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间性问题日益引起当代哲学和文化理论的关注,如在胡塞尔、巴赫金、哈贝马斯、T.S.艾略特、威廉斯、赫尔曼斯、朱利安等人那里所表现的,有的学者甚而创造出一个"间性学(interology)"新词,但是对于构成间性的主体的界定则基本上仍然沿用笛卡尔和康德以来的理性机能架构,未能将认识性的主体同时作为有血有肉的个体,以至于将人类的交往、对话仅仅看成是话语性的,而且由于结构主义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话语只是纯符号性的,与人的物质存在无关.而间在论则借鉴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论,将再现看作人的存在的延伸,因而话
【机 构】
：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间性问题日益引起当代哲学和文化理论的关注,如在胡塞尔、巴赫金、哈贝马斯、T.S.艾略特、威廉斯、赫尔曼斯、朱利安等人那里所表现的,有的学者甚而创造出一个"间性学(interology)"新词,但是对于构成间性的主体的界定则基本上仍然沿用笛卡尔和康德以来的理性机能架构,未能将认识性的主体同时作为有血有肉的个体,以至于将人类的交往、对话仅仅看成是话语性的,而且由于结构主义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话语只是纯符号性的,与人的物质存在无关.而间在论则借鉴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延伸论,将再现看作人的存在的延伸,因而话语之间的交往和对话被赋予存在的维度,"间性"被修正和增补为"间在".在当代文化理论中,间在论一方面坚持文化的对话性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更属意于文化背后的物质性冲动,认为正是由于文化所代表的物质性利益才使得文化呈现出永远的动态性和开放性.
其他文献
原始艺术的灵光,体现在此时此地仅此一次的现场感,但出于想留住"瞬间美好"的天性,人类发明了文字、印刷术、摄影、电影以及当代人工智能技术,它们都是广义上的复制,而艺术越来越依附于机械复制,它的升级,就是如今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在效果上,不仅艺术而且人类精神也进入了"后真相"时代.艺术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既是冲突的,又是互补和相互促进的.
阿比·瓦尔堡,这位德国艺术史家是现今人文学界的宠儿,他的学术涉猎范围广泛,但有一个主题贯穿始终:古代"遗存"在各历史时代的"重生".因为时空的错置,因为古代"遗存"中表达生命能量的象征形式不断变形,使得每一次重生就像原初生命能量在历史性中的幽灵般返回,尤其在文艺复兴早期这种"危急的时刻",生命能量的极性化通过象征形式的两极性获得最为充分的表达,后者也因此成为历史的症候、生命的症候和艺术的症候.
稻谷和小麦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其千百年的种植传统在村庄文化构建与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制度功能.农业自然属性与稻麦生产属性的交织既诱发了中国食物丰裕与饥荒的频繁交替,也形塑了稻区和麦区农民不同的生存策略.文章认为,稻麦种植形成的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文化蕴含着不同的风险规避机制,从而使农民在饥荒威胁中选择了不同的"逃避艺术",即稻区农民相对强调"齐心互助",麦区农民则倾向于"读书改变命运".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的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水稻种植村庄,小麦种植村庄的农户具有更高
家庭农场与合作社是政府鼓励和支持发展的两个主要新型经营主体,而二者融合发展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方向.文章基于798个种植型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测算出家庭农场的生产技术效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了加入合作社对家庭农场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家庭农场平均生产技术效率较低,采用PSM方法消除样本选择偏差后,参与合作社可显著提高社员家庭农场的生产技术效率,且在采用变换核心变量、敏感性分析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参加合作社对绩效水
关于如何提升社区能力,国内外学者有不少经典研究.本文通过对四省六村的案例研究发现,村庄治理能力由政府、村庄、村民小组、村民及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的行为互动及制度性参与平台决定.村庄治理能力的改善可以借助外生性主体,也可以依靠内生性主体,而且前者需要通过后者起作用.由此,根据主体行为互动与制度性参与平台形成了四种经典模式,即乘数型能力、加数型能力、增长型能力、负增长型能力.乘数型能力模式是理想型能力模式,是各主体良性行为互动与制度性参与平台有机组合的结果.制度类型和农民主体的参与又决定了乘数型能力的类型.
清季民国之时,学界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较为充分.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钱穆等人的清学史论述成为主流,那些代表某一特定立场的著述却很少被关注,罗振玉的《本朝学术源流概略》就是一个典型.《本朝学术源流概略》的撰述,不仅有突出的政治遗民和文化遗民色彩,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罗振玉固有的文化、思想理念以及对民国学风、世风的不满,回应现实的意味浓厚.相较于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的相关著述,《本朝学术源流概略》坚守中国学问体系,以固有学术立场解析清代学术,西学成为排斥对象,与罗振玉的早年作为和交汇中西的其他专
悠久的历史给洛阳留下了丰厚灿烂的文化遗产,诸如河图洛书、会社传统、理学渊薮等.尽管明清时期的洛阳早已辉煌不再,但其悠久的传统仍不断为地方士绅所称颂和追慕,并被作为重新建构地方文化的丰富资源.从这一视角来看,明代洛阳士绅的结社与会讲活动既与整体范畴的理学嬗变合拍,同时也具有接续传统的地方话语意义.对传统象征和资源的发掘与对地方文人传统的接续和弘扬,贯穿于明代洛阳士绅的结社和会讲活动之中,他们徘徊于传统与现实之间,探寻着应对社会变迁的良方.
20世纪美国的水坝之争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的水坝之争,以赫奇赫奇水坝论战为典型;20世纪中叶的水坝之争,回声和大峡谷水坝论战为高潮;20世纪70年代及其以后的反坝斗争,以赫尔斯峡谷水坝斗争为开端.从微观上看,水坝之争反映出开发水利资源以发展经济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与保留自然原初状态的新自然观之间的冲突;从宏观上看,水坝之争反映的是荒野与文明的矛盾.随着时代变迁,美国人对荒野价值的认知不断拓展和深化,支持荒野保护的力量也不断壮大.借助水坝之争这个窗口,来考察荒野与文明的关系在20世纪美国的演变轨迹,
陈子龙对"温柔敦厚"的阐释是丰富驳杂的.他既主张诗应有"温厚之旨",又认为"温厚"之诗不足以"写哀宣志";既认为"悲愤峭激""不平之气"不违背"风人之义",又为"婉刺"提供了多种策略.这些思想使得他的"温柔敦厚"阐释既富张力又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陈子龙论"温柔敦厚"过程中的"既/又"结构,实际上是中国古典范畴拓展性阐释中的一种普遍思维方式,折射出在传统资源背景下进行创造性阐释的复杂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文化研究"从一种理论旅行开始,其理论观念逐渐深入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内部,在中国形成了一种普泛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热潮.这个过程充满了西方理论旅行的普遍性特征,但也存在接受上的匆忙与激进,在方法论、价值论的转换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与鸿沟.对于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与问题而言,理论上专深精辟的学术阐发不能完全替代文化批判层面精致细微的应用,特别是如何从方法与个案层面展开比较互渗的研究,进入中国问题与语境的本土化探索,这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精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