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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在军先生完成《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当乐山遇上珞珈山：老武大西迁往事》、《发现乐山：被遗忘的抗战文化中心》、《战乱与革命中的东北大学》、《西北联大》等抗战后方的文化、教育专著之后，再来创作《发现永安：被忽略的抗战文化中心》，不仅顺理成章，且得心应手。
在军之名早有耳闻，结识十分偶然：半年多前，我被拉進一个学术微信群，他便与我打招呼，不久即收到了他寄赠的作品。近年来，在军十分活跃，发表大量作品，已出版专著二十多部，有关他的报道、书评等见诸许多报刊、网络，还有学术讲座等。当然，这些“量”的背后有着“质”的支撑。在军的作品资料翔实，选取适当，高屋建瓴，以点带面，叙述生动，颇具艺术感染力。这部新作《发现永安》也不例外。因此，我十分乐意为读者推荐张在军先生这一系列文史作品。
说在军是中国文史学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文史新星”，一点也不为过。他请我为新书作序，我想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同乡（属昔日湖北荆州地区）之谊；二则我从湖北移居厦门已十五年，对福建比较了解，而《发现永安》所写之永安，便位于福建西部。福建省八十多个县、市、区，我借出差、开会、采风、旅游之便，走了六十多个，并写下了不少福建地域文化散文。于永安，虽是一个“盲点”，但其作为抗战时期文教机构聚集、文人学者荟萃的区域文化中心，也一直是我关注的“焦点”。
1938年初，日军南侵，福建省会福州屡遭空袭，省政府主席陈仪决定将省会迁往内地，这不仅利于坚持长期抗战，还可促进落后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4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福建省政府迁往永安。4月29日，福建省政府及其所属一百零四个单位开始陆续内迁。
在此，我不得不特别提及的是，福建省国民党党部迁往连城（后移霞岭），军管区司令部内迁沙县，绥靖主任公署兼第二十五集团军司令部、水警总队部迁至南平，省保安处、省政干团等则迁往三元（今三明），这些机构的头目多为蒋介石亲信。党、政、军分居各地，加之陈仪与国民党中央嫡系存在矛盾，于是，永安特殊的历史背景与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实有利于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及文化教育的繁荣。
事实也正是如此，据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印的《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陈列室解说词》所记：“当时小小一个永安山城，拥有这样的文化阵势：文化学术团体四十余个，编辑单位近二十个，出版社四十二家，印刷所十九家，出版各种报纸十二种，杂志一百二十九种，出版各类专著七百多种，丛书、丛刊近四十套。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新闻、教育等各个领域。在永安发表作品和出版专著的作者、学者有一百多人，其中不少是名家。”这些从沦陷地辗转而来的名家，其中的王亚南、黎烈文、施蛰存、靳以、许钦文、王西彦、邵荃麟、羊枣、董秋芳、章振乾、谢怀丹、赵家欣等，读者大多耳熟能详；迁至这里的文教机构，有战时中国唯一的省立研究院，还有福建大学、福建农学院、福建师范专科学校、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改进社、东南社等。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抗战时期中国东南文化中心的永安，不仅与重庆陪都抗战后方文化中心及桂林、成都、昆明、曲江等重要文化据点遥相呼应，其实力、功绩、影响等在某种程度上也堪与其相匹配。当时身居永安的福建省政府机关报《建设导报》社长谌震便认识到了这种重要性，他说：“永安在抗战时期可说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几个文化城之一，第一是重庆，第二是桂林，还有昆明、永安等，而永安则是东南方面的中心。”
然而，随着抗战胜利，1945年9月，福建省政府开始迁返福州，人才纷纷离去，曾肩负七年半重要使命，由偏僻山城一跃而成为现代小城的永安，又回到以前的地位，且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时任福建省教育厅编审的徐君梅写有《再见吧，吉山》一文，颇能代表这些来了又去的文化人士对永安的复杂感情：“为着抗战，我算给绊住了似的在吉山住上七个年头。七年之中，自己有过欢欣，有过慰乐，但可又有更大的苦恼与悲愁。我愿把一切苦恼与悲愁深深地埋在吉山的山坳、溪边，不让它再从我的心上浮上来。但我可无可奈何地带回岑寂岁月给予我的愈益苍老的心境，和被环境磨折够了的身躯。我恨吉山，可又爱吉山，我爱它的山色溪光，我站在教育文化立场，将永远怀念它抗战时间在全省教育占着神经中枢地位的一个颇长的时期。”
昔日建筑设施或拆除或荒圮，大量资料散失，以致1949年以来的抗战文艺史论、史著，只有西南、陕北及“孤岛时期”的上海，永安的地位与作用，要么绝少提及，要么语焉不详。时至今日，虽有不少纪念文章、资料等，却连一部全面叙述、系统展现永安抗战文化的专著都没有。令人欣慰的是，《发现永安》不仅填补了这一空白，也是对即将到来的当时的福建省政府内迁八十周年的最好纪念与献礼。
张在军没有过高的学历，也未受过专业训练，在为稻粱谋的同时，他执着于抗战时期文化教育的拓荒与创作，几乎付出了所有的精力与才华。在做这一切的时候，首先得有兴趣，乐意去做，而就内里而言，在军身上有着民间学者令人肃然起敬的责任与使命，透出一种难得的精神与价值。这种精神与价值，也是他在作品中着意挖掘的。
他花三年时间完成的《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以武汉大学内迁四川乐山为背景，状写了众多教授、学生在国难当头之际不屈不挠、刻苦为学、傲然挺立的精神风骨。创作这部专著的张在军既不是乐山人，与武汉大学也无渊源，令武大学子、乐山人士及学界同仁感叹不已。
而这部《发现永安》，同样出自与福建并无半点“瓜葛”的在军之手，着实令我等感佩不已！他尽可能地占有资料，参考了近百种公开出版物、二十多种内部出版物及近十种相关史料、报刊；他前往永安，在当地文化人士的陪同下进行田野考察，实地感悟；他以事实为准绳，“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引述翔实，内容扎实。这种文化题材的创作，弄不好就流于琐碎芜杂、生硬滞涩，而张在军早年创作过大量文学作品，故而文字流畅，描写生动，总体概括与具体细节相互结合，可谓一气呵成。
《发现永安》这部书稿，其内里也贯穿着他对文化志士内在精神、气质、风骨的描写与呈现。流寓永安的知识分子，他们以抗战的激情、勇气与决心，竭尽全力地从事着文化工作。而文化，是一个民族综合素质的体现，是维系民族生存发展的内在力量与源泉。
这种文化精神，与西南联大及抗战时期其他内迁大学的学风、校风、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正如钱穆教授所言：“如果我们把到后方来读书当作是苟安，不如到前线去作战的好。我们既然到了这里，就要用上前线的激情来读书，才对得起国家和前方将士。”
抗战时期政府机构、高等院校、文化单位的内迁，对偏远的内地改变巨大、影响深远，可以说，正是后方的这些文化、教育机构，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辐射到穷乡僻壤，渗入贫瘠的土地。
机会，往往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我建议在军在现有基础上再进一步，有意识地创作抗战教育流亡史、抗战后方文艺运动史系列。显然，他不仅具备了这种实力，也是堪当此任的合适人选。
借写序之机，我与永安有渊源的几位友人联系，了解相关情况，不禁滋生出一种时不我待的向往，当即筹划开春之后的永安之行。于是就想，《发现永安》的出版，当能提高永安的知名度，增进人们对永安的了解，带动当地的文化旅游发展；而对永安来说，也是一种有力的推动与良好的促进，功莫大焉。
最后要说的是，在军是一位值得期待的民间学者与两栖作家，祝愿正值当年的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张在军：《发现永安：被忽略的抗战文化中心》，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
在军之名早有耳闻，结识十分偶然：半年多前，我被拉進一个学术微信群，他便与我打招呼，不久即收到了他寄赠的作品。近年来，在军十分活跃，发表大量作品，已出版专著二十多部，有关他的报道、书评等见诸许多报刊、网络，还有学术讲座等。当然，这些“量”的背后有着“质”的支撑。在军的作品资料翔实，选取适当，高屋建瓴，以点带面，叙述生动，颇具艺术感染力。这部新作《发现永安》也不例外。因此，我十分乐意为读者推荐张在军先生这一系列文史作品。
说在军是中国文史学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文史新星”，一点也不为过。他请我为新书作序，我想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同乡（属昔日湖北荆州地区）之谊；二则我从湖北移居厦门已十五年，对福建比较了解，而《发现永安》所写之永安，便位于福建西部。福建省八十多个县、市、区，我借出差、开会、采风、旅游之便，走了六十多个，并写下了不少福建地域文化散文。于永安，虽是一个“盲点”，但其作为抗战时期文教机构聚集、文人学者荟萃的区域文化中心，也一直是我关注的“焦点”。
1938年初，日军南侵，福建省会福州屡遭空袭，省政府主席陈仪决定将省会迁往内地，这不仅利于坚持长期抗战，还可促进落后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4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福建省政府迁往永安。4月29日，福建省政府及其所属一百零四个单位开始陆续内迁。
在此，我不得不特别提及的是，福建省国民党党部迁往连城（后移霞岭），军管区司令部内迁沙县，绥靖主任公署兼第二十五集团军司令部、水警总队部迁至南平，省保安处、省政干团等则迁往三元（今三明），这些机构的头目多为蒋介石亲信。党、政、军分居各地，加之陈仪与国民党中央嫡系存在矛盾，于是，永安特殊的历史背景与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实有利于抗战文艺运动的发展及文化教育的繁荣。
事实也正是如此，据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印的《抗日战争时期永安进步文化活动陈列室解说词》所记：“当时小小一个永安山城，拥有这样的文化阵势：文化学术团体四十余个，编辑单位近二十个，出版社四十二家，印刷所十九家，出版各种报纸十二种，杂志一百二十九种，出版各类专著七百多种，丛书、丛刊近四十套。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新闻、教育等各个领域。在永安发表作品和出版专著的作者、学者有一百多人，其中不少是名家。”这些从沦陷地辗转而来的名家，其中的王亚南、黎烈文、施蛰存、靳以、许钦文、王西彦、邵荃麟、羊枣、董秋芳、章振乾、谢怀丹、赵家欣等，读者大多耳熟能详；迁至这里的文教机构，有战时中国唯一的省立研究院，还有福建大学、福建农学院、福建师范专科学校、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改进社、东南社等。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抗战时期中国东南文化中心的永安，不仅与重庆陪都抗战后方文化中心及桂林、成都、昆明、曲江等重要文化据点遥相呼应，其实力、功绩、影响等在某种程度上也堪与其相匹配。当时身居永安的福建省政府机关报《建设导报》社长谌震便认识到了这种重要性，他说：“永安在抗战时期可说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几个文化城之一，第一是重庆，第二是桂林，还有昆明、永安等，而永安则是东南方面的中心。”
然而，随着抗战胜利，1945年9月，福建省政府开始迁返福州，人才纷纷离去，曾肩负七年半重要使命，由偏僻山城一跃而成为现代小城的永安，又回到以前的地位，且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时任福建省教育厅编审的徐君梅写有《再见吧，吉山》一文，颇能代表这些来了又去的文化人士对永安的复杂感情：“为着抗战，我算给绊住了似的在吉山住上七个年头。七年之中，自己有过欢欣，有过慰乐，但可又有更大的苦恼与悲愁。我愿把一切苦恼与悲愁深深地埋在吉山的山坳、溪边，不让它再从我的心上浮上来。但我可无可奈何地带回岑寂岁月给予我的愈益苍老的心境，和被环境磨折够了的身躯。我恨吉山，可又爱吉山，我爱它的山色溪光，我站在教育文化立场，将永远怀念它抗战时间在全省教育占着神经中枢地位的一个颇长的时期。”
昔日建筑设施或拆除或荒圮，大量资料散失，以致1949年以来的抗战文艺史论、史著，只有西南、陕北及“孤岛时期”的上海，永安的地位与作用，要么绝少提及，要么语焉不详。时至今日，虽有不少纪念文章、资料等，却连一部全面叙述、系统展现永安抗战文化的专著都没有。令人欣慰的是，《发现永安》不仅填补了这一空白，也是对即将到来的当时的福建省政府内迁八十周年的最好纪念与献礼。
张在军没有过高的学历，也未受过专业训练，在为稻粱谋的同时，他执着于抗战时期文化教育的拓荒与创作，几乎付出了所有的精力与才华。在做这一切的时候，首先得有兴趣，乐意去做，而就内里而言，在军身上有着民间学者令人肃然起敬的责任与使命，透出一种难得的精神与价值。这种精神与价值，也是他在作品中着意挖掘的。
他花三年时间完成的《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以武汉大学内迁四川乐山为背景，状写了众多教授、学生在国难当头之际不屈不挠、刻苦为学、傲然挺立的精神风骨。创作这部专著的张在军既不是乐山人，与武汉大学也无渊源，令武大学子、乐山人士及学界同仁感叹不已。
而这部《发现永安》，同样出自与福建并无半点“瓜葛”的在军之手，着实令我等感佩不已！他尽可能地占有资料，参考了近百种公开出版物、二十多种内部出版物及近十种相关史料、报刊；他前往永安，在当地文化人士的陪同下进行田野考察，实地感悟；他以事实为准绳，“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引述翔实，内容扎实。这种文化题材的创作，弄不好就流于琐碎芜杂、生硬滞涩，而张在军早年创作过大量文学作品，故而文字流畅，描写生动，总体概括与具体细节相互结合，可谓一气呵成。
《发现永安》这部书稿，其内里也贯穿着他对文化志士内在精神、气质、风骨的描写与呈现。流寓永安的知识分子，他们以抗战的激情、勇气与决心，竭尽全力地从事着文化工作。而文化，是一个民族综合素质的体现，是维系民族生存发展的内在力量与源泉。
这种文化精神，与西南联大及抗战时期其他内迁大学的学风、校风、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正如钱穆教授所言：“如果我们把到后方来读书当作是苟安，不如到前线去作战的好。我们既然到了这里，就要用上前线的激情来读书，才对得起国家和前方将士。”
抗战时期政府机构、高等院校、文化单位的内迁，对偏远的内地改变巨大、影响深远，可以说，正是后方的这些文化、教育机构，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辐射到穷乡僻壤，渗入贫瘠的土地。
机会，往往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我建议在军在现有基础上再进一步，有意识地创作抗战教育流亡史、抗战后方文艺运动史系列。显然，他不仅具备了这种实力，也是堪当此任的合适人选。
借写序之机，我与永安有渊源的几位友人联系，了解相关情况，不禁滋生出一种时不我待的向往，当即筹划开春之后的永安之行。于是就想，《发现永安》的出版，当能提高永安的知名度，增进人们对永安的了解，带动当地的文化旅游发展；而对永安来说，也是一种有力的推动与良好的促进，功莫大焉。
最后要说的是，在军是一位值得期待的民间学者与两栖作家，祝愿正值当年的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张在军：《发现永安：被忽略的抗战文化中心》，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