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伴随着数字化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数据呈现爆发式增长趋势和多元化应用价值.数据作为新型资产,应以何种方式纳入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从而在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中客观、科学地体现数据资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亟待突破的时代难题.本文基于国民经济核算研究范式,结合理论研究及实地调研,提出描述数据生产过程的“数据价值链”,以明确“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概念及生产属性,并结合数据的特征,提出数据资产的概念,进一步基于数据支出资本化核算的基本分类,探索数据资产价值的测度方法和基
【机 构】
: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统计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伴随着数字化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数据呈现爆发式增长趋势和多元化应用价值.数据作为新型资产,应以何种方式纳入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从而在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中客观、科学地体现数据资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亟待突破的时代难题.本文基于国民经济核算研究范式,结合理论研究及实地调研,提出描述数据生产过程的“数据价值链”,以明确“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概念及生产属性,并结合数据的特征,提出数据资产的概念,进一步基于数据支出资本化核算的基本分类,探索数据资产价值的测度方法和基础统计资料来源.本文试图为中国数据资产统计与核算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支撑,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统计标准和调查方法创新做出贡献.
其他文献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简称信息技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作用突显,探索信息技术在产业结构优化中的影响路径,将成为我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推动力.本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3-2017年的数据,首先测算了省际信息技术的生产性资本存量;其后,以鲍莫尔效应的发生机制为切入口,建立动态面板数据GMM模型,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揭示信息技术对产业结构的优化路径.结果 发现:(1)总体上,信息技术对各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有明显的投资优化效应,但这种投资效应具有分位异质性,如果信息技术的资本规模基数过低,就不
本文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高层管理者性别结构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发现女性董监高比例总体上提升了企业市场价值,但具体到各部门则只有女性高管与监事存在正向作用,而女性董事则存在负向影响.通过替代变量分析与工具变量回归,本文发现女性高管的正向作用最为稳健,女性董事次之,而女性监事的作用并不稳健.在对管理层相互作用的进一步分析中,本文发现企业并不存在“蜂后综合征”,且当CEO和董事长同为女性时还会显著提升企业市场价值.此外,当董事长为女性时,较高的女性董事比例有利于提升企业市场价值;而当CEO为女性时
在以创新能力为重要目标的团队中,动机和行为对团队绩效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基于社会分类-信息加工模型,探究了互动动机多样性如何影响团队反思和团队相似度感知,以及二者又如何影响团队绩效.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了58个团队的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对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App设计团队中,互动动机多样性与团队反思和团队相似度感知负相关,团队反思有利于提升团队创造力和团队满意度,团队相似度感知有利于促进团队满意度,然而其对团队创造力的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揭示了互动动机多样性在团队中发挥的消极作用,探明了不
当前组织道德的管理价值备受关注,领导者作为道德榜样发挥对部属的道德影响力被人们寄予厚望.本文基于趋避动机理论框架,按照从环境刺激到自我认同的演进逻辑,探讨领导者道德影响力下行效应的阻抑机制.本文认为,物理阻抑、社会阻抑和认知阻抑是约束领导者道德榜样示范作用的主要障碍,并共同造成领导者道德影响力下行的“漏斗效应”.针对三大阻抑机制,本文构建一个领导者道德影响力下行效应的综合作用模型,并在最后讨论理论意义、管理启示和未来研究方向.
组织管理是企业构成的基本框架,组织管理模式的选择决定了企业能否有效运行.本文创新性地从定量角度研究组织管理模式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将公司治理作为组织管理模式的代理变量,以沪深A股2000-2019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高管激励三个维度进行探究.结果 表明,过高的股权集中度会损害企业成长,但是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所占比例、高管薪酬激励及高管持股均能显著促进企业成长.进一步地,能源企业因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及企业组织管理模式的特殊性,文章将沪深A股上市的121家能源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个体对美好生活追求与企业实践需要,使工作与家庭平衡问题成为当下理论研究的热点.然而,现有研究并未系统揭示自我牺牲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家庭平衡影响的作用机制.基于此,本研究以工作-家庭平衡理论为基础,试图构建自我牺牲型领导、基于领导的自尊、工作-家庭增益和工作-家庭平衡之间的链式完全中介模型,以及检验员工集体主义倾向的调节作用.通过对231名员工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自我牺牲型领导对员工工作-家庭平衡具有显著的间接积极作用;基于领导的自尊与工作-家庭增益在二者之间发挥着链式完全中介作用;集体
本文从静态和动态的双重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家电行业内不同企业规模与规模变化对竞争复杂性的三个维度(行动多样性、行动变化性和行动新奇性)的影响差异,以及这些行动特点是如何进一步影响市场绩效的.结果 显示,企业规模以及规模变化对行动多样性、行动变化和行动新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行动多样性、行动变化和行动新奇对市场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本文既丰富了动态竞争领域的研究成果,又对中国家电行业内不同规模的企业如何选择合适的竞争策略组合,以及当自身规模发生变化时家电企业应该如何参与竞争等方面具有借鉴意义.
领导在员工实施非伦理行为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领导“作为”下的领导行为对员工非伦理行为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却忽视了领导“不作为”在其间的潜在影响.基于压力源-情绪理论,以领导奖励缺失这种领导“不作为”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为切入点,本研究重新审视了员工非伦理行为.基于245份有效调查问卷数据,本研究发现:领导奖励缺失不仅对员工非伦理行为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它还通过情绪耗竭的部分中介作用间接导致了员工非伦理行为.进一步纳入主动性人格这种人格特质的情境作用后发现:主动性人格不仅将削弱领导奖励缺失
如何推动员工工作主动性行为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科学管理问题.相互投资型雇佣关系作为和谐有效的雇佣关系模式能够得到员工积极回应.本研究通过432份调查问卷,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实证研究相互投资型雇佣关系对工作主动性行为的作用机制,并探究心理安全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和组织信任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相互投资型雇佣关系对工作主动性行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心理安全在相互投资型雇佣关系和工作主动性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组织信任对心理安全与工作主动性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本研究丰富了雇佣模式对员工行为的影响研究,拓
社会认同理论提出团队成员的身份主张对其认知和行为模式有深远影响.基于此,团队冲突的根源可能不是简单地因为成员的观点不同,而是因为在深层次上他们拥有不同的社会身份.然而,以往研究并未对创业团队成员身份的异质性如何影响团队冲突给出明确解答.本研究通过对四个创业团队的多案例分析,刻画了身份异质的创业团队的互动过程.研究发现,团队成员身份异质性会诱发团队内形成断裂带,并依据子团队相对规模可以划分为平衡型和非平衡型断裂带.其中平衡型断裂带使创业团队容易产生合作式冲突,提高了团队成员间的凝聚力,从而降低了团队成员的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