序时写下一句话，“寻路者不如寻迷宫者有福。”
　　“人要是铁了心找一条路那最后一定能找到，就像要是铁了心想成为某种人，也终会如愿以偿。只是那又怎样呢？人的属性决定他不可能因为抵达之前出于短视为自己设定的终点而高兴太久。对我来说，手持六分仪，拥有一颗大航海时代的心脏永远是更重要的。”她说。
　　在爱尔兰的第三个暑假，因为不怎么需要去学校了，包慧怡终于搬去了城里。住处虽然是个半地下室，冷且潮湿，地上有蜗牛，8月要开电热毯，但却是她目前最喜欢的一处。在房租高昂的都柏林，她第一次不用跟别人共享公共区域。
　　作为85后新一代译者，包慧怡和她的前辈们身处完全不同的时代，在跨越地理距离之外，她仍在为缩小文化和心理距离不停地汲取养分。她收集古典星盘和小型浑天仪，迷恋中世纪手稿和地图，决心埋头做一个孤独而勤勉的手艺人。
　　今年，她多了给圣三一学院的文学翻译专业硕士班上课的任务。十来个人的小班，除了一个爱尔兰学生和一个中国学生，其他学生分别来自葡萄牙、西班牙、俄国、法国……这意味着他们将从不同的小语种往英语翻译的工作，彼此之间不通对方的源语言，整个班级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巴别塔，备课和设计课堂练习对包慧怡来说就成了一场噩梦。
　　她花了一节课简单介绍圣经佛经翻译史，一节课介绍从唐朝到严复的中国翻译理论，三节课介绍中国古诗的韵律之美，以及给庞德英译的《华夏》找茬，剩下的半学期她教学生们翻译《坎特伯雷故事集》。面对这些对中古英语一无所知的年轻面孔，她感到惭愧，甚至怀疑学生是否能真正从她那里学到知识。
　　这也让她不得不反思一个问题：翻译真的可以教吗？在学生的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相同的情况下，一起做练习应该能够发挥用处，但那些最重要的东西，灵性、语言感知力，以及持续劳作的动力，很可能和写作一样，最终事关一个人如何在灯下面对自己。令她欣喜的是，前几天，班上有个法爱混血男生写邮件告诉她，他翻译的瓦雷里诗集《字母表》快要在英国出版了。
　　因为翻译了爱尔兰小说家麦卡恩的小说，今年1月起，包慧怡受爱尔兰文学交流会和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文学翻译中心邀请，担任2014年的都柏林市驻市译者。而去年《诗东西》杂志在颁给她诗歌评论奖的授奖词中写道：“作为新一代的诗人和翻译家，她专攻西方中古时代文化，在不断译介的过程中也磨砺出很高的阐释才能。她的评论既注重学理，又富于个人创造性，凝重的文化积淀与流动绚丽的辞彩结合得非常出色。”
　　包慧怡曾被调侃，为什么在译书这件事上那么勤奋，她回答，翻译是一种防止崩溃的生活方式，而自己是个很容易崩溃的人，所以就翻译不止。这是玩笑，也是事实。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一种抵御或维护孤独的工具，翻译是一项将我们拉近地面的活动，一种谨小慎微、耐心而谦卑地把握世界的方式。”对包慧怡来说，举着放大镜辨认M与N勾在一起的小腿、根据S的写法（矛形、肾脏形、钻石形）来判断手稿年代、临摹僧侣抄书不耐烦时在页边留下的黄段子和妖精涂鸦是开心的，这种体力活令她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