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云樵来往书信集》收李长傅来函三通，编者按函示落款时间将其编列先后，结合函件内含历史信息可知，三通书信分别作于1936、1947、1937年，故集中编次有误。弄清了三通书信的写作时间，亦解决了李、许二人之初识交往和南洋学会成立问题，对深入认识和了解民国南洋研究学者交往和研究南洋学会成立问题有重要意义。
　　李长傅（1899—1966），江苏镇江人，地理学家，早年留学日本，肄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长期在上海暨南大学从事南洋、华侨史的教学和研究，著述颇丰。许云樵（1905—1981），江苏无锡人，当代南洋研究权威，早年肄业于东吴大学和中国公学，三十年代后定居南洋。南洋学会，原名“中国南洋学会”，成立于1940年，是研究南洋的专业学术团体，由姚楠、许云樵、张礼千、郁达夫、刘士木、李长傅、韩槐准等创办。学会出版《南洋学报》《南洋学会丛书》等作为学术观点的交流平台，也举办各类演讲和研讨，邀请专业研究者和有兴趣的社会人士参加。李、许二氏均是南洋研究大家，又同为中国南洋学会发起人和学会早期的重要成员。由于资料的匮乏，对于两位的交往和南洋学会早期历史的研究并不多见，前者尚未见有研究，后者基本依赖创会会长姚楠与早期会员的回忆。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廖文辉、曾维龙纂注的《许云樵来往书信集》所收李长傅致许云樵信三通，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些弥足珍贵的史料。

一、书信原文

　　编者按函示落款将其编列先后，兹将原文照录如下。
　　（一）五月十二日
　　云樵先生：
　　前在《东方杂志》见尊著《林道乾略居勃泥考》，沟通中暹史料，考证详确，不胜钦服。昨又见商务出版之尊译《暹罗王郑昭传》，根据暹罗著作，补正原著之漏略，更所心折。兹有领益者，傅前曾据中、英文记载，知宋卡有一中国殖民开辟者，曰吴王，而不详其名。刻读尊著，知名吴阳，此阳字是否自暹文译音，抑有中国记录可证？尚希见示。又悉先生尚有详细记载，可以见示否？又傅曾见安南及中国记载，谓柬埔寨之河仙有中国人曰郑玖（或作郑天赐/天锡）受安南总兵职，亦曾与郑昭发生交涉，不知暹文中可以证明否？亦希见示为祷。素未识荆，冒昧陈求，敢请恕其唐突。谨颂著安。
　　弟  李长傅手上，五月十二。
　　另寄呈《中南文化》第二期一册，祈指正。
　　（二）六月一日
　　云樵先生：
　　云樵先生手示及《南洋学报》均收到，谢谢。兄等提倡南洋文化之精神，不胜钦佩。此间（台湾）在……为日本南进之根据地，亦为研究南洋之中心。如日文之《南洋年鉴》即为台湾总督府出版者。星加坡出版《南洋年鉴》之蓝本，即该年鉴第三回本，但该年鉴第四回本已于一九四二年出版，分为二册，内容比第三回本丰富。一九四〇年又新创南方资料馆，由总督府所藏关于南洋、华南藏书扩充，共有八万余册，各国文字皆有之，日本誉为东方南洋藏书之首位。光复后未整理亦未开放，令人可叹。台北帝国大学为研究南洋之中心，藤田博士即该校第一任文学院长。该校史学科偏重南洋史，出版之史学科研究年报，颇多南洋史论文。现在改为台湾大学，亦招致国内下驷之人才，不足论及矣。弟去岁来台，专学习一点台湾地理历史，已成《台湾地理》《台湾史》二书，前书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后书正在整理中。所以未克专力搜求南洋史料，甚愧。兹草一与台湾有关南洋（题名不妥，请改《台湾与南洋——读史札记》）论文一篇，无系统，不过札记，望兄有以教之。育崧、士木兄、槐准先生等请代问好。姚楠兄有回南说，现在星否？念之。暑期后行止未定，或回泸或至台东、澎湖未定。回示请寄台北信箱四十三号，由报馆驻台办事处江慕云先生转为盼。请常指教，即颂文安。弟长傅顿首。六月一日。
　　此间邮局不通外汇，会费托泸上友人寄上。
　　（三）八月十日
　　云樵先生台鉴：
　　迳启者。弟于下月底南游，在新加坡晤及陈育崧先生，屡道及阁下前星期六抵曼谷至《华侨日报》。问及先生地址，始悉栖驾北大年。星期四日，弟曾在宋卡，不知大驾近在咫尺，以致失之交臂，深以为怅。弟在此约停一星期，即赴安南一观真腊古迹，由西贡回国。因时间所限，故亦不克再赴南暹良晤，只有图之他日矣。
　　敬有恳者，在宋卡时曾一访吴王城，向侨老问及吴王事迹，但同侨中无一研究侨史者，故均语焉不详，不知暹文中有此记载否？可否于便中译示？又吴王城如有影片亦请见賜一份。在叻时与陈育崧先生谈及拟集合国内外研究南洋同志组织一学会，暹罗方面拟请先生作为发起人，为纯学术性质。海内外发起人亦不过数人而已（国外暂定□先生、陈先生、叶华芬先生，国内为弟与黄素封先生、张星烺先生、冯承钧先生等）。详情待弟回国后与友人商妥后再达。回示请迳寄上海真茹暨南大学海外文化部，或上海界路均益里三十号亦可。草上，即颂近安。
　　弟  李长傅，八月十日。

二、时事考释

　　笔者在阅读时发现按照《书信集》对三通书信的编列顺序，信件所含的信息与史实不符，考释如下：
　　（一）通信时间
　　三通书信日期仅标注日月，编者按其日月先后编列次序。据信件内容，可知三封信件时间不在一年，且顺序有误。详述如下：
　　函（一）通信日期为五月十二日，李长傅称“前在《东方杂志》见尊著《林道乾略居浡勃泥考》……昨又见商务出版之尊译《暹罗王郑昭传》”，前文见《东方杂志》第32卷第1期，出版于1935年元旦;后书出版日期为1936年2月。由这两个时间大致可断，该信作于1936年。
　　函（二）通信日期为六月一日，李长傅在信中称“此间”以括号注出此时身在台湾。李长傅女儿李萍、女婿陈代光合著《李长傅传略》提到，李氏1946年秋至1947年秋赴台任教，就职地处新竹的台湾省立商业职业学校，中国南洋学会1946年度会员录所示李氏通信地址也是该校。后面又说“去岁来台，专学习一点台湾地理历史”，并著有《台湾地理》《台湾史》二书和论文一篇，即《台湾与南洋——读史札记》。李氏有关台湾史地的两种著作今已不可查考，不过札记发表在1948年6月出版的《南洋学报》第五卷第一期上，文前按语说，该文是应许云樵之请而作，专述“台湾关于南洋的史料”，札记后注日期“1947年6月1日”，即此信写作时间。 　　函（三）通信日期为八月十日，李信称“上月底南游”在新加坡晤陈育崧，《李长傅传略》中提到，李氏1937年夏只身赴南洋各地考察四个多月，秋季回国。故该信写于1937年8月10日。
　　因此，可以断定书中所载三通书信排序有误，三通书信分别作于1936、1947、1937年。
　　（二）史事考释
　　弄清了三通书信的写作时间，亦可解决李、许二人初识和南洋学会成立等事件，对深入认识和了解民国南洋研究学者交往和南洋学会成立有重要意义。
　　1.李、许二人之初识
　　李长傅在函（一）中说与许云樵“素未识荆，冒昧陈求，敢请恕其唐突”，并奉上1935年5月1日出版的由中南文化协会主办的《中南文化》第二期。李长傅年长许云樵六岁，且此时在学术之成就和地位均比许云樵高，但通信中使用了“素未识荆”“冒昧陈求”“唐突”等词语，言辞谦卑，说明这是李氏第一次写信给许云樵。综合上面对通信时间的判断，函（一）是两位在南洋研究方面同样具有卓越成绩的学者的首次通信。正因为如此，注重搜集和保存史料的许云樵非常重视二人的首次对话和交流，故将此信保留下来，得以流传至今。
　　2.中国南洋学会成立问题
　　关于中国南洋学会成立，许甦吾《南洋学会与南洋研究》、魏维贤《南洋学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姚楠《中国南洋学会的创立和发展》、姚楠《南洋学会的成立》、林我铃《南洋学会的回顾与前瞻》、余思伟《南洋学会五十年》、颜清湟《南洋学会与南洋研究：回顾与前瞻》皆有论述，除了许、魏二文外，均以姚文回忆为准。学会的手创者姚楠亲述创办史事当然具有无上之权威，不过人的记忆总是有限，《许云樵来往书信集》所收三通书信又為学会成立史补充了一些材料，也会研究学会成立的早期准备提供了一手材料和新的线索。
　　李长傅在函（三）中向许云樵通报：1937年7月在星洲与陈育崧交流时，双方约定集合国内外从事南洋研究的中国同人组织一个“纯学术性质”的学会，并暂时拟定了发起人名单：国外为许云樵、（遗漏第一人姓氏，无法判断此人姓名）、陈育崧、叶华芬，国内为李长傅与黄素封、张星烺、冯承钧等。
　　从信件看，李长傅、陈育崧在1937年7月已交换了各自的意见，提出了成立专业研究学会的计划，并将其具体情况告知许云樵，而到1940年3月学会成立，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信中提到的数位学者之间不可能毫无交流。最后，到场发起人只有关楚璞、郁达夫、张礼千、许云樵、姚楠、韩槐准六人，刘士木和李长傅不在场、不知情的状况下也被列入发起人。特别是许云樵作为知情人，主编《南洋学报》十余年，也留下记录此事的其他相关文字。对此合理的解释便是，当时国内抗战形势正酣，沟通联络不甚便利，身处南洋的学者便只好临时组织与自身关系密切的南洋在地学者创办了南洋学会。
　　短短三通书信直接展示出李、许二氏的早期交往和治学交流活动的一个侧面，也为研究南洋学会早期创办史提供了重要资料。二人在交往中，互相问学和提携，体现了学人之间的真挚友谊。书信集收录许氏中、英文信札四百余通，可以反映其个人生活、思想和学术兴趣的变化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值得学界进一步关注和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