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先生没有读过大学，后来却当了大学老师，在学校里主要教授文学创作和中国小说史等课程。人们常说大学不是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这话有些道理。沈从文的得意门生、著名京派作家汪曾祺也曾经谈过类似的问题：“他（指沈从文）教的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也极少。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教，沈先生的学生现在能算是作家的，也还有那么几个。”汪曾祺所说的“有那么几个”作家中就包括王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王林在国立青岛大学读书，师从沈从文先生。全面抗战爆发后，王林与老师失去了联系，直到1946年8月间，王林在《大公报》读了沈从文的《忆北平》一文，方才了解了老师这几年的行踪。王林马上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向老师汇报了自己的工作和创作情况：
　　沈从文师：
　　抗战八九年（编者注：指“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抗战，下文同）来，我就在镜框中的冀中区了。政协决议后曾一度欢喜，梦想旧友重逢，旧地重游。但不幸一切高兴皆被专制魔手扯碎。前传闻一多先生噩耗，今见《大公报》上《忆北平》一文。真是万感交集！
　　八九年来在东洋造的枪炮下打圈子，今后还得和美国造的新式武器决雄雌。但是人民不会败北。身临敌后八年抗战的人才更加相信人民一定要胜利。
　　胜利后我才知道一些外间的事。这里有几个曾在事变前与你通过信的青年，对你永远抱持温暖。解放区虽被敌伪频繁扫荡、剔抉、点线监视和封锁，新文化事业却异常活跃。在早先最危困时，油印文艺期刊四千多份，供不应求。而今应用铅印，仍不能不令买主有向隅之感。
　　一九三九年冬曾见祖春一面，他在《新华日报》华北版，现不知情形如何。我在这期间写作也没有忘。剧本、短篇之外，写过长篇《平原上》（一九三九年冬），《腹地》（一九四三年），皆约二十五万字。惜前者被敌烧。后者近拟重写。并想定再写一部《点线间》。
　　抗战初期没有妄想能活到今天。抗战胜利后的今天，又不知道美造武器和土造土皇又不知把中国败成什么样子。
　　俞珊女士来张市正为北平梨园募捐大玩票。
　　如果可能，我希望你也能来看看这些满脸黄土，却又满腹决心的庄稼汉们。这里不缺少你们“虎雏”似的湖南人。这些人在另一生活另一姿态上，或者会成为你的小说中人物的另一代。
　　是否抵平？念念。
　　复信交河间《冀中导报》社转。
　　这封信是王林在冀中所写，主要向老师汇报自己的情况，并提及沈从文熟识的几位朋友。信虽然不长，却包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对于今天的文学史研究者来说，是一份难能可贵的历史资料。
　　书信作者王林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1909年出生于河北衡水，1930年以“王弢”的名字考入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随之担任了青大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其间发展了同学俞启威（黄敬）入党，并组织了“海鸥剧社”，演出进步话剧。新中国成立后王林曾任天津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河北省文联副主席，1984年去世。
　　此间沈从文也应青大校长杨振声之邀担任青岛大学国文系讲师，主讲“中国小说史”和“小说创作”。爱好文学的王林非常高兴，便以旁听生身份选修了沈从文的课程，当时青大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是闻一多，学生们对其都非常熟悉，所以王林在信中还专门提及。关于师生间的这段交往，沈从文后来回忆说：“二十一年（1932年）我在某某大学教小说习作，起始约有二十五个人很热心上堂听讲，到后来越来越少，一年以后便只剩下五个人了。五个人中还有两个是旁听的。”沈从文所说的这两个旁听生中，其中一个就是王林。
　　在沈从文指点下，王林很快就创作出了短篇小说《岁暮》，后经沈从文推荐，发表于当时颇有影响的文学刊物《现代》杂志，然而此时王林因领导学潮被学校除名，已经离开了青岛大学。1933年7月，沈从文也离开了青大，与杨振声一起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其间曾发表过王林的《这年头》等作品——这份小小的资料，说明此时师生之间还有联系。
　　1935年初，王林将他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送给沈从文，希望得到老师的点拨。沈从文读后写下了《〈幽僻的陈庄〉题记》一文，文章刊于1935年3月10日第1卷第6期的《水星》上，后收在《沈从文文集》第11卷。《〈幽僻的陈庄〉题记》前半部分回忆了在青大教授“小说习作”的经过及其感想，后半部分着重评论了王林的作品。沈从文在文章最后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态度：“现在他（指王林）把他写的一个长篇给我看，这四百面的长篇巨制，据他说来还只是计划里四部曲的一部。看完了这个作品，我很感动。他那种气概就使人感动。对于这个作品的得失，读者的批评说得一定更中肯。一个为都市趣味与幽默小说小品文弄成神经衰弱的人，是应当用这个乡下人写成的作品壮补一下那个软弱灵魂的。”
　　1937年，王林回到家乡冀中平原参加抗战，正如他在信中所言“我在这期间写作也没有忘”，王林先后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冀中军民抗战的优秀作品，其中最有影响、命运也最坎坷的当属长篇小说《腹地》了。
　　《腹地》是王林在冀中平原的青纱帐、地道和老百姓炕头创作的。1942年“五一大扫荡”之前，冀中军区为了保存实力，准备撤到太行山区，王林也在撤退人员之列。可他为了获得更多的创作素材和体会，向上级要求留下，后经中共冀中区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周小舟同意，王林留在了冀中。当部队撤到路西后，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发现王林沒来，就派了一个小分队专门回冀中去接王林。当时王林随同群众打游击、钻地道、睡野地，住处不定，小分队费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找到他。此时王林已化装得完全像个当地农民了，他没有随小分队回去，而是继续留在了冀中体验生活，《腹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后来王林回忆这段时光时动情地说：“因为敌人的点碉如林，汽车路、封锁沟密如蜘蛛网，随时随地都可能与敌人遭遇。我虽坚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华民族，但并不敢幻想自己能够在战火中幸存。我就这样，像准备遗嘱一样，蹲在堡垒户的地道口上开始了《腹地》的写作……写完一叠稿纸，就坚壁在地道里。” 　　但就是这部费尽了王林心血的《腹地》，还未出版便遭到批评，甚至还有人武断地提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地区，不能出版这本小说。”后来小说在周扬等人帮助下由新华书店出版，但刚一出版就被扣上了宣扬“人性”和自然主义的帽子，被屏蔽和遗忘了三十多年，直到1980年代中期才由解放军出版社再次出版，而此时王林已经不在人世了。
　　王林信中还提到两个人——祖春和俞珊，俞珊是王林好友的姐姐，“南国社”后期的一颗耀眼明星，因主演《莎乐美》而一举成名。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后，俞珊随担任青大教务长的丈夫赵太侔到青岛居住，据台湾作家蔡登山在《民国的身影：重寻遗落的文人往事》一書中透露，活泼开朗的“莎乐美”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迷倒了青岛大学的一群教授”，其中就有沈从文的身影。
　　信中的另一个人物“祖春”即刘祖春，是沈从文的凤凰同乡，1930年代中期在沈从文资助下到北大读书，其间经常到沈家做客，与沈从文最喜欢的小九妹沈岳萌产生了感情。许多年后，刘祖春对初见九妹时的情形仍历历在目：“从文的妹妹岳萌从东屋晚出来一步，掀开门帘，站在那里微笑，看着我这个刚从家乡才到北京的同乡年轻人。”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祖春准备去山西参加抗日游击队，1937年7月底的一天，他在沈家与九妹相见后便匆匆离去，孰料两人这次见面竟成永别。新中国成立后刘祖春曾担任过中宣部副部长、北京市委常委等职，2001年因病去世。
　　王林与沈从文之间的交往还有一段后续，“文革”结束后，在文坛上消失了几十年的沈从文重新引起了人们注意，其作品被译成日文、英文等多国文字出版，并被美、日、英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选进了大学课本。1983年2月，沈从文突患脑出血住院治疗，3月24日下午，王林在儿子王端阳陪伴下到老师家探望。
　　沈从文刚搬了新家不久，兴致勃勃地领着王林等参观了他的三居室，房子正对着前门外大街，最大的一间说是有十六平方米，因摆满了各种书籍，显得有些逼仄。当年的师生都已步入了老年，他们一起谈往事，谈养生，谈文学，谈书法，其乐亦融融。王端阳在《父亲和沈从文》（《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3期）一文中对这次见面记述甚详：“沈老的头发白多了，但精神很好。父亲问他现在还能写作吗？他说不行了，连校阅都是老伴的事，另外还配了两个助手……当谈到凌子风要拍电影《边城》时，沈老非常直率地表示拍不好。他说去年四月回湘西一趟，老家全变了，他们很多知识都没有，怎么能拍好呢？他们的谈话想到哪说到哪，非常随意，轻松。”
　　这次相见后第二年王林就去世了，1988年沈从文也驾鹤西归，师生之间的这次晤谈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