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在北京城东北四环外的东坝镇做民俗调查。这镇子有个响亮的名头—“金狮镇”，曾是北京东郊有名的集镇。如今，它已随着北京城市空间的扩张而成为都市的边缘角落。初入其地，感觉它和其他的城乡结合部一样，有些迷乱，有些步履匆匆，这是城市节奏的末梢，举动稍缓却并没有置身其外。很难说这里还保留了什么传统可寻，游走于其中，我也本没有太多的希冀。或许，面对历史，不能有浮躁的心绪，而需要沉静的体验。经过多方查考访问，从故纸堆中和当地老人的诉说中，我渐渐推开了一扇历史的门，走进了老镇尘封的往事中，感受到了它那斑驳陆离的光彩岁月。
　　
　　运河边上的古镇
　　
　　水乡北京，你或许会质疑这个词汇。但是当你的目光投向历史，思想就会改变。是的，北京原是有许多河流和湖泊的。尤其是金元以来，随着北京成为帝都，城市人口的扩张推动了对漕运的需求，人工修建的运河也走上了历史的前台。北京的运河最有名的当属元朝郭守敬主持修建的通惠河，不过许多人并不知道在通惠河北还有一条运河，在元代共同承担了漕运的重担。这就是坝河，因筑坝七处以通漕运，故得名。它本为高粱河支流，由大都北护城河向东流汇入温榆河。东坝镇便地处坝河上的一座闸坝“郑村坝”南，由于在京城的东边，被都城里人称为“东坝”。
　　


　　有元一代，坝河漕运经久不息，十分繁忙。《元史》载，因漕运量大，漕夫不堪其苦，“虽昼夜奔驰，犹不能给”，“一夫日运四百余石，肩背成疮，憔悴如鬼，甚可哀也”。每读至此，不由令人掩卷长叹，元大都作为彼时世界繁华之大都市，是建立在无数普通民众的辛苦劳作上，奢华背后总有掩不住的心酸。
　　当我踏上东坝的地界时，首先看到的便是坝河。其河道虽未干涸，却没有生气，水流平静而沉缓。它在东坝老镇的南边，自西向东流，像一道分界线，隔离了河两岸俨然不同的风光。河南，已是成群的商品房小区；河北，则还是农村模样，道边是大片的葡萄园，再往北去，是密密麻麻的平房聚落，那便是东坝老镇了。
　　
　　御马苑往事
　　
　　史料记载，东坝“泉甘草丰，弥望千里”，是牧马的好地方。明代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大力推行马政。马政之盛，在此地留下了浓重的历史烙印。这主要体现为厩牧的影响。所谓厩牧，是指建马房、设草场、置料仓、养马牧马，也包括牧养牛、羊、驴、骆驼等在内。《大明一统志》卷一“苑囿”载：“御马苑在京城外郑村坝等处，牧养御马，大小二十所，相距各三四里，皆缭以周垣，垣中有厩，垣外地甚平旷，自春至秋，白草繁茂，群马畜牧其间，生育蕃息。国家富强，实有赖焉。”御马苑属明代御马监，其马匹专供朝廷使用。至今，御马监马房形成的村落部分名称依旧，如坝上北马房即今东坝之北的北马房，北高马房即今北皋村，金盏马房即今金盏，驹子马房即今东坝乡乡域南部驹子房村，皆与东坝相去不远。
　　如今的东坝，已不复昔日“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牧歌风貌，早已遍布聚落。在镇子西北的岗子上，却依然是郁郁葱葱，草木遍野。在杂草从中，还残留着一个“龟趺”底座，这便是明代马神庙的遗址了。关于这座马神庙，当地有一神奇的传说。明初燕王“靖难”时，曾与惠文帝将李景隆在此激战，战事不利，后有敌兵追迫，前有大沟拦路，幸所骑青骢马连跃数沟，才得以脱险，青骢马却力尽而亡。明成祖为纪念此马，于坝上敕建马神庙，太仆寺亦每年于此祭马神，“春祭在二月二十二日，秋祭在八月二十八日，前期题请少卿一员行礼”（《日下旧闻考》）。
　　


　　东坝镇后街村西北，残留着一些城垣遗址。光绪《顺天府志》记载：“明设御马苑于此，其故城尚存。”首都图书馆收藏了一幅1923年法国工程师普意雅编绘的东坝地区地图，其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出在镇子西部有着一座封闭的四围城垣。这是一座被“神化”的城址。这座故城是明大坝城，统摄诸马驼房，是屏护京东的要地。上世纪80年代，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东坝中学征集到一个石碑，曰《题请普惠生祠香火地亩疏》。碑文中记载，天启初年，大坝城附近马房及城池圮毁日久，魏忠贤将自己的俸禄捐出重修城池并建房舍，供当地军民居住生活，为此当地军民共建普惠生祠。不过，刘若愚《酌中志》对此另有记载：“都城东北有大坝等二十四马房，大坝城垣，逆贤重创一新。李鲁生巡青之疏所谀者是也。凡逆贤出外到此，则于城楼上升座饮酒，至夜则花炮、巧线、盒子、烟火之类，皆在城下放看，如元宵焉。”此地无非是魏忠贤及其党羽为自己所建的别墅罢了。大坝城垣和诸马房在清军入关后被废弃，渐渐倾颓，至清中期，城垣内已成为了公主坟。
　　
　　“黄脸的关公”
　　
　　


　　在东坝老镇西门外，现北京一轻高级技术学校的位置，曾有一处被当地人称之为“财神会”的地方。这是清末民初山西商人的会馆。它的馆址借用了一座关帝庙。据当地的传说，这座关帝庙可有几分神奇之处，它供奉的关帝不是红脸，而是黄脸。它原是魏忠贤的生祠，权宦一倒台，地方绅民将太监神主粘上胡须，便有了如此的形象。我翻阅了相关的民国档案，这座关帝庙的年代和地理位置倒与普惠生祠很有些雷同，这传说定然不是空穴来风。到清中期，当地的商业已有所发展。嘉庆四年《重修显应禅寺碑记》记载，参与重修东坝显应寺的善众已多为本坝商户，其中既有饭铺、粉房、烟袋铺、布铺、盐店等日常店铺，也有晋昌号、恒昌号、广聚号、万聚号等大商铺。商业群体的扩大无疑推动了对具有财神神格的关帝的祭祀。
　　在东坝的山西商人，主要来自晋中太古、榆次等地，所经营的产业多是粮行，主要收购京郊乃至口外的粮食转贩京城。在当地老人的记忆里，东坝的山西人很抱团，他们粮行的管理很注重乡缘关系，不但掌柜、伙计等是同乡，学徒的招收也皆是来自山西老家。当地人也精明，成立了斗局。旧时做生意需经过“牙行”居中撮合，斗局便是粮食贸易的牙行，它通过索取贩粮者的货样，持样向粮店兜售，待将价格和数量商妥，再会同双方过斗成交，收取佣金。开斗局便为本地人垄断。斗局多以姓氏为号，如历斗、老肖斗、黄斗、应张斗、双王斗等，繁盛之时亦有十数家。其中双字打头的是指两个家族合办。
　　在外谋生大不易，山西商人需要联络乡谊，聚众议事。不知何时，他们常常祭拜的场所关帝庙成了其会馆的基址，时间久了这些生意人汇集之处被形象地称为“财神会”。站在人来人往的东坝老街前，一下子又把你拉回了现实。所有的过往都已消失，当我向本地老人们问起昔日粮商的后裔时，他们淡然地说，都走了。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形式向国营和集体所有制转变，东坝的山西粮商们无所依凭，于是踉跄地转身，离开了几代人谋生的老镇。不知他们迈上归途时，可曾回望过这片留居过的土地，可曾有所依恋？
　　
　　金铃祖狮
　　
　　


　　今天首都博物馆的历史展厅内，陈列着一对民间花会会档“狮子会”的道具“狮子头”。这对狮子头一青一黄，彪悍异常，每个都重约七八十斤，舞者没有出众的膂力是很难将其“驯服”的！它们便是昔日赫赫有名的东坝马房堡子北门“金铃祖狮”。拥有如此响亮的名号，来历自然不凡。传说，乾隆年间大学士刘墉来东坝监修公主坟，一次回去的路上碰到这档狮子会在表演，威武传神、活灵活现，大学士大为折服，回京后就禀告了皇帝。乾隆皇帝一听，来了兴致，下旨京师有名的各堂狮子进宫表演。诸路狮子各展风采，都显出了真功夫。等东坝的狮子会出场，硕大的狮头，造型雄伟、凶猛，尤其是脖子上系着的八颗碗大铜铃，响起来震天动地，舞动起来更是精神抖擞、粗犷有力，通过打滚、钻穴、登山和下山等一系列动作，把狮子活泼的神态和善于嬉戏的性情表演得淋漓尽致，其他狮子会难以望其项背。于是，乾隆皇帝便下令，封东坝北门的狮子为“金铃祖狮”，意为各路狮子之首。自此以后，它出动时，在场的各路狮子都要闭目颔首，匍匐在地，为其让路。
　　随着时代的变迁，民间花会作为北京旧时最普遍的娱乐形式之一，已经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年轻人脱离了土地，外出做工，生活与工作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利用农闲“闹玩意儿”已经不太符合现实，就算有了闲暇时间，也有太多的新鲜娱乐方式可以取代。东坝昔日繁荣的“八大会”渐渐为普通民众所遗忘，金铃祖狮也褪去了往日的荣光，沉睡在博物馆的一角。
　　
　　光阴荏苒，如今的东坝镇随着北京城区的扩展，更多地带有了城乡结合部的特征。各方进京淘金的群体在东坝落了脚，镇子里的居民也有了固定的房租收入，得以安稳度日。随着时代一次次无情的冲刷，当地的旧物已经所剩无几了，昔日数十座寺庙仅有白衣庵、板桥双关帝庙还存在，老宅子也都翻修成了现代样式，或加盖了临时门脸房，你只是会偶尔在檐头檩下瞥出一丝旧时的味道。
　　在老街西头的职业技术学校门前，却还立着一对石狮子。石狮威风凛凛地耸立在那里，很有些古风，圆睁的双眼炯炯有神，像是在审看着世事的沧桑变迁。可惜的是，石狮子不知何时被人涂上了一层红漆，在有些部位漆已经渗入了石质内部，对文物造成了很大损害。关于这对石狮的来历，众说纷纭，一说它是明普惠生祠的石狮，一说它是葬于此地的清乾隆皇帝三女儿固伦和敬公主墓前的狮子。它究竟属于何时，还有待考证。不过，我却以为，石狮的留存倒像是一种冥冥中的感应，从中可以窥见那似曾相识的身影！
　　（题图：坝河今貌）
　　————————————————
　　作者单位：北京民俗博物馆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