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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顶级科学家吵起来了，争吵的焦点是一座修建成本可能超过千亿的巨型对撞机
这场争论从2016年早些时候就开始了。4月，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先生发布了他的新书《从万里长城到巨型对撞机》的中译本。8月，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丘成桐明确表示“希望在长城入海处建设下一代巨型对撞机”。之后反对的声音从各处传来，这些声音中，分量最重的来自物理学家杨振宁。到8月底，关于巨型对撞机的争论让网络上的“吃瓜”群众越来越困惑。
8月29日，丘成桐撰文表达了对中国修建新一代巨型对撞机的期待，他的理由仍然不变：探索高能物理前沿，寻找超对称粒子，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科学家，将是中国“对国际科研、世界和平乃至人类文明的贡献，也是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9月4日，杨振宁在微信公号“知识分子”上发表长文，阐述反对理由：中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超大型对撞机可能会挤压其他基础学科的经费，而这样的对撞机想要寻找的那个超对称粒子，“包括我在内，认为超对称粒子的存在只是一个猜想”。根据这位前诺奖得主的估计，这座大型物理学实验仪器的造价可能需要200亿美元（约1350亿人民币）。
这次论战的精彩之处在于，它不仅吸引了那些如风清扬般常年退隐的传奇型科学家，少壮派前线科学家亦踊跃参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便是其中一例。王贻芳撰写了《中国今天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并特意提到，“杨先生是我尊敬的科学家，但我更尊重科学和理性。”
文中透露了那座“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环形质子对撞机”（CEPC-CPPC）更多的细节，工程预期20年，分为独立两期，一期的电子对撞机造价约300亿人民币，二期的质子对撞机造价约700亿人民币，当然，这是基于现有购买力的估算，并未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王贻芳还分析了中国基础研究领域经费在科研经费中的比例，他认为“基础研究经费还有巨大增长空间（大约每年1000亿人民币以上），不存在挤占其他基础科学研究经费的情况”。这样的大项目可以让中国把更大比例的科研经费花在国内，而不仅用于购买国外的高级设备。
另外，从体制上来看，中国上马这类大型工程，烂尾的概率要远小于西方。基于上述理由，王贻芳预言：国际环境和我们的人员状况显示，目前的5-10年是“一个极好的机遇窗口，是我国在高能物理领域领先国际的一个难得的机遇”。
权威之外，各种搭边或不搭边的科学界人士也加入论战。除了目前世界最强的大型粒子对撞机（LHC），常被提及的还有美国的超导超级对撞机（SSC）以及在建的国际直线对撞机（ILC），因为预算超支等原因，90年代，SSC项目被迫中止，而位于日本的ILC项目如进展顺利，将完成很多预计在CEPC上进行的试验。还有人提到目前运行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在80年代筹建时，杨振宁即是反对者，而李政道是支持者，这场争论恍若杨李之争的后续。
今日中国的国力已与当年完全不同，但大对撞机会否侵占其他科研项目乃至环保、教育、医疗领域的经费，依然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2015年，中国的科研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是2.1%。全球范围内，以色列、韩国最高，超过4%，日本以3.5%位居第三，德国是2.9%，美国是2.7%，看上去我们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但就实际数目而言，根据201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数据，中国的科研经费占全球的20%，仅次于美国，扣除通货膨胀后，还有多大的提升空间呢？
本周末的一场活动现场，我与《科学美国人》杂志主编Marietta DiChristina谈起了这个问题，她同样提到了那座被下马的对撞机SSC，“国会决定停止那个计划，我觉得很遗憾。”科学界很欢迎一个比LHC更强力的对撞机带来的有趣的科学结论，然而，回到本次争议，她说：“那真的很昂贵，所以，最好还是由中国的科学家和民众来作出一个对他们的研究计划而言最正确的决定。”
这场争论从2016年早些时候就开始了。4月，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先生发布了他的新书《从万里长城到巨型对撞机》的中译本。8月，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丘成桐明确表示“希望在长城入海处建设下一代巨型对撞机”。之后反对的声音从各处传来，这些声音中，分量最重的来自物理学家杨振宁。到8月底，关于巨型对撞机的争论让网络上的“吃瓜”群众越来越困惑。
8月29日，丘成桐撰文表达了对中国修建新一代巨型对撞机的期待，他的理由仍然不变：探索高能物理前沿，寻找超对称粒子，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流科学家，将是中国“对国际科研、世界和平乃至人类文明的贡献，也是对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9月4日，杨振宁在微信公号“知识分子”上发表长文，阐述反对理由：中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超大型对撞机可能会挤压其他基础学科的经费，而这样的对撞机想要寻找的那个超对称粒子，“包括我在内，认为超对称粒子的存在只是一个猜想”。根据这位前诺奖得主的估计，这座大型物理学实验仪器的造价可能需要200亿美元（约1350亿人民币）。
这次论战的精彩之处在于，它不仅吸引了那些如风清扬般常年退隐的传奇型科学家，少壮派前线科学家亦踊跃参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便是其中一例。王贻芳撰写了《中国今天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并特意提到，“杨先生是我尊敬的科学家，但我更尊重科学和理性。”
文中透露了那座“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环形质子对撞机”（CEPC-CPPC）更多的细节，工程预期20年，分为独立两期，一期的电子对撞机造价约300亿人民币，二期的质子对撞机造价约700亿人民币，当然，这是基于现有购买力的估算，并未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王贻芳还分析了中国基础研究领域经费在科研经费中的比例，他认为“基础研究经费还有巨大增长空间（大约每年1000亿人民币以上），不存在挤占其他基础科学研究经费的情况”。这样的大项目可以让中国把更大比例的科研经费花在国内，而不仅用于购买国外的高级设备。
另外，从体制上来看，中国上马这类大型工程，烂尾的概率要远小于西方。基于上述理由，王贻芳预言：国际环境和我们的人员状况显示，目前的5-10年是“一个极好的机遇窗口，是我国在高能物理领域领先国际的一个难得的机遇”。
权威之外，各种搭边或不搭边的科学界人士也加入论战。除了目前世界最强的大型粒子对撞机（LHC），常被提及的还有美国的超导超级对撞机（SSC）以及在建的国际直线对撞机（ILC），因为预算超支等原因，90年代，SSC项目被迫中止，而位于日本的ILC项目如进展顺利，将完成很多预计在CEPC上进行的试验。还有人提到目前运行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在80年代筹建时，杨振宁即是反对者，而李政道是支持者，这场争论恍若杨李之争的后续。
今日中国的国力已与当年完全不同，但大对撞机会否侵占其他科研项目乃至环保、教育、医疗领域的经费，依然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2015年，中国的科研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是2.1%。全球范围内，以色列、韩国最高，超过4%，日本以3.5%位居第三，德国是2.9%，美国是2.7%，看上去我们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但就实际数目而言，根据201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数据，中国的科研经费占全球的20%，仅次于美国，扣除通货膨胀后，还有多大的提升空间呢？
本周末的一场活动现场，我与《科学美国人》杂志主编Marietta DiChristina谈起了这个问题，她同样提到了那座被下马的对撞机SSC，“国会决定停止那个计划，我觉得很遗憾。”科学界很欢迎一个比LHC更强力的对撞机带来的有趣的科学结论，然而，回到本次争议，她说：“那真的很昂贵，所以，最好还是由中国的科学家和民众来作出一个对他们的研究计划而言最正确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