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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知识分子的加尔布雷斯
在西方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含义往往与我们中国人对这个词的理解有所不同。有知识的人并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单有知识并不足以构成知识分子的充分必要条件。
“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在公共生活中运用理性并拓展理性，执守理念又反思理念的人。“知识分子”概念往往更多地和“理念”而不是“知识”联系在一起。一本著名的研究知识分子的社会学著作就以书名给知识分子提出一個别称——“理念人”。它和“普遍性”、“公共性”联系在一起，有时与“专家”概念相对立。它和“反思性”、“批判性”联系在一起，意味着与权力和体制的疏离甚至对抗。它与对“正义”和“解放”之类的价值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追求联系在一起，因此又往往和激进的、变革的、左翼的思想共生。
现代世界的各色意识形态大体上都是知识分子们所塑造的，个体知识分子也往往和特定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但刘。各种意识形态和主流信念予以拷问、质疑、批判和颠覆的最主要的力量也是知识分子。有人信任，尊崇知识分子，但也有入鄙薄、憎恶知识分子—一比如美国历史上就有源远流长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亦可译为“反知识分子主义”)传统。有人对知识分子引领和改造社会的作用寄予希望怀有信心，但也有人哀叹，由于现代社会的工具主义和专业化铁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西方社会中将趋于衰落和消亡。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漫长、丰富而成就非凡的一生，就提供了一个独特而又意义极为丰富的现代美国知识分子的个案。
加尔布雷斯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农民家庭，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农业经济学障士学位后于1934年进入哈佛任教，1937年加入美国国籍。二战中他曾担任美国联邦政府价格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等职，战后重返哈佛，1950年代初即以《美国，资本主义》、《丰裕社会》等畅销书和大量媒体文章成为美国最有公共影响力的公共思想家之一。他以凌厉风趣、寓庄于谐的“加尔布雷斯式文体”，不仅就美国和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提出了丰富的思想，而且造就了许多广为流播的词汇和妙语隽言。1976年曾他被哈佛一个杂志评为“百年来哈佛最有趣教授”。
在学术上，加氏置身于经济学界，但就战后美国经济学的格局和潮流而言，毋宁说他是“反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是经济学的“偶像破坏者”，因为他以批判和讽刺神学化、教条化的主流经济学为主要学术责任，直斥其已沦为“金钱势力”和“没有心肝的社会”的支撑。就经济学家的批判性特质，以及超越专业领域的公共影响力而言，当今在《纽约时报》上写专栏的保罗·克鲁格曼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加尔布雷斯的继承者。由此也可见，以公共性、批判性加以界定的知识分子在美国尚未消亡。今日，面对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这是加氏和克鲁格曼共同厌恶和批驳的对象——影响下发生的金融危机，我们有理由更加重视加尔布雷斯的思想遗产。民主党自由派的思想家和发言人
克鲁格曼在一点上还无法与加尔布雷斯相比：他从未如后者那样做过“政客”。战后很多美国社会科学学者在学界和政府之间“进进出出”，但其中大多数人是以专业知识服务于政治权力，履行专业化、技术型职能，大体兼容于政府官僚体制，党派和意识形态色彩并不突出。还有些更清高的学者，则刻意与政治权力拉开距离，甚至持批判和对抗姿态。相较之下，加氏深深介入党派政治，与权力核心一度建立密切关系，在学者中实属罕见。他不仅不忌讳，而且自豪于自己的“政客”(politician)的身份。而加氏的政客身份，加强而不是损害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
加氏在政治上有明确的归属，自称“执着的自由派”。而他的政治活动以为民主党领导人代笔捉刀撰写演讲稿为重要内容。早在1940年在罗斯福第三任期竞选期间，加氏就加入竞选演讲稿写作班子。1947年初，他参与创建民主党自由派的组织堡垒“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成为其领导人之一。1952年，加尔布雷斯加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的竞选团队，充当其文稿的主要撰写人。史蒂文森败选后，加氏与其哈佛同事施莱辛格等组成“芬莱特小组”，就社会、经济和外交问题对这位民主党领袖进行“成人教育”。1956年史蒂文斯再次参加总统大选，加氏仍被召人竞选班子，充当顾问和演讲文稿起草人。史蒂文斯再次败选，但芬莱特小组的活动直接导致了民主党咨询委员会的建立。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随着肯尼迪在民主党内的崛起，这个机构成为酝酿“新边疆”政治纲领的主要思想库；加尔布雷斯担任其国内政策委员会的主席，成为民主党自由派最主要的思想家和发言人之一。
在肯尼迪的内圈
在民主党咨询委员会的活动使加氏最终进入肯尼迪集团。1930年代约翰·肯尼迪及其兄长约瑟夫在哈佛读本科时，加氏就曾是其辅导教师。战后肯尼迪参加国会竞选，加式和他接触多起来，在各个领域向其提供咨询。加氏的政治期望也逐渐由史蒂文森转向肯尼迪，逐渐进入肯尼迪团队的内圈。在由学界精英组成的肯尼迪“内圈智囊”(Inner Brain Trust)中，加尔布雷斯是重要而醒目的一员，乃至于与肯尼迪在大选中对阵的共和党尼克松甚至高叫民主党“已经成了施莱辛格、加尔布雷斯和鲍尔斯的党”，以此来说明民主党太左太激进。实际上，加氏的作用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提供政策建议的幕僚策士：他实际上是塑造肯尼迪政治纲领的自由派特性、使之接续罗斯福新政传统的主要人物。
本来在民主党内，肯尼迪的自由派色彩并不突出，且与传统的新政派之间颇有隔阂。加尔布雷斯不仅以自己的政策建议和“政治劝导”影响肯尼迪，而且利用自己在民主党自由派和学术界中的影响力为肯尼迪争取急需的支持。加氏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比把其他自由派拉到肯尼迪阵营更重要了”，而使肯尼迪获得民主党自由派的标志和领袖人物、前总统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的支持是关键环节。为此他不惜充当“权力掮客”，煞费苦心地拉近肯尼迪和埃莉诺，最终促使后者支持肯尼迪。加氏认为是自己一手促成了罗斯福派和肯尼迪最终的政治结盟，并称这是他“在政治上最了不起的成就”。
1960年大选是加氏政治生涯的巅峰。他向肯尼迪提交了一个全面周详、充满自由派变革精神的竞选战略纲领，为“新边疆”制定了政治基调和精神气质。此外，他还向竞选总部和肯尼迪本人提交了大量关于竞选策略和政策议题的备忘录和通信，其中包括供肯尼迪本人使用的一个“经济问题精粹手册”，上面列出可能会在各种场合被问及的问题及其应答。
加尔布雷斯又亲手拔擢肯尼迪的 政治魅力。在竞选的高潮阶段，加尔布雷斯“像一个老辩论教练对待一个深孚众望的学生”那样指导着肯尼迪，与之讨论演讲和辩论的各种技巧。在收听了肯尼迪的一次广播演说后，加尔布雷斯当即致信提出批评，毫不客气地讥讽肯尼迪的演讲风格“简直是在模仿一只断了翅膀的岛”。
肯尼迪胜选后，加尔布雷斯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就职演说的撰写班子。笔者在肯尼迪总统档案馆亲眼看到，在就职演说第一稿和第二稿上都留下了他大删大改的红色笔迹。“让我们重新开始……”，“我们决不出于恐惧而谈判，但也不要恐惧谈判”，“(外援)不是为了击败共产主义，不是为了赢得选票，而是因为这是正确的”等传诵一时的句子均出自其手。加氏对自己在这篇就职演说形成中的作用颇为自负，并称：“愚意以为最好的部分还是我写的那些。”
加尔布雷斯对肯尼迪的非同寻常的热情和投入，乃出于其一贯的社会政治理想和对肯尼迪实现其理想的期望，出于其相信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抉择，关乎共和党人执政八年后美国能否重新恢复社会变革的动力，关乎能否给社会公正、自由的扩展和世界和平以机会。2006年5月在哈佛大学为加尔布雷斯举行的悼念会上，肯尼迪的弟弟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说：加氏的思想和建言赋予肯尼迪“以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所需要的正大庄严(gravitas)。没有肯(加氏名字的昵称)，或许就没有‘新边疆’。”
加尔布雷斯之于政治权力，无论是此时的襄助和介入，還是肯尼迪之后的离弃和批判，都始终致力于把良知注入其中，也始终保持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加氏在肯尼迪集团中所处的位置，实际上不过是“内圈的外缘”，在最核心的“爱尔兰黑帮”之外。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加氏可算得上是肯尼迪的“帝王师”，但他并不把肯尼迪当成“主公”。肯尼迪需要他的思想和建言，但不想因为加尔布雷斯而使他的政府蒙上过于浓重的激进自由派色彩，招致政治上的麻烦。所以出乎很多人的意外，肯尼迪派加氏到印度去做大使。但加氏对自己和肯尼迪的关系洞若观火，后来说：“我从来就认为，肯尼迪乐意于让我待在他的政府里，但是要有一个合适的距离，比如说像印度那么远的距离。这样就能使他和我当时已加以充分阐述的经济学观点不至于凑得太近。”
在西方语境下，“知识分子”的含义往往与我们中国人对这个词的理解有所不同。有知识的人并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单有知识并不足以构成知识分子的充分必要条件。
“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在公共生活中运用理性并拓展理性，执守理念又反思理念的人。“知识分子”概念往往更多地和“理念”而不是“知识”联系在一起。一本著名的研究知识分子的社会学著作就以书名给知识分子提出一個别称——“理念人”。它和“普遍性”、“公共性”联系在一起，有时与“专家”概念相对立。它和“反思性”、“批判性”联系在一起，意味着与权力和体制的疏离甚至对抗。它与对“正义”和“解放”之类的价值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追求联系在一起，因此又往往和激进的、变革的、左翼的思想共生。
现代世界的各色意识形态大体上都是知识分子们所塑造的，个体知识分子也往往和特定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但刘。各种意识形态和主流信念予以拷问、质疑、批判和颠覆的最主要的力量也是知识分子。有人信任，尊崇知识分子，但也有入鄙薄、憎恶知识分子—一比如美国历史上就有源远流长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亦可译为“反知识分子主义”)传统。有人对知识分子引领和改造社会的作用寄予希望怀有信心，但也有人哀叹，由于现代社会的工具主义和专业化铁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西方社会中将趋于衰落和消亡。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漫长、丰富而成就非凡的一生，就提供了一个独特而又意义极为丰富的现代美国知识分子的个案。
加尔布雷斯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农民家庭，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农业经济学障士学位后于1934年进入哈佛任教，1937年加入美国国籍。二战中他曾担任美国联邦政府价格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等职，战后重返哈佛，1950年代初即以《美国，资本主义》、《丰裕社会》等畅销书和大量媒体文章成为美国最有公共影响力的公共思想家之一。他以凌厉风趣、寓庄于谐的“加尔布雷斯式文体”，不仅就美国和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提出了丰富的思想，而且造就了许多广为流播的词汇和妙语隽言。1976年曾他被哈佛一个杂志评为“百年来哈佛最有趣教授”。
在学术上，加氏置身于经济学界，但就战后美国经济学的格局和潮流而言，毋宁说他是“反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是经济学的“偶像破坏者”，因为他以批判和讽刺神学化、教条化的主流经济学为主要学术责任，直斥其已沦为“金钱势力”和“没有心肝的社会”的支撑。就经济学家的批判性特质，以及超越专业领域的公共影响力而言，当今在《纽约时报》上写专栏的保罗·克鲁格曼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加尔布雷斯的继承者。由此也可见，以公共性、批判性加以界定的知识分子在美国尚未消亡。今日，面对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这是加氏和克鲁格曼共同厌恶和批驳的对象——影响下发生的金融危机，我们有理由更加重视加尔布雷斯的思想遗产。民主党自由派的思想家和发言人
克鲁格曼在一点上还无法与加尔布雷斯相比：他从未如后者那样做过“政客”。战后很多美国社会科学学者在学界和政府之间“进进出出”，但其中大多数人是以专业知识服务于政治权力，履行专业化、技术型职能，大体兼容于政府官僚体制，党派和意识形态色彩并不突出。还有些更清高的学者，则刻意与政治权力拉开距离，甚至持批判和对抗姿态。相较之下，加氏深深介入党派政治，与权力核心一度建立密切关系，在学者中实属罕见。他不仅不忌讳，而且自豪于自己的“政客”(politician)的身份。而加氏的政客身份，加强而不是损害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
加氏在政治上有明确的归属，自称“执着的自由派”。而他的政治活动以为民主党领导人代笔捉刀撰写演讲稿为重要内容。早在1940年在罗斯福第三任期竞选期间，加氏就加入竞选演讲稿写作班子。1947年初，他参与创建民主党自由派的组织堡垒“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成为其领导人之一。1952年，加尔布雷斯加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的竞选团队，充当其文稿的主要撰写人。史蒂文森败选后，加氏与其哈佛同事施莱辛格等组成“芬莱特小组”，就社会、经济和外交问题对这位民主党领袖进行“成人教育”。1956年史蒂文斯再次参加总统大选，加氏仍被召人竞选班子，充当顾问和演讲文稿起草人。史蒂文斯再次败选，但芬莱特小组的活动直接导致了民主党咨询委员会的建立。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随着肯尼迪在民主党内的崛起，这个机构成为酝酿“新边疆”政治纲领的主要思想库；加尔布雷斯担任其国内政策委员会的主席，成为民主党自由派最主要的思想家和发言人之一。
在肯尼迪的内圈
在民主党咨询委员会的活动使加氏最终进入肯尼迪集团。1930年代约翰·肯尼迪及其兄长约瑟夫在哈佛读本科时，加氏就曾是其辅导教师。战后肯尼迪参加国会竞选，加式和他接触多起来，在各个领域向其提供咨询。加氏的政治期望也逐渐由史蒂文森转向肯尼迪，逐渐进入肯尼迪团队的内圈。在由学界精英组成的肯尼迪“内圈智囊”(Inner Brain Trust)中，加尔布雷斯是重要而醒目的一员，乃至于与肯尼迪在大选中对阵的共和党尼克松甚至高叫民主党“已经成了施莱辛格、加尔布雷斯和鲍尔斯的党”，以此来说明民主党太左太激进。实际上，加氏的作用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提供政策建议的幕僚策士：他实际上是塑造肯尼迪政治纲领的自由派特性、使之接续罗斯福新政传统的主要人物。
本来在民主党内，肯尼迪的自由派色彩并不突出，且与传统的新政派之间颇有隔阂。加尔布雷斯不仅以自己的政策建议和“政治劝导”影响肯尼迪，而且利用自己在民主党自由派和学术界中的影响力为肯尼迪争取急需的支持。加氏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比把其他自由派拉到肯尼迪阵营更重要了”，而使肯尼迪获得民主党自由派的标志和领袖人物、前总统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的支持是关键环节。为此他不惜充当“权力掮客”，煞费苦心地拉近肯尼迪和埃莉诺，最终促使后者支持肯尼迪。加氏认为是自己一手促成了罗斯福派和肯尼迪最终的政治结盟，并称这是他“在政治上最了不起的成就”。
1960年大选是加氏政治生涯的巅峰。他向肯尼迪提交了一个全面周详、充满自由派变革精神的竞选战略纲领，为“新边疆”制定了政治基调和精神气质。此外，他还向竞选总部和肯尼迪本人提交了大量关于竞选策略和政策议题的备忘录和通信，其中包括供肯尼迪本人使用的一个“经济问题精粹手册”，上面列出可能会在各种场合被问及的问题及其应答。
加尔布雷斯又亲手拔擢肯尼迪的 政治魅力。在竞选的高潮阶段，加尔布雷斯“像一个老辩论教练对待一个深孚众望的学生”那样指导着肯尼迪，与之讨论演讲和辩论的各种技巧。在收听了肯尼迪的一次广播演说后，加尔布雷斯当即致信提出批评，毫不客气地讥讽肯尼迪的演讲风格“简直是在模仿一只断了翅膀的岛”。
肯尼迪胜选后，加尔布雷斯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就职演说的撰写班子。笔者在肯尼迪总统档案馆亲眼看到，在就职演说第一稿和第二稿上都留下了他大删大改的红色笔迹。“让我们重新开始……”，“我们决不出于恐惧而谈判，但也不要恐惧谈判”，“(外援)不是为了击败共产主义，不是为了赢得选票，而是因为这是正确的”等传诵一时的句子均出自其手。加氏对自己在这篇就职演说形成中的作用颇为自负，并称：“愚意以为最好的部分还是我写的那些。”
加尔布雷斯对肯尼迪的非同寻常的热情和投入，乃出于其一贯的社会政治理想和对肯尼迪实现其理想的期望，出于其相信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抉择，关乎共和党人执政八年后美国能否重新恢复社会变革的动力，关乎能否给社会公正、自由的扩展和世界和平以机会。2006年5月在哈佛大学为加尔布雷斯举行的悼念会上，肯尼迪的弟弟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说：加氏的思想和建言赋予肯尼迪“以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所需要的正大庄严(gravitas)。没有肯(加氏名字的昵称)，或许就没有‘新边疆’。”
加尔布雷斯之于政治权力，无论是此时的襄助和介入，還是肯尼迪之后的离弃和批判，都始终致力于把良知注入其中，也始终保持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加氏在肯尼迪集团中所处的位置，实际上不过是“内圈的外缘”，在最核心的“爱尔兰黑帮”之外。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加氏可算得上是肯尼迪的“帝王师”，但他并不把肯尼迪当成“主公”。肯尼迪需要他的思想和建言，但不想因为加尔布雷斯而使他的政府蒙上过于浓重的激进自由派色彩，招致政治上的麻烦。所以出乎很多人的意外，肯尼迪派加氏到印度去做大使。但加氏对自己和肯尼迪的关系洞若观火，后来说：“我从来就认为，肯尼迪乐意于让我待在他的政府里，但是要有一个合适的距离，比如说像印度那么远的距离。这样就能使他和我当时已加以充分阐述的经济学观点不至于凑得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