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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大规模移民已成为世界日渐走向全球化的显著表征，由此不仅造成全球人口结构的重新组合，而且带来诸多新生的文化现象，散居族裔（diaspora）便是其中的显例。“散居族裔”原本是特指概念，指被迫流亡海外并分散寄居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犹太族群。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席卷，散居族裔已成为泛化的当代文化概念，指离开母国而寄居他国的少数族群，而在后殖民主义研究视阈中尤其指向寄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三世界移民群体。
时至今日，“地球村”的人类设想正在逐步实现，族裔散居趋势仍在加剧，规模仍在扩大，频率仍在加速。作为迁徙的文化主体，在失去了身份认同的确定性、中心性和普遍性后，散居族裔何以摆脱无根状态实现自我主体的身份认同？霍尔指出，认同更多的是有关“我们会成为谁”的问题，而不是“我们是谁”或“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显而易见，从“我们是谁”的本体性追问到“我们会成为谁”的策略性选择，身份认同开始走出传统本质主义的迷障，身份不再是一种现成的文化标志，认同也不再仅仅是静态的、不变的、被动的身份体认，而是动态的、历史的、主动的自觉建构行为，因而身份成为始终都无法完成的并行走在路途中的“寻根”过程。斯皮瓦克则更进一步，提出了“策略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的身份认同概念。她认为，本质主义是个陷阱，因而我们要反对本质主义话语。但是策略上我们不能够这样做，我们必须策略性地运用本质主义。［1］（P11）换句话说，文化身份并不是某种本质主义的实体，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恒常的文化身份，毋宁说身份是主体内部的持续“生产”行为，而动力则源自于文化政治需要的策略性选择。当我们使用“华裔”、“女性”、“中产阶级”、“东方人”等本质主义全称概念时，并非有意忽略全称判断下的差异政治，而是基于某种政治利益，旨在参照某种“相似性和连续性”（霍尔）寻求特定主体的身份认同以达成抗争的联合共同体。因此，“策略本质主义”具有鲜明的暂时性、变通性、虚构性特征，归根结底是一种参照性的权宜之计，而这恰是散居族裔身份建构的有效途径。
第一，以寄居国文化主流为参照，通过少数化策略争得话语权。散居族裔在经历了文化迁徙之后，流散和寄居的生存现实使之面临着被拒斥和压迫的尴尬体验，这种尴尬来自于寄居国主流社会和上层文化的双重挤压。“散居”一方面意味着主流社会的排斥和抗拒，导致在横向结构中成为远离中心的边缘群体，另一方面还意味着上层文化的挤兑和压迫，使散居族裔成为纵向结构中销声匿迹的下层和大众。这种双重向度的挤压皆源于散居族裔的“他者”身份，只享有部分公民资格的他们始终身处一种夹缝之中。在既定总体格局中，要想争得一席之地并顺利获得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少数族化”(minoritization)恰是散居族裔在多重挤压之下成功摆脱下层与边缘文化身份并以独立身份与主流文化抗争的最佳途径。正如霍米·巴巴所言，少数族的力量被设想成为一种阐明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样也是“面向世界”的信息形成过程，代表着他们集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少数族“信息”的责任……“并不在于向他者的奇观开放或者承认他者，而在于成为他/她的一种责任”［2］。也就是说，少数族化某种程度上是对寄居国总体文化结构的妥协和认同，通过“打包”行为使散居的少数族裔在其中获得合法身份，进而能够表达立场、意愿和诉求。汤婷婷、任碧莲等当代美国华裔作家以高度自觉的少数族化策略进行文化抒写和身份建构，在积极融入美国总体文化格局的同时将华裔民族记忆和文化经验作为特殊的文化象征资本，为他们向主流文化的“他者”开放和对话获得筹码，更为根本的是，通过自觉的少数族化策略他们成就了自身独立的文化身份建构，祛除了他们对社会主流的依附性，从而拥有属于自身的话语权和话语特色，摆脱了过去藤与树的关系，并能够以独立的文化身份与主流达成多元共生的新格局。
第二，以母国文化经验为参照，通过精英化策略获得批判力。在经历时空迁徙之后，母国文化经验渐进转变为一种意象化的文化记忆，始终深藏在主体意识甚至潜意识之中而无法轻易抹去。这使之能够坚守差异政治，以寄居国主流文化为参照获得自己的“少数族”身份立场，并为此少数人身份提供文化基因的历史本源。但同时母国文化记忆作为隐性的文化背景和原生的文化基因，也使他们面临着母国文化记忆与异域文化语境的冲突和龃龉，此时作为传统根基的母国文化则成为散居族裔顺利融入异域文化整体结构的障碍。这样的例子在散居族裔的文学叙事和文化书写中屡见不鲜，如何化解内心矛盾和挣扎并成功实现从母国文化记忆中“反身”以获得反思性批判力往往成为作者努力表达和践行的文化主旨，精英化的策略选择成为他们的通行路径。以此来观照当代美国华裔作家，我们就会发现散居族裔具有着双重向度的精英化策略选择：一方面，背负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印记，他们在寄居国中心地带以“少数族”身份进行自我命名，极力充当华族世界在寄居国的形象代言人，成为西方世界获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渠道和前沿触点。而在具有鲜明东方主义色彩的代言过程中，他们通过传统文化记忆进行原生态的直白书写，以西方视角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批判，并以此获得立足西方的重要筹码和资本。另一方面，当他们能够稳稳当当地驻足帝国文化中心时，他们又以精英化的姿态操持西方思想资源，以文化启蒙者的身份“反身”并切近母国文化，从一个深受母国文化浸染却又不沉溺其中的游离视角加以审视，开展带有启蒙色彩的文化检阅，实现对母国文化的西方化批判。正如萨义德所言，“我要帮助建立巴勒斯坦国，是为了能对它进行批判”［3］（P211）。在汤婷婷、谭恩美、任碧莲等当代美国华裔作家的文学叙事中，或是依据现代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裹脚、纳妾等极端的陋习鄙俗大加挞伐，或是通过对传统文化形式进行改写、位移并重新注入西方话语和思想资源，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杂糅并举的现代性与西方化路径已然成为散居族裔获得批判力的精英化策略选择。
第三，以散居族裔文化共同体为参照，通过个体化策略彰显主体性。“策略”意味着不是永久的、恒常的，而是针对具体情境的、暂时性的，我们不能把为了达到文化政治目的而采取的策略本质主义全称判断视为一个不可分、无差异的整体。因此，斯皮瓦克不断提醒人们，不要对政治斗争的口号或者是形成斗争群体的标签过于迷恋。换句话说，出于文化政治抵抗的需要所作出的策略选择，或许意味着某种共同的利益诉求抑或是某一“微观联盟”共同体的标志，但决不能忽视和掩盖表面一致性背后隐藏着的深层内部差异、冲突甚至是压迫。就散居族裔而言，我们一般依据地缘、民族、种族等某一特定维度的差异形成特定的二元对立项，散居族裔则成为游移于“第三空间”（霍尔）的特殊文化整体，而他们对母国文化渊源的意识、所属阶层、自身性别和代际的不同则或多或少被地缘性、民族性、种族性遮蔽了。事实上，即使是在同一时代来自于同一个民族的散居族裔，在同一寄居国由于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地位差别彼此诉求也表现出显著差异，何谈作为独立的每个个体“人”？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赵健秀、汤婷婷之间的“赵汤之争”足以说明华裔作为散居族群内部也存在着巨大分歧。以赵健秀等为首的华裔男性作家群成为弘扬“亚裔感性”的文化民族主义者，而被其扣上“数典忘祖的叛徒”大帽子的汤婷婷则与谭恩美、任碧莲等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纷纷标举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世界主义等反本质主义的文化立场向赵健秀等具有极端排他性的本质主义族裔观发起了挑战。从“赵汤之争”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同样归属于“华裔”指称，却因个体的文化立场、生活处境、社会理念的不同彰显出差异的主体性。因此，民族、家庭、性别、自我的认同共同体都只是想象的共同体，均显现出虚构、任意、暂时的策略性特征。但是，文化认同的差异政治也并不以走向虚无为终结，而是实实在在地立足于作为特定主体的“人”的历史本相和存在状况。
后殖民主义批评大师赛义德认为，主体身份并不是全然纯粹的，更不是单一的，不同身份之间会发生相互的影响和作用。如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其本人也并不是完全地只属于某一个世界——他既是来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是一个美国人，还是一名学者。［4］（P397）由此可见，策略本质主义使散居族裔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具备充分的灵活性、主动性和选择性，更加符合归属于“第三空间”的散居族裔“混杂性”主体的身份认同诉求。
参 考 文 献
［1］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he Post-colonial Critic：Interviews，Strategies，Dialogues［M］． New York
时至今日，“地球村”的人类设想正在逐步实现，族裔散居趋势仍在加剧，规模仍在扩大，频率仍在加速。作为迁徙的文化主体，在失去了身份认同的确定性、中心性和普遍性后，散居族裔何以摆脱无根状态实现自我主体的身份认同？霍尔指出，认同更多的是有关“我们会成为谁”的问题，而不是“我们是谁”或“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显而易见，从“我们是谁”的本体性追问到“我们会成为谁”的策略性选择，身份认同开始走出传统本质主义的迷障，身份不再是一种现成的文化标志，认同也不再仅仅是静态的、不变的、被动的身份体认，而是动态的、历史的、主动的自觉建构行为，因而身份成为始终都无法完成的并行走在路途中的“寻根”过程。斯皮瓦克则更进一步，提出了“策略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的身份认同概念。她认为，本质主义是个陷阱，因而我们要反对本质主义话语。但是策略上我们不能够这样做，我们必须策略性地运用本质主义。［1］（P11）换句话说，文化身份并不是某种本质主义的实体，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恒常的文化身份，毋宁说身份是主体内部的持续“生产”行为，而动力则源自于文化政治需要的策略性选择。当我们使用“华裔”、“女性”、“中产阶级”、“东方人”等本质主义全称概念时，并非有意忽略全称判断下的差异政治，而是基于某种政治利益，旨在参照某种“相似性和连续性”（霍尔）寻求特定主体的身份认同以达成抗争的联合共同体。因此，“策略本质主义”具有鲜明的暂时性、变通性、虚构性特征，归根结底是一种参照性的权宜之计，而这恰是散居族裔身份建构的有效途径。
第一，以寄居国文化主流为参照，通过少数化策略争得话语权。散居族裔在经历了文化迁徙之后，流散和寄居的生存现实使之面临着被拒斥和压迫的尴尬体验，这种尴尬来自于寄居国主流社会和上层文化的双重挤压。“散居”一方面意味着主流社会的排斥和抗拒，导致在横向结构中成为远离中心的边缘群体，另一方面还意味着上层文化的挤兑和压迫，使散居族裔成为纵向结构中销声匿迹的下层和大众。这种双重向度的挤压皆源于散居族裔的“他者”身份，只享有部分公民资格的他们始终身处一种夹缝之中。在既定总体格局中，要想争得一席之地并顺利获得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少数族化”(minoritization)恰是散居族裔在多重挤压之下成功摆脱下层与边缘文化身份并以独立身份与主流文化抗争的最佳途径。正如霍米·巴巴所言，少数族的力量被设想成为一种阐明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样也是“面向世界”的信息形成过程，代表着他们集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少数族“信息”的责任……“并不在于向他者的奇观开放或者承认他者，而在于成为他/她的一种责任”［2］。也就是说，少数族化某种程度上是对寄居国总体文化结构的妥协和认同，通过“打包”行为使散居的少数族裔在其中获得合法身份，进而能够表达立场、意愿和诉求。汤婷婷、任碧莲等当代美国华裔作家以高度自觉的少数族化策略进行文化抒写和身份建构，在积极融入美国总体文化格局的同时将华裔民族记忆和文化经验作为特殊的文化象征资本，为他们向主流文化的“他者”开放和对话获得筹码，更为根本的是，通过自觉的少数族化策略他们成就了自身独立的文化身份建构，祛除了他们对社会主流的依附性，从而拥有属于自身的话语权和话语特色，摆脱了过去藤与树的关系，并能够以独立的文化身份与主流达成多元共生的新格局。
第二，以母国文化经验为参照，通过精英化策略获得批判力。在经历时空迁徙之后，母国文化经验渐进转变为一种意象化的文化记忆，始终深藏在主体意识甚至潜意识之中而无法轻易抹去。这使之能够坚守差异政治，以寄居国主流文化为参照获得自己的“少数族”身份立场，并为此少数人身份提供文化基因的历史本源。但同时母国文化记忆作为隐性的文化背景和原生的文化基因，也使他们面临着母国文化记忆与异域文化语境的冲突和龃龉，此时作为传统根基的母国文化则成为散居族裔顺利融入异域文化整体结构的障碍。这样的例子在散居族裔的文学叙事和文化书写中屡见不鲜，如何化解内心矛盾和挣扎并成功实现从母国文化记忆中“反身”以获得反思性批判力往往成为作者努力表达和践行的文化主旨，精英化的策略选择成为他们的通行路径。以此来观照当代美国华裔作家，我们就会发现散居族裔具有着双重向度的精英化策略选择：一方面，背负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印记，他们在寄居国中心地带以“少数族”身份进行自我命名，极力充当华族世界在寄居国的形象代言人，成为西方世界获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渠道和前沿触点。而在具有鲜明东方主义色彩的代言过程中，他们通过传统文化记忆进行原生态的直白书写，以西方视角实现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批判，并以此获得立足西方的重要筹码和资本。另一方面，当他们能够稳稳当当地驻足帝国文化中心时，他们又以精英化的姿态操持西方思想资源，以文化启蒙者的身份“反身”并切近母国文化，从一个深受母国文化浸染却又不沉溺其中的游离视角加以审视，开展带有启蒙色彩的文化检阅，实现对母国文化的西方化批判。正如萨义德所言，“我要帮助建立巴勒斯坦国，是为了能对它进行批判”［3］（P211）。在汤婷婷、谭恩美、任碧莲等当代美国华裔作家的文学叙事中，或是依据现代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裹脚、纳妾等极端的陋习鄙俗大加挞伐，或是通过对传统文化形式进行改写、位移并重新注入西方话语和思想资源，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杂糅并举的现代性与西方化路径已然成为散居族裔获得批判力的精英化策略选择。
第三，以散居族裔文化共同体为参照，通过个体化策略彰显主体性。“策略”意味着不是永久的、恒常的，而是针对具体情境的、暂时性的，我们不能把为了达到文化政治目的而采取的策略本质主义全称判断视为一个不可分、无差异的整体。因此，斯皮瓦克不断提醒人们，不要对政治斗争的口号或者是形成斗争群体的标签过于迷恋。换句话说，出于文化政治抵抗的需要所作出的策略选择，或许意味着某种共同的利益诉求抑或是某一“微观联盟”共同体的标志，但决不能忽视和掩盖表面一致性背后隐藏着的深层内部差异、冲突甚至是压迫。就散居族裔而言，我们一般依据地缘、民族、种族等某一特定维度的差异形成特定的二元对立项，散居族裔则成为游移于“第三空间”（霍尔）的特殊文化整体，而他们对母国文化渊源的意识、所属阶层、自身性别和代际的不同则或多或少被地缘性、民族性、种族性遮蔽了。事实上，即使是在同一时代来自于同一个民族的散居族裔，在同一寄居国由于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地位差别彼此诉求也表现出显著差异，何谈作为独立的每个个体“人”？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赵健秀、汤婷婷之间的“赵汤之争”足以说明华裔作为散居族群内部也存在着巨大分歧。以赵健秀等为首的华裔男性作家群成为弘扬“亚裔感性”的文化民族主义者，而被其扣上“数典忘祖的叛徒”大帽子的汤婷婷则与谭恩美、任碧莲等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纷纷标举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世界主义等反本质主义的文化立场向赵健秀等具有极端排他性的本质主义族裔观发起了挑战。从“赵汤之争”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同样归属于“华裔”指称，却因个体的文化立场、生活处境、社会理念的不同彰显出差异的主体性。因此，民族、家庭、性别、自我的认同共同体都只是想象的共同体，均显现出虚构、任意、暂时的策略性特征。但是，文化认同的差异政治也并不以走向虚无为终结，而是实实在在地立足于作为特定主体的“人”的历史本相和存在状况。
后殖民主义批评大师赛义德认为，主体身份并不是全然纯粹的，更不是单一的，不同身份之间会发生相互的影响和作用。如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其本人也并不是完全地只属于某一个世界——他既是来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是一个美国人，还是一名学者。［4］（P397）由此可见，策略本质主义使散居族裔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具备充分的灵活性、主动性和选择性，更加符合归属于“第三空间”的散居族裔“混杂性”主体的身份认同诉求。
参 考 文 献
［1］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he Post-colonial Critic：Interviews，Strategies，Dialogues［M］． New York