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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流亡了三辈子。军伐内战,抗日战爭,国共内战。逃,逃,逃。最后,逃到台湾。逃到爱荷华。
小时候, 因为父亲的桂系关系, 逃避蒋系的暗杀, 躲在汉口的日租界。我们就在那儿住下了。一九三六年, 父亲在贵州专员任内被红军杀害。一九三七年, 抗日战争爆发, 我十四岁, 就成了流亡学生, 当时我们中学生就唱流亡歌曲:
离家——流亡三部曲之三
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
流浪,逃亡,逃亡,流浪,
流浪到哪里?逃亡到何方?
我们的祖国,整个在动荡
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
这样逃, 逃, 逃, 逃过了敌人, 逃不过政治。一九四九年我二十四岁带着家人从大陆逃到台湾, 立刻参加了雷震先生和胡适先生创办的《自由中国》。逐渐地, 因为《自由中国》对台湾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尖锐批评和锋利驳析,十一年以后被政府封闭, 雷震、傅正、马之、刘子英被捕,《自由中国》被封。
雷震等被捕后,我住屋附近总有人来回徘徊。警总借口查户口,深夜搜查我家好几次。据说殷海光本来也在被捕的名单上,警总动手抓人的前一刻,才把他名字取消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和母亲非常担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开报纸,就看有没有殷海光的名字。没料他和夏道平、宋文明突然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宣称他们在《自由中国》写的文章,自负文责。殷海光写的许多篇社论几乎都是雷案中“鼓动暴动”、“动摇人心”的文章。一九六○年九月,最后一期《自由中国》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就是殷海光写的。
一九六○年雷案发生以后,殷宅附近日夜有人监视。殷海光不断受到特务骚扰,后来特务竟明目张胆到他家里去,精神折磨得他拍桌大吼:“你们要抓人,枪毙人,我殷海光在这儿!”
一九六四年我终于到了爱荷华大学做驻校作家, 又在台湾出版了七本书。当时, 作为一个作家, 我还是困在自己的处境中:中国人, 中国人, 你到底犯了什么罪?
爱荷华大学一九六七年创办“国际写作计划”(IWP), 我开始接触到世界其他地区的作家。当时的世界正是冷战时期, 东欧的国家在苏联控制下。中国大陆已在一九六六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台湾那个时候(一九四九——一九八七)正在戒严时期。一九六八年, 陈映真接到我们邀请, 却被当局逮捕了, 捷克发动人权运动的哈维尔接到我们的邀请, 苏联坦克车冲进布拉格, 哈维尔流亡地下了。他一再被捕。终于在一九八九年, 被选为捷克总统。
从一九四五到一九九一年, 欧洲被铁幕分隔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IWP 就在那样的世界局面下, 邀请了一些很优秀的东欧作家。
我和东欧的作家特别接近。他们对我诉苦,我懂。波兰小说家朱利安(Julian Stryjkowski)IWP一再邀请,他终于在一九六九年到了爱荷华。那时候, 作家在IWP有八个月。他们在爱荷华度过寒冷的冬天。一天, 大雪纷纷,只见朱利安捧着一束鲜花,走进了我的办公室,说:“我可以和你谈谈吗?” 我说:“当然可以。”他说:“可不可以关上门?” 我说可以。 预感他有重要的话要谈了。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 他是波兰驻罗马的新闻社长, 因为他出版了一本小说, 写意大利没有田地的农民, 被意大利政府驱逐出境。回国后, 他在一份现代文学的杂志工作。他本来强烈拥护共产主义,一九六六年, 他退出波兰联合工人党, 和其他一些当时有名的作家, 抗议政府对文学、艺术、文化的迫害。从那以后, 一直到一九七八年, 他的作品才能发表, 但必须通过检查单位批准。
那天他要和我谈谈, 也正是他在波兰受压制的时候。他关上我办公室的门, 坐下后, 对我谈到他当时困难的处境。他和一个中年女人要好, 有几年了, 她有个儿子, 母子都对他很好。他们想结婚, 但他考虑自己的处境会影响他们, 尤其会影响儿子的未来。他不知如何是好。那岂不就是“文革”时期中国人的处境? 他不知道是和她结婚呢, 还是不结婚?甚至不知道是回波兰呢, 还是不回去? 若不回去, 也因为同样的原因, 那母子俩也不可能从波兰出境到美国。
其实, 他知道我也没办法。但他要找个人, 吐吐苦水。他离开我办公室的时候, 我一再要他回去后, 一定告诉我他们是否结婚了。好久以后, 我才接到他一张明信片。只有一句话: 我回来了。
伊朗的诗人台海瑞(Tahareh Saffarzadeh),一九六七年到爱荷华, 正是伊朗巴拉维国王专政的时代, 对异议分子采取高压手段。她不敢回伊朗, 在爱荷华又留了一年, 最后, 不得不回国了。我和PAUL 送她上飞机, 她上了飞机, 又跑下来, 抱着我大哭。她在爱荷华写了一首诗:
我的表骗我
啄木鸟知道
我住在光秃秃的树枝上
何必在印满足迹的壁上
展现我不尽的语言
我必须走了
我的表永远骗我
交通指标也是
停止─等待─不转弯─左转─右转
有个永远思念我的人
不知道如何握我的手
如何撒谎
总是缺点儿什么
我总是和当时有点儿什么搭配不上
今天黎明我在灰色柏油马路上闲逛
我不该穿缎子鞋, 也许
(聂华苓译自英文)
匈牙利作家戈艾姬(Agnes Gegely),一九七四年参加IWP。她出生在匈牙利东南部平原上一个小村里的犹太家族,后随做新闻记者的父亲移居山峦地带。她庆幸从小就浸润在山水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匈牙利参加轴心国,纳粹被苏联击败。她父亲在战俘营中死于伤寒。一九四四年纳粹占领匈牙利,迫害犹太人。戈艾姬母女被囚在布达佩斯狱中。一九四五年一月战争一结束,她母女便在冰天雪地中步行了一百六十公里回到小村老家。雪深及膝,纸板靴底,走了七天。到了老家,她已瘫痪,两腿必须锯掉,但一位年老农妇用肥肉按摩她的两腿,三个月后,她终于又能行走。战争结束,苏联进入匈牙利。
她挣扎多年,终于在一九五三年进入布达佩斯文理大学,后来教过中学,做过文学杂志、出版社编辑、电台工作,一九七五年开始在赛格德大学教美国诗历史,年近六十岁,还在布达佩斯大学研究并获得博士学位,专长叶兹(W.B.Yeats)的诗和诗的翻译。从一九六三年起,出版几本诗集,四部小说,乔伊斯以及托马斯 (Dylan Thomas) 和迪金森 (Emily Dickinson)的作品翻译。所写的诗和小说,涉及甚广——欧洲,美国,亚洲,非洲。三部小说在瑞典和德国出版,得过匈牙利文学大奖,被选为匈牙利国家院士。一九六一年结婚,次年离婚。后与一位美国文学翻译家相爱,他一九八四年心脏病突发而死。一九八八年,相依为命的母亲逝世。
她说:我走到今天,驱使我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中的丧失感。了解什么是哀痛的人,知道如何活下去。
我深有同感。一九三六年,我十一岁。大年初三,满屋红闪闪的喜气,母亲突然看到《武汉日报》头条新闻:贵州平越专员聂怒夫殉难。一九五一年,大弟汉仲在台空军飞行失事。我忍着泪瞒着母亲六个月,她终于自己察觉到了。一九六二年,医生诊断她得了肺癌,我又瞒着她,告诉她是气管炎。五个月以后,在儿女围绕的幻觉中,她在我紧握的手中,停止了呼吸。一九九一年,安格尔和我去波兰领国际文化贡献奖,他突然在芝加哥机场倒下。现在,我仍然在这爱荷华河上,写, 写, 写……驱使我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中一次又一次的丧失感。
传记家
戈艾姬
而我没有鞋子。
我父亲是搬运工人,他也没有鞋子
我父亲的父亲是牧羊人
赶着羊从一个谷场到另一个谷场,
在睡梦中,他也没有鞋子;
我爱的一个有肺痨的歌唱队女孩,
啊,吟唱死亡! 战争;
复兴;当然,我犯过错误;
然而,在一个十月的早上
我全看到了;从此
我不断对自己说“我没有鞋子”
此外,我隐藏过几个犹太人
而且大诗人尤塞夫是我的朋友
在几个场合。
为什么,我甚至借给他我的鞋子。
(聂华苓译自英文)
我和许多地区的作家认识以后, 读到他们的作品,发现中国人的命运, 也就是二十世纪的人的命运。
我和世界文学接触所得到的这份感受, 扩大了我的视野, 影响了我的创作。
领受香港浸会大学荣誉博士致辞
二○○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小时候, 因为父亲的桂系关系, 逃避蒋系的暗杀, 躲在汉口的日租界。我们就在那儿住下了。一九三六年, 父亲在贵州专员任内被红军杀害。一九三七年, 抗日战争爆发, 我十四岁, 就成了流亡学生, 当时我们中学生就唱流亡歌曲:
离家——流亡三部曲之三
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
流浪,逃亡,逃亡,流浪,
流浪到哪里?逃亡到何方?
我们的祖国,整个在动荡
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
这样逃, 逃, 逃, 逃过了敌人, 逃不过政治。一九四九年我二十四岁带着家人从大陆逃到台湾, 立刻参加了雷震先生和胡适先生创办的《自由中国》。逐渐地, 因为《自由中国》对台湾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尖锐批评和锋利驳析,十一年以后被政府封闭, 雷震、傅正、马之、刘子英被捕,《自由中国》被封。
雷震等被捕后,我住屋附近总有人来回徘徊。警总借口查户口,深夜搜查我家好几次。据说殷海光本来也在被捕的名单上,警总动手抓人的前一刻,才把他名字取消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和母亲非常担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开报纸,就看有没有殷海光的名字。没料他和夏道平、宋文明突然在报上发表公开声明,宣称他们在《自由中国》写的文章,自负文责。殷海光写的许多篇社论几乎都是雷案中“鼓动暴动”、“动摇人心”的文章。一九六○年九月,最后一期《自由中国》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就是殷海光写的。
一九六○年雷案发生以后,殷宅附近日夜有人监视。殷海光不断受到特务骚扰,后来特务竟明目张胆到他家里去,精神折磨得他拍桌大吼:“你们要抓人,枪毙人,我殷海光在这儿!”
一九六四年我终于到了爱荷华大学做驻校作家, 又在台湾出版了七本书。当时, 作为一个作家, 我还是困在自己的处境中:中国人, 中国人, 你到底犯了什么罪?
爱荷华大学一九六七年创办“国际写作计划”(IWP), 我开始接触到世界其他地区的作家。当时的世界正是冷战时期, 东欧的国家在苏联控制下。中国大陆已在一九六六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台湾那个时候(一九四九——一九八七)正在戒严时期。一九六八年, 陈映真接到我们邀请, 却被当局逮捕了, 捷克发动人权运动的哈维尔接到我们的邀请, 苏联坦克车冲进布拉格, 哈维尔流亡地下了。他一再被捕。终于在一九八九年, 被选为捷克总统。
从一九四五到一九九一年, 欧洲被铁幕分隔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IWP 就在那样的世界局面下, 邀请了一些很优秀的东欧作家。
我和东欧的作家特别接近。他们对我诉苦,我懂。波兰小说家朱利安(Julian Stryjkowski)IWP一再邀请,他终于在一九六九年到了爱荷华。那时候, 作家在IWP有八个月。他们在爱荷华度过寒冷的冬天。一天, 大雪纷纷,只见朱利安捧着一束鲜花,走进了我的办公室,说:“我可以和你谈谈吗?” 我说:“当然可以。”他说:“可不可以关上门?” 我说可以。 预感他有重要的话要谈了。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 他是波兰驻罗马的新闻社长, 因为他出版了一本小说, 写意大利没有田地的农民, 被意大利政府驱逐出境。回国后, 他在一份现代文学的杂志工作。他本来强烈拥护共产主义,一九六六年, 他退出波兰联合工人党, 和其他一些当时有名的作家, 抗议政府对文学、艺术、文化的迫害。从那以后, 一直到一九七八年, 他的作品才能发表, 但必须通过检查单位批准。
那天他要和我谈谈, 也正是他在波兰受压制的时候。他关上我办公室的门, 坐下后, 对我谈到他当时困难的处境。他和一个中年女人要好, 有几年了, 她有个儿子, 母子都对他很好。他们想结婚, 但他考虑自己的处境会影响他们, 尤其会影响儿子的未来。他不知如何是好。那岂不就是“文革”时期中国人的处境? 他不知道是和她结婚呢, 还是不结婚?甚至不知道是回波兰呢, 还是不回去? 若不回去, 也因为同样的原因, 那母子俩也不可能从波兰出境到美国。
其实, 他知道我也没办法。但他要找个人, 吐吐苦水。他离开我办公室的时候, 我一再要他回去后, 一定告诉我他们是否结婚了。好久以后, 我才接到他一张明信片。只有一句话: 我回来了。
伊朗的诗人台海瑞(Tahareh Saffarzadeh),一九六七年到爱荷华, 正是伊朗巴拉维国王专政的时代, 对异议分子采取高压手段。她不敢回伊朗, 在爱荷华又留了一年, 最后, 不得不回国了。我和PAUL 送她上飞机, 她上了飞机, 又跑下来, 抱着我大哭。她在爱荷华写了一首诗:
我的表骗我
啄木鸟知道
我住在光秃秃的树枝上
何必在印满足迹的壁上
展现我不尽的语言
我必须走了
我的表永远骗我
交通指标也是
停止─等待─不转弯─左转─右转
有个永远思念我的人
不知道如何握我的手
如何撒谎
总是缺点儿什么
我总是和当时有点儿什么搭配不上
今天黎明我在灰色柏油马路上闲逛
我不该穿缎子鞋, 也许
(聂华苓译自英文)
匈牙利作家戈艾姬(Agnes Gegely),一九七四年参加IWP。她出生在匈牙利东南部平原上一个小村里的犹太家族,后随做新闻记者的父亲移居山峦地带。她庆幸从小就浸润在山水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匈牙利参加轴心国,纳粹被苏联击败。她父亲在战俘营中死于伤寒。一九四四年纳粹占领匈牙利,迫害犹太人。戈艾姬母女被囚在布达佩斯狱中。一九四五年一月战争一结束,她母女便在冰天雪地中步行了一百六十公里回到小村老家。雪深及膝,纸板靴底,走了七天。到了老家,她已瘫痪,两腿必须锯掉,但一位年老农妇用肥肉按摩她的两腿,三个月后,她终于又能行走。战争结束,苏联进入匈牙利。
她挣扎多年,终于在一九五三年进入布达佩斯文理大学,后来教过中学,做过文学杂志、出版社编辑、电台工作,一九七五年开始在赛格德大学教美国诗历史,年近六十岁,还在布达佩斯大学研究并获得博士学位,专长叶兹(W.B.Yeats)的诗和诗的翻译。从一九六三年起,出版几本诗集,四部小说,乔伊斯以及托马斯 (Dylan Thomas) 和迪金森 (Emily Dickinson)的作品翻译。所写的诗和小说,涉及甚广——欧洲,美国,亚洲,非洲。三部小说在瑞典和德国出版,得过匈牙利文学大奖,被选为匈牙利国家院士。一九六一年结婚,次年离婚。后与一位美国文学翻译家相爱,他一九八四年心脏病突发而死。一九八八年,相依为命的母亲逝世。
她说:我走到今天,驱使我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中的丧失感。了解什么是哀痛的人,知道如何活下去。
我深有同感。一九三六年,我十一岁。大年初三,满屋红闪闪的喜气,母亲突然看到《武汉日报》头条新闻:贵州平越专员聂怒夫殉难。一九五一年,大弟汉仲在台空军飞行失事。我忍着泪瞒着母亲六个月,她终于自己察觉到了。一九六二年,医生诊断她得了肺癌,我又瞒着她,告诉她是气管炎。五个月以后,在儿女围绕的幻觉中,她在我紧握的手中,停止了呼吸。一九九一年,安格尔和我去波兰领国际文化贡献奖,他突然在芝加哥机场倒下。现在,我仍然在这爱荷华河上,写, 写, 写……驱使我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中一次又一次的丧失感。
传记家
戈艾姬
而我没有鞋子。
我父亲是搬运工人,他也没有鞋子
我父亲的父亲是牧羊人
赶着羊从一个谷场到另一个谷场,
在睡梦中,他也没有鞋子;
我爱的一个有肺痨的歌唱队女孩,
啊,吟唱死亡! 战争;
复兴;当然,我犯过错误;
然而,在一个十月的早上
我全看到了;从此
我不断对自己说“我没有鞋子”
此外,我隐藏过几个犹太人
而且大诗人尤塞夫是我的朋友
在几个场合。
为什么,我甚至借给他我的鞋子。
(聂华苓译自英文)
我和许多地区的作家认识以后, 读到他们的作品,发现中国人的命运, 也就是二十世纪的人的命运。
我和世界文学接触所得到的这份感受, 扩大了我的视野, 影响了我的创作。
领受香港浸会大学荣誉博士致辞
二○○九年十一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