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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彩纷呈的非行用品辽钱中，铜多银少，金者罕见。面为“应历通宝”钱文，背高浮雕全龙图纹的金钱，在辽钱中尚属首见。
“应历通宝”金钱，外径22毫米，厚2.1毫米，其中浮雕高1毫米，重量4.2克。钱面规制，轮廓周正，字廓高挺，字口深峻。钱文隶书，右旋读，辽风彰显，时代气息十足。钱背是在凸出的台面上，按顺时针方向，分层减地高浮雕一条头小、体健、四爪奋进的写真全龙图纹。龙形鹿头蟒尾，盘旋蜷曲，分层叠压，首尾相邻。龙头向东，双唇前伸，鼻微翘，嘴稍合，长目圆睁，短耳后立，高角分叉。龙发飘拂，鬣毛下垂，细颈凌空，凸胸昂立。背鳍稀朗，龙鳞清晰，硕壮龙尾无鳍蜷曲。四腿强健，肘毛逶迤，掌厚爪利，微曲着地。龙头、龙鬣和一支龙爪，分别位于内廓上、右、下三面，左侧及外缘均减地，充分显示出了浮雕的高度及栩栩如生龙纹的灵动形象。
中华民族自诩为龙的传人，对龙有无比深厚的感情，秦汉时期，龙被赋予“帝德”和“天威”的形象，在“君权神授”、“真龙天子”宗法观念影响下，龙纹往往与“神”、“天”、“天子”等概念呼应。契丹族深受汉文化影响，很早便形成了对龙的尊敬和崇拜观念，将龙的形象视为国家皇权和皇帝的象征。远在契丹族建国之前，其始祖奇首可汗就称居所之地为“龙庭”，后改称为“龙化州”。天显元年（926年），辽太祖平渤海还，至此（渤海扶余府）崩，有黄龙见。于是，以扶余府为“龙州，黄龙府。”在辽代的贵族墓葬中，龙纹图形也不断发现。死于公元912年的辽太祖唯一女儿质古，既是公主又是萨满，在其通辽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的墓葬出土的一个银盒上面，就用金子雕刻着一条团龙。辽宁省法库县西南小镇叶茂台，辽后族萧氏7号墓出土了“刻金山龙纹衾残块”。建平县张家营子乡沁图鲁村辽贵族墓有“二龙戏珠鎏金银冠”出土。不仅如此，从辽铜器等器物上，龙纹图案也层出不穷。
将高浮的龙纹雕于方孔圆形金钱上，无论是辽钱还是中国古钱都极鲜见。自西汉的金“五铢”之后，历代多有金钱的典籍记载。南北朝的《南史·吕僧珍传》载：“僧珍生子，季雅往其贺，署面曰：钱一千。阍人少之，弗为通。僧珍疑其故，亲自发，乃金钱也。”《隋书·杨素传》：“拜素子玄奖为仪同，加以银瓶，实行金钱。”《旧唐书·玄宗纪》：先天二年（713年），唐玄宗在承天门“令左右于楼下撒金钱，徐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官及诸司三品以上官争拾之。”这些钱多是仿照当时流通钱的形制铸造，其特征是面钱文背素。而“应历通宝”不仅背有高浮雕龙纹，而且浮雕高度将近占钱体总厚度的一半，是目前已见金钱中前所未有的。同时，该钱比北宋“淳化元宝”背佛像金钱铸制的时间要早30多年。
“应历”是辽穆宗耶律的年号。耶律为太宗长子，封寿安王，本应父死子继皇帝位。由于述律平皇太后争权，之后又与东丹王（太祖长子）耶律倍之子永康王达成“横渡之约”，皇帝位终由永康王耶律阮继承，史为辽世宗。公元951年，契丹贵族明王之子割查叛乱，将世宗及当朝重臣全部杀死。耶律乘机出兵平定了叛乱，才即位称帝，改元“应历”。经历了祖孙争权、此消彼长的贵族叛乱，年轻气盛的辽穆宗，脾气暴躁，酷刑杀人，畋猎无厌，酗酒成性。应历十八年（968年）元宵节，穆宗在上京观灯，“以银百两市酒”，“命群臣亦市酒，纵饮三夕”。然而，残暴杀戮和借酒浇愁，并没有给穆宗带来内心的平静。在那个标榜“仁者之君”、“德治天下”的时代，穆宗需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向天下昭示自己的皇权和正统，帝德和天威，于是便铸制高浮雕龙纹“应历通宝”金钱，既用于祭祀，又彰显自己“真龙天子”的形象。
细观金钱的精细龙纹，是整体浇铸后，对龙纹进行精雕细琢修整，然后抛光而成。其未入土前的美轮美奂，充分体现了辽早期金器制作的高超技艺及水平。据史载，自耶律阿保机时起，就俘掠各族手工匠人至辽地。辽上京有金银作坊，用掳来的汉人工匠制作精品。这枚“应历通宝”金钱，应是在此制作。
此钱出自内蒙赤峰地区。初时满腹朱砂红和翠绿垢，放在镜下仅微露数点金色，见者均定为鎏金币，并以此价出让。后经清除浮垢，始知是金钱。该钱轮廓及文字制作，具有早期辽钱面深而精的特征。钱文古朴自然，一气呵成，“历”字借内廓线，与行用钱完全相同。背高浮雕全龙图纹毫发显现，前所未见，唯此仅有。因此，虽无谱录记载，但据此而定为真品应无大错。该钱能有幸遗存下来，为研究辽早期的社会、经济、文化，尤其是钱币文化，铸币工艺，辽龙造型，金器制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责编：丁丑）
“应历通宝”金钱，外径22毫米，厚2.1毫米，其中浮雕高1毫米，重量4.2克。钱面规制，轮廓周正，字廓高挺，字口深峻。钱文隶书，右旋读，辽风彰显，时代气息十足。钱背是在凸出的台面上，按顺时针方向，分层减地高浮雕一条头小、体健、四爪奋进的写真全龙图纹。龙形鹿头蟒尾，盘旋蜷曲，分层叠压，首尾相邻。龙头向东，双唇前伸，鼻微翘，嘴稍合，长目圆睁，短耳后立，高角分叉。龙发飘拂，鬣毛下垂，细颈凌空，凸胸昂立。背鳍稀朗，龙鳞清晰，硕壮龙尾无鳍蜷曲。四腿强健，肘毛逶迤，掌厚爪利，微曲着地。龙头、龙鬣和一支龙爪，分别位于内廓上、右、下三面，左侧及外缘均减地，充分显示出了浮雕的高度及栩栩如生龙纹的灵动形象。
中华民族自诩为龙的传人，对龙有无比深厚的感情，秦汉时期，龙被赋予“帝德”和“天威”的形象，在“君权神授”、“真龙天子”宗法观念影响下，龙纹往往与“神”、“天”、“天子”等概念呼应。契丹族深受汉文化影响，很早便形成了对龙的尊敬和崇拜观念，将龙的形象视为国家皇权和皇帝的象征。远在契丹族建国之前，其始祖奇首可汗就称居所之地为“龙庭”，后改称为“龙化州”。天显元年（926年），辽太祖平渤海还，至此（渤海扶余府）崩，有黄龙见。于是，以扶余府为“龙州，黄龙府。”在辽代的贵族墓葬中，龙纹图形也不断发现。死于公元912年的辽太祖唯一女儿质古，既是公主又是萨满，在其通辽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的墓葬出土的一个银盒上面，就用金子雕刻着一条团龙。辽宁省法库县西南小镇叶茂台，辽后族萧氏7号墓出土了“刻金山龙纹衾残块”。建平县张家营子乡沁图鲁村辽贵族墓有“二龙戏珠鎏金银冠”出土。不仅如此，从辽铜器等器物上，龙纹图案也层出不穷。
将高浮的龙纹雕于方孔圆形金钱上，无论是辽钱还是中国古钱都极鲜见。自西汉的金“五铢”之后，历代多有金钱的典籍记载。南北朝的《南史·吕僧珍传》载：“僧珍生子，季雅往其贺，署面曰：钱一千。阍人少之，弗为通。僧珍疑其故，亲自发，乃金钱也。”《隋书·杨素传》：“拜素子玄奖为仪同，加以银瓶，实行金钱。”《旧唐书·玄宗纪》：先天二年（713年），唐玄宗在承天门“令左右于楼下撒金钱，徐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官及诸司三品以上官争拾之。”这些钱多是仿照当时流通钱的形制铸造，其特征是面钱文背素。而“应历通宝”不仅背有高浮雕龙纹，而且浮雕高度将近占钱体总厚度的一半，是目前已见金钱中前所未有的。同时，该钱比北宋“淳化元宝”背佛像金钱铸制的时间要早30多年。
“应历”是辽穆宗耶律的年号。耶律为太宗长子，封寿安王，本应父死子继皇帝位。由于述律平皇太后争权，之后又与东丹王（太祖长子）耶律倍之子永康王达成“横渡之约”，皇帝位终由永康王耶律阮继承，史为辽世宗。公元951年，契丹贵族明王之子割查叛乱，将世宗及当朝重臣全部杀死。耶律乘机出兵平定了叛乱，才即位称帝，改元“应历”。经历了祖孙争权、此消彼长的贵族叛乱，年轻气盛的辽穆宗，脾气暴躁，酷刑杀人，畋猎无厌，酗酒成性。应历十八年（968年）元宵节，穆宗在上京观灯，“以银百两市酒”，“命群臣亦市酒，纵饮三夕”。然而，残暴杀戮和借酒浇愁，并没有给穆宗带来内心的平静。在那个标榜“仁者之君”、“德治天下”的时代，穆宗需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向天下昭示自己的皇权和正统，帝德和天威，于是便铸制高浮雕龙纹“应历通宝”金钱，既用于祭祀，又彰显自己“真龙天子”的形象。
细观金钱的精细龙纹，是整体浇铸后，对龙纹进行精雕细琢修整，然后抛光而成。其未入土前的美轮美奂，充分体现了辽早期金器制作的高超技艺及水平。据史载，自耶律阿保机时起，就俘掠各族手工匠人至辽地。辽上京有金银作坊，用掳来的汉人工匠制作精品。这枚“应历通宝”金钱，应是在此制作。
此钱出自内蒙赤峰地区。初时满腹朱砂红和翠绿垢，放在镜下仅微露数点金色，见者均定为鎏金币，并以此价出让。后经清除浮垢，始知是金钱。该钱轮廓及文字制作，具有早期辽钱面深而精的特征。钱文古朴自然，一气呵成，“历”字借内廓线，与行用钱完全相同。背高浮雕全龙图纹毫发显现，前所未见，唯此仅有。因此，虽无谱录记载，但据此而定为真品应无大错。该钱能有幸遗存下来，为研究辽早期的社会、经济、文化，尤其是钱币文化，铸币工艺，辽龙造型，金器制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责编：丁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