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养浩的怀古之作—《山坡羊·潼关怀古》，的主题思想，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169页的阅读提示是：揭示了封建制度下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而2009年的版本没有任何提示其实，只是在《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9月第2版）中解释：“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无论怎样改朝换代，人民依旧过着痛苦的生活”。其实，只要从散曲内容的实际出发来分析，我们会发现，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纯属牵强附会之辞。
　　散曲开头，“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的铺陈，意在强调“秦汉经行处”的阻山带河的地理优势和当年秦汉帝国的坚不可摧。而下文急转直下，“伤心秦汉径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如此强大的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仍免不了土崩瓦解，化为灰烬的命运！遥想当年气吞山河、摧枯拉朽的刘邦项羽、绿林赤眉掀起的狂涛巨浪，足以令人心惊胆战。
　　作者将帝国的强大与最后的命运同时摆出来，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和强烈的对比。这个反差，这种对比，带给我们的思考是什么呢？人们当然会很自然地追问：如此强大的帝国、如此优越的地理条件，为什么最终不免一亡，千古兴亡，原因何在？显而易见，将本曲主题理解为“揭示了封建制度下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等，与上文内容就失去了联系，也就不符合作者意图。这样理解“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一句，明显是缘木求鱼，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矣！
　　既然如此，那么这首散曲的主题思想到底应是什么呢？
　　散曲开头对秦汉帝国易守难攻的地理形势的铺陈和对最终不免灰飞烟灭的命运的介绍，生动地说明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观：王朝的兴亡，与险要、优越的地理条件无关，地利不决定兴亡。孟子所谓“固国不以山溪之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依照散曲的这种思路，最后一句应水到渠成地解释为：王朝的兴盛，是以劳动人民的苦难为基础的；王朝的崩溃，是由劳动人民的苦难导致的。这在句式上很像“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难道不是这样吗？请看秦汉帝国当年的盛状。
　　《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曰：“及至秦王（嬴政），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秦王既没，余威振于殊俗”。
　　又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兴七十余年间……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汉武帝又“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国家之强盛达于顶峰。
　　秦汉帝国盛况空前，那么劳动人民的生活又是怎样的？
　　《汉书·食货志》曰：秦时“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又据《汉书·贾谊传》记载：“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时期，就己是“饥寒切于民之肌肤”。
　　王朝的强盛，难道不是以劳动人民的苦难为代价吗？秦汉的强盛如此，其败亡也不例外。
　　贾谊说：“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秦始皇本记》）哪料陈胜吴广倡义于前，刘邦项羽席卷于后，农民战争一举灭秦，究其原因，是“天下苦秦久矣”。（《陈涉世家》）
　　西汉末年，在官府和地主阶级的双重压迫下，农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汉书·鲍宣传》），终于激起民变。绿林赤眉攻破长安，踏平关中，彻底摧毁了曾经盛极一时的西汉帝国。
　　其实，何止秦汉帝国的兴亡是由于“百姓苦”，之后的汉魏六朝、隋唐五代，谁非如此？所以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殆至元朝文宗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劳动人民的苦难比之秦汉将亡，有过之而无不及，社会风暴有如山雨欲来。张养浩被征为陕西行台中丞，前往赈济。他见饥民痛苦万状，难以周济，不久死去，不由得想起千古兴亡之事，写成本散曲，以警告统治者：虽有天险，不能决定王朝兴亡，劳动人民的苦难才是国家强盛的基础，也会导致帝国的灭亡，因此，施行仁政才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