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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装备在教学中对教学主体具有生理、心理、认知、教师、学生、时间、空间、文化等诸多方面适用性的问题，本文重点讨论教育装备在教学中的文化适用性。文章希望通过中西方文化差异分析，以及该差异对学习方式造成的影响，最后得出具有不同学习方式特点的人必然会对同一个教育装备具有不同适应性的结论。或者说，中西方教育装备的理论与产品会有完全不同的适用人群，我们必须对教育装备的文化适用性问题加以重视。对于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教育装备，不应该完全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不加分析论证的盲目推广使用不是科学理性的做法。
一、文化差异决定着学习方式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由于对学习的本质理解不同，所以往往会采取不同的学习方式。中国自古提倡在别人的督促下从外部获取知识，正如孔子所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西方自古提倡自己主动地通过自身领悟知识，正如柏拉图所说：“学习就是回忆。”（《柏拉图对话录·斐多篇》）。中西方人们对于学习的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是由于他们的文化不同而造成的。
1.对不同文化表现的测试
一个人所以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不在于他的血统而主要是他的文化。但是，一个人所具有的文化如何判定呢？笔者将要在本文中论述通过语言文字的使用习惯来判断一个人所具有文化的方法，并说明它的依据和测试结论。许博渊先生于2006年7月14日在新华网上发表文章指出，能够承担文化基因大任的因素有3个，分别为：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惯[1]。同时，“语言文字是文化基因”的说法和观点正在逐渐被人们认可，并广泛地出现在报刊和书籍之中。其实，在所有这些文化基因之中，语言应该是最为基本的部分，在没有产生文字之前人类就已经有了语言，文字的出现是为语言传播和记录服务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也都是在语言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上帝吹了一口气，于是世界成了”，西方宗教哲学认为上帝吹出的这“一口气”便是语言，有了语言才有了人类社会（即“世界”）。语言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人的思维重要，人类的思维是由语言“编织”而成的。
更具体地讲，人的思维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人在回答一个问题或研究一个问题时，他的思维过程其实就是在头脑中组织语言的过程。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来做一个逻辑上的判断：既然语言是文化的基因，那么一个人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思维，就可被认定具有以什么为主的文化。为此，笔者曾对十多个美国籍和加拿大籍的华人进行了测试，他们部分是出生于中国，以后长期在国外生活；还有一些既在国外出生，同时也生活在国外。但是，他们都可以十分流利地使用汉语和英语。对被试提出的问题之一是：“你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是使用汉语思维还是使用英语思维？”所有在国外出生和长大的被试回答是一致的，他们都习惯性地使用英语思考问题；而其他被试则更多地使用汉语思维。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人，走出国门多年后仍然顽固地保留着中国的文化，但是那些在国外出生、长大的人却无缘中国文化，这与我们的测试假设吻合得非常好。虽然这个测试并不十分科学严谨，样本空间也显得太小，但是其测试结果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接下来的测试更有意义。对被试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给你两份内容完全相同的报纸，其中一份为中文，另一份为英文，你选择哪一份？”全部被试回答是一样的，他们都选择英文报纸阅读。而当被追问到：“如果给你听两个内容完全相同的新闻，其中一个用汉语播报，另一个用英语播报，你选择哪一个？”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所有在国外出生和长大的被试都选择听英语播报，而在中国出生然后出国的被试全部都选择了听汉语播报。善于看和善于听，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习方式，“看”是与文字发生关系，而“听”则是与语言发生关系。测试结果说明，“听汉语”这种学习方式比“看中文”这种学习方式更加容易让具有中国文化的人们接受。显然，文化确实影响着人们的学习方式。
2.听与看学习方式的文化表现
前不久，网上一篇《“中国人不读书”能靠阅读立法管吗》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文中说到：“2012年，中国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39本。而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显示，北欧国家国民每年读书24本左右，几乎是中国的6倍。美国人年均阅读7本书，韩国人11本，日本、法国国民每年读书数量在8.4本左右，新加坡5本，中国的国民人均读书数甚至还落后于泰国的5本。”[2]文章指出了中国人不爱读书这样一个现象，却没有对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读书习惯也与文化有关，并且读书习性其实正是学习方式的一种表现，所以说文化会对学习方式有较大影响。
在地铁、火车、飞机上人们也经常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很多外国人（持拼音文字的）都手拿一本“口袋书”在专注地看，而更多的中国人（持象形文字的）大都是戴着耳机在听着什么。对这一现象可以做如下解释：首先应该认识到，当我们在读一本书时，只要这本书不是识字课本，那就一定是在读出书中内容所表达的思想。前面说到，人的思维是由语言“编织”成的，而语言又是通过语音来实现的。拼音文字字母组成的词语，看到它们时直接就拼出它们的发音，并立即就知道了它所表达的意思。而象形文字被看到后，人们在头脑中先要将这个图形进行记忆搜索，然后找到其对应的发音，再将各个单音节的汉字发音组合以后才能够理解其意。这个过程相对于拼音文字阅读要漫长得多，而且极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所以，人们宁愿戴上耳机在避免了周围声音干扰的情况下去“听书”，而不愿意选择在嘈杂的环境中去看书。于是，对于《“中国人不读书”能靠阅读立法管吗》一文中所述的情况，即持象形文字的中国人与新加坡人年读书量都较少这一现象就似乎可以解释通了。
二、学习方式对教育装备文化倾向的要求
教育装备是教育资源中的人工资源部分，所以它不仅包括各种教学硬件设备，也包括各种教学软件。教育装备由于“出身”不同而具有文化倾向性，作为教育装备的各种教学软硬件资源很多都是直接从国外引进的，它们是否对中国的学习者具有较好的适用性，我们必须就该问题予以考虑。 1.对教育装备理论文化倾向的要求
教育装备软硬件开发需要多媒体教学理论的支持，国内大量多媒体教学理论方面的书籍与文章几乎都对其理论的出处有这样的描述：“实验心理学家Treichler通过大量的实验证实：人类获取的信息83%来自视觉，11%来自听觉，3.5%来自嗅觉，1.5%来自触觉，1%来自味觉。”而且人们一直将Treichler的这一实验数据作为研究与开发多媒体教学软硬件的基础理论依据使用。现在试问，我们在运用这些数据之前是否进行过如下思考：（1）进行这些大量实验的被试具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2）这些被试所具有的文化是否会影响到他们接受信息的方式（即学习方式）？（3）Treichler的实验结论对中国人真的适用吗？如果不把这些问题论述清楚，我们就没有把握将这些数据直接用于研究与开发中国学生使用的多媒体教学软硬件资源。
实验心理学家Treichler是哪个国家的人，目前没有资料能够提供查证，但是从名字上可以看出他（或她）应该是一个持拼音文字的西方国家的人。Treichler的大量实验也不应该是在中国做的，因为至今国内从未对他所做的工作有过记载或报道。他在西方对华人进行实验的可能性也不会太大，因为那样是不可能形成“大量实验”的。所以我们可以认定，在Treichler大量实验中的被试应该是持拼音文字而具有西方文化的人，而且对这些人有实验得出的结论似乎不会对中国人完全适用。如果我们认为前面讨论过的笔者的测试结果是正确的，即对于中国人，“听汉语”这种学习方式比“看中文”这种学习方式更加容易接受，则“人类获取的信息83%来自视觉，11%来自听觉”这一结论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就必须改写。
2. 对教育装备使用文化倾向的要求
2013年暑假期间，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推出了一档名为《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节目。有关制作人员表示：“越来越多的人使用键盘书写，用惯了电脑的人手写汉字的能力会下降。”这档汉字听写节目正是针对汉字手写危机而开设的，看来长期使用电子书等设备进行学习而造成“提笔忘字”已经不是耸人听闻的事情了。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在使用上有本质的不同，拼音文字20多个字母即使不经常书写也不会轻易遗忘；而对于几千个象形文字的汉字，不用手写很快就会忘记，我们必须正视这个文化差异造成的学习方式的区别。目前国内一些地方推广使用电子教科书，学生省去了原来在纸质书上记笔记的累赘，取而代之的是教师的电子讲义。学生的其他记录也都是通过计算机录入的方式实现，或者通过网络直接下载。手写汉字的机会越来越少，“提笔忘字”的情况则越来越严重，且不用说这一现象对中国文化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就是参加目前以手写答卷为主的中考、高考也将会是难以应付的。
计算机键盘是在英文打字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继承了英文打字输入的特点与习性，它在设计时从未考虑过汉字的使用问题。现在推广使用的各种Pad类电子教科书是在苹果公司iPad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而乔布斯的设计理念是尽量简化用户对使用这一电子产品的操作，用单击图标的动作代替了几乎全部指令。这样的设计理念或许对于具有西方文化的学习者毫无影响，但是由此产生的教育装备对持象形文字的学习者必定会产生适用性方面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加以重视和研究的。不积极推广这些信息化的教育装备可能是不对的，但是非科学地盲目推广肯定是错误的。
三、教育装备的文化适用性与问题延伸
“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国内大批思想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学习和引进西方文化、科技和制度是当时最为响亮的口号。1934年鲁迅写了一篇杂文《拿来主义》[3]，表示对西方的东西应该采取完全“拿来主义”的态度。该文中列举了当时中国“送去”西方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人文（或文化）的东西，但没有说明从西方拿来的东西到底应该属于人文的、科技的还是制度的内容，想来应该是一股脑地全部拿来吧。时过境迁，面对今天教育装备的大规模引进和发展，我们要提倡科学理性，要为教育装备的总体发展进行顶层设计，所以要对“拿来主义”说不。
1.教育装备的适用性与教学主体的适应性
对教育装备的引进与发展，必须考虑其教学适用性问题，尤其是教学的文化适用性问题。笔者在此前撰写的一些文章中曾多次使用教育装备的“教学适应性”一词。《教育大词典》中对“适应”的解释为：“泛指机体对环境的顺应。个体根据环境条件的变化改变自身，达到与环境保持平衡的过程。”[4]《现代汉语词典》对“适应”的解释为：“适合客观条件或需要：适应环境。”[5]可见，适应应该是一种主体的意识或行为，按照这个定义来规定“教学适应性”，就应该是指作为主体的教师与学生对由教育装备构建起来的教学环境的适应问题。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应该是一种教育装备所具有的特性，相对于使用它的主体来说，则是考虑这种教育装备是否适用于主体。任何一种教育装备，说适应性是指学习者对它是否适应，而适用性是指它对学习者是否适用。所以从本文开始，笔者将使用教育装备的教学适用性，取代过去使用的教学适应性。
2. 教育装备理论的认知基础
教育装备与文化有关，而文化集中地反映在语言文字方面。我们在这里不想对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谁优谁劣进行讨论，只是希望说明一下两种文字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顺序，以及这个顺序与文化的关系。英国著名作家、史学家赫伯特·乔治·韦尔斯（Herbert G. Wells；1866-1946）认为“在有真正的文字之前，先有象形文字。就像现在的美洲印第安人、布须曼人和世界各地的野蛮的、未开化的民族还在使用的文字那样。”[6]或者说，在拼音文字出现之前人类使用的早期文字应该都是象形文字。汉字没有从象形文字发展成为拼音文字是由于中国的文化造成的。北京大学外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辜正坤教授撰文论述了汉字没有演变成拼音文字的原因，认为汉字发音的单音节化、开音节化以及元音开头辅音结尾音节形式的脱落是造成汉字没有演变为拼音文字的内部原因，而在汉字发展史中人民与统治者坚持汉字本性的文化意识则成为巨大作用的外部因素[7]。可见，中华民族的文化催生了汉字的发展方向，而汉字本身的性质也刚好反映了中华文化的特征，语言文字是文化基因的说法是既有逻辑根据也有历史根据的。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基因。但是语言与文字对学习者认知的作用是有区别的，语言直接作用于思维而文字则是间接对思维发生作用，对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找到相关的理论依据。20世纪六七十年代，心理学家斯卑林（Sperling）通过实验得出了被试在看到图形后再复写出来这一过程的“视觉信息登记模型”（如图1所示）[8]。模型中的VIS为视觉信息存储系统，AIS为听觉信息存储系统，而在人的头脑中表现为：“视觉的刺激信息被转换成一种内隐的言语默诵和复述（subvocal，rehearsal），使得信息项目能以听觉的表象存储在听觉信息存储系统里。”[8]斯卑林的实验是给被试以50毫秒的间隔呈现3行且每行4个字母，然后让被试将这些字母默写出来。如果我们将图1中转换器T和书写字母部分忽略，从图中可见，外部的视觉刺激信号要经过视觉信息存储系统和扫描复述后到达听觉信息存储系统，而外部的声音信号则可直接到达听觉信息存储系统。由此可以说明，我们前面做出的“‘听汉语’这种学习方式比‘看中文’这种学习方式更加容易让具有中国文化的人们接受”的结论是有认知学理论支持的。
图1 斯卑林视觉信息登记模型
3. 教育装备的文化适用性与其发展
教育装备的发展涉及多方面的教学适用性问题，这是要必须加以认真考虑的，而其中文化适用性表现得尤为重要和突出，对教育装备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应该和必须涉及这个本质性的问题。教育装备的文化适用性问题研究，进一步引发了我们对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
（1）教育装备的发展需要顶层设计
2013年8月13日教育部办公厅发文《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成立教育部教育装备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教人厅[2013]6号）》，通知强调：“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各级各类教育装备工作，研究解决推进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何为重大问题？笔者认为教育装备发展的顶层设计应该就是最为重大的问题。顶层设计要求最高层具有远见卓识，用系统的方法，面向全局，对教育装备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地位、需求、目标以及发展趋势等做出科学而切合实际的判断和决策，指导教育装备领域良性发展。本文讨论的教育装备教学适用性问题，应该成为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
（2）教育装备的发展需要教育主导
人们对于一个产品的选择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一种是对于本专业领域的装备（各种工具），人们是根据专业需求来判断是否购置；另一种是对于一些生活日常用品，人们在缺少专业知识的情况下受企业宣传、市场趋势、广告吸引、攀比心理等因素的影响而盲目采购。目前对教育装备的需求判断采取第二种态度的居多，这是由于教育装备涉及专业领域的广泛性造成的，对教育装备的适用性的选择既有科学知识方面也有人文意识方面的约束，包括生理、心理、认知、教师、学生、时间、空间、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综合考虑，人们不太容易做到较为全面的掌握。所以目前主导教育装备发展的力量基本上还是市场，并非教育本身，而教育装备的真正良性发展必须靠教育来主导。
（3）教育装备的发展需要科学理性
教育装备的发展是为了促进教育的发展，而教育的发展是一个科学问题（教育本身就是社会科学），它需要科学理性的头脑。本文提出的教育装备教学的文化适用性既是一个人文问题，又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且同时是影响教育装备发展的一个本质问题，必须采取科学理性的态度、科学理性的方法来对待和解决才行。
总之，教育装备的文化适用性绝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涉及教育装备发展的顶层设计、教育主导和科学理性等方面的研究。我们期待着教育装备科学发展的真正春天的到来，并为它的不到来做准备。
参考文献
[1] 许博渊.文化基因丢掉了 民族将随之消亡[EB/OL].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6-07/14/content_4826437.htm.
[2] 张春续.“中国人不读书”能靠阅读立法管吗[EB/OL].http：//view.news.qq.com/intouchtoday/index.htm？2559.
[3]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下）[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6] [英]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M].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译.15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7] 辜正坤.汉字为什么没有演变成为拼音文字[J].汉语学习，1993（5）：16-21.
[8] 梁宁建.当代认知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一、文化差异决定着学习方式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由于对学习的本质理解不同，所以往往会采取不同的学习方式。中国自古提倡在别人的督促下从外部获取知识，正如孔子所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西方自古提倡自己主动地通过自身领悟知识，正如柏拉图所说：“学习就是回忆。”（《柏拉图对话录·斐多篇》）。中西方人们对于学习的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是由于他们的文化不同而造成的。
1.对不同文化表现的测试
一个人所以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不在于他的血统而主要是他的文化。但是，一个人所具有的文化如何判定呢？笔者将要在本文中论述通过语言文字的使用习惯来判断一个人所具有文化的方法，并说明它的依据和测试结论。许博渊先生于2006年7月14日在新华网上发表文章指出，能够承担文化基因大任的因素有3个，分别为：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惯[1]。同时，“语言文字是文化基因”的说法和观点正在逐渐被人们认可，并广泛地出现在报刊和书籍之中。其实，在所有这些文化基因之中，语言应该是最为基本的部分，在没有产生文字之前人类就已经有了语言，文字的出现是为语言传播和记录服务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也都是在语言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上帝吹了一口气，于是世界成了”，西方宗教哲学认为上帝吹出的这“一口气”便是语言，有了语言才有了人类社会（即“世界”）。语言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人的思维重要，人类的思维是由语言“编织”而成的。
更具体地讲，人的思维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人在回答一个问题或研究一个问题时，他的思维过程其实就是在头脑中组织语言的过程。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来做一个逻辑上的判断：既然语言是文化的基因，那么一个人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思维，就可被认定具有以什么为主的文化。为此，笔者曾对十多个美国籍和加拿大籍的华人进行了测试，他们部分是出生于中国，以后长期在国外生活；还有一些既在国外出生，同时也生活在国外。但是，他们都可以十分流利地使用汉语和英语。对被试提出的问题之一是：“你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是使用汉语思维还是使用英语思维？”所有在国外出生和长大的被试回答是一致的，他们都习惯性地使用英语思考问题；而其他被试则更多地使用汉语思维。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人，走出国门多年后仍然顽固地保留着中国的文化，但是那些在国外出生、长大的人却无缘中国文化，这与我们的测试假设吻合得非常好。虽然这个测试并不十分科学严谨，样本空间也显得太小，但是其测试结果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接下来的测试更有意义。对被试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给你两份内容完全相同的报纸，其中一份为中文，另一份为英文，你选择哪一份？”全部被试回答是一样的，他们都选择英文报纸阅读。而当被追问到：“如果给你听两个内容完全相同的新闻，其中一个用汉语播报，另一个用英语播报，你选择哪一个？”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所有在国外出生和长大的被试都选择听英语播报，而在中国出生然后出国的被试全部都选择了听汉语播报。善于看和善于听，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习方式，“看”是与文字发生关系，而“听”则是与语言发生关系。测试结果说明，“听汉语”这种学习方式比“看中文”这种学习方式更加容易让具有中国文化的人们接受。显然，文化确实影响着人们的学习方式。
2.听与看学习方式的文化表现
前不久，网上一篇《“中国人不读书”能靠阅读立法管吗》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文中说到：“2012年，中国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39本。而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显示，北欧国家国民每年读书24本左右，几乎是中国的6倍。美国人年均阅读7本书，韩国人11本，日本、法国国民每年读书数量在8.4本左右，新加坡5本，中国的国民人均读书数甚至还落后于泰国的5本。”[2]文章指出了中国人不爱读书这样一个现象，却没有对产生这个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读书习惯也与文化有关，并且读书习性其实正是学习方式的一种表现，所以说文化会对学习方式有较大影响。
在地铁、火车、飞机上人们也经常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很多外国人（持拼音文字的）都手拿一本“口袋书”在专注地看，而更多的中国人（持象形文字的）大都是戴着耳机在听着什么。对这一现象可以做如下解释：首先应该认识到，当我们在读一本书时，只要这本书不是识字课本，那就一定是在读出书中内容所表达的思想。前面说到，人的思维是由语言“编织”成的，而语言又是通过语音来实现的。拼音文字字母组成的词语，看到它们时直接就拼出它们的发音，并立即就知道了它所表达的意思。而象形文字被看到后，人们在头脑中先要将这个图形进行记忆搜索，然后找到其对应的发音，再将各个单音节的汉字发音组合以后才能够理解其意。这个过程相对于拼音文字阅读要漫长得多，而且极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所以，人们宁愿戴上耳机在避免了周围声音干扰的情况下去“听书”，而不愿意选择在嘈杂的环境中去看书。于是，对于《“中国人不读书”能靠阅读立法管吗》一文中所述的情况，即持象形文字的中国人与新加坡人年读书量都较少这一现象就似乎可以解释通了。
二、学习方式对教育装备文化倾向的要求
教育装备是教育资源中的人工资源部分，所以它不仅包括各种教学硬件设备，也包括各种教学软件。教育装备由于“出身”不同而具有文化倾向性，作为教育装备的各种教学软硬件资源很多都是直接从国外引进的，它们是否对中国的学习者具有较好的适用性，我们必须就该问题予以考虑。 1.对教育装备理论文化倾向的要求
教育装备软硬件开发需要多媒体教学理论的支持，国内大量多媒体教学理论方面的书籍与文章几乎都对其理论的出处有这样的描述：“实验心理学家Treichler通过大量的实验证实：人类获取的信息83%来自视觉，11%来自听觉，3.5%来自嗅觉，1.5%来自触觉，1%来自味觉。”而且人们一直将Treichler的这一实验数据作为研究与开发多媒体教学软硬件的基础理论依据使用。现在试问，我们在运用这些数据之前是否进行过如下思考：（1）进行这些大量实验的被试具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2）这些被试所具有的文化是否会影响到他们接受信息的方式（即学习方式）？（3）Treichler的实验结论对中国人真的适用吗？如果不把这些问题论述清楚，我们就没有把握将这些数据直接用于研究与开发中国学生使用的多媒体教学软硬件资源。
实验心理学家Treichler是哪个国家的人，目前没有资料能够提供查证，但是从名字上可以看出他（或她）应该是一个持拼音文字的西方国家的人。Treichler的大量实验也不应该是在中国做的，因为至今国内从未对他所做的工作有过记载或报道。他在西方对华人进行实验的可能性也不会太大，因为那样是不可能形成“大量实验”的。所以我们可以认定，在Treichler大量实验中的被试应该是持拼音文字而具有西方文化的人，而且对这些人有实验得出的结论似乎不会对中国人完全适用。如果我们认为前面讨论过的笔者的测试结果是正确的，即对于中国人，“听汉语”这种学习方式比“看中文”这种学习方式更加容易接受，则“人类获取的信息83%来自视觉，11%来自听觉”这一结论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就必须改写。
2. 对教育装备使用文化倾向的要求
2013年暑假期间，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推出了一档名为《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节目。有关制作人员表示：“越来越多的人使用键盘书写，用惯了电脑的人手写汉字的能力会下降。”这档汉字听写节目正是针对汉字手写危机而开设的，看来长期使用电子书等设备进行学习而造成“提笔忘字”已经不是耸人听闻的事情了。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在使用上有本质的不同，拼音文字20多个字母即使不经常书写也不会轻易遗忘；而对于几千个象形文字的汉字，不用手写很快就会忘记，我们必须正视这个文化差异造成的学习方式的区别。目前国内一些地方推广使用电子教科书，学生省去了原来在纸质书上记笔记的累赘，取而代之的是教师的电子讲义。学生的其他记录也都是通过计算机录入的方式实现，或者通过网络直接下载。手写汉字的机会越来越少，“提笔忘字”的情况则越来越严重，且不用说这一现象对中国文化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就是参加目前以手写答卷为主的中考、高考也将会是难以应付的。
计算机键盘是在英文打字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继承了英文打字输入的特点与习性，它在设计时从未考虑过汉字的使用问题。现在推广使用的各种Pad类电子教科书是在苹果公司iPad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而乔布斯的设计理念是尽量简化用户对使用这一电子产品的操作，用单击图标的动作代替了几乎全部指令。这样的设计理念或许对于具有西方文化的学习者毫无影响，但是由此产生的教育装备对持象形文字的学习者必定会产生适用性方面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加以重视和研究的。不积极推广这些信息化的教育装备可能是不对的，但是非科学地盲目推广肯定是错误的。
三、教育装备的文化适用性与问题延伸
“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国内大批思想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学习和引进西方文化、科技和制度是当时最为响亮的口号。1934年鲁迅写了一篇杂文《拿来主义》[3]，表示对西方的东西应该采取完全“拿来主义”的态度。该文中列举了当时中国“送去”西方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人文（或文化）的东西，但没有说明从西方拿来的东西到底应该属于人文的、科技的还是制度的内容，想来应该是一股脑地全部拿来吧。时过境迁，面对今天教育装备的大规模引进和发展，我们要提倡科学理性，要为教育装备的总体发展进行顶层设计，所以要对“拿来主义”说不。
1.教育装备的适用性与教学主体的适应性
对教育装备的引进与发展，必须考虑其教学适用性问题，尤其是教学的文化适用性问题。笔者在此前撰写的一些文章中曾多次使用教育装备的“教学适应性”一词。《教育大词典》中对“适应”的解释为：“泛指机体对环境的顺应。个体根据环境条件的变化改变自身，达到与环境保持平衡的过程。”[4]《现代汉语词典》对“适应”的解释为：“适合客观条件或需要：适应环境。”[5]可见，适应应该是一种主体的意识或行为，按照这个定义来规定“教学适应性”，就应该是指作为主体的教师与学生对由教育装备构建起来的教学环境的适应问题。而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应该是一种教育装备所具有的特性，相对于使用它的主体来说，则是考虑这种教育装备是否适用于主体。任何一种教育装备，说适应性是指学习者对它是否适应，而适用性是指它对学习者是否适用。所以从本文开始，笔者将使用教育装备的教学适用性，取代过去使用的教学适应性。
2. 教育装备理论的认知基础
教育装备与文化有关，而文化集中地反映在语言文字方面。我们在这里不想对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谁优谁劣进行讨论，只是希望说明一下两种文字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顺序，以及这个顺序与文化的关系。英国著名作家、史学家赫伯特·乔治·韦尔斯（Herbert G. Wells；1866-1946）认为“在有真正的文字之前，先有象形文字。就像现在的美洲印第安人、布须曼人和世界各地的野蛮的、未开化的民族还在使用的文字那样。”[6]或者说，在拼音文字出现之前人类使用的早期文字应该都是象形文字。汉字没有从象形文字发展成为拼音文字是由于中国的文化造成的。北京大学外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辜正坤教授撰文论述了汉字没有演变成拼音文字的原因，认为汉字发音的单音节化、开音节化以及元音开头辅音结尾音节形式的脱落是造成汉字没有演变为拼音文字的内部原因，而在汉字发展史中人民与统治者坚持汉字本性的文化意识则成为巨大作用的外部因素[7]。可见，中华民族的文化催生了汉字的发展方向，而汉字本身的性质也刚好反映了中华文化的特征，语言文字是文化基因的说法是既有逻辑根据也有历史根据的。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基因。但是语言与文字对学习者认知的作用是有区别的，语言直接作用于思维而文字则是间接对思维发生作用，对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找到相关的理论依据。20世纪六七十年代，心理学家斯卑林（Sperling）通过实验得出了被试在看到图形后再复写出来这一过程的“视觉信息登记模型”（如图1所示）[8]。模型中的VIS为视觉信息存储系统，AIS为听觉信息存储系统，而在人的头脑中表现为：“视觉的刺激信息被转换成一种内隐的言语默诵和复述（subvocal，rehearsal），使得信息项目能以听觉的表象存储在听觉信息存储系统里。”[8]斯卑林的实验是给被试以50毫秒的间隔呈现3行且每行4个字母，然后让被试将这些字母默写出来。如果我们将图1中转换器T和书写字母部分忽略，从图中可见，外部的视觉刺激信号要经过视觉信息存储系统和扫描复述后到达听觉信息存储系统，而外部的声音信号则可直接到达听觉信息存储系统。由此可以说明，我们前面做出的“‘听汉语’这种学习方式比‘看中文’这种学习方式更加容易让具有中国文化的人们接受”的结论是有认知学理论支持的。
图1 斯卑林视觉信息登记模型
3. 教育装备的文化适用性与其发展
教育装备的发展涉及多方面的教学适用性问题，这是要必须加以认真考虑的，而其中文化适用性表现得尤为重要和突出，对教育装备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应该和必须涉及这个本质性的问题。教育装备的文化适用性问题研究，进一步引发了我们对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
（1）教育装备的发展需要顶层设计
2013年8月13日教育部办公厅发文《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成立教育部教育装备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教人厅[2013]6号）》，通知强调：“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统筹规划、协调推进各级各类教育装备工作，研究解决推进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何为重大问题？笔者认为教育装备发展的顶层设计应该就是最为重大的问题。顶层设计要求最高层具有远见卓识，用系统的方法，面向全局，对教育装备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地位、需求、目标以及发展趋势等做出科学而切合实际的判断和决策，指导教育装备领域良性发展。本文讨论的教育装备教学适用性问题，应该成为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
（2）教育装备的发展需要教育主导
人们对于一个产品的选择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一种是对于本专业领域的装备（各种工具），人们是根据专业需求来判断是否购置；另一种是对于一些生活日常用品，人们在缺少专业知识的情况下受企业宣传、市场趋势、广告吸引、攀比心理等因素的影响而盲目采购。目前对教育装备的需求判断采取第二种态度的居多，这是由于教育装备涉及专业领域的广泛性造成的，对教育装备的适用性的选择既有科学知识方面也有人文意识方面的约束，包括生理、心理、认知、教师、学生、时间、空间、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综合考虑，人们不太容易做到较为全面的掌握。所以目前主导教育装备发展的力量基本上还是市场，并非教育本身，而教育装备的真正良性发展必须靠教育来主导。
（3）教育装备的发展需要科学理性
教育装备的发展是为了促进教育的发展，而教育的发展是一个科学问题（教育本身就是社会科学），它需要科学理性的头脑。本文提出的教育装备教学的文化适用性既是一个人文问题，又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且同时是影响教育装备发展的一个本质问题，必须采取科学理性的态度、科学理性的方法来对待和解决才行。
总之，教育装备的文化适用性绝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涉及教育装备发展的顶层设计、教育主导和科学理性等方面的研究。我们期待着教育装备科学发展的真正春天的到来，并为它的不到来做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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