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黄克武先生所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卷首有黄著“代导言”一篇，名为《开启民智、会通中西——严复与清末民初的历史变局》，文中有言：
　　《天演论》出版之后，立刻轰动，成为人们喜爱阅读甚至背诵的一个经典。例如鲁迅（1881—1936）和好友许寿裳（1883—1948）就常一边吃花生米，一边比赛背诵《天演论》，鲁迅还给严复起了个绰号叫“不佞”。
　　鲁迅给严复起绰号“不佞”，这令我很不解。我读鲁迅的文章，曾见鲁迅以此自称，似乎是自谦之意，何以将此送人做绰号？
　　又读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对“不佞”有明确的解释：
　　我们有一天闲谈，谈到这“佞”字，古人自谦便称“不佞”，《论语》又说“仁而不佞”，又说“非敢为佞也，疾固也”。不佞有什么可惜又有什么可谦呢？因记起某部书的训诂：“佞，才也。”知道不佞即不才，仁而不佞即仁而无才，非敢为佞即不敢自命有才。
　　既然“不佞”乃自谦之称，送人做绰号，似乎于理不通。
　　于是，寻此说之源头，读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有记如下：
　　严复译《天演论》，自称达旨……他又译穆勒的《名学》、亚丹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诠》，较为进步。总之，他首开风气，有筚路蓝缕之功。鲁迅时常称道他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给他一个轻松的绰号，叫作“不佞”。鲁迅对人，多喜欢给予绰号，总是很有趣的。
　　看来，鲁迅确实给严复起过“不佞”的绰号。但这个绰号实在谈不上有趣，以个人自谦之称送人做绰号，大约含有幽默和谐谑之意，朋友间私下闲谈，或可有之，但言人“不才”，似非敬语。
　　许文其后又云：
　　后来，我们读到章太炎先生的《〈社会通诠〉商兑》有云：“就实论之，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词，载飞载鸣，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也……”
　　从此鲁迅对于严氏，不再称“不佞”，而改称“载飞载鸣”了。
　　“商兑”犹今之“商榷”，太炎先生以上之言乃是对严复译文文笔的批评。太炎先生对当世之文人学士多以白眼视之，严复自然也不在话下。他直言严复中国古文化的功底太差，“略知小学”，对“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不过能断句，勉强阅读而已。相其文章之质，其声音节奏，没离应试八股的老套子。他的文章还在桐城古文的道边徘徊，连庭院都没进去，更谈不上登堂入室了。所谓“载飞载鸣，情状可见”，鳥一边飞一边不停地叫，犹言“哗众取宠，穷相毕现”也。太炎先生是鲁迅和许寿裳的老师，大约对老师的话十分推许，鲁迅从此不再称严复为“不佞”，而改称“载飞载鸣”了。
　　太炎先生之语，对严复毋乃太苛乎？
　　严复长太炎十五岁，因其早年受西方现代教育，又有留学英国的经历，尽管上的是船政学堂，学的是舰艇驾驶，但在晚清末年，被称为“西学第一人”，因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而蜚声海内。后来他又翻译多部西方思想家的著作，把西方现代思想引进古老而封闭的中国。太炎先生对严复的态度始终是矛盾的，除了前引对严复的文笔予以轻蔑地苛评和嘲讽外，其在1911年发表于南洋《光华日报》一篇文章中，对严复更是不指名地诟骂——
　　少游学于欧洲，见其车马宫室衣裳之好甚于汉土，遂至鄙夷宗邦，等视戎夏。粗通小学，能译欧西先哲之书……其理虽至浅薄，务为华妙之辞以欺人，近且倡言功利，哗世取宠，徒说者信之，号为博通中外之大儒。
　　此语口气，颇近当代“爱国愤青”。所谓“鄙夷宗邦，等视戎夏”，犹言“数典忘祖的卖国贼”。太炎先生有极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自小接受所谓的“夷夏之辨”，不过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在当年“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排满革命中有过积极的意义。但如果因此而坚拒各民族间思想文化的沟通，反对中国融入现代世界，固闭自大，对名之为“夷”的西方国家，连“等视”也不许，我等后生小子，则不知其可也！
　　十年前，即1900年，太炎先生对严复充满崇拜之情，他在当年三月十五日有一封写给夏曾佑的信，有语云：
　　鄙人乞食海上，时作清谈，苦无大匠为施绳削，又陵适至，乃出拙著二种示之（按，指《訄书》、《儒术真论》），必当有所纠正，亦庶几嵇康之遇孙登也。近日树一宗旨，以为交友之道，宜远交近攻……又陵既至，宜信斯语不诬。
　　太炎先生彼时，尚视严复为“大匠”，是可以远交的朋友，能够对他的大著有所“绳削”和雅正，把自己比做晋时的嵇康，而严复则是亦师亦友的孙登。这对于睥睨天下、目无余子的章太炎来说，实在少有。三日后，即三月十八日，严复复信，对太炎先生大加赞赏，云：“前承赐读《訄书》及《儒术真论》，尚未卒业，昨复得古诗五章，陈义奥美……此诣独非一辈时贤所及，即求之古人，晋、宋以下，可多得耶？”
　　以下则云，这次到上海来，见了很多学人文士，“则舍先生吾谁与归乎？有是老仆之首俯至地也”，表达了对太炎先生的推重，许之为可与古代先贤比肩，甚至有类于五体投地的重言。这里或可有文人间的应酬和客气，但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真诚。
　　太炎先生其后的一些思想言论，颇受严复所引进的优胜劣汰的进化论的影响，这些思想资源在传统的中国思想武库里很难觅到。后来罕见严、章二氏的交往和学问切磋的资料，我们所读到的则是太炎先生对严复的攻击和讥讽了。客观地说，这些攻击和讥讽并不能使我们心服。
　　而无论鲁迅背后称严复什么，他对严复还是很推重和赞许的。1918年，鲁迅发表于《新青年》上的《随感录·二十五》引严复的议论后云：“一面又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
　　至于严复的译笔如何，鲁迅和许寿裳（当年或不止此二人）皆能成诵，许引二人背诵《天演论》首段云：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致？计唯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籍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严复或许不是直译或硬译，但如此文章，怕是今日在网络上顾盼自雄的掘金写手也少有人能做得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