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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6年1月16日，我奶奶一百岁生日，乡亲们有百多人前来为奶奶庆生、祝福。这是她一生中最隆重的、也是最后一次的庆生。在此之前，我曾在奶奶病榻前特地为她写生了一尊头像。生日这天，奶奶坐轮椅上，铜像和鲜花摆在旁边，她虽然言语不多，但精神却格外地好，眼睛里含着泪、一直在笑。乡里乡亲们纷纷和奶奶合影留念，这完全是对善良、勤俭、仁爱和笃定的奶奶一生的敬意。
我奶奶十六岁就嫁到“土楼陈”爷爷家，不久后，爷爷就去了印尼做苦力，挣了些钱后便马上回到“土楼陈”为奶奶盖了一间简陋的土墙小楼。接着很快就又返回了印尼。几年后，日本开始侵略印尼和中国，导致爷爷和奶奶的音信至此完全中断。
奶奶和爷爷短暂的婚姻生活并没有生育子女，在奶奶二十一岁的时候，她看到一个妇女因为太穷而在井边卖孩子，便收养了这个即将被卖的未满月女婴。之后，相依为命的母女俩在困窘的生活中度日如年，极其盼望能和爷爷团圆。十几年后，中印（印尼）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奶奶却得知爷爷在印尼已经再婚并育有几个子女，但她仍日夜企盼—这一盼，就是八十三年！奶奶虽终生未改嫁，但至死也没能再见上爷爷一面。
在这其间，奶奶为了生计，曾带着养女离开土楼陈到厦门大学的一个教授家做保姆，一做就是八年。听奶奶说，教授在生活开销上虽然吝啬，但学富五车的他对知识却毫不吝啬，在家里经常用闽南语讲故事，这位教授对奶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在我们小时候，奶奶就常念一些三字经里的名句给我们听。正是她朴实且积极的教诲，使得我们兄弟姐妹获得了更好的成长基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奶奶和养女又回到了土楼陈—这养女便是我的母亲。当时同是土楼陈宗亲的父亲的家庭有地主成份，解放那年，父亲正在厦门集美中学读高三，突然家道中落，四分五裂。自小非常喜欢书法和绘画的父亲只好回到土楼陈务农，由于出自富家、不事农活，又背负坏成份，父亲四处遭人歧视和排斥，甚至到了三十岁还娶不到老婆。而奶奶却看上父亲有文化、有特长，并且仪表堂堂，即便是家庭成份不好，奶奶也相信他在来日一定有出路，所以，在奶奶再三牵线下，便促成了母亲和父亲的这门亲事。
由于父亲是地主家庭，在那个时代如果母亲嫁入此门必然难以翻身，所以，父亲后来只好入赘到贫农成份的母亲家。在那个越穷越光荣的时代背景下，这缓解了父亲家庭成份的压力。就这样，我外婆成了我奶奶，虽然她与我父亲母亲都沒有一点血缘关系，但我们的亲情却包含甚至超越了血缘关系。
小时候，母亲迫于生计，白日里几乎天天在生产队里劳动，奶奶就不得不在家全心全意照顾我们这些孩子了。记得奶奶时常教诲我们：做人要有胸怀、懂感恩—奶奶穷尽了一生全部的精力和爱，呵护着我们这个家，而她面对自己不幸的婚姻不但没有退缩，反倒把全部的爱和寄托都转移到了我们这些子孙身上。
奶奶在村里算是懂事理、明是非，又乐善好施的妇人代表。年轻时，她曾自学研制治疗皮肤病的土草药方，对村里人，她也是有求必应却不求回报。因为在厦门的经历，她还懂得一些接生和婚丧嫁娶的风俗，所以，村里一有什么红白喜事，她总是热心帮着张罗。奶奶不忘在她受尽苦难的一生中，得到过很多宗亲和家人的帮助，所以，她就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回报他们。
奶奶不懂我做的什么当代艺术，只知道我做雕塑就一定能做佛像。在我为奶奶写生头像时，她握着我的手，非常认真地对我说：“文令啊！我时日没多久了，我更希望你在我过世后，能为咱姓陈的家庙捐赠一尊你亲自做的关公骑马像，也算是用我们家的礼数来报答乡亲们了！”。这里需要退一步解释一下，我们陈氏家庙中自古就供奉着一尊木雕的关帝公骑马像，奶奶坎坷的人生经历，使她非常信奉关公的忠义与诚信。
2 01 6年5月1 5日，我奶奶走完了她一百年酸甜苦辣的一生。出殡那天，村里突降大雨，近千名村民冒着大雨为我奶奶送葬，宗亲们更是少见自发地选了八个人为奶奶抬灵柩，更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爷爷在印尼的两个儿子也闻讯赶来奔丧。记得他俩当时披麻带孝，痛哭流涕地说爷爷对不起奶奶一生的情义和忠诚……这样的葬礼，在村里算是第一次，也是奶奶一生德行的最好印证；这一场感天动地的葬礼，给了我前所未有的触动，我也明白了奶奶和乡亲们在我心中无可比拟的份量。同年7月，我开始着手创作关公像小稿，经过半年反复推敲，在10月底终于把大泥稿雕塑完成，并于年前铸成了铜像。所有宗亲聚会选定在20 1 7年的2月9日，为关公像举行揭幕开光仪式。我相信，这尊铜质关公像一定能够千百年地矗立在陈氏家庙的门口，奶奶也一定会在天堂里安静地看着我遵她叮嘱所塑造的关公像—这是我回报百岁的奶奶和这个离开了三十三年的故乡的一点恩情。
其实，奶奶生前的这一句嘱托，也激起了我极大的热情去重温传统的宗教雕塑语言。为了有别于成千上万的关公骑马像，我让标志性的“小红人”悠然地坐在关公的后边，我想，这个小红人不就是我、不就是家乡土地上那千千万万的宗亲子孙之生命的象征吗？或许，这就是我们陈氏家庙世世代代信奉关公忠义千秋的理由！
陈文令
2 017年正月初四
于北京
我奶奶十六岁就嫁到“土楼陈”爷爷家，不久后，爷爷就去了印尼做苦力，挣了些钱后便马上回到“土楼陈”为奶奶盖了一间简陋的土墙小楼。接着很快就又返回了印尼。几年后，日本开始侵略印尼和中国，导致爷爷和奶奶的音信至此完全中断。
奶奶和爷爷短暂的婚姻生活并没有生育子女，在奶奶二十一岁的时候，她看到一个妇女因为太穷而在井边卖孩子，便收养了这个即将被卖的未满月女婴。之后，相依为命的母女俩在困窘的生活中度日如年，极其盼望能和爷爷团圆。十几年后，中印（印尼）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奶奶却得知爷爷在印尼已经再婚并育有几个子女，但她仍日夜企盼—这一盼，就是八十三年！奶奶虽终生未改嫁，但至死也没能再见上爷爷一面。
在这其间，奶奶为了生计，曾带着养女离开土楼陈到厦门大学的一个教授家做保姆，一做就是八年。听奶奶说，教授在生活开销上虽然吝啬，但学富五车的他对知识却毫不吝啬，在家里经常用闽南语讲故事，这位教授对奶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在我们小时候，奶奶就常念一些三字经里的名句给我们听。正是她朴实且积极的教诲，使得我们兄弟姐妹获得了更好的成长基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奶奶和养女又回到了土楼陈—这养女便是我的母亲。当时同是土楼陈宗亲的父亲的家庭有地主成份，解放那年，父亲正在厦门集美中学读高三，突然家道中落，四分五裂。自小非常喜欢书法和绘画的父亲只好回到土楼陈务农，由于出自富家、不事农活，又背负坏成份，父亲四处遭人歧视和排斥，甚至到了三十岁还娶不到老婆。而奶奶却看上父亲有文化、有特长，并且仪表堂堂，即便是家庭成份不好，奶奶也相信他在来日一定有出路，所以，在奶奶再三牵线下，便促成了母亲和父亲的这门亲事。
由于父亲是地主家庭，在那个时代如果母亲嫁入此门必然难以翻身，所以，父亲后来只好入赘到贫农成份的母亲家。在那个越穷越光荣的时代背景下，这缓解了父亲家庭成份的压力。就这样，我外婆成了我奶奶，虽然她与我父亲母亲都沒有一点血缘关系，但我们的亲情却包含甚至超越了血缘关系。
小时候，母亲迫于生计，白日里几乎天天在生产队里劳动，奶奶就不得不在家全心全意照顾我们这些孩子了。记得奶奶时常教诲我们：做人要有胸怀、懂感恩—奶奶穷尽了一生全部的精力和爱，呵护着我们这个家，而她面对自己不幸的婚姻不但没有退缩，反倒把全部的爱和寄托都转移到了我们这些子孙身上。
奶奶在村里算是懂事理、明是非，又乐善好施的妇人代表。年轻时，她曾自学研制治疗皮肤病的土草药方，对村里人，她也是有求必应却不求回报。因为在厦门的经历，她还懂得一些接生和婚丧嫁娶的风俗，所以，村里一有什么红白喜事，她总是热心帮着张罗。奶奶不忘在她受尽苦难的一生中，得到过很多宗亲和家人的帮助，所以，她就用这种最朴素的方式回报他们。
奶奶不懂我做的什么当代艺术，只知道我做雕塑就一定能做佛像。在我为奶奶写生头像时，她握着我的手，非常认真地对我说：“文令啊！我时日没多久了，我更希望你在我过世后，能为咱姓陈的家庙捐赠一尊你亲自做的关公骑马像，也算是用我们家的礼数来报答乡亲们了！”。这里需要退一步解释一下，我们陈氏家庙中自古就供奉着一尊木雕的关帝公骑马像，奶奶坎坷的人生经历，使她非常信奉关公的忠义与诚信。
2 01 6年5月1 5日，我奶奶走完了她一百年酸甜苦辣的一生。出殡那天，村里突降大雨，近千名村民冒着大雨为我奶奶送葬，宗亲们更是少见自发地选了八个人为奶奶抬灵柩，更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爷爷在印尼的两个儿子也闻讯赶来奔丧。记得他俩当时披麻带孝，痛哭流涕地说爷爷对不起奶奶一生的情义和忠诚……这样的葬礼，在村里算是第一次，也是奶奶一生德行的最好印证；这一场感天动地的葬礼，给了我前所未有的触动，我也明白了奶奶和乡亲们在我心中无可比拟的份量。同年7月，我开始着手创作关公像小稿，经过半年反复推敲，在10月底终于把大泥稿雕塑完成，并于年前铸成了铜像。所有宗亲聚会选定在20 1 7年的2月9日，为关公像举行揭幕开光仪式。我相信，这尊铜质关公像一定能够千百年地矗立在陈氏家庙的门口，奶奶也一定会在天堂里安静地看着我遵她叮嘱所塑造的关公像—这是我回报百岁的奶奶和这个离开了三十三年的故乡的一点恩情。
其实，奶奶生前的这一句嘱托，也激起了我极大的热情去重温传统的宗教雕塑语言。为了有别于成千上万的关公骑马像，我让标志性的“小红人”悠然地坐在关公的后边，我想，这个小红人不就是我、不就是家乡土地上那千千万万的宗亲子孙之生命的象征吗？或许，这就是我们陈氏家庙世世代代信奉关公忠义千秋的理由！
陈文令
2 017年正月初四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