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西庆村原本就是一个大村子，加之上世纪70年代初期，因为开挖驷马河的缘故，由许庄村迁来的拆迁户，合计一百多户。村子大，各样能人也多，光林就是一个。
　　光林姓庆，比我大七八岁，按照乡人的说法，叫做“大一个小放牛的”。我家是外姓，和“庆”姓原本分不出辈份，可是他父亲和我父亲，排了转折亲，称兄道弟。于是我就喊光林“光林哥”，他起先喊我的小名，待我渐渐长大，特别是异地谋生，偶尔回乡的时候，便喊我“兄弟台”了。
　　光林哥人好、精明，犁田打耙，无所不能。印象中，有段时间，他担任生产队的记分员，梳个小分头，上衣口袋里，别一支钢笔，拿个硬皮账本，挨着田头记工分。按现在的评价语言，是个标准的小帅哥。那时是大集体，我还在读中学，寒暑假和星期天也上工。有时他转到某块田地，又正巧碰到我任务没完成，比如挖田沟，挑秧把子什么的，常常会顺手帮我一把。尽管时光流逝，往事只剩些影子，可是每次想起，都会心生感激。
　　不过，在我印象中，光林哥最拿手的，也是最叫我佩服的，是他会炆糖。每到腊月底，多数时候是晚上，他都会被村人请去，帮人家炆糖。常常是这一家刚完工，那炆糖的工具，如擀面杖、大菜刀和筛子，就被另一家抢去。他就笑笑，接人家一支烟，赶到下一家去。他满村子帮人炆糖，总是要轮到三十晚上，才能腾出一点空来，给自己家做。
　　过去农村很穷，大人、孩子生活都苦。大人们忍忍就过去了，孩子们可不行，吵着要吃。在平时也就算了，可孩子们巴望到年底，口水挂多长的，再让他们这点希望落空，总觉得有些不落忍。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就是再穷的人家，也要准备一点零食。秋天磕的葵花籽，倒的花生壳，都是用布口袋装好，吊到二架梁上的，临近年底就都放下来，啪啪地炒了。再有就是炆半坛子糖。
　　炆糖，先熬出糖稀，再把炒熟的炒米、花生米兑到里面，拌匀、擀平、切块即可。关于熬糖稀，我的朋友老魏，写过一篇文章，文字细腻，有滋有味，我自愧弗如，恕不再赘述。至于炆糖，说着挺简单的，真正做起来，却很有技术含量，否则光林哥也就不会如明星般抢手。
　　就拿光林哥帮我家炆糖举例吧。他会先把炒米炒发，筛尽铁砂，然后把糖稀倒进锅里，让我少少地添火，熬一会儿，待到糖稀挂丝，他说声“不添火了”，便把炒米倒进去，再加几粒花生米，一点姜末，用锅铲快速地翻炒、搅拌、起锅。将炆好的糖摊在桌子上，用擀面杖擀成一大块，有时在表面撒点芝麻，或者白糖、米泡，接着切成条状，再改切成方块，放筛子晾凉。整个过程要个把小时，如果哪次炆的糖多，需要多做几锅，时间便更长。整个过程，屋子里满是热气腾腾的扑鼻甜香，炆糖的和看炆糖的，仿佛被蜜糖浸染，都是满脸的笑容。
　　光阴荏苒，世事变迁，孩子们吃的喝的都买得起，许多人家早已经不炆糖，我和光林哥也有些年没见面了。然而，我还是时常想起光林哥来。想起他的热情，想起他的善良，还有他的质朴。写这篇短文的时候，又一次想到他会称我“兄弟台”，这“台”字表示出对人的尊重。他一点都不拿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